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威尔书摘

主要是最近的996ICU有感，就把以前的笔记摸出来了

以下主要摘自《通往威根码头之路》

可能看了1984的大部分人产生了某种误解

其实奥威尔是个大左棍

我觉得996ICU很大可能会凉凉，毕竟……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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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从来没见过谁可以像他这般哀怨地削土豆，似乎你都可以看见他口中的“该死的娘们儿干的活”的怨恨，像苦涩的汁液一样在他心头发酵。他是那种会像反刍一样反复抱怨自己的不幸的人。
让我震惊的是，这样的小旅舍在工业时代一定是极为常见的，因为所有的房客都没有抱怨。唯一一个表示出不满的是个个头矮小、黑头发、鼻子尖尖的伦敦佬。

然而即便高喊着布鲁克夫妇这样的人如何恶劣并把他们抛于脑后也是徒劳无用的。因为有成千上万像他们这般的人，他们是典型的现代工业化的副产品。如果你接受现在的文明，便无法无视这些人的存在。因为这都是工业时代一手造成的。

然而即便高喊着布鲁克夫妇这样的人如何恶劣并把他们抛于脑后也是徒劳无用的。因为有成千上万像他们这般的人，他们是典型的现代工业化的副产品。如果你接受现在的文明，便无法无视这些人的存在。因为这都是工业时代一手造成的。

那种贫民窟姑娘常见的精疲力竭的神色可以让一个25岁的姑娘看起来有40岁。这都是流产和苦力造成的。我看她第二眼的时候，她的眼中透露出我从未见过的绝望与凄凉。我猛然意识到我们一直所说的“这种苦日子对于他们和对于我们来说是不一样的”和贫民窟的人只知道贫民窟的生活其实是一个天大的错误。我在她脸上看到的并不是牲畜一般无知的痛苦，她非常清楚她正遭受的一切——对于在凛冽的寒风中跪在贫民窟后院细长的石板上通下水管道的悲惨命运，她和我的理解是完全一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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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应该在机器咆哮、空气黑沉沉的时候去，才可以看到矿工们在做些什么。此时矿井便如地狱一般，或者说至少如我想象中的地狱一般。如果真的有地狱的话，人们总是会联想到灼热的温度、嘈杂的环境、混乱的场面、无边的黑暗、浑浊的空气，还有最重要的，是不堪忍受的逼仄空间。而这些都存在于矿井中，除了火。地下没有火，只有戴维安全灯[3]和手电筒的少许光束隐约穿透浓重的煤尘。

你也许会觉得我言过其实，但一个下过老式矿井（英格兰大多矿井都是老式的）并真正到达过煤矿开采面的人是不会这么说的。而我想强调的是，爬一个来回这件可怕的事，对于任何一个普通人来说已足够构成一整天的艰难工作了。但是对于矿工来说，这根本就不是工作，这不过像是都市人的日常地铁出行罢了。矿工每天需要爬一个来回，除去中间吃三明治的时间，还要做7个半小时残酷的工作。我从来没有去过1英里以外的煤矿开采面，但是有时候他们需要爬3英里远。也就是说，我以及大多数的非矿工是根本无法到达那里的。很多人都会忽略这一点。当你想到煤矿时，你会想到深度、高温、昏暗、全身被染黑的人影砍向煤墙，但你根本不会想到需要来回爬行的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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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最与众不同的地方就是鼻子上的蓝色疤痕。每个矿工的鼻子和额头都有蓝色的疤痕，一直到死都有。地下的空气里弥漫着煤粉，煤粉钻进伤口，等新皮肤长出来后就会形成一种好似文身的蓝色印记。有些老矿工的前额纹路因此看起来像洛克福奶酪[1]。

那种认为一个矿工每天的工作时间只是7个半小时的想法是非常错误的：7个半小时只是实际工作时间，但就像我前面说的，还要加上“旅途”的时间，而这个时间很少少于1个小时，经常要3个小时。另外大部分矿工在来去矿区的路上还要花去一些时间。工业区的住房紧缺，只有在那些小矿区，房子才绕着矿井，矿工才可以住在矿井边。

的“计日工”收入则要低些，通常一个班次8～9先令。当“采煤工”要按量计酬，即按照1吨煤合算多少钱的时候——很多煤矿都这样算——那么他的收入就要依赖于煤的质量。每出现一次机器故障或者一个断层——即一条岩石带贯穿煤层——都可能令他失去一两天的薪水。但无论如何人们都不能想当然地认为一个矿工每周要工作6天，一年工作52周。几乎可以肯定，有些时候他是“停工”的。1934年英国所有矿工的平均工资——包括所有年龄段和性别——是每班次9先令1.75便士（数据来源于1935年的《煤矿年鉴》和《煤炭行业名录》）。如果所有人每天都上班，那么矿工的年收入是142英镑多一点，或者说每周将近2英镑15先令。但他的实际收入远远低于这个数字，因为9先令1.75便士只是实际上班的平均收入，而没有把停工天数考虑在内。

。事实上，1934年全英国所有矿工的平均年收入只有115英镑11先令6便士。各地区差异也很大，在苏格兰最高可以有133英镑2先令8便士，而在杜伦[9]还不到105英镑，周薪仅仅是2英镑多一点。这些数据摘自刊登在《冷窗》上的约克郡巴恩斯利市市长约瑟夫·琼斯先生的文章。

相比其他行业，采煤行业的事故率如此之高，其伤亡率堪比一场小型战斗。每年900个矿工里面就有一个矿工遇难，6个矿工里面就有1个受伤；当然大部分的受伤都比较轻微，但仍有相当一部分是完全致残的。这意味着如果1个矿工的工作年限是40年，那么他受伤的概率几乎达到1/7，而死亡率也将近1/20。没有哪个行业有如此大的危险；其次危险的职业是航海业，一个水手每年遇难的几率略高于1/1300。当然我的这个数字是用全体矿工来计算的，因为那些实际在地下工作的矿工受伤几率更加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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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迷宫到处都是被烟熏得发黑的小砖房，包围在毫无规划的泥泞胡同和灰不溜秋的院子中，院子里到处都是臭气熏天的垃圾箱、成堆待洗的脏衣物，还有半废弃的厕所。

溜达在伦敦富人区的任何一条街道，你都能看见半数房屋的窗户上写着“出租”的字样。但在工业区，住房问题却成了贫困带来的最大麻烦之一。这意味着人们必须忍受一切——千疮百孔的贫民窟、讨厌的臭虫、腐烂的地板和开裂的墙，还有吝啬房东的勒索和中介的敲诈——只为了找到一个可以遮风挡雨的地方。

文字是如此无力，什么叫“屋顶漏水”或者“8个人睡4张床”？你的眼睛扫过这些词以后，不会留下什么印象。但这些词里包含着多大的痛苦啊！例如人满为患吧，你经常会遇到8个甚至10个人住在1套3居室的房子里。其中的1间是客厅，可能有12平方英尺，里面包括厨房、水池、1张桌子、几把椅子和1个餐柜，再没什么空间容得下1张床。所以这8到10个人就要睡在两间小房间里，至多4张床。如果其中有需要工作的成年人，情况就更加糟糕。我记得在1间房子里，3个成年的女孩共用1张床，在不同的时段上班，其中1个起身或者下班回来都会打扰到其他两个；在另一间房子里一个年轻的矿工上晚班，白天在小床上休息，而另一个家庭成员则是晚上休息。若有成年的孩子的话就更加困难了，你不可以让青春期的男孩和女孩睡在同一张床上。

首先，也是最重要的，是难以形容的气味，又脏又乱！这里满满一桶脏水，那里满满一盆没洗的碗，还有一些碗堆在角落里，到处都散落着碎报纸，屋子中央总是放着一张邋遢的桌子，盖着一层黏糊糊的油布，桌上凌乱地堆着炊具、熨斗、织补了一半的长袜、几片陈面包和几块用油乎乎的报纸包着的奶酪！房间很拥挤，从房间这头走到那头成了一段穿行于家具间的艰难旅程，挂着的湿衣物每次都会打在你脸上，而小孩子们就像脚下疯长的蘑菇一样！这些场景从我的记忆中鲜活地浮现出来。小矿村里一间小屋的起居室，家徒四壁，全家失业，每个人看起来都营养不良；家里成年的子女们无所事事，每个人都长得异常相似，都有一头红发，骨骼分明，脸因为营养不良、百无聊赖而显得苍白干瘦；那个高个的儿子无精打采地坐在壁炉边，甚至没有注意到陌生人的到来，慢慢地从没穿鞋的脚上脱下一只脏袜子来。在维根一间糟糕的房子里，家具看起来就像是用货箱和木桶板子做成的，好似要散架了一般；一个脖子乌黑、头发散乱的老妇人操着兰开夏郡的爱尔兰口音骂着她的房东；她的母亲，已经90多岁了，坐在充当马桶的木桶上，仰着一张发黄、呆滞的脸，目光空洞地望着我们。类似的场景我可以足足写上好几页纸。

你或许看过不少房子，甚至是失业者中最穷困的家庭的房子，并由此产生了某种错觉。你或许会觉得，倘若这些人仍有不少家具和餐具，那么家境一定不至于太潦倒。然而，楼上的房间才真正暴露了这些家庭的贫困状况。这些人是出于自尊心才尽力保留起居室的家具，又或者因为床上用品更容易典当，我不知道，但我看到过的不少卧室的确非常糟糕。对于那些常年失业的人来说，拥有一整套的床上用品是难以想象的事情。他们的家里通常没有可以称之为床上用品的东西——不过是锈迹斑斑的铁架床上放着一堆旧大衣和破布罢了。

篷车内部通常有5英尺宽、6英尺高（我在任何一辆车里都没法完全站直），6到15英尺长不等。有些我觉得只能住一个人，但是我从未见过里面少于两个人的，有的还住着1个大家庭。比方说，有一辆车14英尺长，住了7个人——7个人住在450立方英尺的空间里；也就是说，每个人的全部居住空间比一个公共厕所的隔间还要小。除非亲眼看见，特别是亲自闻到那个气味，否则你着实难以想象这些地方的肮脏与拥挤。

战后我们会不时听到谈论“重新安置”和“拆除贫民窟”的声音。主教们、政治家们、慈善家们和其他这类人喜欢做秀式地谈论“拆除贫民窟”的问题，因为这样他们便可以将大家的注意力从更严重的问题上转移开去，就好像拆除贫民窟你就能消灭贫困一样。但是所有的讨论带来的成果都微乎其微。目前看来，拥挤的情况比十几年前好不了多少，可能更糟。

让贫民区居民住上像样的房子是一个巨大的成就，但不幸的是，由于我们处在这个特殊的时代，人们认为剥夺他们最后仅存的一点自由也是必要的。这些居民自己也有这种感觉，也正是这种感觉让他们有理由抱怨新房子——作为房子是比他们之前住的那些好多了，但冰冷、令人不安、没有“归宿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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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数据大大低估了真实人数，原因在于：第一，能够出现在失业数据里的是那些实际领取救济金的人——亦即他们通常是家里的户主。失业者的家属不会在名单上显示，除非他们也能单独领取一份补贴。一名劳工介绍所的工作人员告诉我，要想获得依靠（不是领取）救济金生活的人的真实数据，你得在官方数据的基础上大约乘以3。仅仅这样就使得失业人数达到约600万。此外，很多人虽然有工作，不过从经济的角度来看，可能和失业也差不了多少，因为他们领到的工资连基本生活都满足不了。（例如，一份兰开夏郡纺织厂最近的调查显示，超过4万名全职工人每人每周的工资低于30先令。在普雷斯顿，仅以其中一个镇为例，这个镇里周薪超过30先令的人数是640人，而低于30先令的有3113人。）考虑到这些人和他们的家属，再加上之前提到的领取养老金的年老者、穷人以及其他无法归类的人，得到的食不果腹的人数远远超过1000万。约翰·欧尔爵士[1]认为应该有2000万。

每个看过格林伍德的戏剧《救济金之爱》的人一定记得那可怕的一幕：贫穷、善良而愚蠢的工人敲着桌子叫喊着：“噢，上帝，给我一份工作吧！”这不是戏剧性的夸张，这是来自真实生活的感触。在过去的十五年里，那些叫喊定然几乎只字不差地在数万、或许数十万英国家庭中响起。

家庭是很贫困，但是家庭体系并没有被打破。事实上，人们的生活水平较之以往大大缩水。他们通过降低生活水平来勉强度日，而不是用暴力反抗他们的命运。

由此，实际上在一个空前萧条的年代，所有廉价奢侈品的消费量都会增加，起决定性作用的或许是两件事：一是电影，二是战后大量生产的廉价而漂亮的衣服。那些十四岁便离开学校的年轻人此后要做着一份没有前途的工作，到二十岁失业，然后可能终生都会如此。但是以分期付款的方式付上2英镑10便士他就可以买到一套西装，刚穿上身远远望去，像是在萨维尔街[4]上定做的一样。女孩子甚至可以花更少的钱就让自己看起来像一个时尚达人。你口袋里可能只有三个半便士，在这世上毫无奔头，只能住在漏水卧室的一角；但是穿着新衣服，你就可以站在街角，做着自己的白日梦，想象自己就是克拉克·盖博或者葛丽泰·嘉宝[5]，这可以给你带来巨大的安慰，甚至在家喝茶——一杯“好茶”——也有同样效果。而父亲，虽然从1929年就已经失业，但是正因为有了关于皇太子障碍赛马比赛[6]的小道消息暂时高兴着呢。

自开战后，为了满足吃不饱的低收入人群的需求，市场交易不得不进行自我调整，导致一件奢侈品几乎总比生活必需品便宜。一双式样平平但做工结实的鞋的价格可以买两双时髦劣质鞋。一顿饭的价钱可以买到2磅便宜的糖果。你花3个便士买不到多少肉，但你可以买很多炸鱼薯条。牛奶要3便士1品脱，而淡啤酒是4便士，但是阿司匹林每7片才合1便士，四分之一磅的茶包可以煮出40杯茶。而最主要的是赌博，这是所有奢侈品里最廉价的。就算是在饥饿边缘的人，也会花一个便士在彩票上去买个几天的希望

你觉得所有这一切令人满意吗？不，我不这么认为。但工人阶级这种自我心态的调整或许已是当前环境下他们所能做的全部了。他们既没有发动革命也没有丧失他们的自尊；他们所做的仅仅是耐住性子安顿下来，按照炸鱼薯条的标准努力生活。接下去是天知道怎样无止境的绝望和痛苦；或者他们可以发动一场暴动，在一个像英格兰这样强权统治的国家，只会带来无谓的屠杀和当局野蛮的镇压。

这一切都是统治阶级的巧妙手段——一种“面包和马戏”[9]的手法——以便稳住这些失业者。根据我对统治阶级的了解，我觉得他们没那么聪明。事情确实已发生，但只是一个无意识的过程——是制造商对市场的需求与半饥半饱的人们对廉价商品的需求之间一种自然的互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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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你失业时，也就是说当你食不果腹、困顿无聊、辛酸凄惨时，可不会想要吃什么单调的健康食品。你会想吃点儿有“滋味”的东西。总有一些廉价的美味诱惑着你。来3便士的薯片吧！出门买2便士的冰激凌！烧壶水，来杯美妙的热茶！这就是当你拿公共账目委员会补贴时脑子里琢磨的。白面包加人造奶油以及加了糖的茶并不能给你更多营养，但它们比黑面包加蘸肉汁和冷水更可爱（至少大多数人如此认为）。失业是一种无尽的苦难，需要时常得到温暖，尤其是热茶——英格兰人的鸦片。一杯茶，甚至一片阿司匹林所带来的短暂慰藉远胜于一块干巴巴的黑面包。

营养不良的最显著特征就是所有人的牙齿都很糟。在兰开夏郡，你得踏破铁鞋才能找到一个牙口尚好的工人。事实上，除了孩子，几乎没人还能保有牙齿。而即便是孩子们的牙齿也微微发青，我猜是缺钙所致。有些牙医告诉我，在工业区，年满30岁还能有真牙的人着实罕见。维根的很多人都认为最好能尽早掉光牙齿。“牙齿纯粹就是痛苦。”一名妇女对我说。我曾寄居的一户人家除我之外有5口人，最年长的43岁，最小的是个15岁的男孩。这个孩子是家中唯一还有牙齿的人，而他的牙显然也长久不了。据统计，所有大型工业城镇贫困人口的死亡率和婴儿死亡率都是富裕居民的两倍——有的地方还不止两倍——我想，我无需多言了。

我周围的人大多不是工人阶级，而是店主、旅行推销员之类，家境良好。然而他们都是怎样一副模样啊！四肢纤细、病气恹恹，呆立在伦敦那阴沉沉的天幕之下。放眼望去，几乎看不到一个健壮的男人或俊美的女子，见不到一张有生气的面孔。国王的棺木经过时，男人们摘下帽子，当时在河岸街另一侧的朋友事后对我说，“目力所及，唯一的色彩就是那些秃头。”

从长远而言，我们或许会发现罐装食品比机枪更致命。

如今，英国人的口味，尤其是工人阶级的口味几乎对健康食品有一种自动的排斥。选择罐装豌豆和罐头鱼而非真正的豌豆和鱼的人数逐年上升，很多买得起真正的牛奶的人也开始使用罐装牛奶——哪怕那可怕的罐装牛奶是用糖和玉米淀粉制成的，外包装上还用大大的字母标明“婴儿不宜”。

一天下午，一个失业矿工领我前往观战。我们到了目的地：一座遍地陈年渣堆的山头，铁轨从山下的谷地间穿过。数百名衣衫褴褛的男人，个个上衣后摆里都别着麻袋和煤锤，在“坡”上等待着。泥土从坑洞中运出来后会被装上车皮，运到另一个距此四分之一英里远的渣堆上。抢煤大战的序幕从行驶着的火车上便已开启，只要能成功爬上任何一节移动的车皮，车皮里的东西就算是你的了。不久，火车驶进视野。随着一声狂放的呼喊，100名男子冲下山坡，在弯角处追上了它。即便在拐弯，火车的时速也达到20英里。男人们一跃而上，抓住车皮后方的把手，攀悬在保险杠上，每节车皮上都挂了5至10人。司机毫无察觉，他开着车驶向渣堆顶，卸开车皮，将车头开回矿坑，随即带来另一挂车皮。于是又将有一拨衣衫褴褛的身影呼号着冲刺，一如刚刚发生的那样。最终，只有大约50名男子没能成功爬上车。

所有人都明白，失业者必须通过某种途径获得燃料。于是便有了每天下午的这一幕，数百个男人冒着折断脖子的风险，数百个女人在泥巴中摸爬滚打争抢数小时——一切都是为了半担劣质燃料，仅值9便士而已。

ch7
（生产陶瓷的城镇）渣堆狰狞，杂乱无用，就好像清空巨人的垃圾桶时倒在地上的一堆东西。矿区小镇周边的景观丑陋不堪，地平线完全被参差不齐的灰色山脉环绕，脚下是泥土与尘埃，头顶上方的钢缆悬着成桶成桶的土石，晃晃悠悠穿行于方圆数英里的乡间。渣堆通常在燃烧。夜晚，你可以看见红色的火流蜿蜒而来，缓缓移动的蓝色硫磺火焰忽明忽灭。即便渣堆最终坍塌，也依旧成小丘状，其上只能长出可怖的棕色植被。维根的贫民区就有这么一片小丘，被用作操场，看上去好似汹涌的海面突然被冻结，当地人称之为“垫子”。即便几个世纪之后，当你耕犁曾经采矿的土地时，会发现原本是陈年渣堆的地方依旧凹凸不平。

北方地区的工业城镇之所以丑陋不堪，乃是因为它们恰好是在现代化的钢结构施工和烟尘减排技术尚未问世时建造的，当时人们只顾着赚钱，对其他事情概不关心。而这些城镇之所以一直保持着丑陋风格，则是由于北方人已经习惯了这副模样，见怪不怪了。

然而，工业化的美丑无足轻重，倒是其蕴含的真正罪恶要深刻得多，亦难以根除。

家庭的幸福主要取决于一个因素——做父亲的是否有工作。不过请注意，我刚刚回忆起的那幅画面，一个工人家庭吃过了腌鱼、喝完浓茶，围坐在炭火边，这一幕只属于我们当下这个时代，在过去或将来都不可能出现。跳过两百年进入未来乌托邦社会，你所见到的景象将会截然不同。我脑海中的一切在那个社会里将荡然无存。到那个时候，不再有体力劳动者，所有人都“受过教育”，那个父亲不会再是个长着一双大手的粗人，喜欢穿着便衣悠然坐着说“俺在街上”[10]。壁炉里亦不复有炭火，只有某种无形的加热器。家具用橡胶、玻璃和钢铁制成。倘若仍有晚报之类的东西，那么上面一定不会再刊登赛况，因为在一个消除了贫困的世界里，赌博将变得毫无意义，而赛马也将从地球上销声匿迹。狗会由于卫生因素被限制。此外，只要生育控制者们能想出办法，未来世界亦不会有那么多孩子。不过倘若退回到中世纪，你会同样发现自己置身于一个陌生世界。没窗户的小茅屋里烧着木头，由于没有烟囱，烟气扑面而来，发霉的面包、粗茶淡饭、虱子、坏血病，年复一年，孩子出生又死去，神父拿地狱的故事不停地吓唬你。

ch8
（作者描写自己出生的阶层：上层中产的底层）年收入只有区区400英镑却跻身这个阶层是个相当古怪的境况，因为那意味着你的所谓绅士派头纯粹是空谈。可以说，你同时活在两个阶层的夹缝中。从理论上讲，你精通如何管理、赏赐仆人，但在现实生活中或许只有一个，或者至多两个仆人。理论上你知道该如何穿衣打扮、如何点餐，现实生活中却无力请个好裁缝或去家像样的餐馆。理论上你知道如何打猎骑马，现实中却既没有一匹马可骑也没有一寸领地可供狩猎。这便可以解释为何印度（以及肯尼亚、尼日利亚等地）对上层中产阶级中的底层人士来说有着如此强烈的吸引力。作为士兵或军官去那些地方不是为了金钱，而是因为印度有廉价的马匹、免费狩猎场和大批黑仆，可以轻轻松松当个绅士。

我提到的这类落魄绅士之家对于贫穷的担忧远胜于任何处于贫困线以上的工人阶级家庭。房租、服饰、学费无一不是永无止境的噩梦，每一件奢侈品，哪怕区区一杯啤酒，也是不可接受的挥霍。家庭的全部收入都用来撑场面。很显然，那类人处境异常，有人或许认为他们是少数特例、无足轻重，打算把他们忽略。然而事实上，这样的人不在少数。比方说，很多牧师、校长、几乎所有英裔印度官员、大量士兵和水手，以及为数众多的专业技术人员和艺术家都在此列。不过，这个阶层真正的重要性在于他们乃是资产阶级的减震器。真正的资产阶级，即年收入达到2000英镑或更高的阶层可以用金钱将自己与受他们剥削的阶层完全隔离开。提到下层社会，他们想到的就是雇员、仆人和小商贩。

破落绅士家庭的处境与那些居住在黑人街区的“穷白人”家庭并无二样。在这样的境况下，你必须坚持自己的身份，因为那是你唯一拥有的东西；与此同时，你又因自己趾高气扬的行为和标志着雇主阶层身份的语气、态度而被他人憎恨。我第一次意识到阶级差异的时候还很小，刚满六岁。在那之前我心目中的大英雄们基本上都来自工人阶级，因为他们似乎总是在做很有趣的事情，比如渔夫、铁匠和泥瓦匠。我记得康沃尔一家农场的帮工们在种萝卜时曾让我骑在播种机上，有时候还会挤羊奶给我喝；我记得替邻居造房子的工人们让我搅和湿砂浆玩，我就是从他们那儿第一次学会了“b—”这个词；我还曾和住在街那头的管子工家的孩子们一起去掏鸟窝。但不久我就被禁止再与管子工的孩子们玩耍，我被告知他们太“普通”，要同他们保持距离。你可以认为这种想法很势利，却也颇有必要，因为中产阶级的人们不能容忍他们的孩子们在庸俗的口音中成长。因此，从很早开始，工人阶级在我们眼中就不再友好、优秀，而成了敌人。我们意识到他们憎恨我们，但却从不理解个中缘由，只是将其归结为纯粹的恶意。对于童年时代的我而言，对于几乎所有我这类家庭中的孩子们而言，“普通”人几乎等同于这类人。他们面容粗糙、腔调粗鄙、举止粗鲁，他们痛恨所有和他们不一样的人，只要有一星半点机会就会用野蛮的方式侮辱你。这就是我们眼中的他们，尽管不真实却可以理解。

在过去几十年中，英国工人阶级的奴性以令人吃惊的速度迅速增长。这是无可避免的，因为他们被失业这个可怕的武器吓坏了。

然而，还有另一个更严肃的难题。接下来，你要面对的是西方社会阶级差异的真正秘密——一个出身资产阶级家庭的欧洲人，哪怕他自称社会主义者，不经过一番努力也无法将工人视为与自己平等的一员的真实原因。总结起来就是四个可怕的字眼，这四个字如今令人们羞于启齿，但在我小时候却常被随口提起，即：下等人臭。

那就是我们被教导的——下等人臭。这样一来，你眼前显然出现了一道不可逾越的障碍。没有什么喜恶之感能像生理感受这般切肤。种族厌恶、宗教憎恨、教育差异、性格、智力、甚至道德观的差异都可以被跨越，唯有生理上的排斥无从化解。你可以对杀人犯或鸡奸犯产生好感，但却无法对呼吸有臭味的人——我是说总是臭烘烘的——有好感。

眼下，我只能想起一本书对此直言不讳，即萨默塞特·毛姆先生的《在中国的屏风上》。毛姆先生描述了一名中国高官走进一家街边客店，对每个人大呼小叫、颐指气使，好让众人都明白自己是达官显贵而其余人只是小小毛毛虫。五分钟后，他用自以为适当的方式抖够了威风，便坐下来和和气气地与挑担工共进晚餐。

遗憾的是，那些将工人阶级理想化的人们往往认为有必要美化工人阶级的所有特质，因而假说肮脏本身也值得炫耀。有趣的是，社会主义者和切斯特顿式浪漫多情的天主教徒有时也会加入吹捧的行列，这两类人都会告诉你肮脏就是健康、“自然”，而清洁只不过是一时潮流，或者至多是一种奢侈。

我之所以在这些话题上大费笔墨，乃是因为它至关重要。要想消除阶级差异，你首先必须理解另一个阶级眼中的自己。单单止步于指责中产阶级“势利”是无济于事的。倘若你不能意识到所谓势利乃是与某种理想主义相联系，便无法深入理解。这是中产阶级家庭的孩子早年所受教育的衍生品，他们早在被教导要清洗脖子的同时就接受了要时刻准备为国献身、鄙视“下等阶级”的观念。

在大批中产阶级者，特别是绝大多数年过半百的人们眼中，典型的劳动者仍然骑着电动自行车去劳工介绍所，仍然用浴缸存放煤炭，“而且，亲爱的，相信我，他们依靠救济金结婚！”

一个中产阶级者或许会信奉社会主义，甚至加入共产党。然而，这究竟会产生多少实质性的影响呢？显然，生活在资本主义社会的构架之下，他必须得谋生，你不能因他依恋资产阶级经济地位而指责他。不过，他的品位、习惯、态度、他的思维背景——用共产主义的行话来说就是他的思想意识——是否有所改变呢？除了他现在开始在选举中为劳工，或者有可能的话，为共产主义者投上一票之外，有没有其他变化呢？显而易见，他仍然习惯性地和自己所属的阶级为伍；他的座上宾更可能是一个来自于本阶级、将他视为危险的左翼分子的人，而非一个赞同他的观点、出身工人阶级的人；他在食物、酒、服饰、书籍、绘画、音乐、芭蕾方面的品位依旧是资产阶级化的；最重要的是，他依旧与本阶级的人成婚。看看任何一个出身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者吧。看看大不列颠共产党成员、《马克思主义启蒙读本》的作者×同志吧。×同志恰好是个老伊顿人。从理论上讲，他会随时准备为革命牺牲，可你注意到没有，他仍然敞着上衣下摆的扣子[3]。他将无产阶级理想化，但其自身的习惯却和他们没有丝毫相近。他或许曾有一次装模作样地没撕掉标签就抽雪茄，但他不可能把奶酪戳在刀尖上直接放进嘴里，或者进了门还戴着帽子，又或者从茶碟里喝茶。我认识不少出身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者，我听过他们长达数小时的关于反对本阶级的长篇大论，然而我从未见他们习得无产阶级的餐桌礼仪，一次也没有。原因究竟何在？为什么一个视无产阶级为十全十美的人仍旧要忍受喝汤不得出声的痛苦约束？原因只可能是在他的内心，他感到无产阶级的方式令人作呕。因此你瞧，他依旧被童年时所受的教育影响，他从小便被教育要痛恨、恐惧、鄙视工人阶级。

当然这种革命情绪也传染到了那些尚且年轻未能远征沙场的公立学校的学生。那时候我们都自认为是新时代的觉悟者，抛开了那些“老头子”们强加给我们的正统观念。虽然基本上我们都保留着势利的特质，而且还理所当然地拿着我们的额外津贴或者做着一份轻松的闲差，但是我们也很自然而然地“反对着政府”。 我们嘲讽军官训练团[3]、基督教会，甚至是学校的必修游戏和皇室家族。而我们并没有意识到我们不过是在参与一种全球反战的消极情绪。有两件带有当时古怪的革命情绪的事让我印象深刻。一天，我们的英文老师给我们每个人发了一张常规知识问答的卷子，里面有一个问题：“列举你认为当今在世的十位最伟大的人”。班上16个学生中（我们平均年龄是17岁）有15个人把列宁列入其中。这件事发生在一个势利当道、学费昂贵的公立学校，当时的时间是1920年。而那时，恐怖的十月革命对于人们来说还记忆犹新。

以书为媒——比如杰克·伦敦的《深渊居民》[4]——隔着遥远的距离，我仿佛可以切身体会他们遭受磨难时的痛苦。但在任何接近他们的时候我还是感到憎恶和鄙视，还是会抗拒他们的口音，并且被他们习惯性的粗鲁所激怒。

帝国主义，你必须身在其中方可嗤之以鼻。局外人看来，英国在印度的律法似乎是善意的，甚至是必要的，且事实也确实如此；而毫无疑问，法国在摩洛哥的律法，荷兰在波罗州的律法也是一样，因为比起统治本国人，人们总是更擅长统治外国人。不处于这个不公的暴政之中是不可能成为这个体制的一部分的。就算是皮厚的英裔印度人[9]都意识到了，在街上看见的每一张“当地人”的脸都让他们清楚地认识到自己背负的侵略的罪恶有多么巨大。

在印度到处都是私底下憎恶这个体制又身在其中的英国人；只有偶然的机会，当彼此能够确定对方与自己同一阵营时，他们才流露出隐匿的苦涩来。

ch13
像在《梦境》《神一样的男人》之类的书中，都假定力量、勇气、慷慨之类的品德还会继续存在下去，因为这些是人类的优秀美德，是人类的必要属性。想必乌托邦的居民会人工制造一些危险来锻炼他们的勇气，会做一些哑铃运动来雕塑他们永远也用不到的肌肉之类的吧。在此你就能发现进步观点中的巨大矛盾：机械进步的趋势是使生活环境更安稳，而你却还在努力变得勇敢坚强。你在猛烈奋力前进的同时又在绝望踟蹰退缩，这就仿佛一个伦敦的股票经纪人穿着一套盔甲去办公室，还坚持使用古拉丁语。所以归根到底，支持进步的人，也在拥护着时代错位。

（这一章里讲的其实并不是奥威尔反对机械化（但我觉得他有点反对）（并不是！我理解错了！），而是很多人将机械化与社会主义等同，而这种观念，其实暗示着我们将迎来一个作为人毫无意义的世界，因为一切都可以被机械代替）
机械的进步是为了变得更有效率，也就是说，更容易操作。因此机械进步的目标就是一个傻瓜都能操作的世界——这也许意味着一个被傻瓜占据的世界，也有可能不是。
（也许不会所有人都变成傻瓜，参考本世纪的数学家们...）

但现在就有一个问题，他们能做些其他什么事呢？按说他们被从“工作”中解救出来，为了做一些“非工作”的事。但什么是工作，什么又不是工作呢？挖掘、木工、种树、砍树、骑马、钓鱼、打猎、喂鸡、弹琴、拍照、造房、烹调、缝纫、装饰帽子、修车，这些是工作吗？所有这些对于某些人来说是工作，而对另外一些人来说就是游戏。事实上几乎所有活动都可以根据你对它的看法不同而既可以是工作又可以是游戏，那些从挖掘中解脱出来的劳工可能想用他的闲暇或部分闲暇时间来弹钢琴，而专业钢琴家却只是很想去土豆田中挖挖土。因此说工作就是难以忍受而乏味的、非工作就是令人愉悦的，这种对比是错误的。事实上当一个人放纵地吃、喝、睡、做爱、聊天、玩游戏或只是四处闲逛——而这些事都不能填满他的一生——他需要工作，而且经常会去寻找工作，尽管也许他不会称之为工作。除去一些低智商的残障人士，人们的生活都是建立在努力之上的。粗鄙的享乐主义者似乎认为，人只是行走着的胃，但人并不只是这样，人有手，有眼，有脑子。如果你停止用手，你就会失去一大片知觉。

机器进步的趋势就是阻挠人类对于努力与创造的需求，它使得人们不再必须使用眼睛和手，甚至使眼与手的活动完全无法进行。“进步”的信徒有时会宣称这是不重要的，但通常只需指出这一进程可以误入怎样的歧途，就可以把他逼到角落。
（而我们还没有进入这样一个时代，劳动仍然是“痛苦的”）

但在如今的经济体制下，能否建造机器，或能否让人从中获益，都要看它是否具有商业价值。因此，社会主义者宣称社会主义建立后机械进步的速度会更快是对的。在机器文明下，发明和改良的进程会一直持续下去，但资本主义会使其速度放缓，因为在资本主义体制下，所有无法立刻产生盈利的发明都会被忽视，甚至对于一些可能威胁到减产的发明就会像佩特洛尼乌斯[27]提出的柔性玻璃一样被无情地打压。

但最终你会得到一个更为切题的答案，内容大致如下：“是的，你说的这些从某一立场看来都非常好，令自己坚强、远离阿司匹林和中央供暖系统，这些做法无疑非常高尚。但重点是，你看，没有人真正想要这样，这会意味着回到农业生活方式，也就意味着繁重的工作，这和在园林里玩耍是完全不同的。我不想做繁重的工作，你也不想做繁重的工作——所有知道它意味着什么的人都不会想做的。你嘴上这么说是因为你这辈子从来没有做过一天的重活。”等等诸如此类的话。 现在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是真实的，这就相当于是说，“我们是软弱的——看在上帝的份上就让我们继续软弱下去吧！”

当然，还有一种老调说，无论人们是否喜欢，社会主义都必然到来，因为万能的“历史必然性”在发挥作用。但是“历史必然性”，或者毋宁说是对它的信仰，并未能将我们从希特勒手中拯救出来。 同时，那些有头脑的人在思维上通常属于左翼，但在性格上却往往倾向于右翼，他们在社会主义的大门前徘徊不定。他们无疑明白应该成为社会主义者，但先是看到了个别迟钝的社会主义者，然后又看到社会主义理想的明显弱点，于是便离开了。
 

大量中产阶级正逐渐失去产业，但问题在于，他们中没有任何人看上去像个无产阶级。比方说我自己，就有着中产阶级的教养和工人阶级的收入。我算是哪个阶级的？从经济条件而言，我属于工人阶级，但我几乎无法想象自己不是中产阶级的一员。假设我要选边站队，该选择哪一方呢，是极力排挤我的上层阶级还是与我趣味不相投的工人阶级？就我个人而言，可能在重要问题上会与工人阶级站在一起。不过，其他数万、数十万处于相同境况下的人们会如何选择？还有那些更庞大的群体——数以百万计的形形色色的公司职员和工薪阶层的人——会如何选择？他们的传统习惯固然不能与中产阶级相提并论，但他们也绝不会愿意被视为无产阶级。以上所有人都和工人阶级有着相同的利益、共同的敌人。他们都受到剥削，都被相同的体制所伤害。然而有多少人意识到这一点呢？当危机来临时，几乎所有人都站在了压迫者一边，去反对那些本该成为他们盟友的人们。一个中产阶级者跌入贫困的深渊却仍牢牢抱着反工人阶级的观念，这样的情形是不难想象的。不用说，这恰恰为法西斯提供了现成的预备队。

有多少可怜的、战战兢兢的文员和推销员把自己视作无产者呢？在某些方面，他们甚至比矿工或码头工人更凄惨。然而在他们所受的教育中，无产者意味着身无分文。因此，当你试图通过谈论“阶级斗争”来打动他们时，却只能将他们吓走；他们会忘记自己的收入，只记得自己的口音，于是飞奔进剥削阶级的阵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