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格拉底与商鞅的生死异同

公元前399年，古希腊70岁的苏格拉底选择了死亡。又过了9年，在东方的中国，商鞅呱呱落地。52年之后，名震一时的商鞅被杀。苏格拉底，有很多机会选择生，但是他都放弃了，是他自己选择了自己的死。商鞅临死之前，采用了多种手段，希望挽留生命，但最终没有成功。面对死亡，苏格拉底是一个成功者，商鞅是一个失败者。

   人生自古谁无死？没有人会在与死神搏斗中真正取胜。然而，苏格拉底和商鞅，两人在生命最后他们表现出来的截然态度，是至今都不能忽视的先例。是什么决定了两种命运？是制度？是文化？还是人性？

一

   苏格拉底是战士，他曾多次代表希腊出征，不仅杀敌英勇，而且冒险救人。他主张并且率先锻炼身体，他认为健康的体魄不仅有利于战时杀敌，也有利于和平时的思考。但是，当时的希腊，正面临堕落，苏格拉底眼看着自己心爱的城邦走向衰落。对此，他痛心疾首，如同东方的孔子一样，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努力要自己的城邦重新振作。他研究问题，城邦的政治和社会的伦理，他自称是思想的助产士。他到处演讲，推广自己的观点，他指责政治腐败，抨击社会堕落。他认为，人们过分关心自己的财产，而对于灵魂的丧失毫不动心。他是一名成功的人士，但是拥护他学说的人跟反对他学说的人一样众多。当更多的人不耐烦他的说教的时候，他最热心的民主制度给他带来了最终的审判，他不信神并且腐蚀雅典青年的罪名成立，他要被处以死刑（饮毒酒）。

   苏格拉底可以不死。他可以选择认罪，然后道歉，请求法庭宽恕。采用这样的低姿态，可以获得法庭的原谅，可以救赎苏格拉底的生命。但是，苏格拉底认为这是为了生命而出卖灵魂，他高贵的头颅不能因为生命而低下。他拒绝这样生。

   苏格拉底仍然可以不死，他可以采取赎买的办法。有人给他出这笔钱，交给法庭一笔钱，换取生命的保留。生命不是无价吗？既然如此，赎买生命就是最有价值的行为。如此，不需要低头，不需要道歉，仅仅是物质上有所损失而已。然而，这再次被苏格拉底拒绝。他在考虑什么，难道他担心别人如此攻击：你不是曾经说社会因为金钱而堕落吗？结果呢，却是金钱拯救了你的生命。

   即使如此，苏格拉底仍然有活的希望，那就逃走。有人为他办理了一切，买通看门人，准备好了逃出希腊的船只以及所有费用。那是一个阳光灿烂的早上，苏格拉底看到监狱的后门开着，就走了出来。所有知情人都为苏格拉底高兴，他们以为他从此开始踏上逃亡之路。然而，苏格拉底确实是出来散步的，他要最后看一眼自己热爱的希腊城。然后，他从监狱的大门安然走了进去。

   苏格拉底肯定是早就想清楚了，他不可能不考虑生死问题。希腊人投票决定了他的死，而他一直是希腊民主制度的拥护者，他反对的是希腊的堕落，他希望希腊的民主制度更加健全。然而，悲剧就在这一刻发生了。他的理想显然没有得到希腊多数人的理解和支持，相反，他们把苏格拉底看成了破坏者。在他的生命和雅典制度之间，苏格拉底选择了后者放弃了前者，当我热爱的国度对我犯下错误的时候，我当如何选择？苏格拉底说：让雅典人杀我吧！宁为受难者而死，不为叛逆者而生。作为教育家的苏格拉底，他希望用自己的死再完成一次教育活动，他想自己的死会成为雅典的一个经典教材。为理想而死，不是可怕的事。

   法国画家雅克-路易·达维特，1787年创作了油画《苏格拉底之死》。阳光照进监狱，死亡之神在空气中盘旋。在亲友学生一片愁云惨雾、掩面哭泣的时候，只有苏格拉底还在滔滔不绝地演讲，他要把他为什么如此选择告诉人们，一只手高扬着，表达着他宁死不屈的意志，另一只手轻轻地接过盛着毒酒的碗。人性的高扬，比阳光更热烈。两千多年后，达维特显然理解了苏格拉底之死的意义。

二

   苏格拉底死后63年，在东方的秦国，叱咤风云的商鞅也面临生死抉择。商鞅来自卫国，曾经在魏国努力，因为不被重用，便投奔秦国。正赶上秦孝公向天下招揽人才，两人一见如故，秦孝公立刻重用商鞅，在秦国大搞改革，史称商鞅变法。商鞅取消贵族特权，废井田，开发农业和水利，奖励耕战，加强对人民的管理，推行郡县制度和残酷的连坐制度。秦国迅速强大起来，邻国魏国为了躲避秦国的锋芒，迁都大梁，连周天子也来主动讨好秦国。

   商鞅为了贯彻新法，不惜与就贵族公开决裂，甚至把太子的师傅也进行刑事惩罚。秦国的强大也让商鞅获得了利益，他成为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大臣，秦孝公还分封商鞅於、商之地十五邑，号为商君，荣誉、地位、利益都汇聚到了顶峰。

   商鞅在秦国努力工作了十八年，秦国是在商鞅执政时期成为战国七雄的领跑者。但是，商鞅积累的矛盾也在日益增加。商鞅的真正基础其实就是秦孝公的信任与支持，而命系一人，这个政治基础是十分脆弱的。纵横之士赵良就看到了商鞅潜在的危机，他劝商鞅激流勇退。赵良说：你是依靠宠臣跟秦王联系上的，又是靠着秦王的支持获得这么多荣誉和利益的，你待民过于严苛，从来没有过什么德政用于百姓，不论是诸侯还是百姓几乎都是你的敌人，如果你如今仍然贪恋你的地位，晨光下的露水，想长久也是不可能的。然而，商鞅用一生换来的成功，让他就这么简单地放弃，当然不甘心。他肯定还抱着各种希望。

   赵良的劝说，应该是在秦孝公病重的时候，他看到了商鞅惟一的靠山要倒，所以如此奉劝。商鞅如果急流勇退，他的那些政敌就能饶过他吗？或许商鞅就是如此观，所以等来最后时刻的到来。秦孝公终于一命呜呼，他的太子驷继位为惠文王。他们也不用更多的思考，完全可能是蓄谋已久，公子虔等出面告商鞅谋反，政府发吏追捕。

   商鞅当然没有谋反，他知道这是政治敌人在陷害自己，他甚至也能预料结果如何。曾经被自己打击过的公子虔一派，现在开始对自己进行政治清算了。怎么办？是听任政敌陷害，还是争取一线生机？商鞅如今跟苏格拉底面临同样的困境，生死两个极端需要选择。苏格拉底争取死亡，而商鞅决定争取生存。

   商鞅开始了逃亡生涯。他希望逃出秦国，到山东六国寻找机会。商鞅来到函谷关前，因为关口已经按时关闭，商鞅只能寻找投宿，待天明马上出关。于是，商鞅遭遇了由他一手造成的困境。他是逃亡之人，没有政府发放的证明文件，而正是他当年规定的，店家要是收留没有证件的客人，要收到法律惩罚。所以，没有哪家客店敢收留他。历史记载，此时的商鞅十分感叹，他说到：“嗟乎，为法之弊，一至此哉！”他后悔了，他原来制定的法令竟然有如此弊端。“遁来关下无人舍，正为商君法太行”。后来的很多读史者，看到这里都笑了，认为这是造化弄人，命运设巧。

   商鞅还是想办法逃到魏国，然而，魏国不仅自己不收留商鞅，还劝说其他国家不要收留商鞅。商鞅现在是秦国的叛臣，而这个秦国因为商鞅的努力如今更加强大。所以，各国不敢收留商鞅，也有商鞅的作用。商鞅的生存之路再次遭遇自己设置的障碍。

   魏国不敢得罪秦国，但是也没有用商鞅来讨好秦国，因为魏国完全可以把商鞅抓起来交给秦国，而魏国并没有那么做。商鞅只好再从魏国返回秦国，他要困兽犹斗，一线生机，百倍努力。他回到自己的封邑，发动自己有限的人力组建了一支军队。他没有用这支军队对抗秦国，他应该知道秦国的军力，他带领这支军队去攻打郑国。这是一个很奇怪的决定，他的头脑里到底想的是什么？攻打郑国，自立一方？即使如此，秦国怎么会坐视不管呢？打下郑国的一些城池，为秦国立功，将功抵罪？引起一番国际纠纷，自己再寻找生机？果然，秦国没有让商鞅的计划得逞，发兵攻打商鞅，商鞅战败而死。秦惠文王还不罢休，依然把商鞅车裂，并宣告世人：“莫如商君反者！”（不要学商鞅谋反，否则都是一样下场）

   商鞅在生命的最后关头，到底心怀怎样的念头，我们至今已经无法弄清。但是，商鞅在拼死延续生命，这是没有问题的。就这努力而言，是否也可以获得一些尊重呢？

 

三

 

   不论是苏格拉底还是商鞅，都不免令人感叹。人生一世，莫贵于生命。商鞅不愿俯首就毙，百般挣扎，虽然最后失败，然而就其挣扎本身还是体现出了一种可贵的努力。

   然而，从苏格拉底到商鞅，在他们人生最后的生死抉择中，到底说明了什么？是人类面对生死的自然分野？是东西方文化的差异表现？还是人类社会人与制度张力的不同方向？

   苏格拉底本质上还是学者，他到处演说，接受学生，以推广自己的理念为宗旨，不屈不挠。希腊城邦的民主制度经过改革以后，扩大了社会基础，更多的人可以参与到希腊城邦的管理之中。民主基础扩大了，但是相伴而来的新问题也出现了，执政者素质下降，利用职权大搞个人利益成为普遍现象。希腊面对世界的傲慢也在腐蚀着城邦世界的良好关系。这些都成了苏格拉底忧心忡忡的问题，他大声疾呼，提高政府素质，改善民主制度。他看到了现有制度潜在的危机，但是也被很多人看成是自己既得利益的威胁者。于是，他终于被法庭判为有罪。

   中国古代一直没有形成公平公开的审判制度，法律一直是掌权者手中的利器，没有成为社会公器。对此，商鞅是亲历者，跟所有个中之人一样心知肚明。所以商鞅知道，一旦被告发就意味着审判完成，他不是面对法律的有罪无罪辩护，而是生死抉择。所以，一个曾经的制度制定、维护者，商鞅走上了违背制度的必然之路。为了生存下去，他要特别努力，甚至批评既有的法律弊端丛生。

   可叹的是商鞅法律的严苛呢还是商鞅的法律观念呢？制定法令的人，如果从心里就是为他人制定法律的话，就会遭遇商鞅式的困惑。商鞅的感叹是以自身的便利与否来衡量法律是否具有弊端的。他为百姓制定法令的时候，不会设想自己也有证件不足的问题，为了把百姓牢牢束缚在土地上，他一定十分得意自己发明了相关法律。当他自己也受到同一部法律约束的时候，立刻反身来指责法律了。他为什么没有因为百姓认真执法而倍感自豪呢？他为什么不说，商鞅虽去，商鞅法律仍在，为什么不高兴商鞅的法律比商鞅本人还具有生命力呢？或许，商鞅毕竟是政治家，投身政治本身没有社会理想因素，仅仅是为了图谋个人的发展而已。所以，在这样政治家的眼中，法律也好制度也好，都跟政府一样，是自己谋生手段，并不是自己的人生理想。所以，当个人生命面临威胁的时候，他毅然决然选择放弃制度。

   说商鞅谋反当然是冤枉的，说苏格拉底腐蚀雅典青年同样是冤枉的。然而，一个端坐在监狱中岿然不动的苏格拉底，另一个是函谷关前慌不择路的商鞅，他们分别为截然不同的选择而努力奋斗。

   商鞅认定，对手的动机清楚明白，政治的牺牲者没有任何意义。苏格拉底却不然，他要努力争取成为牺牲者。商鞅知道，对手一定会给他加上无数的罪名，而这个世界没有人能为自己辩白。苏格拉底想用自己的生命给雅典人上最后一课，一个人的冤死或许可以带来一代人的反省。

   然而，无论是商鞅还是苏格拉底，他们真的获得后人的理解了吗？苏格拉底的死，并没有让雅典获得教益，苏格拉底最不希望看到的希腊民主社会，一如既往地衰落下去。苏格拉底的被追认，先由他的学生们不绝如缕地坚持推崇，在很久以后，他才被承认为伟大的牺牲者。比较起来，似乎商鞅还好，因为他根本就没有指望过被理解。中国人以胜败论英雄的秉性没有多少变化，没有人对秦惠文王的做法提出质疑，更多的人认为商鞅车裂是咎由自取。有人对商鞅也抱有一点同情，为秦国做出那么大的贡献，结局让人有些心凉。

   商鞅不甘，是否部分理由是他不足六十岁的年龄？而苏格拉底的毅然是否因为他是七十岁的老人？然而，这肯定不会成为公论的，生命的价值与年龄无关。然而，从更根本的意义上说，两人都是牺牲者，一个是主动一个是被动。不过，悲剧的特点却是同一的，在人与制度之间，苏格拉底为他热爱的制度牺牲了生命。商鞅呢？他是政治的牺牲品，因为他是战败者。

   苏格拉底毕竟留下了理想的旗帜，而商鞅呢，只剩下生命本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