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工智能技术自发展伊始就与人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人工智能产生的道德伦理风险
　　人工智能技术自发展伊始就与人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早在1950年，美国控制论创始人维纳（Norbert Wiener）就认为机器人技术会从善还是作恶充满不确定性，但机器人将代替人类从事工作，或许会造成人脑的“贬值”。西方学者对人工智能可能产生的道德伦理风险，进行了较为深入系统的研究和探索。
　　第一，对人工智能技术导致劳动者失业，形成新的社会不公、技术鸿沟等问题的探讨。不少西方学者认为人工智能造成大量失业、社会贫富差距增大等风险。如赫拉利（Yuval Harari）认为随着技术的进化，大多数人因自身工作会被人工智能替代而沦为“无用阶级”，只有少数掌握技术和资源的精英阶层会进化成超级人类，社会阶层固化、极化。对如何更好地保障人的生存发展权利，休斯（James Hughes）等学者提出通过税收和财富公共所有权建立全面基本收入制度，以应对智能技术造成的失业和社会不公。
　　第二，对人工智能技术不确定性伦理风险问题的辩论。“究竟谁应该对机器行为承担责任”成为日益严峻的责任伦理问题。一些学者主张设计者、制造者、编程者和使用者应对机器人的社会后果进行控制监督，强调机器人工程师的伦理责任。
　　另外一些学者主张以道德嵌入的方式来设计算法，使机器成为内置伦理系统的道德体，以防范人工智能在设计和应用阶段产生的伦理风险。2009年，美国学者瓦拉赫（Wendell Wallach）和艾伦（Colin Allen）在合著的《道德机器：教导机器人分辨是非》一书中，对如何设计道德机器做了较为系统的分析。然而，道德算法面临价值选择与冲突。人类社会存在多种道德规范和伦理原则，各体系间难以通约，以何种道德规范设计算法成为问题。
　　此外，设计者的伦理诉求也非一元，在设计道德机器时如何进行价值取舍同样成为问题。基于此，一些学者如布赖森（J. Bryson）等就如何进行价值排序、解决价值冲突、寻求普遍伦理共识作为设计道德机器的理论框架进行了探讨，他们普遍将机器对人类无害且友善作为首要的伦理原则。
　　第三，对人工智能技术滥觞突破传统人类道德伦理界限的担忧。除了上述问题，一些学者对下述问题表达了担忧。人对智能技术的过度依赖，容易导致技术霸权和技术奴役，造成社会不确定性风险和危机；护理机器人的应用存在物化老人、幼儿，弱化或侵犯其尊严、自由、隐私等风险；自主作战机器人的应用存在打破国际社会法律与规约，增大引发地区性冲突与战争可能性以及大规模杀伤的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