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亡之路(4)：最受误解的东南互保

很多人一提“东南互保”，就认为是东南是在反叛。

如果仔细看，其实根本谈不上造反，反而是更像是一种“遵旨行事”。

本文就是说说这个问题。

宣战是来真的吗？

1900年6月21日，慈禧忍无可忍，决定和各公使馆翻脸，发出宣战诏书。

诏书（上谕）称“平日交邻之道，我未尝失礼于彼，彼自称教化之国，乃无礼横行，专恃兵坚器利，自取决裂如此乎！”，“与其苟且图存，贻羞万古，孰若大张挞伐，一决雌雄”，并对国内各级官员警告说“苟其自外生成，临阵退缩，甘心从逆，竟作汉奸，朕即刻严诛，决无宽贷。”

白话文意思就是，平时我国对各外国都不错，从来没有失礼过，他们自称很文明，但却如此横行无礼，仗着兵器上的优势，要和我们决裂，那我们也不客气了，与其忍气吞声，含羞忍辱，不如大干一场，一决雌雄，各地官员如果消极抗战甚至当汉奸，朕将杀了你们！

说是宣战诏书，其实很勉强，因为并没有说对哪一国宣战。诏书也未以任何形式送达给任何外国公使馆，只是送到部分督抚一级。

各省督抚都不知道该向谁开战，里面只是模糊说一个“彼等”，感觉是一切和中国打交道的外国，所以这封诏书又称《对万国宣战诏书》。

6月23日，慈禧收到张之洞、刘坤一联络几省巡抚联名电奏，各巡抚力言：

“从古无国内乱民横行惨杀而可以治国者，亦未闻一国无故与六七强国一同开衅而可以自全者……仰恳皇太后、皇上圣断，念宗社之重，速持定见，勿信妄言，明降谕旨，力剿邪匪，严禁暴军，不准滋事。速安慰各使馆，力言决无失和之意。”

意思是，从来没听说靠乱民乱打乱杀能成事的，也从来没听说过一国和六七个强国一同开战还能活下来的，请太后和皇上不要再犹豫，立刻镇压拳民，并安慰各使馆，告诉他们绝无失和之意。

就是这几个人搞了东南互保。

什么是东南互保

东南互保的意思是，在战局期间，上海租界由各国自行保护，长江内地由各省督抚自行保护，互不相扰。

也就是和平共处，不打仗的意思。

东南互保主要参加人员有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两广总督李鸿章、闽浙总督许应骙，山东巡抚袁世凯，这几位也是一直坚决主张剿灭义和团的。陕西巡抚端方、四川总督奎俊等人，虽然不在东南，但后来也采取同样立场。

其实早在朝廷宣战之前，这些东南督抚就已经开始和驻武汉、驻上海的领事馆洋人联络，表达了这样的意思。

东南督抚大约是这么想的，北京虽然已经乱了，但我们管的地方，不能乱。

其实慈禧不想打

朝廷其实也没想真打，这些可以从朝廷的上谕中看出来。

6月23日，慈禧给沿江沿海各省督抚的上谕说：

“一月以来，除德使被乱民戕害，现在严行查办外，其余各国使臣，朝廷几费经营，苦心保护，均各无恙。”

意思就是说，这一个月来，除了德国公使克林德被害外，朝廷一直在保护各国使臣，而且今后也要继续保护。

从实际情况看，北京围攻使馆区56天，其实基本是围而不打，突破肃王府、火烧翰林院，都是为了施加压力，并不敢真的打死各国外交人员。

6月26日，宣战五天后，慈禧在给李鸿章、张之洞、刘坤一等人的上谕中就表示：

“尔督抚度势量力，不欲轻构外衅，诚老成谋国之道。无如此次义和团民之起，数月之间，京城蔓延已遍，其众不下十数万，自兵民以至王公府第，处处皆是，同声与洋教为仇，势不两立。剿之则即刻祸起肘腋，生灵涂炭，只可因而用之，徐图挽救。奏称信其邪术以保国，亦不谅朝廷万不得已之苦衷。尔各督抚知内乱如此之急，必有寝食难安，奔走不遑者，安肯作一面语耶？此乃天时人事，相激相随，遂至如此。尔各督抚勿再迟疑观望，迅速筹兵筹饷，立保疆土。如有疏失，唯各督抚是问！特此电谕。”

这个诏书大概意思是说，你们这些东南督抚，审时度势，一直认为最好不打，现在看，确实是深谋远虑。这次祸端的缘由，是义和团和洋教为仇，而且遍布京城，是剿是抚，朝廷真的很为难。现在事已至此，请你们不要再观望，赶紧招兵买马，保护疆土，如有疏忽，唯你们是问！

可以看出，慈禧已经有悔意，一是认为不该打，二是表达了对义和团的不满，并要求各督抚“筹兵筹饷，立保疆土”，也就是保护国家领土完整，这才是最重要的事。

所以，东南各督抚看到这个诏书，应该是心里长舒一口气了：“我们的做法正符合朝廷的要求”。

更何况，就在宣战的前一天，6月20日，朝廷还有这么一个上谕：

近日京城内外拳民仇教，与洋人为敌，教堂教民连日焚杀，蔓延太甚，剿抚两难，洋兵麇聚津沽，中外衅端已成，将来如何收拾，殊难逆料。各省督抚均受国厚恩，谊同休戚，事局至此，当无不竭力图报者。应各就本省情形，通盘筹划，于选将、练兵、筹饷三大端，如何保证疆土，不使外人逞志，如何接济京师，不使朝廷坐困，事事均求实际。沿江沿海各省，彼族觊觎已久，尤关紧要，若再迟疑观望，坐误事机，必至国势日蹙，大局何堪设想。是在各督抚相互勤勉，联络一气，共挽危局，事势紧迫，企盼之至。将此由六百里加紧通谕知之。钦此。

大意是，由于义和团烧教堂，杀教民，现在和洋人已经闹翻了，洋兵已经在天津附近聚集，后面情况可能会很难办。各位督抚，你们应该通盘策划，保卫疆土，并考虑互相联络，同舟共济，救济京师，不要再犹豫迟疑，坐误时机。

这段话说得也比较含糊，没有给出明确的指示，只是说了一下现在的情形，给各督抚一个总体上的要求，具体怎么办，还是要各督抚自己选择，朝廷对于是否全国开战也比较犹豫，问题的重心还是放在京城，只要能保障北京平安就行。

注意里面说的“应各就本省情形，通盘筹划，于选将、练兵、筹饷三大端”，这里能看出，清朝晚年，朝廷已经失去了对军队自上而下的绝对集权，各省的军费筹集、招兵买马、选拔将领，都由各省自己来办，对于朝廷的政治安全而言，这是非常不利的，因为地方有了兵权，就有了造反的资本。

这个圣旨里面，说到“各督抚互相劝勉，联络一气，共挽危局”，张之洞抓住这句话，声称“东南互保”正是各督抚互通声气，联合一致，保护中华领土和财产不受洋人侵害的明智举措。

所以，从6月20号、23号、26号这几个圣旨来看，朝廷的意思有点飘忽不定，但总体感觉还是不想把事情弄大，如果洋人入侵，那自然要奋死抵抗，如果洋人不打，那我们也不要主动挑战，总之，保领土，保平安是最重要的，具体怎么做，朝廷也说不太清楚，各督抚要自己根据各省实际情况看着办。

东南互保正是各省看着办的结果，实践表明，如果打不过洋人，这是代价最小的自我保全的做法。

朝廷的诏书中，只有6月21号的那个诏书是号召要打的，但这个诏书也写的比较含糊，没有说和谁打，打什么，怎么打。两广总督李鸿章把它看成是个伪诏，决定不照办。他给在上海的盛宣怀发电报说：“廿五矫诏，粤断不奉。希将此电，密致岘香二帅。”

“岘香二帅”就是指刘坤一、张之洞。“廿五”即光绪二十六年农历五月二十五，即公历1900年6月21日。

在盛宣怀策划下，由盛宣怀、上海道台余联沅、张之洞、刘坤一委派的官员，组成代表团在上海同以美国总领事古纳为首的各国领事进行会商。双方在6月26日签订《东南保护约款》，其中规定“上海租界归各国公同保护”，“长江及苏杭内地各国商民教士产业均归南洋大臣刘，两湖督宪张允认切实保护”。

为什么不像毓贤那样

这些东南督抚，为什么不能像山西巡抚毓贤那样，发扬宣战诏书精神，“大张挞伐，一决雌雄”，在省内大开杀戒呢？

因为这几个东南督抚，长期和洋人打交道，实在知道对方和自身的军事实力，知道即便一时能获取小的胜利，总体上还是打不过的，以前两次鸦片战争、甲午战争都是明例，如果拼死一打，倒有可能闹得亡国亡民。

盛宣怀致东南几个总督的电文中说：“各省集义团御侮，必同归于尽。欲全东南以保宗社，东南诸大帅须以权宜应之，以定各国之心。”意思是：如果东南各省发动义和团抵御外国侵略，必然将会同归于尽，所以，必须采取权宜之计，来保护人民生命和财产安全，并要让各国放心我们不会打他们。

大忠臣毓贤是打了，是杀了，但结果如何？他自己被清算不说，整个山西省都遭连累。

1900年7月9日杀洋人那天，行刑之前，毓贤身穿官服去参拜母亲，他跪在地上，泣不可止地对八十多岁的老母亲说：“儿子为了国事，不能再顾身家了！”，毓贤知道，自己大开杀戒，一定会遭到报复，但是抗击外侮，尽忠报国，义不容辞，就顾不上自己性命安危了。

在毓贤指挥下，全省杀死传教士191人，中国教民及家属子女1万多人，是全国各省中传教士和教民死亡最多的一个省。毓贤在列强的要求下被清廷处决，全省40余名官员被严惩，120多名义和团首领被抓捕处死，山西赔偿传教士抚恤金和丧葬费等263万两，每年分担庚子赔款116万两。

山西除加征钱粮外，另外增加了几十种税，导致山西物价暴涨，原来二十文钱一斤的盐涨到四十文一斤，许多商业衰落，手工业大量停产，经济凋敝，民不聊生。除承担巨额赔偿外，清廷还禁止山西士子参加科举考试五年，以示惩罚。

如果各省将领都浴血奋战，是不是可以打过洋人？

历史无法重演，但可以看看在天津和北京的战况，从大沽到天津，从天津到北京，清军和义和团进行了英勇顽强的抵抗，但终究还是抵抗不住，罗荣光、聂士成、裕禄、李秉衡在大沽、天津、杨村等地统统英勇战死或自杀；荣禄、董福祥、载漪领7、8万人在城内奋死抵抗（八国联军加起来不到2万人），一样是打不过；只有刘光才在山西娘子关的抵抗才表现出一丝亮色，但很多战绩也是他自己的夸张，慈禧都不太相信他的报告。

在东南方面，英国当时有十三艘兵舰驶入长江。7、8月间，英国、法国、德国、日本又相继派了一些军队在上海登陆。但由于有互保协定，并没有开战。

朝廷对“东南互保”的认可

7月21日，刘坤一、张之洞和四川总督奎俊以及安徽、浙江、江苏三省巡抚联合奏报，用含糊其词的说法报告了他们同各国“订定章程”这件事。朝廷表示了毫不含糊的同意：

“朝廷本意，原不欲轻开边衅。故曾致书各国，并电谕各疆臣，及历次明降谕旨，总以保护使臣及各口岸商民为尽其在我之实，与该督等意见正复相同。”

意思就是，朝廷本来也不想打，所以给各国去过信函，也给各督抚下过诏书，要保护各国外交人员和各通商口岸的外国人，和你们的意见一致。

两宫逃出北京后，朝廷在8月20日的“罪己诏”中说得很明白：“前据刘坤一、张之洞等奏，沿海沿江各口商务照常，如约保护。今仍应照议施行，以昭大信。”

1901年2月14日,慈禧批准《议和大纲》,清廷颁布上谕（也有人称此为“罪己诏”），其中不仅有“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的说法，还有对东南互保的肯定：“当京师扰乱之时，曾谕令各疆臣固守封圻，不令同时开衅。东南之所以明订约章、极力保护者，悉由遵奉谕旨不欲失和之意。故列邦商务得以保全，而东南疆臣亦藉以自固。”

8月17日，张之洞、刘坤一致电各国驻上海总领事，说“东南互保”“各督抚均系奉旨办理”，所以请求联军“万万不可震惊我皇太后、皇上”。当然，慈禧最愿意看到这样的开脱。

洋人不傻，肯定是要看圣旨原文的，估计是仔细查阅了这些文件，又考虑到慈禧一直以来对洋人的态度，才最终没有清算她。

所以，“东南互保”并不是反叛，是这些督抚把旨意含糊的要求，按照自己的理解和判断，做出的自认为最有利于国家的决策。

从之后各督抚的表现，也能看得出来，张之洞坚决扑灭了旨在扶持光绪复位的自立军起义，李鸿章则拒绝了革命党人抛出的“两广独立”计划，选择坚定地站在慈禧一边。

黄兴曾在上海面见准备北上谈和的李鸿章，问道：“您为什么不帮助我们赶走满清走狗，恢复汉人江山？”李鸿章沉默良久才答道：“一代人做一代人的事吧”。黄兴明白，李鸿章是没有反心的。

1901年12月8日，朝廷上谕褒奖东南督抚：“刘坤一、张之洞、袁世凯共保东南疆土，尽心筹画，均属卓著勋劳，自应同膺懋赏。”刘坤一加太子太保衔，张之洞、袁世凯加太子少保衔，已经去世的李鸿章再赐祭一坛，其子李经迈赏三四品京堂候补。

1902年、1909年刘坤一、张之洞相继去世，清廷也及时地追认了他们的功绩。如刘坤一去世后清廷在谕旨中褒扬他：“两江总督刘坤一秉性公忠才猷宏远……前年近畿之乱，该督保障东南，匡扶大局，厥功甚著，老成硕望，实为国家柱石之臣。”

总的来说，东南各督抚并无反意，反而是认真揣摩朝廷心理，结合本省实际，采取代价最小的方式保持和平态势，不至于酿下大错。而朝廷也觉得他们做的对。

从这点看，在阅历见识上、审时度势上、揣摩上意上、明哲保身上，刘坤一、张之洞、李鸿章等人的水平，要远远超越毓贤。

虽然毓贤实在可称是爱国、忠诚、担当。

毓贤当时得知东南互保后，立即于7月7日报告了朝廷，称“不胜骇异”。

但朝廷没有理他。

(下一篇：立宪之路)

文｜卫剑钒

附1：1900年6月21日《对万国宣战诏书》

内阁奉上谕：我朝二百数十年，深仁厚泽，凡远人来中国者，列祖列宗罔不待以怀柔。迨道光、咸丰年间，俯准**彼等**互市，并乞在我国传教；朝廷以其劝人为善，勉允所请，初亦就我范围，遵我约束。**讵三十年来，恃我国仁厚，一意拊循，彼乃益肆枭张，欺临我国家，侵占我土地，蹂躏我人民，勒索我财物。**朝廷稍加迁就，彼等负其凶横，日甚一日，无所不至。小则欺压平民，大则侮慢神圣。我国赤子，仇怨郁结，人人欲得而甘心。此义勇焚毁教堂、屠杀教民所由来也。朝廷仍不肯开衅，如前保护者，恐伤吾人民耳。故一再降旨申禁，保卫使馆，加恤教民。故前日有「拳民、教民皆吾赤子」之谕，原为民教，解释夙嫌。朝廷柔服远人，至矣尽矣！

然彼等不知感激，反肆要挟。昨日公然有社士兰照会，令我退出大沽口炮台，归彼看管，否则以力袭取。危词恫吓，意在肆其猖獗，震动畿辅。
平日交邻之道，我未尝失礼于彼，彼自称教化之国，乃无礼横行，专肆兵监器利，自取决裂如此乎。

朕临御将三十年，待百姓如子孙，百姓亦戴朕如天帝。况慈圣中兴宇宙，恩德所被，浃髓沦肌，祖宗凭依，神祇感格。人人忠愤，旷代无所。**朕今涕泣以告先庙，抗慨以示师徒，与其苟且图存，贻羞万古，孰若大张挞伐，一决雌雄。**连日召见大小臣工，询谋佥同。近畿及山东等省义兵，同日不期而集者，不下数十万人。下至五尺童子，亦能执干戈以卫社稷。

彼仗诈谋，我恃天理；彼凭悍力，我恃人心。无论我国忠信甲冑，礼义干橹，人人敢死，即土地广有二十余省，人民多至四百余兆，何难减比凶焰，张我国威。其有同仇敌忾，陷阵冲锋，抑或仗义捐资，帮助儴项，朝廷不惜破格懋赏，奖励忠勋。**苟其自外生成，临阵退缩，甘心从逆，竟作汉奸，朕即刻严诛，绝无宽贷**。尔普天臣庶，其各怀忠义之心，共泄神人之愤，朕实有厚望焉！钦此。

附2：1901年2月14日清廷上谕：

内阁奉上谕：本年夏间，拳匪构乱，开衅友邦，朕奉慈驾西巡，京师云扰。迭命庆亲王奕劻，大学士李鸿章，作为全权大臣，便宜行事，与各国使臣止兵议和。昨据奕劻等电呈各国和议十二款，大纲业已照允，仍电饬该全权大臣将详细节目悉心酌核，**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既有悔祸之机，宜颁自责之诏，朝廷一切委曲难言之苦衷，不能不为尔天下臣民明谕之。此次拳教之祸，不知者咸疑国家纵庇匪徒，激成大变，殊不知五六月间屡诏剿拳保教，而乱民悍族，迫人于无可如保，既苦禁谕之俱穷，复愤存亡之莫保。迨至七月二十一日之变，朕与皇太后誓欲同殉社稷，上谢九庙之灵，乃当哀痛昏瞀之际，经王大臣等数人，勉强扶掖而出，于枪林炮雨中仓皇西狩。是慈躬惊险，宗社贴危，闤闤成墟，衣冠填壑，莫非拳匪所致，朝廷其尚护庇耶？夫拳匪之乱，与信拳匪者之作乱，均非无因而起。各国在中国传教，由来已久，民教争讼，地方官时有所偏：畏事者袒教虐民，沽名者庇民伤教。官无办法，民教之怨，愈结愈深。

拳匪乘机，浸成大衅。由平日办理不善，以致一朝骤发，不可遏抑，是则地方官之咎也。涞涿拳匪，既焚堂毁路，急派直隶红军弹压，乃练军所至，漫无纪律，戕虐良民。而拳匪专恃仇教之说，不扰乡里，以致百姓皆畏兵而爱匪。匪势由此大炽，匪党亦愈聚愈多。此则将领之咎也。该匪妖言邪说，煽诱愚人，王公大臣中，或少年任性，或迂谬无知，平时嫉外洋之强，而不知自粮，惑于妖妄，诧为神奇，于是各邸习拳矣，各街市习拳矣。或资拳以粮，或赠拳以械，三数人倡之于前，千万人和之于下。朕与皇太后方力持严拿首要，解散胁人之议，特命刚毅前往谕禁，乃竟不能解散。而数万乱民，胆敢红巾露刃，充斥都城，焚掠教堂，围攻使馆。我皇太后垂帘训政，将及四十年，朕躬仰承慈诲，夙昔睦邻保教，何等怀柔？而况天下断无杀人放火之义民，国家岂有倚匪败盟之政体？当此之时，首祸诸人，叫嚣隳突，匪党纷扰，患在肘腑，朕奉慈圣，既有法不及众之忧，浸成尾大不掉之势。兴言及此，流涕何追！此则首祸王大臣之罪也。然当使馆被围之际，屡次谕令总理衙门大臣前往禁止攻击，并至各使馆会晤慰问，乃因枪炮互施，竟至无人敢往，纷纭扰攘，莫可究诘。设使火轰水灌，岂能一律保全？所以不致竟成巨祸者，实由朝廷极力维持，是以酒果冰瓜，联翩致送，无非朕仰体慈怀，惟我与国，应识此衷。今兹议约不侵我主权，不割我土地，念列邦之见谅，疾愚暴之无知，事后追思，惭愤交集。惟各国既定和局，自不致强人以所难。关奕劻，李鸿章，于细订约章时，婉间力办，持以理而感以情。

各大国信义为重，当视我力之所能及，以期其议之必可行。此该全权大臣所当竭忠尽智者也。**当京师扰乱之时，曾谕令各疆臣，固守封圻，不令同时开衅，东南之所以明订约章，极力保护者，悉由遒奉谕旨，不欲失之之意。故列邦商务，得以保全，而东南疆臣亦藉以自固。**惟各省平时，无不以自强为辞，究之临事张皇，一无可恃，又不悉朝廷事处万难，但执一偏之词，责难君父；试思乘舆出走，风鹤惊心，昌平宣化间，朕侍皇太后素衣将敝，时豆粥难求，困苦铠寒，不如氓庶。不知为人臣者，亦尝念及忧辱之义否？总之，臣民有罪，罪在朕躬。朕为此言，并非追既往之愆尤，实欲儆将来之玩泄。近二十年来，每有一次衅端，必有一番诰诫，卧薪尝胆，徒托空言。理财自强，几成习套。事过以后，徇情面如故，用私人如故，敷衍公事如故，欺朝廷如故。大小臣工，清夜自思，即无拳匪之变，我中国能自强耶？夫无事且难支拄，今又构此奇奇变，益贫益弱，不待智者而后知。尔诸臣受国厚恩，当于屯险之中，竭其忠贞之力：综核财赋，固宜亟偿洋款，仍当深恤民艰；保荐人才，不当专取才华，而当内观心术。其大要，“去私心”“破积习”两言。大臣不存私心，则用人必公；破除积习，则办事着实。惟公与实，乃理财治兵之根本，亦即天心国脉之转机。

应即遵照初十日谕旨，妥速议奏，实力举行。此则中外各大臣，所当国尔忘家，正己率属者也。朕受皇太后鞠劳训养，垂三十年，一旦颠危至此，仰思宗庙之震惊，北望京师之残毁，士大夫之流离者数千家，兵民之死伤者数十万，自责不暇，何暇责人？所以谆谆诰谕者，则以振作之与因循，为兴衰所由判，切实之与敷衍，即强弱所由分。固邦交，保疆土，举贤才，开言路，己屡次剀切申谕。中外各大臣其各凛遵训诰，激发忠忱，深念殷忧启圣之言，勿忘尽瘁鞠躬之谊。朕与皇太后有厚望焉。

将此通谕知之。钦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