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的逻辑与反逻辑_以理性的数学逻辑构筑推理小说

亚历克斯·帕维西(Alex Pavesi)出道作《第八个侦探》(美版：The Eighth Detective；英版：Eight Detectives)出版于2020年8月。根据其在麦克米伦出版公司(美版出版商亨利·霍尔特出版公司为麦克米伦出版公司的一部分)的个人简介显示，作者居住在伦敦，现为全职作家。他在取得数学博士学位毕业后，曾担任职软件工程师。爱好拼图，远足和解锁游戏。

这本出道作和作者取得数学博士学位的背景密切相关，本书的一位主人公格兰特·麦克阿里斯特是一位退休隐居的数学教授，他曾经总结推理小说写作中的一些规则，并以数学化方式呈现出来——形成论文和与之配合的短篇小说集。但这本书并不是从格兰特构筑论文，一步步形成成果这样来讲述。故事的开头，女编辑朱莉亚·哈特找上格兰特希望有机会出版他多年前的唯一一本短篇集《白色谋杀案(The WhiteMurders)》，透过两人的对话读者才得知这一数学与写作结合的研究之由来。随即文章的脉络无比清晰呈现到读者眼前，首先是编辑朗读作中作，之后每读完一篇编辑和作者进行讨论，再进入下一篇……

这些短篇源于格兰特1937年写的一篇研究谋杀之谜的数学结构的论文，格兰特称之为“侦探小说的排列组合(The Permutations of DetectiveFiction)”。由于当时处在欧美推理流行的黄金时代，这一研究发表后反响非常正面。据《欧美侦探小说发展简史》，1920年开始侦探小说进入黄金时代。是年，F.W.克劳夫兹发表了《桶子》，而阿加莎·克里斯蒂发表的《斯泰尔斯的神秘案件》堪称黄金时代“正式的”发轫之作。1934年《东方快车谋杀案》，1935年《三口棺材》，1938年《犹大之窗》，1939年《无人生还》，提到黄金时代人们总能想到193x年，想到这些名家名作。所以说本书中提到的1937年发表的论文并非巧合，或者说整本书都是作者对于黄金时代的致敬与追忆。透过作者的推特我们也不难发现作者对于当时作品的喜爱之情。难免地，在这些作中作里会有对于当时名作的致敬，但为避免过多剧透暂且不做讨论。

初看时读者或许发现这样的构成有些类似《我的日常推理》和《春日之书》，这两本书所采用的构架是编辑每隔一段时间收到一篇匿名小说稿，并在最后揭开故事背后的秘密。《第八个侦探》也是如此，当七个侦探短篇小说作中作结束后，朱莉亚化身第八个侦探进行解密，揭开了背后隐藏的真相。而有所不同的是，前面所说的两本书从单个作中作来看也不会出现明显纰漏，直到作者主动指明伏线。亚历克斯·帕维西却采用了一种更为大胆的方式，在每个短篇中都放入矛盾点，而且编辑意识到这并不是普通的疏漏，这些矛盾隐隐指向背后阴暗的真相。例如在第一篇中，一方面对于房屋方位等的描述来看现场的窗子开在背阳处，另一方面在描述凶案现场时刀如日晷在阳光下投射阴影，显然是有所矛盾的。第一次由编辑点出，而等到看第二篇的时候读者就开始自行寻找矛盾处，获得参与的乐趣。这种独特的主动让错，更为最后真相的揭开与反转埋下铺垫。

而与《我的日常推理》和《春日之书》等最大的不同在于作中作各篇之间形成的逻辑结构，以及与之相关的推理小说写作时的顺序和关键点。读过《我的日常推理》与《春日之书》的朋友可能会有这种感受，先是有了作中作，然后作者根据其中要素穿针引线，才有了作中作之外的部分。《第八个侦探》的各篇之间则是保有某种理性克制的数学逻辑，下面我会详细讲解，但无法避免产生过多剧透，特在下方标记以示本书评中包含过度剧透的区域。

亚历克斯借格兰特口道出，侦探谋案小说的构成可分为充分必要的四要素：一组至少两位的嫌疑人；一组至少一位的受害人；一组数量无所谓的侦探；一组至少一位的杀人者。这些要素间彼此并非完全独立，以集合形式表示可绘制多种可能性下的韦恩图辅助理解。下面具体来看本书中作者如何递进深入讨论这些要素。

第一篇作中作里，作者探讨了只有两个嫌疑人的情况。嫌疑人数量通常被设定为三个及以上，这是因为当嫌疑人设定为两人时，他们彼此都会知道谁才是真凶，而当嫌疑人数量大于等于三时，只有凶手本人才知道自己的身份。通过简单的排除法，在只有两个嫌疑人的情况下彼此心知肚明，只有读者困于雾中。

第二篇中，作者加入了受害人要素的讨论，至少需要一个受害人才能形成成功的谋杀。但在极端情况下，在此基础上只增加一位嫌疑人即可满足此前讨论的至少需要两个嫌疑人的规则。这是由于受害人和嫌疑人并不是不能有交合，通过具有意外或自杀的可能性，我们可以简单地将受害人视作第二位嫌疑人。

【自此标记开始，以下内容出现过多剧透】

第三篇中，当纳入考虑侦探要素，三个要素之间的包含影响可能性越发复杂，这一次侦探与嫌疑人的圆圈有重合。第四篇中最后一个元素杀人者被纳入考虑，元素之间的关系进一步复杂化。新加入的要素被称为杀人者而非谋杀者，是综合考虑类似第二篇中可能出现的意外或自杀的情况。此外也有新的条件，杀人者必须从嫌疑人中选出，即，杀人者集合必须是嫌疑人集合的子集。反过来说，任何可能被接受为杀人者的对象即需要被认定为嫌疑人。在这一限定条件的要求下，我们又可取到新的极限情况，也就是第四篇中杀人者集合和嫌疑人集合完全重合，全员犯罪。此篇和下篇也是对黄金时代名家经典作品的明显致敬，第五篇中因为全员身亡，杀人者推得属于受害人集合。第六篇为复数个杀人者包含于嫌疑人的一般情况，探讨了杀人者在嫌疑人中的所占比例问题。第七篇则使用设定将受害人和侦探重合，死去的侦探调查自己的死因。

随着故事的展开，在阅读过程中读者也会随之猜测，作者会如何组织这些元素，融入故事中介绍特殊的情况呢？和寻找故事中出现的矛盾一样，不只从细节更是从侦探小说读者喜爱的逻辑上增强参与感，带来可能性的魅力。

图1：以韦恩图形式表达侦探小说四要素与本书作中作逻辑

在七个故事念完后，各篇的结局又迎来反转，重组元素间的可能性，甚至出现了一个不可描述的各种要素重合的故事。作者将嫌疑人，受害人，侦探和杀人者四个集合完全重合，将特例发挥到了极限。

【自此标记开始，过多剧透的内容已经结束】

将数学与推理小说融合或许并不算出奇，因为推理小说本身就非常重视逻辑性，这点与数学思维不谋而合，历史上也有众多作家针对此进行了创作探索。然而，本身内核以数学逻辑逐步构筑的本书依然特立独行。下面我们试图举例，对比一些其他出现数学元素的推理小说，其中对于数学元素的不同运用。

第51回梅菲斯特奖获奖作品《恋与禁忌的述语论理》即是运用数学逻辑，带入案件情报得出结论的模式。这一模式的运用非常新奇有趣，然而却主要是出自形式归于形式。故事本身的构成或许为构建逻辑有一定妥协，但抛开此仍是随手可及的各个短篇，没有递进或深入地将逻辑与推理小说结合。

同样获得梅菲斯特奖的《眼球堂杀人事件》与获得岛田庄司推理小说奖的《欧几里得空间的杀人魔》《巴别塔之梦》等书中也有涉及数学知识，其中数学与推理小说的结合同样多是单纯作为破案的手段、或是成为一种“炫学”的外在表现形式。以《巴别塔之梦》为例，作者“采用数学归纳法确定当年事件的发生时间”(语出新星出版社推送)。

相比之下，《文学少女对数学少女》和《牛津谜案》中数学知识与推理小说构成的结合更为紧密，数学知识实在地影响了作者的创作以及情节的编排。但这两本同样与《第八个侦探》的魅力有所不同。前面提到的两本书不约而同选择了一些较为高深的数学定律来作为组织逻辑的根本，如费马大定理、哥德尔不完备定理等，对这些数学知识并不算熟悉的读者或许会觉得有些门槛。其实著名的后期奎因问题也是与此类似的一种对于推理小说的数学逻辑思考，这一类故事多是以此逻辑路线进行编织。但通过上文的介绍，我们发现《第八个侦探》是那样和善易懂，作者不依赖现有的高深理论，只需要高中数学刚入门的集合知识，我们就能由浅入深随着作者一同探讨侦探小说四要素之间的关系，并最终在逻辑引导下顺利读完整本书。或许会有读者认为本书这样的反转高潮不够激烈动人，确实这可能不是一本从情节上扣人心弦的悬疑小说，但透过其中的数学逻辑之理性，能一步步带着读者彷佛梦回193x年黄金美好的过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