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德平梁昱丨 “解释项” 及意义的认知

最新推荐文章于 2025-03-06 12:27:17 发布

斐夷所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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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专栏： Semiotics 文章标签：符号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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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 卢德平梁昱

摘要

皮尔士的 “解释项” 具有重要的认知符号学价值。这一概念深刻反映了对象、符号、心灵三者的动态关系。“解释项” 说明的是 “有意义” 的认知活动，它受制于 “先验” 符号，却又在社会语境中以不同的符号方式，给既有符号在经验上赋予新的 “后验” 意义。在关于对象的认知过程中，“解释项” 发挥了 “扩展心灵” 的重要作用。“解释项” 为破解当代社会的认知变化规律提供了基础原理，对于当代社会认知变化规律的解释又延伸了皮尔士的符号学思想。本文从 “先验” 命题和 “后验” 命题的认知转换特征出发，进一步推进研究了符号认知中的知识转接问题；针对当代社会日益提升和扩大的知识传播的速度和范围问题，本文认为大量的综合性命题正转化为分析性命题，认知在社会中不断获得扩展。

关键词

皮尔士；解释项；有意义；扩展的心灵

1 引言

符号的目的在于表现对象的特性，但与其说是表现对象，不如说是表现主体对于对象的理解和认知。离开了主体的认识，符号就无法实现表现的功能，也就谈不上对对象的表现。从这一意义上说，任何符号，在实践层面，都是一种认知活动，是主体依据一定的视角，采取一定的态度 (董素蓉、苗兴伟 2022)，对于一定的对象所做的表现。但是，人们总是在追求符号表现的客观确定性。对于确定性的追寻，无法通过简化认知实现，也不能通过机械提取对象特性来实现。正是由于符号的这一认知特征，皮尔士提出重要概念 “解释项”(interpre‐tant)，旨在揭示符号认知的过程、特征、效果。皮尔士认为 “解释项” 如同真理的火炬一样不断传递，说明了符号认知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存在着主客互动，主体间接续，从而渐近认知确定性的规律。

本文探索这一问题的目的，一是考察 “解释项” 所反映的符号认知的过程性和系统性特征，二是在此基础上分析 “解释项” 的知识构成原理，三是以皮尔士 “解释项” 所揭示的知识继承、转接、扩充规律为视点，透视认知学说 “扩展的心灵” 存在的理论误区，四是从上述认知原理聚焦出皮尔士 “解释项” 学说对于当今社会多模态交流问题的解释价值。简言之，“解释项” 的知识构成体现出 “先验” 命题和 “后验” 命题的接续与转化规律，这其中隐含了主体的角色。认知的扩展，不能单纯依赖外部环境的简单增量，而要从环境的符号化来衔接主体的认知活动。认知符号学需要在清晰化认知规律的基础上，探索当代社会的认知条件，解释知识传递过程中新出现的语用问题，从而激活皮尔士的认知符号学思想。

2 “有意义” 的 “解释项”

事实上，作为皮尔士符号学思想的核心概念，“解释项” 及其 “直接解释项”“动态解释项”“最终解释项” 的功能区分 (Peirce1998:477-491)，彰显了由符号引发和形成的认知机制 (Lu2019)。我们说 “认知机制”，是指这一认知是过程性和系统性的，“有意义” 构成过程性和系统性认知机制的目的论基础。我们说的 “有意义”，并非 “意义” 的同语反复。意义是对对象的外延和内涵的确定，具有实体性特征，而 “有意义” 则是从认知方式和过程立论的 (张辉、孙明智 2005)。

从对象到符号，再从符号到观念，进而上升为信念，信念又转化为习惯，从而引导行动，形成一个复杂的符号过程 (semiosis)。过程性特点表明，对于对象的认知并非局限于形成固定的观念，而观念的更新，或以新的观念去延展既有的观念，这本身就是一个 “有意义” 的变化。同时，按照皮尔士的看法，观念的目的是形成信念，而信念又构成行动的先导即 “习惯” 的基础。无论观念，还是信念，或者习惯，都以服务目的构成自身 “有意义” 的价值。反过来看，这一 “有意义” 的过程，即从行动反推到习惯，再而到信念、观念，直至符号、对象，映射出整个认知活动、认知过程。

值得注意的是，行动是认知的结果，而制约和引导行动的是习惯，习惯构成了认知和行动之间的桥梁。换言之，习惯一方面属于心灵侧面，另一方面又和心灵之外的行动链接。围绕 “习惯” 的这一独特功能，皮尔士指出：

“习惯是什么，取决于‘何时 ’ 和‘如何 ’ 引发我们行动。就‘何时 ’ 而言，对行动的每一种刺激都源自感觉；而就‘如何 ’ 而言，行动的每一种目的都在于产生某种可感知的结果。”(Peirce1992:131)

“有意义” 不仅具有价值、变化、目的等方面的内涵，而且说明，关于对象的认知机制，不仅是过程性的，而且是系统性的。“有意义” 使得上述要素获得相互依存的价值，反映出皮尔士所说的对象决定符号，符号决定 “解释项”，同时 “解释项” 又必须和对象发生关联的关系。在这种递进式的关系之中，符号过程的各类要素联系紧密，难分彼此：

“我们的行动绝对指涉影响感觉的因素，而我们的习惯具有和我们的行动同样的效果；我们的信念就是习惯，我们的观念就是信念。”(Peirce1992:131)

何以对象决定符号，符号决定 “解释项” 就一定 “有意义”？“解释项” 决定符号，而符号决定对象，就 “无意义” 吗？我们称前者为正向关系，后者为负向关系。正向关系表明，认知以对象为前提和目的，而负向关系则显示，认知脱离开了共同的对象，就使不同认知失去了联系。也就是说，以对象为轴心，以对象决定符号是否能表现其存在和属性，确立了符号之于对象的逻辑学关系。这是认知的第一步。同时，以符号为引导，诱发 “解释项”，这种决定关系说明了 “解释项” 的缘起问题。这是认知的第二步。

认知的第二步是现实和社会的 (Burge2007:100-150;Dewey1946)。从语言符号交流过程考察，符号诱发 “解释项”，体现了符号的现实性，以及在语义的社会分布意义上 (Putnam1975:227-229) 进一步延伸的必要性。也就是说，一定的语言符号在现实语境中呈现出来时 (Husserl2001)，其语音层面才能获得现实的物质性，使他人产生直觉和感知，形成 “解释项” 的反应。观念的反应是语义的，而行动的反应是语用的。但是，这并非可以简化为刺激和反应的关系。语义和语用的双重特性说明，从对象到符号，再到 “解释项”，是以社会语境为依托实现的一种符号关系，而皮尔士所说的符号表现的 “无穷序列” 恰恰解释了社会语境的动态、发展特征：

“表现的对象本身无非就是一种表现，而关于这一表现的第一类表现就是解释项。表现呈现出无穷序列，每一种都是表现背后的绝对的对象，并以此为表现的界限。一种表现的意义无非就是这种表现…… 最终，解释项无非就是另一种表现，真理的火炬如此传递，同时作为表现，其自身又存在着解释项。”(Peirce 1931: 171)

同时，皮尔士关于 “相似符号”(icon)、“标引符号”(index)、“抽象符号”(symbol) 的基础符号分类也表现出类似的特点。“相似符号” 致力于建立符号和对象的对应关系，其任务主要表现为提取对象的形式特征，从而和认知结构产生呼应。这类符号实质说明的是对象和观念的语义关系。但这种语义关系需要普遍化，才能转化为认知的基本工具。语义对应关系的普遍化，需要社会共识的论证和许可。因此，在 “相似符号” 和 “抽象符号” 之间，需要 “标引符号” 的桥接。“标引符号” 反映了符号和社会语境的联系，即在一定的社会空间中，才能表征因果相关、空间毗邻的特征。对此，杜威指出：

“可感知、可控制的行为事件决定了‘标引符号 '，这种符号使‘我们 ’ 和‘事物 ’ 联系在一起。在皮尔士看来，‘抽象符号 ’ 或语言符号，或者用莫里斯的话说，‘句子 ’ 却无法实现这一目标。”(Dewey 1946: 91)

杜威的分析表明，符号只有进入具体的社会语境，才能使关于对象形成的观念，通过可感的形态，为他人直觉和感知，从而上升为理解和认知。伴随着这一过程，所感知和所理解的符号，因承载观念而成为可参考的知识，从而为 “解释项” 提供了资源。“解释项” 既是 “扩展的心灵” 造成的结果，又验证了心智是否扩展，认知是否提高。

可以看出，“解释项” 的 “有意义” 问题最终需要落实到符号功能上。符号的基本职能是表现，而对于对象的表现，无论是以语言符号或其他行为或情感方式，都在将对象的形式特征纳入表现过程。符号对对象的表现，实现了观念和对象的统一。认知是否科学，取决于通过观念和对象的统一性来验证认知判断的真值性。当然，对象本身无法传递或交流，而通过符号化，将其形式特性提取出来，以语句形式转化为命题和判断，才能成为可以传递的知识。符号化，是对思考和行为过程的转介，是对认知活动的记载。这是实现符号社会性条件的基本前提。

从这一角度说，符号表现为多价值的形态，使得 “有意义” 问题呈现出多面性。符号在交流过程中，分化为 “先验” 的和 “后验” 的，“先验” 和 “后验” 为 “有意义” 的多面性提供了分析的框架。不难看出，任何符号的使用都是在承接社会公认的 “先验” 符号的前提下，针对实际社会语境所做的经验调适。分析性命题或判断，通常是 “先验” 的，而综合性命题或判断是 “后验” 的。前者不以具体的事实为依托，因而其内容具有普遍性和必然性，后者则依托具体的事实语境 (Quine 1951)，表现出创新性和情境性。但是，从以下几个判断句中我们发现，“先验” 性命题并非是一种还原性结果，而是不同历史文化语境的产物。从时间上看，在一定时期可能是综合的判断或命题，但随着知识的普及，到了后续时间段，可能转化为分析性命题或判断：

（1）水是可以饮用的透明液体。

（2）水是 H2O。

（3）水是生命之源。

（4）水是生态基础。

上述四个例句，表达的都是分析性判断，主词和谓词在语义上可相互替代，并且成立于主词所适用对象的全部外延 (Quine 1951; Putnam 1975)。也就是说，一定的命题或判断，能周遍外延，适用于同类对象，揭示对象的真值问题，是分析性的。这四个判断，就现时点而言，其知识人所皆知，是典型的分析性判断。现时代的心灵劳作，以这样的 “先验” 判断为基础。但具体分析这四个例句可以发现，除了例句 1 表达的判断凭借感觉和直觉可以掌握外，其他三个例句表达的分析性判断则受到科技文化知识的限制。从时间维度上看，第一个判断是原初分析性命题，而其他四个判断则是后来的。以原初分析性命题为时点考察，后三个判断是综合而非分析的。但从现时点判断，四个命题都是分析性的。

同时，在语言符号使用过程之中，通常以信念类动词构成语句，以显示命题态度。“先验” 的心灵内容 (content of mental states) 一般表现为以 “认为”“相信”“觉得” 等信念类动词统摄的从句 (Burge 2007)。但是，信念类动词统摄从句，不单纯是对 “先验” 内容的转介，而是经由主体标记信念类动词，证明转介之中产生了更新。从句中的思想，一方面来自社会他者，但另一方面又通过信念类动词明确了主体的改造和表现。可以说，无论是引用他者的思想，还是用信念类动词直接统摄，都是言者自身的一种创新性表现，也即维特根斯坦所言：

“一方面，该句中的思想对不同句子都相通，而另一方面，有一些思想则是由这些语词仅仅在这些场合表达的。”(Wittgenstein 1958: 144)

在这一过程之中，“先验” 性命题转化为言者自己的思想，成为 “后验” 的，随着后续传播，可能进入一定的言语社区，成为全民性意见。显然，由信念类动词构成的语句不仅是言说的语句，而且是表征思想的语句，“有意义的句子不仅是人们能说的句子，而且是人们思考的句子。”(Wittgenstein 1958: 140)

上述分析揭示了认知的发展性特征。“分析” 和 “综合” 命题思路，说明了围绕对象形成的认知随着时间的变化呈现出相对性特点。

第一，后验认知以先验认知为基础，而随着时间的延续，以符号方式形成知识累积，综合性命题增多。

第二，随着现代信息技术的发达，知识传播的速度和范围在迅速提升和扩大，社会共识的节奏也在加快。在此条件下，大量的综合性命题转化为分析性命题，要求社会成员将新近接触的知识快速转化为既定命题，认知的扩展由此成为时代的课题。

第三，从符号功能的角度看，认知需要以符号为运行手段，同时借助于 “先验” 的认知符号。但符号的每一次使用，都不是对既定的 “先验” 知识的重复，而是经过使用者的表现，与特定社会语境发生契合，和使用时间产生关联。以一定的对象为认识前提，符号一方面旨在表现对象的特性，另一方面又引发或推动其他符号围绕特定对象形成新的认识。新的认识是 “解释项” 的表现形态，可以呈现为新的符号形式，但其来源是 “先验” 性符号。可以说，从普遍的 “先验” 知识到和具体社会时空的契合，构成了继承和创新相结合的认知活动。

3 “扩展的心灵”

克拉克和查尔姆提出 “心灵止于何处，外界由此诞生”(Clark&Chalmers2010:28) 这一著名的认知理论问题。这一问题实质上是对认知位于大脑之内的传统观点的挑战。但是，外部环境对于思维产生影响，这一点传统的认知理论亦无异议。问题在于，思维和环境是相互影响，还是分工合作？也就是说，人们是否将一部分认知任务移交给了环境？克拉克和查尔姆以电脑为例做了思想实验，似乎证明了其 “积极外部论”(active externalism) 观点成立的理由。他们认为认知任务需向环境移交，环境对认知的协助是积极的，二者处于共存、共享的关系。这也是其所谓的 “扩展的心灵” 的基本含义：

“我们提倡一种不同的外部论，即‘积极外部论 '，这一观点立论于环境在驱动认知过程中发挥积极作用。”(Clark&Chalmers2010:28)

正如本文所阐述的，外部环境不仅包括空间及物质要素，而且更重要的是，包括符号使用者。“解释项” 本身，就是他者的符号引发的结果。他者的符号，通过具体、可感的声音形态，使听者得以感知，从而为 “解释项” 提供了来自他者的 “先验” 符号资源。从这一意义上说，“积极外部论” 不单纯是指物质环境的 “积极外部性”，而更重要的是指在社会环境中他者的符号构成了认知的来源，形成符号的 “积极外部性”。

就环境中他者和 “解释项” 主体的符号关系而言，存在着符号的社会分布差异 (Putnam1975)，以及交互符号 “跨越”(Lu2022) 的特性。我们说 “符号的社会分布差异”，是指不同语句构成不同命题，分布于不同的社会个体。随着社交媒体的发达，任何一个社会成员虽然都可以再生产所有语句，但语句转化的判断和命题，承载着社会流行的知识，没有哪一个成员能掌握所有这些判断和命题。我们说 “交互符号跨越”，是指在对话之中，可以通过话题引用、语词互借、甚至跨越语码界限的方式，进入另一言语社区，获取另一个符号世界的知识。

虽然符号处于社会分布状态，人所皆知，人人共用，但符号承载观念，观念体现对对象的思考，不断累积，造成共有语言符号却不能人人皆知全部知识命题的难题。可以说，皮尔士提出的 “解释项” 实质上履行的就是 “扩展的心灵” 的功用。

首先，“解释项” 蕴含着同一对象和多个符号，而在多个符号之间，存在着观念知识传递、承接及拓展的特点。在社会现实语境中，“解释项” 的形成遵循以下路径：围绕一定的对象，某一个体发送语言符号，引发了另一个体的反应。这种反应，承接前者的符号，但经过自身的表现，转化为另一形态的符号。这一过程发生了符号的语境化和再语境化变化。语境化是指前一个体将语言符号的观念普遍性转化为语境的特殊性，而再语境化是指后一个体在此基础上通过自身的表现将其再语境化，即转变为与自身语境关联的新的特殊性。皮尔士指出，“对解释项的指涉，因进行比较而获得可能和合理化”(Peirce1992:6)。语境化和再语境化之后形成的两种符号形态，以 “解释项” 为轴心，实现了比较。从比较的结果可以看出，后一种符号形态是在前一种符号的基础上进行的扩充，其表达的思维、观念也获得了扩展。可以说，“解释项” 折射了 “扩展的心灵”。

其次，音位系统、语义观念及句法规则在一定言语社区具有普遍性，从而使言语社区成员实现了沟通的可能。人们在承接他者符号的同时，虽依据音位系统、语义观念及句法规则，但又拓展了符号的含义。实际上，由于两种符号处于可比较状态，对于同一对象，呈现出两种符号方式，各有特定的视角，意义也随之发生变化。正如弗雷格所说 “a=b”(Frege1948)，虽然指涉对象相同，但由于表现方式不同，因而意义也不同。“解释项” 的 “有意义” 实质在于，围绕同样的对象，产生了新的符号表达方式。承接既定的符号，既有维持语言符号交流的要求，又有创新角度和观点的要求。没有这两个条件，语言交流将无法实现，“解释项” 将销声匿迹。

与克拉克和查尔姆所说的 “扩展的心灵” 相比，“解释项” 所反映的上述认知规律，表明扩充的方向不同，受益点也不同。“解释项” 来源于对他者符号的直觉和感知，在吸纳和扩充之中，在新的意义层次上完成了认知的统一。也即，在更高、更充分的认知水平上，深化了关于对象的理解。正如皮尔士所指出的：

“因为印象是多样的，所以我们总是有一种复杂或模糊的感觉。这就让我们要将此印象和彼印象区别开来，也正是因为区分，才要求实现统一。直到将其理解为‘我们的 '，并指涉某种观念以作为其解释项，这种统一才能实现。”(Peirce1992:6)

不难看出，皮尔士符号学意义上的心灵扩展，是从外到里，由远到近，以 “解释项” 为中心的向心性扩展。与此对比，克拉克和查尔姆所说的 “扩展的心灵” 则以心灵让渡于环境为扩展向度，表现出离心性特征。他们认为，环境具有和心灵同等的能力，可以自主分担人类的认知负担。

虽然不能说克拉克和查尔姆的 “扩展的心灵” 理论成功挑战了传统的认知范式，但是其中提出的一些重要概念，如 “搭配”(coupling) 等确实触及到了认知问题的核心。“搭配” 涉及环境要素和认知活动复杂的搭配关系。无论心灵扩展的向度是离心型还是向心型，扩展都不仅关乎心灵能力的增强，而且要求一种能够实现心灵扩展的路径。“搭配” 需要在环境和心灵之间发现精准对应的链接点，这样才能说心灵获得了一种有效的扩展路径。社会环境以空间特性为主，而心灵以思维为内核，二者的异质性，决定了这种搭配点只能到二者的形式共性上寻找。符号是对对象的形式特性的抽象和转介。在符号的形式构成中，对象的形式特征被纳入符号的结构肌理，二者由此获得 “搭配”，构成了传播的条件。这是语言交流的基本规律所在。符号所决定的 “解释项”，扮演了这种角色。

4 时代的语用性

“扩展的心灵” 不仅是对认知能力的概括，而且阐释了 “解释项” 的基本特征。换言之，如皮尔士所言，“解释项” 像真理的火炬一样不停地传递，在内容上也在不断丰富和更新。在这一过程中，离不开对他者符号的借用。同时，实际语言交流活动也体现了交流者在符号上相互跨越的特征 (Lu 2022)。可以看出，“解释项” 存在两个侧面，一是观念扩充侧面，二是和语境结合侧面。

就后一侧面而言，语言符号总是获得其他模态符号的帮助。其他模态的符号，如对语音要素的特意强调、对句法结构的有意识控制、对会话话轮的选择性交替，以及面部表情、身体姿态、对话距离、手持信物、图片音响等，为 “解释项” 的表达提供了多种 “有意义” 的方式。之所以 “有意义”，是因为，当人们克制 “解释项” 的创新性成分，提高交际协同的时候，就会通过更多重复他者的言语，减少新的句型，以及其他有助于保持话题稳定的符号手段，来实现社会交际的目的。可以看出，“解释项” 和语言符号，在现实层面存在着比抽象思维层面更加复杂的联系。也就是说，“解释项” 的语用侧面存在着比语义侧面更难解释的问题。

就语用侧面而言，“解释项” 之所以 “有意义”，是因为可以给我们提供这样一些启示：

第一，“解释项” 在语义层次，其观念借鉴、创新，与符号发生关联，但这里的关联相当于维特根斯坦所说的 “记号”(symbol) 作用，而在语用层次，则属于 “符号” 运作，二者的关系即维特根斯坦所说的 “符号是记号中感官可以知觉到的东西 (Wittgenstein1961:29)。” 不难理解，“‘符号’‘记号’的成立，依托于逻辑的规定。逻辑可能性规定了‘符号’成为事实，并为‘符号’的成立提供了逻辑条件。‘记号’和‘符号’被安排于内外关系之中，但‘记号’并非去除‘符号’外衣的内部侧面。同时，‘记号’作为‘意谓的方式’，独立于‘符号’而行使其功能。(卢德平 2022:1-2“) 解释项” 横跨符号和记号两个层面，既在语义上对认知过程进行逻辑规定，又在语用上以 “符号” 外在性引发行为反应。皮尔士 “解释项” 所具有的语义和语用特性表明，关于对象的判断和认知，离不开语言交流层次的语用作用。

第二，从语用作用考察，“解释项” 有助于解释当代社会多模态符号交际存在的问题。值得注意的是，面对面的语言交流在当代社会呈现出减少的趋势，以社交媒体的多模态方式实施的沟通，发挥了一定的替代作用。事实上，如果将社交媒体上实施的交流都还原为面对面人际交流的话，无论在时间还是空间上，都将不堪重负。但是，无论采取何种交流方式，增量交流，扩大社会网络，是获取社会资源，发展社会性特质的重要途径。“解释项” 为语言交流中的符号汇通和思想分享提供了基础规则。针对多模态交流急剧替代面对面交流的趋势，“解释项” 提供的解释规则，涵括了语义和语用两方面，聚焦出这种替代的长处和不足。

第三，就 “解释项” 而言，无论指外化的行动，还是指内在的习惯和观念，都离不开要从符号那里获取认知的资源，也通过符号扩展了心灵。符号是手段，而认知是目的。但是，考察当代多模态符号交际情况可以发现，在社交媒体上使用的符号，很少能转化为促进认知的依据。但凡重要事项，即使双方在社交媒体上做了大量沟通，仍需面对面确证。确证的是所言是否真值，字面意义背后是否有微言大义，沟通的真实的意向是什么。确证认知的这些重要环节，以及相关语用态度，说明多模态符号还很难分担认知的任务，其随机性、情境性，决定了难以形成信念，以指引相应的社会行动。当然，社交媒体上的这些多模态符号，亦非毫无益处。虽然这些符号不能成为确立信念的依据，但其高频度的生产和再生产这一事实本身，也在不断催促人们加速筛选需要验证的对象，诉诸传统有效的符号，传递 “解释项” 的真理火炬，以提升认知能力，“扩展心灵”。这是给认知符号学留下的时代课题。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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