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字书写解码_汉字革命与西方文明——（六）汉字表意是科学的前提-CSDN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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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字革命与西方文明——

被遗忘的最伟大的发明：其他一切发明之母

诸玄识

如果上帝教人一种语言，那它就会像汉语一样。——莱布尼茨

只是在中国……使用真正的字，它所表达的，不是字母或土话，而是事物或概念。 ——弗朗西斯·培根

培根把汉字定性为“真正的字”，因为它直接表达事物和概念。培根所反映的是，汉字使西方书面语言发生了革命……——阿姆斯特丹大学教授雅普·马特

(六)汉字表意是科学的前提

(甲)汉字与科学革命

作为西方最早的文字，希腊文和拉丁文是在15世纪左右依靠印刷术锁定字母而产生。两者均为教派文字，因而不能表达真实的“人与自然”。除了被用于伪造劣质“手稿”之外，拉丁文和希腊文与随后也依靠印刷术并起而林立的世俗文字(法文、英文、德文……)，都因其语音和语义皆混乱，而在16—17世纪的“人神火拼”中火上浇油。然而，在翻译汉语和西文互译的过程中，拉丁文和希腊文也都得到了升级；以致在18—19世纪正式成为杜撰“古典”的工具。

不管怎么说，在17世纪的欧洲，“希腊语和拉丁语都是僵死的语言”，而且是内乱的因素与知识的障碍。所以，语言改革势在必行。

……1668年，威尔金斯发表了《真正的字与哲学语言》。作者在其中抒发了他的毕生的培根式的志向。这篇力作献给他所创建的皇家学会，旨在用普遍通用的“真正的字”取代拉丁文，以促进国际贸易、地理探索，而最重要的则是为科学事业扫清障碍。换言之……需要有一种新的语言文字来表达科学与真理。……威尔金斯期望对现存语言文字的“混乱与诅咒”，予以纠正。

所谓的17世纪欧洲的“科学革命”实际上与科学本身无关，而是全力突破语言瓶颈和寻找“知性文字”(通常称为“哲学语言”)；其高峰期是1668年英国皇家学会讨论由威尔金斯所提交的论文《真正的字与哲学语言》，但实际上是热议中文汉字。

第二任香港总督、戴维斯爵士指出：

在很大程度上，中国书面语言使威尔金斯爵士所构想的普遍的思想交流与学术媒介，得以实现；他整理成一篇精辟的论文，提交给了皇家学会。(那时)我们(西方)的字母表上的单词只是发音符号，而汉字则为思想的象征。中国本土及其邻邦的人都能够凭借汉字彼此了解，尽管他们也许听不懂对方的话。阿拉伯字母是书面表意文字的最好例子，使用不同语言的欧洲民族都能认识它们；再如一个英国人不明白意大利语“venti-due”，但当它被注解为“22”时，他立刻就知道了。整个中文正是属于这样的表意优势，而在我们(西方)的“表意”则仅限于阿拉伯数字。

约翰·威尔金斯(John Wilkins, 1614–1672)和他的论文《真正的字与哲学语言》

(乙)曾考虑使用汉字

《牛津辞书手册》称：

威尔金斯的《真正的字和哲学语言》(1668年)是一部视野宏大的作品，其主要意图是开发一个全新的概念化的写作系统；它类似于汉语，可以在贯穿于不同语音。威尔金斯考虑……(那时)像英语这样的自然语言不足以表达科学概念，因而，渴望有一个更精确的科学思维的工具。威尔金斯痛恨词义模糊和总是变异的语言现状。他还反对现存的字母书写文字，因为它所表示的只是语音，而不是含义与观念。威尔金斯感兴趣的是，有一种独立于语音、来表达概念的书写系统，他认为这是属于中国表意文字的特性。

如前所述，所谓的“真正的字”或“通用文字”、“哲学语言”或“科学语言”等，它们的原型与典范均为汉语(汉字)。当时有许多改革者都想直接用汉字作为欧洲的学术通用文字，但在其学习的实践中因为太难而作罢。弗兰克·博伊尔写道：

斯威夫特(Jonathan Swift, 1667—1745)特别重视和参考中文，其原因是：汉语(汉字)是科学研究与地理发现的纽带。……先前，培根观察到，中国人写的是真正的文字，它所表达的既不是字母，也不是粗俗的语言，而是事物或概念。培根的影响如此之大，以致汉语成为欧洲人寻找“前巴别塔”通用语言的中心议题，更成为语言改革志士的出发点。然而，在斯威夫特《学术语言》的书中，威尔金斯这个英国皇家学会创始人，在其提出通用语言方案时曾考虑过汉语，但最终还是放弃了；因为威尔金斯认识到，汉语比培根所希望的要复杂得多。

尽管如此，汉语仍不失为“科学语言”(哲学语言)的模板。

(丙)中文元素的科学

根据牛顿传记介绍：

牛顿尝试开发通用语言和符号语言……。他加入了语言改革的队伍，希望将能弥补拉丁语这一全欧洲语言的劣势，从而创造出一种既精确、又简洁的语言来满足科学的需要。作为证据，有些学者提出……中文，因为它是通行于不同发音的表意文字。最后，牛顿在他的历史研究中，与这种神秘语言有过深刻的接触；他的书《古代王国编年史修正》包含对古代东方语言的描述……。

另外，泰莎·莫里森博士说：

牛顿对通用语言的兴趣可追溯到1661年。那时，拉丁文不再适合于新兴的自然哲学的研究；因而需要由一种表意文字组成的新语言，其抽象性足以表达数学……。直到1680年左右，牛顿开始解码先知语言，他使用与之类似的办法，即(以普遍性、抽象性的概念)来固定词义和词组。……这种“真正的字”所代表的不是字母，而是事物和概念，就像中国及远东的表意语言文字。

进而言之，普林斯顿大学教授戈尔金著《科学的巴别塔：英语全球化前后的科学成长》，该书确认汉字对于科学的决定作用：

“科学的巴别塔(通天塔)”指一种能够表达科学概念与思维的通用语言，简称“科学语言”或“哲学语言”。……(17世纪)一些从中国返回的欧洲人明白了什么叫“文字的普遍性”(通用性)……。他们对于中国文字的印象是“表意”。……书面汉语正是被理解为一种通用书写系统，于是，欧洲借用它来产生一种科学语言的概念体系。经过两个世纪的尊重与崇拜〔指17、18世纪的“中国风”与“汉字热”〕之后，人文之花则绽放在拉丁玫瑰之上；而世俗方言(指法语、英语和德语等)合乎逻辑的扩张的结果则是，创建了“科学的巴别塔”〔表音文字具有了普遍性或通用性的“表意”内涵〕。

(丁)知性表达的基因

“汉语表意文字可以通过释义或词义转换，变成英语。”后者因而能够从“表音符号”升级为“知性符号”。澳大利亚南威尔士大学教授格拉德斯通说：

17—18世纪的欧洲……狂热拥抱中国的一切，诸如建筑、时装、室内设计和视觉艺术；凡此……被统称为“中国风”。其中的大部分涉及对中国文献与视觉资料的高度抽象的解释，以及对不同技术与风格的元素进行灵活组合(词语)。如此的欧洲“中国热”，同样也扩展到对于中国的文化思想与实践经验的吸收消化，以此来阐述法律、文学、政治和哲学。……莱布尼茨认为，用于不同文化群体交流的汉字表意系统，超越了各种各样的方言口语与族群文化……，它为西方提供了一种普遍性(通用性)的哲学语言的模式，或称之为“通用字符”〔引者按：后来还是“旧瓶换新药”——把中文意涵植入旧文字之中〕。汉字能够准确地和标准化地表达抽象的数学、科学和形而上学的概念，而不用考虑民族文化的差异。

由此可见，在语言文字的表达上，中国文化及物质文化促成了西方的抽象与形象、科学与哲学。

除了启动人类社会发展的《易经》之外，汉字是一切发明之母，也是西方及现代知识与学术体系的基因。17世纪末，莱布尼茨认同白晋等耶稣会士的这一见解，即汉字是“所有知识的真正钥匙”。

俄亥俄州立大学教授昂格尔指出：在现代早期的欧洲，“如果任何人发现一种方法，能够解码汉字这种表意文字；那么，他就可能拥有非常宝贵的知识，他就可能获得全部的人类知识图像的钥匙。”

(戊)智慧潜能的代码

关于借助于汉语概念不断开拓知识的可能性，比吉特·陶茨指出：

莱布尼茨着手进行其阅读计划〔处理由耶稣会士所提供的中国资料〕，……目标是恢复他认为具有历史意义的“原初内容”〔指借助于汉语古籍来构思和构建人类史及西方史的开端。——引者〕。这与当时欧洲的语言理论完全一致。……莱布尼茨所读到的，不再是上帝的话，而是清晰和有效的汉字概念。彼得·芬夫斯的《捕捉语言》有助于我们理解莱布尼茨的文本实践。……芬夫斯探索这样一种联系，即莱布尼茨所认为的汉语是神圣和明晰的语言，这将我们引向他的著作中产生知识的条件……。

关于汉语与计算机的发明，普萊斯曼博士写道：

探索东方的耶稣会士的报告寄回欧洲，……使西方人相信，他们终于找到了人类语言的原型。……1679年，莱布尼茨概述了一种基于二进制数的计算机的方案，这是一种原型机。他把数学计算建立在有关中国语言和哲学的思想上，特别是阴阳概念的对应关系上。……像诗人庞德一样，莱布尼茨相信，他在汉语中找到了自己理论的先例和表达方式。埃兹拉·庞德则认为，普遍真理存在于“独一意象”的诗句中，这是莱布尼茨在《易经》六十四卦中发现的。两位西方思想家都认为，汉语是一种媒介，它不仅能为人际交往服务，而且能实现更大的哲学和诗学目标。跟随莱布尼茨的研究，哲学家和诗人们都把汉语想象为一种宇宙编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