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工程师比科学家低一等吗？ （末尾有本人的微小评论）

作者简介： 爱德华·阿什福德·李，现任伯克利工业 CPS 研究中心主任，曾任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电子工程与计算机科学系主任，现为该系 Robert S.Pepper 特聘教授。主要研究方向是嵌入式与实时计算系统的设计、建模和模拟。他是嵌入式系统领域的知名学者，也是 CPS 研究的倡导者和引领者之一。Lee 教授分别于耶鲁大学、MIT 及 UC Berkeley 获得本科、硕士及博士学位。他共有《嵌入式系统：CPS 方法》等专著 8 部。他是 IEEE Fellow，获 IEEE 杰出技术成就与领导奖、美国 NSF 总统青年科学家称号以及弗雷德里克·特曼工程教育奖。

图灵奖与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20 世纪最具有影响力的思想家之一赫伯特·西蒙（Herbert Alexander Simon）认为， 设计就是“将现有情况转变为优选情况”。但是我们所说的“优选”情况是什么意思呢？在政治体系中，这可能是非常主观的。在工程系统中，其可能更加客观。一个政治领袖可能更喜欢将所有的移民拒于门外的局面，即使没有客观证据表明这样做会给任何人带来什么好处。相比之下，工程师则常常被要求以客观的标准来实现他们所希望的“优选”情况，例如降低成本或降低能耗等。西蒙所说的“优选情况”是开放性的。但在大众文化中，认为工程师主要是优化现有设计的看法并不少见。

下面这个笑话恰好强调了这一点：

问：乐观者、悲观者和工程师之间有什么区别吗？

答：乐观者看到的是一个半满的玻璃杯。悲观者看到的是一个半空的玻璃杯。而工程师看到的则是玻璃杯比实际需要大了一倍。

这个笑话源于我们脑子里对工程师的成见，即工程师喜欢成本更低的那些产品。尽管缺乏任何客观的衡量标准表明工程系统比“现有的情况”要好，但是许多工程系统仍被认为是“优选的”。例如，苹果手机并没有比诺基亚手机更好用，电池续航时间还明显更短，而且价格也不便宜！人们说苹果手机是“优选的”手机，是因为其具有一些非客观的属性。从根本上说，它是对人类的一种创造性贡献，而不是一种优化。然而，它无疑是一件工程制品。

当使用“人工科学”一词来指称创造和研究人工制品的时候，西蒙为 “人工” 一词的贬义含义感到惋惜，他说：“我们的语言似乎反映了人类对自己产品的极度不信任。” 可以说，对自然产物的不信任同样合理。但是，作为一位拥有苹果手机的青少年的父亲，我可以证明对人工制品的不信任是真实存在的。不管是否可信，毫无疑问，智能手机是变革性的人工制品。苹果手机（及其后来的竞争对手）以及最近在无线通信和计算机系统方面 的其他创新，使得我们能够将几乎所有人类曾经发布的几乎所有信息都装在口袋里。将其称为“变革性的”似乎太过于轻描淡写了。这是工程学——“人工科学”的胜利，而不是自然科学的胜利。然而，我们不得不承认，苹果手机里几乎没有任何新的发明。当苹果手机上市的时候，它的每一项重要功能几乎已经存在于其他产品中了。 苹果手机更多是设计的结果，而不是发明或发现。

当今的西方文化中有这样一种司空见惯的现象，大多数人似乎更尊重发明家而不是工程师， 更尊重科学家而不是发明家。科林·麦基尔文在《自然》杂志的一篇文章中，将此归因于美国国 家工程院前院长威廉·伍尔夫，声明如下：

科学界普遍认为科学优于工程。（麦基尔文，2010）

这种态度从科学界蔓延到一般文化领域。 我们常用“火箭科学家”这个词形容非常聪明的人，尽管大多数太空计划的参与者所做的都是工程。麦基尔文继续说：

伍尔夫认为此现象在一定意义上归因于创新的“线性”创新模式。该模式认为，科学发现会导致技术的进步，而技术进步反过来又会推动人类的发展。这种模式在决策者的头脑中根深蒂固，就如同它不被知性地信任一样。正如任何一位工程师都会告诉你的那样，诸如航空和蒸汽机等创新，通常都早于对事物如何运行的科学理解。

很难具体指出是哪一项科学发现最终促成了苹果手机的出现， 因为它所依赖的每一项科学发现都已经在其他产品中得到了广泛的应用。然而，我们很容易找到足够的证据，证明流行文化认为这种线性创新模式实际上就是事物的运作方式。例如，About.com 是一个由广告资助的网站，其围绕着各种各样的主题收集读者的评论。在其中一项关于“工程师和科学家──区别是什么？”的问卷调查中， 一些读者给出如下回答：

· 科学家是创造理论的人，工程师是将理论运用于实践的人。他们简直是在互相恭维（原文如此）......

· 科学是许多高层次的理论，而工程则是实现和优化。

· 工程师处理数学、效率和优化，而科学家处理“什么是可能的”。工程师受过使用工具的训练，而科学家受过制造工具的训练。

· 科学家创造理论并努力去验证理论，工程师在这些理论中不断地探索 以“优化”现实生活中的事物。

· 科学家发明法则，而工程师则应用法则。

· 科学家发明新的理论，工程师将这些理论运用于实际。

上述这些观点显然并不具有权威性，而是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大众的普遍看法。请读者对比一下 About.com 和维基百科的风格。显然，这个网站是个体智慧（和愚昧）的入口，而维基百科是集体智慧的门户。

托马斯·库恩是一位备受尊敬的科学史学家和哲学家，他在 1962 年出版的《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中呼应了伍尔夫关于“科学界的普遍态度”的观点，并指出某些类型的科学测量任务是“降级交给工程师或技术人员去做的苦差”（库恩，1962）。 对于库恩来说，工程师显然要低科学家一等。但就像他在同一篇文章中反复提到科学家也是 “人” 一样， 我们姑且原谅他对工程师的这种轻蔑言论，因为在他写作的时候，这种观点在当时的文化中正处于主流地位，并且具有很强的真实性。

首先，什么是科学？

库恩在谈及什么是科学的问题时说：“‘科学’ 一词在很大程度上专门用来指那些以明显的方式取得进展的领域。”但是，他又指出，许多领域的进展都是显而易见的：

我们之所以很难看到科学和技术之间的深刻差异，其中的部分原因一定与这一事实有关：进步是这两个领域都有的一个明显特征。

库恩拒绝接受一种普遍认可的观点——科学的进步正朝着某种柏拉图式的真理发展：

我们可能......必须放弃这样一种观念，无论这种观念是显性的还是隐性的，即范式的变化使科学家和那些向他们学习的人越来越接近真理了。

如果真理不是目标，那么是什么赋予了“进步”的方向性？库恩假设科学也许实际上就没有什么目标。库恩认识到，许多人很难接受这一观察结果。

我们都深深地习惯于把科学看作一项不断向大自然预先设定的目标靠拢的伟大事业。

然后，他进一步把科学的进步和达尔文的进化论做了一个类比：

《物种的起源》不承认任何由上帝或自然设定的目标。

科学缺乏目标可能会令人感到震惊，但对于技术而言，这似乎更容易接受，因为我们很难假设任何终极的、柏拉图式的技术“真理”，也很难假设任何在达成目标时就会结束的领域。一旦人们知道如何来做某些事情，这种知识就不会被遗忘，技术就会进步。

哲学家约翰·塞尔在 1984 年出版的一本书中支持伍尔夫和库恩关于 20 世纪科学的观点：

“科学”已经成为一个令人崇敬的术语了，各种不同于物理学和化学的学科都渴望称自己为“科学”。一个很好的经验法则就是，任何自称 “科学”的东西都可能不是“科学”──例如，基督教科学、军事科学，甚至是认知科学或社会科学等。（塞尔，1984:11）

斯宾塞·克劳在他 1968 年出版的《新婆罗门——美国的科学生活》（ The New Brahmins: Scientific Life in America ）一书中写到了“科学家现在所激发的敬畏”：

科学已经成为国教的一种形式，而科学家则是其神父和牧师。（克劳， 1968:12）

许多学科试图效仿科学的方法，希望得到类似的回报。提出一个假设并设计实验试图证伪该假设的“科学方法”，这对许多与自然科学几乎没有联系的学科是有用的。但是， 在这些非科学的领域中，科学方法的价值往往并不那么大。塞尔在提到社会科学时指出，“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在研究人类行为的方面并没有带来类似于物理学和化学那样的回报”（塞尔，1984:71）。

在库恩之前，波普尔强调科学方法的核心是可证伪性。波普尔认为，一个理论或假设只有在可证伪的情况下才是科学的。要证明是可证伪的，至少应存在一种实证性实验的可能性，以证明这一理论或假设是不成立的。例如，“所有天鹅都是白色的” 这个假设是无法通过任何观察到的白天鹅的数量来得到支持的。但是，这个假设是可证伪的，因为某些实验可能会发现一只黑天鹅。因此，尽管它是一个错误的理论，却是一个科学的理论。

库恩驳斥了波普尔关于科学理论会被证伪否定的结论，并认为，即使面对反驳这个科学理论的证据，一个理论也不应该被否定，直到一个作为替代的理论被发明出来：

导致科学家做出拒绝一个先前已接受的理论的判断行为，总是建立在将这个理论与现实世界进行比较的基础之上。拒绝接受一种范式的决定总是同时伴随着决定接受另一种范式，而导致这一决定的判断涉及两种范式与自然以及它们彼此的比较。（库恩，1962:77-88）

库恩旨在表明，即便是一个实验似乎证伪了一个假设，科学家 也不会立刻抛弃这个假设，除非他们已经拥有一个用于替代的假设。他认为：“如果有任何不相符之处都是否定理论的理由，那 么所有的理论都应永远被否定。”

波普尔强调用实验来证伪假设是有益的这一观点。因为精心设计的实验可以揭露占星术、颅相学以及其他许多伪科学。但是，正如库恩所指出的那样， 实验证据总是取决于对它们的解释。如果没有与实验证据相一致的新范式，那么实验结果更有可能被视为是错误的，而并非证明为假。

实验在“人工科学”中也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工程师和计算机科学家确实会进行各种各样的实验，但是，他们通常不会着眼于证伪，或者与大自然做比较。简言之，你开展实验的这一事实并不能使你成为一名科学家。

正如之前《韦氏大词典》中的定义所反映的“科学”一词的狭义含义，科学指的是对大自然的研究，而非对人工制品的研究或创造。按照这样的解释，许多自称“科学”的学科，包括计算机科学在内，即使它们进行实验并使用科学方法，也不能称为科学了。

可以肯定，从 20 世纪 90 年代的信息技术革命开始，工程学的作用就一直在变。我认为这是因为数字技术和软件在“人工科学” 中创造了巨大的可能性。现在，不管一个人在地球的哪个角落，他几乎都能与另一个人进行即时交流，这一点儿都不自然。能够对人体内部进行观察也不是自然界的一件事情。把人类发布过的所有信息都装进你的口袋也并非大自然的事情。这些都是工程而不是科学的结果。更重要的是， 它们是创新性的产品，而不是科学发现的必然结果。

探测引力波，是科学发现还是工程成就？

尽管如此，科学仍然抓住了我们的想象力，并为人类带来令人 震惊的结果。例如，2016 年 2 月 11 日，有关探测到黑洞碰撞所产生的引力波的消息被大量报道（参见欧弗拜 2016 年在《纽约时报》发表的文章）。爱因斯坦早在一个多世纪前就预言了引力波的存在，但要探测到它却是异常困难的。该报道所宣布的探测工作是由激光干涉引力波天文台（LIGO）完成的，该项目共耗资约 11 亿美元。探测到的引力波仅持续了五分之一秒，后续的分析表明其是由 10 亿光年以外的两个黑洞碰撞产生的。 这种风格的科学不太可能产生 20 世纪初科学所带来的实际成效。它属于“纯科学”，因为它追求知识本身。

不出所料，这一项目投入的高昂成本招致了一些批评之声。2016 年，霍根在《科学美国人》杂志的专栏中以如下副标题报道了这一结果：

如果引力波实验仅仅证实了爱因斯坦是正确的，那么它是否值得 11 亿美元的巨额投入？

在文章中，他引用了化学家阿斯托什·乔加莱卡的一段话，其博客为奇怪的波函数（Curious Wavefunction）：

一些消息源已经称这一公认的发现是物理学近几十年来最重要的发现之一。请允许我在这里直言不讳地说：如果情况真是如此，那么物理学的发展可太糟糕了。

霍根继续写道：

在写给我的一封电子邮件中，一位技术史学家更加直言不讳地说：“因此， 一个有着 100 年历史的理论已经在实验中得到证实——这就是巨大的成功。有人认为爱因斯坦错了吗？这并没有产生任何争议，不是吗？有没有人确信地声称时空不是弯曲的，或者黑洞是不存在的？我认为这是一个相当具有实验性的技巧和技术壮举。但是，这并不能让我相信，花费在这件事情上的公共资金并不比将其用在医疗研究，或清洁燃料，或任何能将科学的专业知识应用于正义或减轻人类痛苦的事情上更有价值。”

承认这一实验是“一个相当具有实验性的技巧和技术壮举”是十分有趣的。它引发了一个问题， 激光干涉引力波天文台的贡献到底属于科学还是工程？自 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科学家已经把激光 干涉测量作为测量引力波的一种方法。然而要建立一个具有足够灵敏的系统其实并非易事。

鉴于爱因斯坦的模型在 100 年前就预言了引力波，科学家似乎对这一预测的正确性没有任何争议，而且测量引力波的激光干涉测量技术早已在几十年前就已为人所知了，这 11 亿美元的巨额投入似乎并没有带来任何新的科学成果。但是，真正的科学贡献可能并不是证实了引力波的存在，而是证明了一种观测宇宙中我们以前看不到的事件的新模式。具体来说，这个实验第一次给出对两个黑洞碰撞合并的观测结果。这类事件的发生也许并不能令人感到惊讶，但可以肯定的是，我们可以在一种能够观测到此类事件的新型望远镜的首次亮相中发现它的学术价值。

因此，或许我们应该把 11 亿美元视为对一种新装置工程的投资，它现在可以使一种新的天文观测形式成为可能。因此，可以说， 这个装置是工程上的一次巨大胜利。

这里，我来简要解释一下激光干涉引力波天文台工作团队面临的巨大工程挑战。首先，两个探测器相距 3 000 公里，这样引力波到达两个探测器的时间差就可以指示出波源的方向，由此，两个完全独立的观测就可以相互确证了。建造两个探测器的难度并不会超过建造一个探测器的两倍，所以这并不是最大的挑战。

每个探测器由一个 L 形的超高真空腔体组成，每一端长 4 公里 （仅此一项就是不容易建造的，如图 1.6 所示）。它用激光干涉技术测量由引力波通过时引起的时空中极其微小的扭曲。这些扭曲使 4 公里的真空腔两端之间的距离发生了非常微小的变化，比质子的直径还要小得多！通过测量这个距离的变化，且一旦消除了所有其他可能引起距离变化的因素，人们就可以推断出距离的变化是由一个穿过的引力波扭曲时空所引起的。为了尽量消除可能引起距离变化的干扰因素，每个探测器都必须与诸如地震等振动源以及诸如车辆交通等人类活动完全隔离。因为即便是最轻微的振动也会使这些仪器变得毫无价值。

很难证明引力波望远镜会以任何切实的方式改善（甚至影响）人类的生活状况。尽管如此， 该项目实际上可能会对改进工程方法产生实际和具体的影响。这种能够探测如此微小距离变化的能力，肯定在其他地方也能得到应用。

图  激光干涉引力波天文台安装的引力波探测器。地点在路易斯安那州利文斯顿，加州理工学院 / 麻省理工学院 / 激光干涉引力波天文台实验室。

美国航空航天局（NASA）的主要任务（我相信）是以科学的名义进行空间探索，并经常以其对技术发展的贡献作为空间探索经费支出的理由。NASA 声称对发光二极管（LED）、红外线耳式温度计、假肢、心室辅助装置、飞机防结冰系统、高速公路上的安全凹槽、改进的汽车轮胎、化学探测器、排雷、消防员装备和许多其他技术都做出了贡献（美国航空航天局，2016）。 在我看来，这是对技术的重大贡献，而不是对科学的贡献。

假设激光干涉引力波天文台的工作是一个胜利，那么谁才是真正的英雄？2016 年 2 月 11 日发表在《物理评论快报》上宣布测量引力波的文章共有 1 019 位作者（阿博特等，2016）。作者列表占了这篇文章 16 页中的 5 页的篇幅。人们很难从这份冗长的名单中找出一个“爱因斯坦”。据《波士顿环球报》的报道，现为麻省理工学院名誉教授的雷纳·韦斯被许多科学家认为是该项目的策划者。但是，韦斯本人对此提出了不同意见。他反驳说，许多人都为此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莫斯科维茨，2016）。假设韦斯是对的，那么激光干涉引力波天文台项目像维基百科中的词条一样， 是集体智慧而非个体智慧的一种体现。而且，这些作者中的大多数很可能会自称“科学家”，而非“工程师”。 在我看来，这 1 019 位作者中的绝大多数（如果不是全部的话） 既是工程师，也是科学家，因为他们都在挑战柏拉图主义。

像苹果手机这样的人工制品同样是一种集体智慧的体现。我们不可能逐一确定所有为苹果手机贡献了重要技术要素的个体进行逐个确定，但我肯定这些人员的数量一定远远超过 1019 这个数字。

没有人知道如何制造一支铅笔

在一篇著名的文章中，自由主义者、 经济教育基金会（FEE） 创始人伦纳德·爱德华·里德（1898 —1983）解释了制造一支普通的木质铅笔所需的技术要素（里德，1958）。文章是从铅笔的视角来写的，文章这样开始： “地球上没有一个人知道我是如何被制作出来的。” 然后， 作者记录了制作铅笔的整个过程和所需的全部材料 :

我的家谱得从一棵树算起，一棵生长在加利福尼亚州北部俄勒冈州的挺拔的雪松。现在仔细想想要砍伐雪松原木并将其运抵铁路线所需的锯子、卡车、绳子和无数的其他工具。再想想整个制造过程中包含的所有人力和无数的技能：矿石的开采、钢铁的炼制以及将它们精加工为锯片、斧子、发动机，还有麻的生长以及如何将麻制成沉重而坚固的绳子......

他接着解释了木材是如何被研磨、烘干和着色的；如何开采石 墨，然后又与黏土和磺化油脂混合；如何由蓖麻子和蓖麻油制成油漆；标签是如何用炭黑与树脂混合制成的；金属是如何被开采和提炼的；以及橡皮擦是如何由菜籽油、氯化硫、橡胶、浮石和硫化镉制成的。

可想而知，苹果手机的制造要比铅笔复杂得多。显然，就连史蒂夫·乔布斯也不知道如何制造苹果手机（甚至是铅笔）。在提到经济学家亚当·斯密（1723 —1790）“看不见的手”的说法时，里德这样写道：

还有一件事就更令人称奇了： 并没有一个主宰者发号施令，或强制性地指挥我们产生无数的行动。我们一点儿也找寻不到这样一个人物存在的迹象。相反，我们发现，是一只看不见的手在发挥作用。

这样的人工制品甚至需要比维基百科还要极端的集体智慧，因为维基百科至少还保存了个人贡献的记录。

尽管我们无法追踪看不见的手背后的力量，但人们普遍认识到，这些力量中有许多是由人们的技术技能驱动的。培养这样的人才是现代经济的先决条件。今天，决策者和许多公众已经认识到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四者的首字母缩略词为 STEM）教育的巨大价值。这个术语融合了一组广泛的技术学科。但是，读者也许已经注意到，该缩略词仍然将科学放在第一位，也许更多是为了便于发音以及它相对的优先度吧。的确，利亚娜·海廷在她的博客中写道，STEM 最初是 SMET，这或许更好地反映了人们理解的优先度，但又不必显得那么高调 （海廷，2015）。

提出 STEM 缩略词的政治动机可能是非常实际的，它更多是关于是否能找到工作，而非知识探索。但是我们可能低估了“人工科学”中内在的知识探索的因素。如果没有激光干涉引力波天文台项目的工程杰作，我们就不会有人类第一台引力望远镜。也许这台望远镜将有助于我们揭示其他的黑洞碰撞，以及其他可能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宇宙起源的现象。因此， 有的时候工程确实先于科学，而不是科学先于工程。

一些迹象表明，人们对技术和工程的态度正在发生重大转变。20 世纪，人们认为“技术学院”与职业学校没什么区别，并不是智力活动的中心。麻省理工学院和加州理工学院让人们改变了这种观念。我们甚至开始看到许多“技术高职学校”的出现，它们绝不只是进行一些职业培训。

技术和工程显然并非要发现预先无形存在的那些真理，它们是被用来创造从未存在过的事物、过程和想法的。对柏拉图式的善的追求，即那个预先存在的、固定型相的世界，不再是推动人类进步的动力。相反，我们正在创造以前从未存在的、已被或尚未被揭示的知识和事实。

在下一章，我将重点讨论发现和发明的关系。这一章的一个关键主题是理解模型在工程和科学中的作用。我的基本主张是，模型是被发明出来的，而且当这些模型在建模物理现象时，相应的那些物理现象而不是这些模型就会被发现。这些物理现象甚至可能是全新的，就像晶体管一样。

 

PS ：

1）科学并不是适合一切的灵丹妙药；在社会科学领域，意识反而起足够作用；

2）作为工程师，不必怀疑自己的价值；工程师也在创造，也在改变着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