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几篇关于 2024 诺贝尔经济学奖的文章合集。
2024 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为什么颁给了他们？
原创 刘润主创团 刘润 2024 年 10 月 15 日 08:35 上海
引言
北京时间昨天（10 月 14 日）晚上 17：45，本年度诺贝尔奖的最后一项奖项：诺贝尔经济学奖，终于揭晓。
2024 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3 位美国经济学家
MIT 教授达龙・阿西莫格鲁（Daron Acemoglu）
MIT 教授西蒙・约翰逊（Simon Johnson）
芝加哥大学教授詹姆斯・A・罗宾逊（James A. Robinson）
共同获得这一奖项，表彰其 “对制度如何形成以及如何影响繁荣的研究”。
2024 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达龙・阿西莫格鲁（Daron Acemoglu）、西蒙・约翰逊（Simon Johnson）、詹姆斯・A・罗宾逊（James A. Robinson）。
我知道，你一定无比关注这个全世界最重大的经济奖项，但或许苦于难以理解这些专业的研究成果。
按照国际惯例，我们希望做的，是 “降低商业的认知门槛”。因此今天，我想用最简练的语言，帮你快速理解究竟是什么成果，帮这 3 位学者摘得诺奖这颗经济学王冠上的明珠。
相信，你看完一定会有所收获。
如果你打开诺贝尔奖官方网站，就能看见诺奖委员会对他们的研究课题给出了这样的一句话总结：
他们帮助我们理解了各国之间繁荣程度的差异。
我觉得这个总结非常凝练、精准。但我还想再翻译一次。3 位获奖者回答的，其实是这样一个永恒的问题：
为什么有的国家贫穷，有的国家富有？
没错，这是一个永恒的问题，而不是一个新问题。
无论是西方的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还是中国的孟子、商鞅。这些智者本质都是在为这个永恒问题寻找答案。
他们一致认为，只要找到了那个答案，就能带领自己的国家走上富强的道路。
至于具体的答案，则是五花八门。有的诉诸于某种美德，比如仁爱、互助；有的诉诸于某位伟人，比如秦皇汉武、凯撒大帝；有的甚至诉诸于宗教启迪，比如上帝的荣光、佛陀的教诲。
几千年的政治思想史下来，有这么三类答案，曾得到一部分学者的广泛认可。
第一类答案，叫 “地理假说”。
代表人物是贾雷德・戴蒙德，他有一本在中国如雷贯耳的名著《枪炮、病菌与钢铁》。
这种假说认为，国家的贫穷与富有，本质是由地理条件和资源状况决定的。
或者，我们翻译成大白话说：一个国家地处何方，是山是海、是寒是暖、有什么植被、什么矿产。这些因素，决定性地造就了国家的贫困与富有。
比如，戴蒙德就说，为什么文明的主要成就都发生在欧亚大陆，美洲大陆相对落后？你翻开世界地图，就能一目了然。
你看，欧亚大陆整体来说是东西走向，而美洲大陆整体来说是南北走向。
走向不同，有什么分别？戴蒙德说，分别那可大了去了。
东西走向有一个好处，同一纬度之间，气候差异不大，因此各种农作物、牲畜可以横向迁移，一个地方的农作物，去另一个地方也能种植，这就让文明可以在更大范围内进行传播，进而推动技术的进步。
而南北走向的美洲大陆就要了命了，南北方向的气候差异实在太大了，在这个地方蓬勃生长的农作物，往南走一百公里就完全扎不下根。于是文明就只能局限在小范围内发展。
换句话说，按照戴蒙德的理论，即便有外星人带来时光穿梭机，把我们带回到一万年前那个文明萌芽的时刻，让整个人类文明从头再来一遍，结果也会大差不差，欧亚大陆继续发达，美洲大陆继续落后。
这种理论，就叫 “地理决定论”。
第二类答案，叫 “文化假说”。
代表人物是著名社会学家，《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作者马克斯・韦伯。
什么叫文化假说？从这本名著的书名就能看出答案。是什么造就了让经济发展的 “资本主义精神”？韦伯的答案是：新教伦理。
韦伯认为，新教伦理下，信徒普遍摆脱了对 “赚钱” 的羞耻感，而将完成自己的工作，当成是荣耀上帝的伟大事业。正是这种伦理观促进了资本主义精神的萌芽和发展。
当然，韦伯的理论，只是文化假说的一种。但总之，文化假说的支持者，普遍认为正是各个地区不同的文化与习俗，导致了国家的贫穷与富有。
第三类答案，叫 “无知假说”。
简单来说，这类假说认为，导致国家贫穷或富有的根本原因不是别的，就是统治者本人。
那些国家领导人、那些政策制定者，他们要么是因为不懂经济规律、好心办坏事。要么是因为短视、只顾眼前利益，总之，他们频繁做出错误的经济决策，导致国家长期无法得到发展。
比如柏拉图，他心目中最理想的政治制度叫做 “哲人王”，要么让哲学家当上统治者，要么让统治者变成哲学家。总之，在这种假说下，国家的贫穷，仅仅因为统治者的无知。
好，先来总结一下，面对 “为什么有的国家贫穷、有的国家富有” 这个永恒的问题。几千年来无数思想家各抒己见，给出了数都数不清的解释框架。
当然，永恒的问题，就意味着没有确定的答案。 而这次的 3 位获奖者，就是用自己十余年的研究，给这个问题提出了一套全新的解释框架。
什么解释框架？我们不妨先来看看，这几位学者如何对上述的各种理论评价如何。
有一本颇有影响力的著作《国家为什么会失败》，它的作者正是今年 3 位获奖者的其中 2 位：阿西莫格鲁和罗宾逊。如果只挑一本书来代表今年诺奖的研究成果，那一定就是这本。
在这本书的第二章，2 位作者就逐个批判了上述三种解释理论，甚至直接把这些理论叫做 “不起作用的理论”。
他们的逻辑大致是这样，地球始终是那个地球、山川湖海始终是那个山川湖海，如果 “地理假说” 正确，那你怎么解释整个历史进程里，国家的兴起与衰亡？
比如中东，那里是人类文明最早的起源地，而如今提到那里，除了少数几个石油国家，似乎只有贫穷与战乱。
比如埃及、伊朗，这些地方都曾造就了最强盛的伟大帝国。可今天的埃及和伊朗，似乎和富裕完全挨不上边，你怎么解释这种情况？
再比如中国，在历经了近现代的发展停滞后，却又在最近 40 年完成了举世瞩目的大发展，你怎么解释呢？难不成是中国的地理位置变了？
至于 “文化假说”，世界上有的是文化相近，但经济发展天差地别的国家。
就比如韩国和朝鲜，是被政治因素生生造就的两个国家，拥有相同的语言、相同的文化。你怎么解释如今这两个国家经济水平上的天壤之别？
再比如，很长一段时间里，西方学界都认为儒家价值观，或者说中华文化，对经济增长有害。可上世纪 60 年代开始经济腾飞的 “亚洲四小龙” 中，有 3 个国家和地区都来自中华文化圈：新加坡、中国香港、中国台湾。紧接着 80 年代开始，中国的经济也开始腾飞。
这时，又有人开始反过来论证，中国人的 “劳动伦理观” 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这岂不是自相矛盾？
最后是 “无知假说”，两位作者认为，如果真的只是因为领导人的无知，那经济发展就太容易了。只要领导人改掉这些失误，或者换一批更有见地的领导人上台就可以了。
但我们现实中看到的却是，一些第三世界国家反复地政变、内战、革命，却一直无法走出贫困泥潭。
既然他们认为这些假说都不对，那这 3 位学者的理论究竟是什么呢？
他们给出的回答可以总结成两个字：制度。
在书中，他们把所有的经济制度分为两大类：“包容性经济制度” 以及 “汲取性经济制度”。
那些采取包容性经济制度、极度富有的国家，普遍具有这样的特征：
1、允许和鼓励大多数人参与经济活动，并尽最大努力发挥个人才能和技术，能够让个人自由选择。
2、保护私有财产、创造公正的法律制度、提供公共服务。
3、打破行业垄断，允许新企业进入，并允许人们自由选择职业。
贫富的差距，源于制度的不同；制度的不同，造就了贫富的悬殊。
而汲取性经济制度，就是没有公平的市场竞争，也没有正常的法治环境，无法阻止少数人通过不当手段获利。比如一些第三世界国家，百姓几乎毫无出路，唯一能挣的钱，就是官商勾结的钱。
当然，以上提供的，只是一个极简解释框架，更详细的分析，非常推荐你去读读《国家为什么会失败》这本书，这是一本非常轻松易读的作品，里面充满大量有趣的故事和案例，一点也没有学术论文的那种拧巴。
而这几位学者的研究，也像其它所有研究理论一样，在收获赞誉的同时，也会收获批评与质疑。
我想从正反两方的观点中各挑出一个有代表性的向你介绍，帮你兼听则明，开阔眼界。
最有代表性的正方观点，是这套理论可以解释过去 40 年间中国取得的经济奇迹。
很多传统经济理论，都无法解释中国取得的发展成绩。而到今天已经没有人会否认，改革开放的成就，就是经济制度改革的成就。解放生产力、发展民营经济、保护产权、建设法治环境。
正是这样的制度改革，造就了今天的中国。我们每一个中国人，都受益于此。
最有代表性的反方观点，是这套理论多少有点 “先射箭、再画靶子” 的嫌疑。
如果制度是发展的决定性因素，那把富有国家的制度搬到贫穷国家，岂不是应该立竿见影、落地生根？
但事实情况呢？完全不是这样。
比如，非洲有一个国家叫利比里亚，它的国旗长这个样子。
请问你是什么感觉？是不是特别眼熟？好像和某个大国的国旗很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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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错，恭喜你会抢答了：美国。只有星星和条纹的数量不同，布局上简直一模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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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神奇的是，利比里亚的宪法，几乎是整本照抄美国宪法，除了国名和 50 个州不一样，其它的部分，几乎原封不动。
因为利比里亚这个国家，本就是由一些 19 世纪美国废奴运动兴起后，获得自由重返非洲的美国黑人组建的。
我还听施展老师说过，利比里亚甚至存在一种令人匪夷所思的种族歧视：这些从美国回来黑人，会歧视当地的土著黑人。
但总之你可以看出，这是一个和美国制度一脉相承的国家。
那请问，利比里亚的经济如何？是和美国一样的世界强国吗？
当然不是，它的人均 GDP 不到 1000 美元，是世界最不发达国家之一。
再比如，同一个国家里，制度总归是大致相同的吧。但为什么美国各个州之间，中国各个省之间，经济状况依旧是天差地别？
如果拿着这个问题去问几位诺奖得主，也许会得到这样的回答：制度是制度，但执行制度的人不一样、执行制度的条件不一样，结果自然不一样。
可如果这样，那 “制度” 这个答案，还能算是回答了 “为什么有的国家贫穷、有的国家富有” 这个问题吗？
甚至有人认为，与其说几位学者总结了国家贫富的成因，倒不如说他们是统计了国家贫富的结果，然后把那些富有国家的制度定义为 “包容性经济制度”、把那些贫穷国家的制度定义为 “汲取性经济制度”，倒因为果。
谁是谁非，就留给你自己判断了。
最后，我还想问你简短介绍下几位得奖者的履历，我真的是被他们的经历深深吸引。
西蒙・约翰逊是英裔美国人，在英国获得学士和硕士学位，又在美国获得博士学位，整个研究生涯频繁活跃在大西洋两端。
阿西莫格鲁则是土耳其裔，在土耳其出生、长大，在英国伦敦拿到博士学位，又在美国 MIT 拿到终身教职。
更神奇的是詹姆斯・罗宾逊，他在英国和美国获得学位，还曾在澳大利亚任教、每年夏天他还会前往哥伦比亚首都波哥大的安第斯大学进行教学活动，甚至还曾前往博茨瓦纳、刚果、塞拉利昂等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国家进行学术调研。
你看，这 3 位获奖者，全部拥有跨国乃至跨洲视野，全世界 6 个大洲，他们走了个遍，只剩南极没有他们的足迹。
在他们的著作里，各个国家的各种案例信手拈来，或许只有这样的全球视野，才能支撑起如此广阔的研究。
好了，今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就为你拆解到这，相信已经足够你观其大略，了解几位学者的核心思想。
如果你一定要问我，了解了这些，对我们个人究竟有什么帮助呢？我想，至少有这么 2 点可以分享：
1、商业、经济、政治，这些学科都是 “超级复杂系统”，你永远无法得出一个 “假如怎么做，就会怎么样” 这样板上钉钉的结论。
所有的研究、理论、假说，都是在无比复杂的世界中，试图拎出一条线索。只要你将复杂系统的面纱都掀开哪怕一点点，都是人类知识的巨大进步，甚至得到诺贝尔奖的认可。
2、国家这个话题或许太大。但类似的思路、类似的难题，其实我们每天都在面对。
比如，为什么有的人贫穷、有的人富有？你会发现，我们从小到大接受的教育，本质都是在试图回答这个问题。
为什么有的公司贫穷、有的公司富有？你会发现，我们学的所有商业理论、包括你每天在这个公众号看到的商业分析，本质都是在回答这个问题。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 如果你正在关心这些问题，那这些国家理论的研究，或许能从一个更高的维度，为你带来启发。
祝你，进步。
2024 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谈：美国创新对当下中国的启示
西蒙・约翰逊等 知识分子 2024 年 10 月 15 日 08:20
The Intellectual
导 读
北京时间 10 月 14 日下午，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名单揭晓，奖项授予达龙・阿西莫格鲁、西蒙・约翰逊和詹姆斯・A・罗宾逊。以表彰他们 “对制度如何形成及其对繁荣的影响的研究”。
诺贝尔奖委员会在宣布这一决定时强调：“缩小国与国之间巨大的收入差距是我们这个时代最大的挑战之一，而西蒙・约翰逊的研究成果深刻地证明了社会制度对于实现这一目标的重要性。”
在这样的背景下，西蒙・约翰逊和乔纳森・格鲁伯的作品《美国创新简史》不仅是对美国创新历程的剖析，更是对全球经济繁荣和制度建设的一次重要启示。通过他们的研究，我们得以洞察到那些推动经济增长和社会进步的关键因素，以及它们如何在全球范围内发挥作用。
- 撰文｜西蒙・约翰逊 乔纳森・格鲁伯
1 对美国创新历史影响最大的三件事
1862 年的《莫里尔土地赠与大学法案》（MorrillLand-Grant Colleges Acts，简称《莫里尔法案》）；
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范内瓦・布什建立起美国政府资助科研的体制；
1980 年通过的《贝赫 - 多尔法案》（Bayh-Dole Act）。
《莫里尔法案》使得美国得以大量创办州立大学，保证了全国各地有大量的知识经验投身到创新当中；
范内瓦・布什是美国创新史上的关键性人物，如果把整部美国创新史，以及美国成为创新大国的原因浓缩到一个人身上，这个人就是范内瓦・布什。
范内瓦・布什开创了美国政府直接资助科研的传统，本书作者所讨论的所有内容几乎都是基于范内瓦・布什所构建的美国政府研究基金管理和分配的机制。
甚至美国政府长期关注的研究方向，包括涉及国家安全、治疗疾病和大众健康以及公民福祉的研究，都是 1945 年范内瓦・布什在给时任总统罗斯福的建议书（即《科学：无尽的前沿》一书）中指出的。
最后，《贝赫 - 多尔法案》明确了由政府支持的研究将来所产生的巨大经济利益由谁来获得，答案是发明人和承担科研任务的机构，而不是政府。
这个决定激发了科学家将科研成果转化为生产力的动力，同时也造就了一大批所谓的 “知本家”，即通过发明创造发财致富的人。
我们今天了解到的斯坦福大学大量的学者通过帮助企业而变得富有，是在有了《贝赫 - 多尔法案》之后的事情。
2 科技水平快速发展的两个秘诀
首先是要拥有一个具有发展前景的新产业。
如果没有这样一个新产业，即便是过去的发展水平不错，科技水平较高，一代人之后，科技水平也会明显落后。
20 世纪 80 年代，美国中部传统工业区的科技水平和东西海岸差距不大，但是仅仅一代人的时间，由于前者没有赶上 IT（互联网技术）产业和生物制药产业的发展机会，今天已经完全落伍了。
这个规律不仅针对美国，在世界其他地区也适用，比如芬兰一度是欧洲科技的中心，这得益于它在早期移动通信中确立的核心地位，但是随着技术的日新月异，它便失去了往日科技中心的地位。
其次，对于科技公司低税收的扶持政策很重要。
美国科技产业发达的地区，大多具有这一特点。
我们希望找到一个与我们合作的城市，让我们的客户、员工和社区都能从中受益 —— 亚马逊，官方网页声明，宣布竞争第二总部入驻位置的 238 个投标中的前 20 名入围者
美国通常被称为 “机遇之国”。
但是近几十年来，地理上的机会不断萎缩，因为我们越来越依赖位于沿海地区的少数超级明星城市来推动创新经济。
与此同时，受高房价限制，人们无法都搬到这些经济中心。
因此，美国其他大部分地区都错过了机会。缺乏趋利向好的流动性加强了美国的分裂政治，特别是跨地区、大城市与小城镇或农村地区的分裂。
美国不必依靠少数超级明星城市来发展。根据我们的研究，美国全国各地都存在着快速增长的机遇，这些机会正等待被利用。
超级明星中心以外的城市也拥有优秀的教育机构、人才和高品质的生活。它们各就各位做好了准备，将成为推动未来以技术为基础的经济增长引擎。
3 肯德尔广场： 世界生物技术中心
肯德尔广场位于坎布里奇的东翼，从南北战争时期直到 20 世纪上半叶都是工业中心。
从望远镜镜头到肥皂，再到曾经著名的新英格兰糖果威化饼，都产生于这一地区。
然而，到 20 世纪 40 年代中期，随着企业外迁去寻找更便宜的劳动力，这些工厂开始关闭。
当坎布里奇最大的雇主，肥皂制造商勒弗兄弟在 1959 年决定离开时，坎布里奇的工业彻底衰落。
该镇向肯德尔广场留下来的著名 “居民” 麻省理工学院求助。1960 年，麻省理工学院校长宣布，该大学将购买前勒弗兄弟的厂址，并将其开发为绰号 “技术广场” 的写字楼区。
似乎有一个理想的租户：NASA。约翰・肯尼迪总统及其有影响力的兄弟参议员特德・肯尼迪都敦促 NASA 考虑他们的家乡，特别是在肯德尔广场，建立一个拟议中的科学园区，旨在开发载人航天的新电子系统和其他项目。
电子研究中心（ERC）于 1964 年在肯德尔广场成立。但这只是暂时的喘息，由于预算削减，尼克松总统在 1970 年关闭了该电子研究中心。
肯德尔广场的衰落仍在继续。在 20 世纪 70 年代，坎布里奇镇继续努力规划，但是未能就这个 “绝望广场” 的定位达成共识。1950—1980 年，居住在肯德尔广场地区的劳动适龄人口从 4200 人减少到 2500 人。
但是，肯德尔广场正在播下重生的种子。麻省理工学院未来的诺贝尔奖获得者菲利普・夏普教授最初在日内瓦创立了一家基于重组 DNA 技术的企业。
随后，他希望公司尽可能地接近他的实验室，所以在 1982 年，他把公司搬到了坎布里奇宾尼街的一座小工厂，创立了渤健公司。
这不是一个显而易见的选择。据一位 20 世纪 90 年代初的博士后研究员说：“我记得菲利普・夏普实验室的一名研究生在距离我们工作的地方不超过四五个街区的街道上遭到袭击，被刀刺伤。”
尽管如此，渤健还是发展得很好。
在接下来的十年里，其他公司也纷纷效仿，一个生物技术中心的种子诞生了。
健赞（Genzyme）公司于 1990 年将其总部从波士顿迁至坎布里奇，千禧制药于 1993 年在坎布里奇成立，安进（Amgen）公司于 2001 年成立。
很自然，名为 “比格制药” 的这家老牌公司不想被排除在这个快速增长的中心之外。比格制药公司生产的许多领先药物都获得过专利，而且没有其他可以替代的药物。
企业家蒂姆・罗问道：“那么当鹅停止下金蛋时该怎么办呢？你必须去有新鹅生活的地方。”
2003 年，瑞士制药商诺华（Novartis）将新英格兰糖果威化饼的制造设施重新用于制造，从而创建了一个尖端的制药研究中心。
诺华拥有 2000 多名员工，现在是坎布里奇最大的雇主。其他巨头，如辉瑞、阿斯利康、安根和百特，近年来都相继开设了各自的肯德尔广场研究中心。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生物技术领域的这一成功已经扩展到了其他高科技领域，而坎布里奇以前似乎落后于硅谷或西雅图。
亚马逊、谷歌和微软的新研究中心如今已是肯德尔广场的核心，有数百家初创公司在此落户，专注于从事信息技术或清洁能源等新技术。仅在肯德尔广场地区，就有超过 140 亿美元的风险投资。
到 2010 年，肯德尔广场地区的劳动适龄人口数量超过了 1950 年的峰值，如今有 6 200 名处于工作年龄的居民。
土地所有者，正如你们所期望的，效益非常好：仅从 2000—2016 年，坎布里奇东区的房价均值从 33.8 万美元上升到 58.6 万美元。
4 减免企业税务
州和地方在争取经济增长时采用的策略是减免企业税务。衡量这些税收减免的规模是复杂的，但是，作为研究地区经济的主流智库之一，无党派的厄普・约翰研究所的研究人员揭示了这些减税措施，每年加起来超过 450 亿美元。
这相当于美国企业利润的 1.42%，或州和地方政府实际征收营业税平均金额的 30%。
好工作优先网站（Goodjobsfirst.org）跟踪这些数据，并报告各州政府对特别大额税收减免的成本。
其中包括波音公司在 2003 年减税交易 32 亿美元之后，2013 年留在华盛顿州的 87 亿美元减税交易，以及 2007 年美铝留在纽约州的 56 亿美元减税交易。
自 21 世纪初以来，已有 27 笔减税交易，每笔交易额度超过 10 亿美元，而且步伐还在加快。其中有 19 笔是在 2010 年以后。
近期最引人注目的例子是富士康向威斯康星州迁移的安排。这家台湾制造商曾表示，它正考虑在 2017 年 1 月于美国建立一家大型新工厂。其创始人曾表示，“需要激励来实现这一目标”。
据报道，威斯康星州击败了其他 6 个州 —— 印第安纳州、北卡罗来纳州、俄亥俄州、得克萨斯州、宾夕法尼亚州和纽约州 —— 谋求富士康的工厂入驻。
2017 年 7 月，富士康同意在威斯康星州建立一家价值 100 亿美元的工厂，生产消费类电子产品。
奖励是丰厚的赏金，包括 30 亿美元的州府税收减免，外加 7.53 亿美元的税收优惠，包括从建厂的地区购买土地，并免费交给富士康，投入 4 亿美元用于道路改善，并将耗资 1.4 亿美元升级当地的电力系统。
根据威斯康星州自己的估计，该州至少需要到 2043 年才能收回这一巨大的投入。
当企业在一个地区定居时，它们确实提供了强大的经济效益。
一项特别有趣的研究比较了那些赢得竞争的城市，引进了新的制造工厂。与其他入围后落选的城市相比，他们发现，获胜的城市通过赢得竞争，增长更快，也提高了现有公司的生产率。
换句话说，有了新公司，原有的公司也在提高生产效率。这是我们前面讨论的集约效应令人信服的证据：在一个地区开展更具生产率的项目会促进周围的企业更高效。
5 衡量地区科技水平的指标和方法
这一点对于中国每一个试图增强科技水平的地区，以及每一个挑选科技水平高的地区生活的年轻人，都有意义。
在所有的指标中，一个地区适龄工作人口的数量；有大学学历人口的比例，特别是从好大学获得科学（包括工程）学位的比例；人均拥有专利的数量以及宜居的程度（包括房价、犯罪率、交通便利情况等），是四个最重要的指标。
虽然并非这些指标高的地区都是科技重镇，但是所有的科技重镇在上述四个指标中得分都很高。因此，一个在上述条件满足了基本要求的地区，如果现在还不是科技重镇，只要发展方向选择正确，还是有机会变成科技重镇的。
结语：你要去的地方
经济活动集中在美国的一些有限的地方不是注定的。
许多地域拥有受过良好教育的人口、强大的教育机构以及充满活力的本地经济潜力，都有可能成为以技术为基础的经济增长战略的新中心。
此外，这些城市居民的生活质量也很高，与当今的超级明星城市相比，通勤时间更短，住房价格更实惠。
为了说明这一点，我们收集了美国主要都市区各种生活指标的数据（对于主要都市区的定义是至少有 5 万居民的城市及相邻的通勤区）。
根据定义，美国有 378 个毗连的主要都市统计区。对于其中每一个都市统计区，我们采集了亚马逊等公司或政府可能用来确定未来技术中心位置的三类标准信息。
一是有足够的工人来填补未来的工作
留住和吸引工人并非易事，它需要多样化的工作机会，大量单身人士的约会平台，以及足够的人口来支持餐饮业和文化活动设施。
都市区的规模不必像纽约或波士顿那么大，但是，如果没有至少数以万计的当地居民，新地区就不可能吸引和留住所需的劳动力。
二是技能和创业精神的高质量基础
这是结合教育成效来创造当今技术中心的要素，通常以拥有大学学位的人口比例和人均专利数量来衡量。
但历史告诉我们，一个成功的技术中心也需要高质量的大学基础。大学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创新增长的中心。
我们需要保持在大学教育中的领导地位，并更有效地将大学融入商界。斯坦福大学和硅谷的关系，或麻省理工学院和肯德尔广场生物技术中心之间的关系，已成为典范。
当然，一流大学可以创建，我们已经看到好多美国教育机构的理工教育在过去 30 年的显著改进。
话虽如此，在评价城市作为潜在技术中心方面，一个自然的起点是它们现有的大学的理工教育质量。
三是生活质量
现有超级明星城市面临的第一个问题是房地产限制，这些限制使房价飞涨。第二个问题是工人上班需要很长时间，通勤时长使人很不快乐。
第三个问题是生活质量的一个关键决定性因素 —— 安全，因为无须赘说，犯罪活动频繁的地区不是理想的栖居地。
综上所述，鉴于当今美国超级明星城市的集中，我们得出了一个或许令人惊讶的结论：有庞大的城市规模，拥有高学历的创业人口，拥有实力雄厚的教育机构和良好的生活质量 —— 具备这些条件的都市统计区或组合将有可能成为重启美国经济的新引擎。
2024 诺贝尔经济学奖：国家为什么会成功 / 失败？
原创 李南南 罗辑思维 2024 年 10 月 15 日 06:30 北京
北京时间 10 月 14 日下午，2024 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终于公布。获奖的学者有三位，分别是，芝加哥大学的詹姆斯・A. 罗宾逊、麻省理工的达龙・阿西莫格鲁，以及麻省理工的西蒙・约翰逊。
就在昨天早上，我还让 AI 根据网上的资料做过预测。根据实际结果看，感觉 AI 像是被摆了一道。AI 预测出了阿西莫格鲁，却没有预测到另外两个人。
但是，话说回来，今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颁给了三位经济学家，那么，我们重点应该关注什么呢？ 他们的观点会不会太分散，让人抓不住重点呢？ 下面咱们展开聊聊，enjoy：
01 国家创新的前提是什么？
首先，在这里，有一个好消息和一个不那么好的消息。
好消息是，尽管这三位作者各有各的课题，但他们总体上，有一个大概一致的研究方向，这就是，影响一个国家长期经济的因素到底是什么， 以及，国家制度与国家经济之间有着怎样的关系？ 换句话说，三位获奖者的研究并不是完全分散，重点是可以抓住的。
而不那么好的消息是，这个方向的研究对外行人来说，了解起来都有一定的门槛。 不像去年的经济学奖得主克劳迪娅・戈尔丁，她研究的是女性在社会经济中的处境。这个课题离生活比较近，相对容易理解。而今年这几位获奖者虽然都出过书，但是这些书的阅读难度都比较大。我们今天就尽可能地介绍一下。
咱们先从西蒙・约翰逊说起。西蒙・约翰逊 曾经在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担任过首席经济学家。现在他是 麻省理工的教授 ， 他最重要的研究课题之一，是美国自从二战以来的政策对美国科技创新的影响。 关于这个课题，他曾经和麻省理工的同事乔纳森・格鲁伯，一起写过《美国创新简史》。得到 App 的吴军老师还给这本书写过序。
从西蒙・约翰逊的研究里，你能看到一个思路，这就是，不算小账算大账。假如细看影响科技创新的因素，就太随机了，好像有无数的原因能影响创新。但是，假如切换到宏观视角，你会发现决定一个国家能不能搞好创新的前提，其实是确定的。 一个国家想要搞好科技创新，必须满足这几个前提。
比如，这个地区的适龄工作人口，要具备一定的规模。 说白了，就是这个地区要有足够大的经济体量，而且要有足够充裕的劳动力。之前贾雷德・戴蒙德，也就是《枪炮、病菌与钢铁》的作者，提出过一个大历史视角，跟西蒙・约翰逊的观点很接近。但是，戴蒙德说得更直接，他认为，一个国家的发展需要一个起码的前提，就是要有闲着没事干的能人。一来，有能人，你才有创新的能力。二来，这个能人必须得足够闲，至少不能每天为了温饱忙碌，他才有闲心去琢磨创新。
再比如，西蒙・约翰逊的书里还说，任何科技重镇，必须得有一个具有发展前景的新产业。 假如没有这样的新产业，单靠现有产业，那么即使这个城市眼下发展很好，在一代人之后，科技水平也会明显落后。这个洞察，又有点像克里斯滕森说的《创新者的窘境》。只不过克里斯滕森研究的是公司，而西蒙・约翰逊研究的是城市和国家。但他们的观点比较类似，这就是，一个组织，无论是城市还是公司，在创新这个事上都需要赌一把。
你要是不押注新技术，只靠现在的技术，那么结果就是，你也许会做对每一个微观决策，但这些决策累积到最后，也会导致巨大的失败。这也是为什么，不同的时代，科技重镇也会跟着变。借用吴军老师的话说，对于科技重镇，我们要动态地看它们，从历史上看，常常是风水轮流转。
你看，我们从西蒙・约翰逊，说到了贾雷德・戴蒙德和克里斯滕森，这些人的领域不同，但是他们的洞察在很大程度上居然是一致的。这是不是应了那句话，真理和真理之间，往往是相似的？
好，关于西蒙・约翰逊，先说到这。
02 国家差距的四种假说
接下来，我们聊聊另外两个获奖者，达龙・阿西莫格鲁和詹姆斯・A. 罗宾逊，他们两位很适合放在一起说。他们两个人一起写过书，而且还不止一本。其中最有名的作品之一，是两人合著的《国家为什么会失败》。
下面，我们就通过这本书，了解一下这两个学者的经济学思想。
阿西莫格鲁和詹姆斯・A. 罗宾逊在书里回答了一个核心问题，是什么造就了国家之间的贫富差距？
关于这个问题，历史上曾经有几次争论，出现了几派学说，但每一派都有漏洞。
比如，最早的解释之一，是人种决定论。 觉得有的国家之所以落后，就是人种问题。支持这个观点的人一度不在少数，就连现代统计学的祖师爷之一，高尔顿，也是这个观点的拥护者。但是，这个观点后来渐渐被推翻了。今天再提起来，多少有种族歧视的意味。
而反对这个观点的关键学者之一，是前面提到的贾雷德・戴蒙德。戴蒙德认为，一个地方的发展前景，关键得看这个地方的资源禀赋。 这个观点早在 18 世纪，就被法国政治学家孟德斯鸠提出了，而戴蒙德又给这个观点补充了很多证据。比如，为什么过去欧亚大陆强大，而南美洲就落后？戴蒙德说，这主要是因为，欧亚大陆上有很多可驯化、可以规模化养殖的动植物。而南美洲呢，能批量种植的植物只有玉米，而能被驯化的动物只有羊驼。你既不能指望这个东西产太多肉，也不能指望骑着它打仗。结果就是，农业和军事都发展不起来，连基础的温饱和安全都成问题，就更别提什么创新了。
但是，阿西莫格鲁和罗宾逊发现，戴蒙德的解释也有漏洞。 比如，殖民之前，印加帝国和西班牙的贫富差距不到两倍。而当西班牙人把本国的农作物带到南美后，二者之间的贫富差距非但没缩小，反而加大了。你看，这就没法解释了。
除了前面说的人种假说和地理假说之外，还有文化假说，认为一个地方的文化决定了经济。 但这个假说也被推翻了，有的国家之间文化很接近，但经济差距很大。
还有人提出过无知假说，说的是一个地区经济之所以落后，就是因为负责人太无知，全是个体无能导致的。 但显然，这个说法也站不住脚，因为在多数时候，一个地方的经济策略都不是一个人能说了算的，背后往往有一个庞大的团队。
03 国家强弱的决定因素是制度
那么，在推翻了地理假说、文化假说、无知假说之后，决定一个地方经济强弱的因素到底是什么呢？阿西莫格鲁和罗宾逊认为，这个决定因素是制度。
具体来说，这个制度又分两种情况。
第一类叫包容性的制度，这对经济发展有利。
比如，1775 年，瓦特给自己发明的蒸汽机申请了专利，并且准备大规模投产。他还给父亲写信说，我终于获得了一项国会法案授予新火机的财产权，希望这能给我带来巨大的利益。而事实上，瓦特也确实因为蒸汽机获得了大笔财富。
这种 鼓励创新，保护创新的制度，就属于包容性制度。
而反过来，第二类叫榨取式制度。 比如，中世纪的俄国，农奴的劳动成果有很多都被地主拿走了。很明显，在这个状态下，人们哪还有创新的愿望？
那么，这个制度差异是怎么产生的呢？阿西莫格鲁和罗宾逊认为，这并不全是人为设计的结果。很多时候，是历史上的一个不经意的事件，决定了一个国家的制度取向。
比如，14 世纪，黑死病席卷欧洲，这本来是一个巨大的灾难，杀死了一半的人口。但是，它也在西欧触发了一组很意外的连锁反应。首先，因为人口减少，导致劳动力短缺。而一旦有了稀缺性，就有了话语权。农奴就可以要求领主减少税金。其次，领主很清楚，假如不给农奴减少税金，他们可能就会逃难去别的地方。要是农奴都走光了，自己的土地也得荒废。于是，领主就要做出让步，给农奴减少税金。最后，有一部分争取到更多权益和自由的农民，就有机会脱离土地，在城市从事商业和手工业。你看，有了商业和手工业，经济的发展就有了更好的基础。
但是，同样是遭遇黑死病，地处欧洲大陆东部的俄国情况就不一样。当时，俄国也遇到了黑死病。但俄国的领主之间组织性更强，说白了，就是他们更容易合起伙来对付农奴。俄国的领主为了防止农奴流失，非但没有提高待遇，反而变本加厉地控制，榨取得比以前还要严重。这也被称为历史上的第二次农奴制度。
你看，一次偶然的历史事件，因为国家的处理方式不同，就导致后续的制度走上了不同的道路，后续的差异越来越大。这个现象也被称为制度漂移。
关于几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的观点，还有很多，我们今天只是很粗略地说了个大概。
同时，跳出具体的观点，我觉得更值得我们留意的，是三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的视角。这就是，观察一件事，既要看到那些刻意设计的必然，也要看到那个不经意的偶然。
借用前段时间网上的一个说法，说一个人在电梯里做俯卧撑，一直做到 80 楼。别人问他，你是怎么上来的啊？他说，全靠我自己做俯卧撑。显然，这个视角有问题。而高的视角就在于，不仅能看到个体，更能看到个体之外的那个，真正起决定作用的电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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