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与艺术中的超现实主义、先锋派与后现代主义探索
1. 盖伊·麦迪恩《吉姆利医院的故事》中的超现实主义与先锋派元素
1.1 与早期先锋派的联系
盖伊·麦迪恩在处理业余历史题材时与早期先锋派存在一定联系。就像巴黎的“狂人”(德兰、马蒂斯、毕加索)从非洲和大洋洲艺术中汲取灵感创作作品一样,麦迪恩在《吉姆利医院的故事》中借鉴北欧血统创造超现实时刻,与这些原始主义实践存在相似之处。
1.2 超现实主义“原品牌”的探讨
有人认为麦迪恩应与两次世界大战期间“被认可”的超现实主义经典流派相关联,但这种观点过于简化。从历史文化角度看,麦迪恩的作品更适合新先锋派时期,与“原品牌”并无具体关联。然而,“原品牌”与“新品牌”的二分法只是一种意识形态构建,超现实主义与许多先锋派潮流不同,从未真正消失。实际上,超现实主义不应被视为现代主义流派或代表共同美学观点的团体,而应被理解为“对自由的人类学研究”。从超现实主义与民族志的联系可以追溯到从20世纪20年代早期历史超现实主义的开端到《吉姆利医院的故事》的连续脉络,使这部电影与历史先锋派的形式实验主义相契合。
1.3 对早期电影的迷恋
麦迪恩的几乎所有电影都表现出对早期电影的迷恋,《吉姆利医院的故事》也不例外。这部电影涉及民族志电影传统的兴起、其最初的表达方式以及该类型在初期的典型手法。影片中大量引用了早期经典民族志电影,如《北方的纳努克》《张:荒野的戏剧》和《刚果大猩猩》等。这些电影的特点是民族志关注与昂贵娱乐媒介需求之间有时存在问题的共存,导致使用夸张的欧洲中心主义刻板印象、公然“人性化”主题的欲望,以及采用某些可接受的表现策略、编排的动作和虚构的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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