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399年,古希腊70岁的苏格拉底选择了死亡。又过了9年,在东方的中国,商鞅呱呱落地。52年之后,名震一时的商鞅被杀。苏格拉底,有很多机会选择生,但是他都放弃了,是他自己选择了自己的死。商鞅临死之前,采用了多种手段,希望挽留生命,但最终没有成功。面对死亡,苏格拉底是一个成功者,商鞅是一个失败者。
人生自古谁无死?没有人会在与死神搏斗中真正取胜。然而,苏格拉底和商鞅,两人在生命最后他们表现出来的截然态度,是至今都不能忽视的先例。是什么决定了两种命运?是制度?是文化?还是人性?
一
苏格拉底是战士,他曾多次代表希腊出征,不仅杀敌英勇,而且冒险救人。他主张并且率先锻炼身体,他认为健康的体魄不仅有利于战时杀敌,也有利于和平时的思考。但是,当时的希腊,正面临堕落,苏格拉底眼看着自己心爱的城邦走向衰落。对此,他痛心疾首,如同东方的孔子一样,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努力要自己的城邦重新振作。他研究问题,城邦的政治和社会的伦理,他自称是思想的助产士。他到处演讲,推广自己的观点,他指责政治腐败,抨击社会堕落。他认为,人们过分关心自己的财产,而对于灵魂的丧失毫不动心。他是一名成功的人士,但是拥护他学说的人跟反对他学说的人一样众多。当更多的人不耐烦他的说教的时候,他最热心的民主制度给他带来了最终的审判,他不信神并且腐蚀雅典青年的罪名成立,他要被处以死刑(饮毒酒)。
苏格拉底可以不死。他可以选择认罪,然后道歉,请求法庭宽恕。采用这样的低姿态,可以获得法庭的原谅,可以救赎苏格拉底的生命。但是,苏格拉底认为这是为了生命而出卖灵魂,他高贵的头颅不能因为生命而低下。他拒绝这样生。
苏格拉底仍然可以不死,他可以采取赎买的办法。有人给他出这笔钱,交给法庭一笔钱,换取生命的保留。生命不是无价吗?既然如此,赎买生命就是最有价值的行为。如此,不需要低头,不需要道歉,仅仅是物质上有所损失而已。然而,这再次被苏格拉底拒绝。他在考虑什么,难道他担心别人如此攻击:你不是曾经说社会因为金钱而堕落吗?结果呢,却是金钱拯救了你的生命。
即使如此,苏格拉底仍然有活的希望,那就逃走。有人为他办理了一切,买通看门人,准备好了逃出希腊的船只以及所有费用。那是一个阳光灿烂的早上,苏格拉底看到监狱的后门开着,就走了出来。所有知情人都为苏格拉底高兴,他们以为他从此开始踏上逃亡之路。然而,苏格拉底确实是出来散步的,他要最后看一眼自己热爱的希腊城。然后,他从监狱的大门安然走了进去。
苏格拉底肯定是早就想清楚了,他不可能不考虑生死问题。希腊人投票决定了他的死,而他一直是希腊民主制度的拥护者,他反对的是希腊的堕落,他希望希腊的民主制度更加健全。然而,悲剧就在这一刻发生了。他的理想显然没有得到希腊多数人的理解和支持,相反,他们把苏格拉底看成了破坏者。在他的生命和雅典制度之间,苏格拉底选择了后者放弃了前者,当我热爱的国度对我犯下错误的时候,我当如何选择?苏格拉底说:让雅典人杀我吧!宁为受难者而死,不为叛逆者而生。作为教育家的苏格拉底,他希望用自己的死再完成一次教育活动,他想自己的死会成为雅典的一个经典教材。为理想而死,不是可怕的事。
法国画家雅克-路易·达维特,1787年创作了油画《苏格拉底之死》。阳光照进监狱,死亡之神在空气中盘旋。在亲友学生一片愁云惨雾、掩面哭泣的时候,只有苏格拉底还在滔滔不绝地演讲,他要把他为什么如此选择告诉人们,一只手高扬着,表达着他宁死不屈的意志,另一只手轻轻地接过盛着毒酒的碗。人性的高扬,比阳光更热烈。两千多年后,达维特显然理解了苏格拉底之死的意义。
二
苏格拉底死后63年,在东方的秦国,叱咤风云的商鞅也面临生死抉择。商鞅来自卫国,曾经在魏国努力,因为不被重用,便投奔秦国。正赶上秦孝公向天下招揽人才,两人一见如故,秦孝公立刻重用商鞅,在秦国大搞改革,史称商鞅变法。商鞅取消贵族特权,废井田,开发农业和水利,奖励耕战,加强对人民的管理,推行郡县制度和残酷的连坐制度。秦国迅速强大起来,邻国魏国为了躲避秦国的锋芒,迁都大梁,连周天子也来主动讨好秦国。
商鞅为了贯彻新法,不惜与就贵族公开决裂,甚至把太子的师傅也进行刑事惩罚。秦国的强大也让商鞅获得了利益,他成为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大臣,秦孝公还分封商鞅於、商之地十五邑,号为商君,荣誉、地位、利益都汇聚到了顶峰。
商鞅在秦国努力工作了十八年,秦国是在商鞅执政时期成为战国七雄的领跑者。但是,商鞅积累的矛盾也在日益增加。商鞅的真正基础其实就是秦孝公的信任与支持,而命系一人,这个政治基础是十分脆弱的。纵横之士赵良就看到了商鞅潜在的危机,他劝商鞅激流勇退。赵良说:你是依靠宠臣跟秦王联系上的,又是靠着秦王的支持获得这么多荣誉和利益的,你待民过于严苛,从来没有过什么德政用于百姓,不论是诸侯还是百姓几乎都是你的敌人,如果你如今仍然贪恋你的地位,晨光下的露水,想长久也是不可能的。然而,商鞅用一生换来的成功,让他就这么简单地放弃,当然不甘心。他肯定还抱着各种希望。
赵良的劝说,应该是在秦孝公病重的时候,他看到了商鞅惟一的靠山要倒,所以如此奉劝。商鞅如果急流勇退,他的那些政敌就能饶过他吗?或许商鞅就是如此观,所以等来最后时刻的到来。秦孝公终于一命呜呼,他的太子驷继位为惠文王。他们也不用更多的思考,完全可能是蓄谋已久,公子虔等出面告商鞅谋反,政府发吏追捕。
商鞅当然没有谋反,他知道这是政治敌人在陷害自己,他甚至也能预料结果如何。曾经被自己打击过的公子虔一派,现在开始对自己进行政治清算了。怎么办?是听任政敌陷害,还是争取一线生机?商鞅如今跟苏格拉底面临同样的困境,生死两个极端需要选择。苏格拉底争取死亡,而商鞅决定争取生存。
商鞅开始了逃亡生涯。他希望逃出秦国,到山东六国寻找机会。商鞅来到函谷关前,因为关口已经按时关闭,商鞅只能寻找投宿,待天明马上出关。于是,商鞅遭遇了由他一手造成的困境。他是逃亡之人,没有政府发放的证明文件,而正是他当年规定的,店家要是收留没有证件的客人,要收到法律惩罚。所以,没有哪家客店敢收留他。历史记载,此时的商鞅十分感叹,他说到:“嗟乎,为法之弊,一至此哉!”他后悔了,他原来制定的法令竟然有如此弊端。“遁来关下无人舍,正为商君法太行”。后来的很多读史者,看到这里都笑了,认为这是造化弄人,命运设巧。
商鞅还是想办法逃到魏国,然而,魏国不仅自己不收留商鞅,还劝说其他国家不要收留商鞅。商鞅现在是秦国的叛臣,而这个秦国因为商鞅的努力如今更加强大。所以,各国不敢收留商鞅,也有商鞅的作用。商鞅的生存之路再次遭遇自己设置的障碍。
魏国不敢得罪秦国,但是也没有用商鞅来讨好秦国,因为魏国完全可以把商鞅抓起来交给秦国,而魏国并没有那么做。商鞅只好再从魏国返回秦国,他要困兽犹斗,一线生机,百倍努力。他回到自己的封邑,发动自己有限的人力组建了一支军队。他没有用这支军队对抗秦国,他应该知道秦国的军力,他带领这支军队去攻打郑国。这是一个很奇怪的决定,他的头脑里到底想的是什么?攻打郑国,自立一方?即使如此,秦国怎么会坐视不管呢?打下郑国的一些城池,为秦国立功,将功抵罪?引起一番国际纠纷,自己再寻找生机?果然,秦国没有让商鞅的计划得逞,发兵攻打商鞅,商鞅战败而死。秦惠文王还不罢休,依然把商鞅车裂,并宣告世人:“莫如商君反者!”(不要学商鞅谋反,否则都是一样下场)
商鞅在生命的最后关头,到底心怀怎样的念头,我们至今已经无法弄清。但是,商鞅在拼死延续生命,这是没有问题的。就这努力而言,是否也可以获得一些尊重呢?
三
不论是苏格拉底还是商鞅,都不免令人感叹。人生一世,莫贵于生命。商鞅不愿俯首就毙,百般挣扎,虽然最后失败,然而就其挣扎本身还是体现出了一种可贵的努力。
然而,从苏格拉底到商鞅,在他们人生最后的生死抉择中,到底说明了什么?是人类面对生死的自然分野?是东西方文化的差异表现?还是人类社会人与制度张力的不同方向?
苏格拉底本质上还是学者,他到处演说,接受学生,以推广自己的理念为宗旨,不屈不挠。希腊城邦的民主制度经过改革以后,扩大了社会基础,更多的人可以参与到希腊城邦的管理之中。民主基础扩大了,但是相伴而来的新问题也出现了,执政者素质下降,利用职权大搞个人利益成为普遍现象。希腊面对世界的傲慢也在腐蚀着城邦世界的良好关系。这些都成了苏格拉底忧心忡忡的问题,他大声疾呼,提高政府素质,改善民主制度。他看到了现有制度潜在的危机,但是也被很多人看成是自己既得利益的威胁者。于是,他终于被法庭判为有罪。
中国古代一直没有形成公平公开的审判制度,法律一直是掌权者手中的利器,没有成为社会公器。对此,商鞅是亲历者,跟所有个中之人一样心知肚明。所以商鞅知道,一旦被告发就意味着审判完成,他不是面对法律的有罪无罪辩护,而是生死抉择。所以,一个曾经的制度制定、维护者,商鞅走上了违背制度的必然之路。为了生存下去,他要特别努力,甚至批评既有的法律弊端丛生。
可叹的是商鞅法律的严苛呢还是商鞅的法律观念呢?制定法令的人,如果从心里就是为他人制定法律的话,就会遭遇商鞅式的困惑。商鞅的感叹是以自身的便利与否来衡量法律是否具有弊端的。他为百姓制定法令的时候,不会设想自己也有证件不足的问题,为了把百姓牢牢束缚在土地上,他一定十分得意自己发明了相关法律。当他自己也受到同一部法律约束的时候,立刻反身来指责法律了。他为什么没有因为百姓认真执法而倍感自豪呢?他为什么不说,商鞅虽去,商鞅法律仍在,为什么不高兴商鞅的法律比商鞅本人还具有生命力呢?或许,商鞅毕竟是政治家,投身政治本身没有社会理想因素,仅仅是为了图谋个人的发展而已。所以,在这样政治家的眼中,法律也好制度也好,都跟政府一样,是自己谋生手段,并不是自己的人生理想。所以,当个人生命面临威胁的时候,他毅然决然选择放弃制度。
说商鞅谋反当然是冤枉的,说苏格拉底腐蚀雅典青年同样是冤枉的。然而,一个端坐在监狱中岿然不动的苏格拉底,另一个是函谷关前慌不择路的商鞅,他们分别为截然不同的选择而努力奋斗。
商鞅认定,对手的动机清楚明白,政治的牺牲者没有任何意义。苏格拉底却不然,他要努力争取成为牺牲者。商鞅知道,对手一定会给他加上无数的罪名,而这个世界没有人能为自己辩白。苏格拉底想用自己的生命给雅典人上最后一课,一个人的冤死或许可以带来一代人的反省。
然而,无论是商鞅还是苏格拉底,他们真的获得后人的理解了吗?苏格拉底的死,并没有让雅典获得教益,苏格拉底最不希望看到的希腊民主社会,一如既往地衰落下去。苏格拉底的被追认,先由他的学生们不绝如缕地坚持推崇,在很久以后,他才被承认为伟大的牺牲者。比较起来,似乎商鞅还好,因为他根本就没有指望过被理解。中国人以胜败论英雄的秉性没有多少变化,没有人对秦惠文王的做法提出质疑,更多的人认为商鞅车裂是咎由自取。有人对商鞅也抱有一点同情,为秦国做出那么大的贡献,结局让人有些心凉。
商鞅不甘,是否部分理由是他不足六十岁的年龄?而苏格拉底的毅然是否因为他是七十岁的老人?然而,这肯定不会成为公论的,生命的价值与年龄无关。然而,从更根本的意义上说,两人都是牺牲者,一个是主动一个是被动。不过,悲剧的特点却是同一的,在人与制度之间,苏格拉底为他热爱的制度牺牲了生命。商鞅呢?他是政治的牺牲品,因为他是战败者。
苏格拉底毕竟留下了理想的旗帜,而商鞅呢,只剩下生命本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