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短经序言（之二）》：智者善谋，不如当时

 然作法于理，其弊必乱。若至于乱，将焉救之？但是，制定一种方针、政策运用于治理国家，当这种方针、政策出现弊端时必定会出乱子。如果到出了乱子的时候，那又怎么能救得了呢？是以御世理人，罕闻沿袭。因此，统治天下，管理人民，很少听说有因循守旧、食古不化的方法。三代不同礼，五霸不同法。非其相反，盖以救弊也。夏、商、周三代有不同的礼教，春秋五霸有不同的法规。这并不是有意要反其道而行之，而是为了用不同的方针政策来补漏救偏。是故国容一致，而忠文之道必殊；

正因如此，所以国家的风貌虽然一样，但治理的方法却一定不同；圣哲同风，而皇王之名或异。圣人、先哲虽然都同样圣明，但一代代帝王的名号却往往有别。岂非随时投教沿乎此，因物成务牵乎彼？这难道不是因时因地调整自己的管理方式，根据以往的经验教训顺应客观规律，以便成就自己的事业吗？沿乎此者，醇薄继于所遭；在根据此时此地的实际情况制定政策的时候，社会风气的好坏完全由社会条件决定；牵乎彼者，王霸存于所遇。在依照以往的经验教训治理国家时，成就王道或成就霸道，也都是由社会的发展状况决定。

   故古之理者，其政有三：王者之政化之；霸者之政威之；强国之政胁之。

所以，古人治国主要有三种方式：王道的统治采用教育的方法；霸道的统治采用威摄的手段；强国的统治采取强迫的办法。各有所施，不可易也。之所以要这样，各有各的原因，不能随便更换。管子曰：“圣人能辅时不能违时。春秋时齐国的名相管仲说：“圣人只能顺应时势而不能违背时势。智者善谋，不如当时。”聪明的人虽然善于谋划，但总不如顺应时代高明。”邹子曰：“政教文质，所以匡救也。战国时的邹忌说：“一切政治文化都是用来匡正时弊、补救失误的。当时则用之，过则舍之。”如果适合于当时当地的实际情况就运用它，一旦过时了就舍弃它。”由此观之，当霸者之朝而行王者之化，则悖矣。据此来看，在应当实行霸道的统治时却推行王道的教化，就会适得其反；当强国之世而行霸者之威，则乖矣。应当实行强国的统治时却施行霸道的威摄手段则将谬误百出。若时逢狙诈，如果时逢天下大乱，人心诡诈，正道陵夷，传统的道德观念受到破坏，欲宪章先王，广陈德化，而要遵从先王的传统，广泛推行伦理道德教育，是犹待越客以拯溺，白大人以救火。这就好象是等待越地识水性的人来救落水的人，请求那些尊贵的人来救火一样。善则善矣，岂所谓通于时变欤？好是好，可难道这符合我们所说的通于时变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