也谈软件行业产学研结合问题和对策

 

也谈软件行业产学研结合问题和对策

 

我在中软工作的几年中，先后和北京大学、电子科技大学、吉林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北京科技大学、中科院软件所、高能物理所和研究生院等单位接触，尝试在产学研上进行合作。但科研院所的兴趣都停留在国家项目的申请上，对真正的产业发展似乎并不感兴趣。

我想这不是个别现象。看看中国的软件企业，中软、东软、神州数码、用友和金碟都没有实质性地和高等院校、科研院所合作，这些公司的产品没有真正用到高校和科研院所的学术成果。

在我的记忆当中，真正将科研成果产业化的软件公司是90年代的北大方正。北大方正也是高校办企业最成功的一个。除此之外，似乎没有真正的校办企业成功过。虽然就是人大金仓数据库是因萨师萱教授的影响而成立的，但产业规模没上去。即使是东软这个依托东北大学起家的软件公司，其软件产品也看不出和东北大学的学术成果有多少联系。吉大正元、天津南开通用少数几个校办公司在运作，但很难说他们用到学校的科研成果。很多校办企业已经倒闭。总之，校办企业自己都没有很好地利用科研成果转化。这一点，足以说明产学研结合存在较大问题。

 

一、产学研结合问题的原因分析

通过长时间调查和思考，我觉得在软件行业产、学、研存在的问题主要是兴趣和动力不足。兴趣来自内部，压力来自外部，有了兴趣和压力，产学研就可以很快见到成效。这是软件行业所处的发展阶段所决定的。当然有人撰文认为，还有很多其它原因，如管理体制、分配方式、各实体之间的信任关系、信息不对称等。但我认为这些都是次要的，根本原因依然是兴趣和压力。

 

1.1 兴趣不足

大专院校、科研院所的考核机制存在缺陷，他们所热衷的是科研课题本身的水平、发表文章的多少和质量，只要课题经费多，文章发表多，就可以晋升职称，至于他们的科研成果有没有变成实际的生产力，并不是他们所关心的。在科研成果转化上即使没有成绩甚至是失败了，也不影响他们的前途：即职称晋升、仕途升迁。

我观察到的，很多大牌教授，他们都没有专注的方向，申请到什么课题就研究什么，这让我比较吃惊。造成这种现象的根本原因也缘自于单位对他们的考核，只要你完成了项目经费的任务，就有了晋升的法码和资本。

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大学教授对项目经费是最热衷的。

再来看看企业。企业处于低端运作，他们的产品和服务，并不需要大专院校和科研院所的科研成果。目前国内大多数企业都在低端运作，特别是系统集成商和应用系统开发商，技术含量都不高，而大专院校和科研院所所从事的都是水平高深的科研项目，二者很难结合。

企业和科研机构共同的兴趣点是，联合申请国家项目，彼此借联合申请增加中标的几率，仅此而已。但没有实质性的技术合作，更少见高校和科研院所的成果转化。我所见到的合作大多数都是这个模式。

产学研各个主体机构的性质决定了他们有各自的定位和分工，但在实践中常常发生错位。比如，学校和科研院所，离客户比较远，不擅长于市场运作，也不擅长商品化和产品化开发。可是，他们自己没有看清这一点。当他们的科研成果成熟到一定程度，就自己试着做产业化，不想与企业合作。有些教授自己开个小作坊，小打小闹，过自己的小日子。如果这些技术成果和企业联合，将会产生更大的社会和经济效益。

一个巴掌拍不响。只有企业和科研机构同时都有强烈的合作愿望时，产学研结合才可能取得实质上的进展。

 

1.2 压力不足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说的是压力产生反作用力。具体到产学研结合，三方都没有压力，因此，就不可能产生产学研联合的驱动力。

大部分企业还处于原始资金积累阶段，没有足够的经济实力来应对高校科研成果市场化、产品化所带来的不确定因素的影响。将所有的精力、财力、人力用于应付眼前的企业经营。应付眼前的企业经营，只对那些能立即转化为产品，为自身带来经济利益的科研成果感兴趣，而高校科研成果恰恰最不具备这样的特性，显而易见，我国高校科技成果转化率低下有着现实的基础。

如果给企业的压力排排序，那就是：生存第一、增长第二。中国的大多数企业都在从事较低端的产业，在他们的业务中，不需要特别高深的技术和科研成果，他们迫于经营压力，在高端技术产品的研发上投入普遍不足。企业还没有发展“不依靠科技含量较高的成果转化、就无法生存”的地步。

另外，企业缺乏长远眼光，没有从高校的研究中鉴别出有价值的研究成果的能力，或者说急功近利的心态导致他们根本没有“放长线钓大鱼”的睿智，耐心等待高校的研究成果。

同样，高等院校和科研院所的运行也不依靠成果产业化来支撑。高校和科研院所的考核机制没有强制性地给科研人员以压力，他们首先要完成的教学、论文发表和成果鉴定、获奖等任务，他们对科研成果是否转化成生产力不承担任何责任。没有压力，产学研何以结合，科技成果何以转化？

中国科学技术发展战略德国研究院的孙福全教授在他的《中国的产学研结合问题到底在哪里?》一文中也提到同样的观点，即压力产生动力。他于2005年去法国的斯特拉斯堡大学考察时，Patrick教授说，法国的大学教师过着安逸舒适的生活，缺乏为企业服务的动力。法国政府为此采取过强硬的改革措施。

我们国家一再鼓励多方联合，在申请国家项目时，有关部门要求必须产、学、研联合申报，这形成了一种压力。这种压力催生出很多企业与高校、科研院所联合申请发改委、科技部和工信部的项目。但这个压力不是发自当事人内心，产生的是一种应付项目验收的心态，而没有升华到培养自身能力和竞争力的高度。国家的鼓励措施，逐渐沦为企业与学校联合起来向国家要钱的噱头。

没有兴趣，靠政府撮合，强扭的瓜不甜。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产学研结合首先是产学研各方的自愿行为，如果产学研各方不情愿地走在一起，产学研结合就难以收到实效。即使是政府推动或国家科技计划支持的产学研结合，也应以产学研的自愿结合为前提。

试想，当企业没有较高科技含量的产品与服务，就不能在竞争中生存的时候，企业会自觉努力地寻找高校和科研院所合作。但这种压力至少在现阶段，似乎并不明显。

同样，当高校与科研院所对科研人员的考核内容，如果不是单一地以学术水平和项目经费来衡量，那些教授和专家就会自觉自愿地为产业界服务，寻找实现产业化的途径。

 

1.3 其它原因

谈起产学研的问题，大家各有各的看法，莫衷一是。下面是几个比较有代表性的看法。

一是条块分割的体制成为产学研结合的障碍。在长期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下，相互分离的产、学、研形成了各自的价值观和业绩评价标准。同样，由于历史的原因，研究、开发和生产存在着脱节现象，各类组织机构分散，市场化的科技体制尚未完全建立，条块分割现象依然存在，影响了产学研合作良性运行机制的形成。

二是利益分配不公妨碍了产学研的结合。因为产、学、研各方在合作中都是利益的主体，都期望从合作项目中有较大的收益。然而，利益分配方式的确定因创新过程的复杂、合作模式的多样和市场供求的变化而变得困难和复杂，没有统一的计算公式和一成不变的分配比例，需根据合作过程的投入、产出、市场、政策等多种因素来确定。目前，产学研合作项目的利益分配因技术成果定价还不规范，无形资产的评估结论难以得到各方的认同，一般采用了“补偿费＋提成”、“一次总付”等方式，因而还不能准确地反映产、学、研各方在合作创新过程中各自的投入，以及客观地评价产、学、研各方在科学研究、技术创新、经营管理、市场开拓等方面对合作项目实现总利润的贡献率，易引起各利益和权益方面的纠纷，处理不当，则挫伤产、学、研合作各方的积极性。

第三，彼此对定位和分工认识不清。学研方在发现自己的研究成果有市场价值时，就自己转化，不愿意转让给企业。企业在合作中希望学研提供“交钥匙”工程，而实际上学研一般是做不到的。

第四、组织形式不适应创新需要。产业技术重大创新，往往需要产业技术联盟这样比较稳定和长期的战略合作组织形式，而目前，以项目为载体的合作组织形式松散，不能适应产业技术重大创新的需要。

第五、利益保障机制不够健全。产学研结合过程中出现利益纠纷是正常现象，关键在于结合之前必须要严格签定协议，明确各自的责任、权利和义务，结合过程中要严格履行协议，出现问题要按照协议和有关规定进行处理。但在我国的产学研结合中合作协议对责、权、利界定不清，为日后利益分配留下隐患；对知识产权、成果转化收益等合作成果的分享缺乏明确可操作的规定，处理利益纠纷问题依据不足；对协议的履行缺乏有效的监管，社会信用体系有待完善，人们的履约守约意识需要加强。

第六、政府的引导作用发挥不够。政策环境有待完善，相关政策虽提出了促进产学研结合的方向，但具体可操作的实施细则还有待制定。公共技术平台和服务体系有待健全。服务于产学研结合的信息渠道分散，信息网络不畅通；促进产学研结合的中介服务体系不完善，科技中介促进产学研结合的作用尚未得到充分发挥。政府资源配置对产学研结合的引导作用有待加强。我国对产学研结合的支持主要是通过综合性的科技计划，专门针对产学研结合的国家层次的专项科技计划还没有。

 

二、我的建议

2.1积极学习先进国家的经验，发挥政府的政策引导作用

发达国家在国家创新体系建设中，政府及有关部门充当了非常重要的角色。如，为产学研成立专门机构，制定政策法规，设立各类基金，实施产学研合作计划项目，推动产学研合作，力求使“工业界的发展依靠教育界、科技界的人才资源和科技成果优势，教育界、科技界的科研工作能适应工业界的需求”，充分利用各种创新资源，增强国家的创新能力。

美国采取了“三重螺旋式”的运行模式，来加强学术界、产业界与政府之间的相互作用，促使整体协同进步。政府特别注重发挥大学的教学、科研和直接为经济服务的三重作用，引导企业转变观念，着眼于长期发展，密切与大学的联系。在政府的推动下，美国涌现了麻省模式、哈佛模式、普林斯顿模式、犹他模式和斯坦福模式。

日本在通产省的工业政策署建立了“高校与产业合作促进局”，把推进产学研合作作为经济结构改革的重要手段之一。在其制定的《产业教育振兴法》中，对高校与工业企业的合作形式、经营税收、资助拨款、销售管理等方面都作了非常详细的规定，还出台了《关于促进产学研及对国外研究交流有关制度运用的基本方针》等专项法规。从1996年起，日本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有效措施。

加拿大、英国、德国、法国、澳大利亚等国家也分别通过科技主管部门和经济主管部门，采取制定政策法规导向，设定“基金”资助激励的方式，促进了产学研合作。

 

2.2 改变考评体系,给高校和科研院所以压力

常听起袁传宽教授讲述他的老师华罗庚先生的故事。他把研究成果与工农实践的结合，摆到和科研工作一样重要的位置。近二十年间，他走遍祖国的山山水水，深入到工厂、矿山，冒酷暑、顶严寒，用深入浅出的语言向工人和农民介绍优选法和统筹法。他不只是单纯的推广科研成果，用软件术语来说，他还帮助一线的生产人员发现应用需求。很难想象，要不是华老先生有意识地推广应用研究成果，要不是他强烈的成果转化意识，优选法和统筹学能够深入人心并转化成生产力。如果每个教授和科研人员都象华先生那样，产学研就不会成为什么问题了。

因此，我们需要将无数的科研人员变成无数个华先生。需要制定措施引导学者或教授将成果产业化作为一个重要的任务，这个措施就是考评指标，把成果转化放到和论文发表数量、课题多少和经费多少同样重要的位置，如果他们的成果没有得到有效转化，同样不能得到重用和晋升机会。这样做，迫使高校的院系负责人、科研成果管理处、教授专家本人，千方百计寻找产业化机会。

 

2.3 加大企业的研发投入，使之向中高端转移

世界工业化、现代化历史表明，新产业的兴起，新兴国家的强盛，都依赖于一批企业在技术创新上的突破和商业化的运用，这些企业成功的背后往往可以看到学和研的影子。因此我们要充分利用核高基项目资金、发改委专项资金、电子发展基金、科技部的支撑计划等，提高企业的技术水平，增加企业研发能力，让企业变被动为主动，积极寻找与高校和科研机构合作。

在激发企业产学研结合的积极性之外，还要想方设法增强企业对科研成果的鉴别能力。我和中科院高能物理所的许榕生教授谈起产学研结合的问题是，他也颇多感慨。他在美国企业工作的儿子，主要工作就是来往于各高校和科研院所之间，识别和发现有利用价值的科研成果。我所看见的中国企业，在和各高校合作时，多停留在联合申请国家项目上，缺乏深入调研和鉴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