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不是知识,也不是技能,即赚不来钱,也解决不了问题。他是世界观,方法论,是社会意识的具体存在和表现形式,是对人生的系统反思。
人在思考时,不免收到生活环境的制约,包括地理环境、生存技能,处于某种环境之中,他对生活就有某种感受,在他的哲学思想里就不免对有些地方予以强调,而另一些地方又受到忽略,这就构成了他的哲学思想特色。
这一点,中西两方的对比就很明显。
中国是一个大陆国家,世界就是他们生活的这片土地。
依靠农业维持生存,根据季节变化,年复一年地重复这些变化。过去的经验足以指导他们的劳动,所以他们无论何时尝试新的东西,总是要首先回顾过去的经验,因循守旧,动不动此皆祖宗成法。
农业国,财富的根本基础是土地,所以一切社会、经济思想以致政府的政策都是以土地的分配和利用为中心。
农民的眼界也制约了中国哲学的内容,圣古先贤观察日月运行、四季交替,提出反者道之动,弱者道之用,任何事物发展到极端,就有一种趋势反向另一个极端发展,一切事物都包含了对他自己的否定。
农民依靠土地生活,土地是无法挪动的,若没有特殊的才能,无法离开祖辈生活的土地,同一个家庭,因为经济的原因,不得不生活在一起。
社会制度是一定经济条件的产物,这些经济条件又是地理环境的产物,而儒家思想很大一部分便是这种社会制度的例行论证,仁、礼、孝、中庸,君君臣臣父父子子。
在一个家邦里,社会组织是按人生来的地位,等级式地形成,父亲的权威天然高于儿子的权威。
中国哲学家表达自己的思想,追求文章简短,言有尽而意无穷,一句话越明晰,其中就越少暗示的成分。哲学家的语言如此不明晰,而其中所含的暗示则几乎是无限的。
所以有人提到中国哲学是一种减法哲学,道不可道,只能暗示,语言的作用不在于它的固定含义,而在于他的暗示,引发人去领悟道。
一旦语言已经完成它的暗示和作用,就应该把它忘掉,为什么还要让自己被非必要的语言所拖累呢?这在追求逻辑严谨,数字精准的工业化时代是不可想象的。
希腊是一个海洋国家,靠贸易维持繁荣,首先是商人,商人就要数字打交道,重视逻辑和论证。商人的活动要求在城镇聚集居住,社会组织不是根据家族的利益,更多是反应城镇的共同利益。
海洋国家的商人,有更多的机会见到语言、风俗都不同的他族人民,习惯于变化,对新奇事物不惧怕,为了销售货物,他们不断创新。
在一个城邦里,社会组织难以形成专制独裁的通知,因为在统一等级的城镇居民中,难以找出理由论证做蔬菜生意的张三比做布匹生意的李四更牛逼,应当享受更好的社会地位。
到了近现代,科学的发展战胜了地理的限制,工业化现代化打败了骄傲自大的天朝上国。
中国要在现代世界生存必须现代化,使得传统的儒家伦理势必衰弱,因为它是这种哲学的哲学家所处的时代、地区和经济条件的产物,但是除此之外,还会有一部分哲学思想具有持久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