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的高光时刻

作者：秦晋

国内最近出版了一本好书《蹒跚前行》。

为什么说好？首先是作者厉害。布拉德福德·德龙是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经济学教授、也曾担任过克林顿政府财政部副助理部长。无论是资历还是学术背景都可堪称行业一流。这样的作者写出的作品是值得你花时间去阅读的。

其次是书籍历史视野广阔。作者自定义一个「加长版20世纪」概念。时间跨度从1870年到2010年共计140年。作者坚信，「加长版20世纪」是人类全部历史中最具深远意义的阶段，它也是我们可以把经济作为最主要历史发展线索的首个世纪，因为正是在这个时期，我们终结了几乎普遍存在的物质贫困。据作者介绍，2010年，世界人均年收入约为1.1万美元，几乎是1870年的8.8倍。

另外，根据作者自己非常粗略的估计，作为人类经济增长的核心，已经被发现、开发并应用到世界经济中的、关于如何驯服自然和组织人力的有用知识的存量价值指数的年均增长率，从1870年之前的大约0.45%跃升到之后的2.1%，这是真正具有分水岭意义的巨大进步。

最后是作者发现「加长版20世纪」是由三大力量来推动的。即全球化、工业实验室与现代公司组织，也正是这三大力量才终结了人类自农业时代以来的上万年苦难，带来人类史无前例的物质繁荣。

但正是因为这三大力量而让人类社会也面临新的问题：气候变暖、经济衰退、不确定性与不平等加剧的困境。

这些新问题将人类社会推向新的十字路口。人类将如何重新构建新的宏大叙事？摆在人类面前的问题可谓是相当棘手。历史不会重复，但会押韵。在当前国际经济形势下，在历史上有很多相似的时刻。我们摘编了文中部分精彩内容，供读者参考。

以下内容为本书精彩摘录。

为什么是“加长版20世纪”

我要介绍的「加长版20世纪」始于1870 年前后: 当时发生了若干分水岭性质的事件, 即全球化、工业实验室与现代公司这三件大事, 它们带来的变革将使人类逐渐摆脱自发展农业以来的上万年贫困苦难。这一加长版20 世纪的终结点则是在2010 年: 作为世界领先经济体, 北大西洋两岸的国家仍在2008 年开始的大衰退中挣扎, 无法让经济增长重新接近1870年以来的平均速度。

这段时期之中发生的事情既辉煌又恐怖。但以整个人类历史的标准来看, 辉煌远远超出恐怖。我坚信, 1870—2010 年之间的140年加长版20 世纪是人类全部历史中最具深远意义的阶段, 它也是我们可以把经济作为最主要历史发展线索的第一个世纪, 因为正是在这个时期, 我们终结了几乎普遍存在的物质贫困。

我坚信这段历史应聚焦于加长版20 世纪, 而不同于以英国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艾瑞克·霍布斯鲍姆为代表的其他人喜欢强调的所谓“缩短版20 世纪”, 即从1914 年一战爆发到1991 年苏联解体。他们通常把19 世纪(约从1776 年到1914 年) 视为民主制度和资本主义的漫长兴起时代, 而把缩短版20 世纪理解为现实版社会主义和法西斯主义带来震撼冲击的时代。

无论长短, 以世纪计的历史都是以宏大叙事来定义的, 其目标是诉说作者想讲的故事。把1914—1991 年设定为一个世纪, 便于霍布斯鲍姆叙述他想讲的故事, 但为此付出的代价是极大地忽略了我强烈主张的更加壮阔也更为重要的故事。那就是在大约1870年至2010 年间, 人类得以成功打开发展之门, 摆脱长期受困于贫穷的状态, 但是到后来, 却未能延续早期已顺利启动的财富快速上升趋势。

天才的英籍奥地利经济学家、芝加哥学派道德哲学家弗里德里希·哈耶克发现, 市场经济通过在草根层面提供激励和协调, 给自身提出的问题寻找众包式的解决方案。41870 年之前, 人类还没有掌握足够多的技术或组织手段, 能让市场经济提出如何让自身变得更加富裕的问题。因此, 尽管市场经济此前已经存在了数千年时光, 或至少存在于经济生活中的某些部分, 但它们能够做的仅限于为奢侈品或便利品的生产者寻找客户, 使富豪们获得奢华的生活, 让中产阶级过得更为方便和舒适而已。

情况自1870 年左右开始改变。人类拥有了开展组织和研究的制度与技术, 取得了全方位全球化、工业研究实验室、现代公司这些关键进步, 通过它们打开了曾把人类长期禁闭于贫困状态的大门。于是, 如何让人类致富的问题终于可以提交给市场经济去回答, 因为它已掌握了解决方案。在大门的另一侧, 通向理想社会(乌托邦) 的道路已经呈现, 其他一切美好事物也应该会随之到来。许多美好的事物在之后也的确到来了。

根据我个人非常粗略的估计, 作为人类经济增长的核心, 已经被发现、开发并应用到世界经济中的、关于如何驯服自然和组织人力的有用知识的存量价值指数的年均增长率, 从1870 年之前的大约0.45%跃升到之后的2.1%, 这是真正具有分水岭意义的巨大进步。对1870—2010年这140年而言, 2.1%的年均增长率意味着21.5倍的增幅。这是极其辉煌的成就:创造财富和获取收入的能力增强,让人类拥有了更多的好东西,生活中的必需品、便利品、奢侈品,能够更好地满足自己及家人。

它并不代表2010 年的人类在物质的富裕程度上达到1870 年的21.5 倍, 因为此时的人口规模已是1870年时的6 倍左右, 由此导致的资源稀缺性加剧会抵消生活水平与劳动生产率的部分提高。大致算来, 2010 年的世界人均年收入约为1.1 万美元, 几乎是1870 年的8.8 倍(8. 8 的由来是, 用21. 5 除以6 的平方根)。我们可以把这些数字作为非常粗略的参考, 表明人类在2010 年相比1870 年的富裕提高程度。但同时也不能忘记,全球范围内的财富分配状况在2010 年要比1870 年不平等得多。

每年2.1%的增长率意味着每33 年将翻一番, 即1903 年的人类社会的技术和生产率基础已经远远不同于1870年的情况, 以工业和全球化取代了由农业和地主占主导的局面。1936 年, 又实现了以大规模生产为基础的激进变化, 至少在发达国家的工业核心部门是如此。到1969 年, 向大众消费和郊区化转型的变革同样深刻,之后则是在2002 年, 走向信息时代的以微电子技术为基础支柱的经济模式。

假设我们能够穿越回1870 年, 告诉人们到2010 年时社会将变得多么富裕, 他们会做何反应? 他们基本上会确信, 2010 年的世界将是天堂、传说中的乌托邦。人们的富裕程度会提升8. 8 倍? 这显然说明到时候会有足够的力量去支配自然和组织人力, 清除阻碍人类发展的一切主要问题和障碍。

经济是最重要的线索

加长版20 世纪是可以把经济作为最主要历史线索的第一个世纪。

1870 年之前, 技术的增速一再输给人类的繁衍力, 即我们的人口增速。人口增长加上资源稀缺与技术创新缓慢, 使大多数人在大多数时间里都无法确信自己和家人能在一年之中拥有足够的食物和安居住所。1870 年之前, 能够获得这种保障的人们必须依靠对他人的掠夺, 而不是找到让所有人都更为富足的办法, 尤其是因为专业从事生产之人会成为专业从事掠夺之人的极为软弱与肥美的目标。

加长版20 世纪的影响深远巨大。如今, 全人类仅有不足9%生活在大约每天2 美元的生活水平之下, 即我们所说的极端贫困状态, 相比1870年的70%左右已大幅降低。即使在当前9% 的贫困人口中, 许多人已能够获得有巨大价值与力量的公共医疗和移动通信服务。如今, 世界上较为幸运的经济体达到的人均富裕程度是1870 年的至少20 倍、1770 年的至少25 倍, 并且有充分理由相信繁荣水平将在未来多个世纪里继续呈现指数式增长。如今,这些经济体中的普通民众可以发挥的位移、通信、创造和毁灭力量, 在过去据称只有巫师和神灵才能够拥有。甚至于生活在不够幸运的经济体和南方国家中的大多数人, 其平均生活水平也已经接近每日15 美元, 远远超出了那些国家在1800 年或1870年的每日2 ~3 美元。

过去这个世纪的许多技术发明, 把之前只为少数富人提供的、极度稀缺的高价值奢侈品体验变成现代生活的普遍特征。我们对此已习以为常, 不再将其列入财富构成清单中的前20 项甚至前100项物品。许多人已习惯于我们日常生活中的福利水平, 以至于完全忽略了某些惊人的成就。在人类历史上首次出现了丰裕得绰绰有余的现象, 可是包括最富裕的群体在内, 我们今天很少有人认识到自己的幸运、富足与快乐是如此不同寻常。

今天全世界生产的食物热量已绰绰有余, 任何人都不需要忍饥挨饿。

今天全世界有绰绰有余的建筑物, 任何人都不需要承受风雨之苦。

今天的仓库中有绰绰有余的衣服, 任何人都不需要受冷挨冻。

今天有绰绰有余的物资处于储备或者生产中, 不应该让任何人感受到某种必需品的短缺。

1870—2010 年间, 技术和组织的进步一再超越了人类的繁衍速度。新富裕起来的人类确实成功压制住了人口膨胀以及资源稀缺加剧抵消知识与技术进步成果的趋势。然而, 物质繁荣在全球的不均等分布程度达到了丑陋乃至罪恶的地步。在政客及其同党寻找各种新方法自肥, 置民众于不顾的世界中, 物质财富没有让人类获得幸福。因此不能把对加长版20 世纪历史的讲述, 当作一次胜利的疾驰或者行军, 甚至不是沿着乌托邦理想之路的进步旅程,而充其量只是无精打采的蹒跚前行。

人类向乌托邦的进步显得如此无精打采, 原因之一是有太多方面在过去和今天被市场经济中的不义之神( Mammon of Unrighteousness) 所累。市场经济实现了惊人的协调合作: 当今全世界近80 亿人参与高度有效的劳动分工。但除各国政府承认的财产带来的权利外, 市场经济并不承认人的其他权利。合法财产权利只有在有助于生产富人们想购买的东西时, 才具有价值。这种安排不可能是正义的。

哈耶克总是告诫, 我们要提防如下主张: 应该追求正义, 而非单纯地提高生产率和物质繁荣。我们需要把自己绑到桅杆上, 因为无论初心是多么良善, 对市场的干预都将把我们推入下坠的旋涡。它将使我们步入工业时代的某种类型的奴役之路。但卡尔·波兰尼对此回应说, 这种态度既不人道, 也不可行。因为首要的一点是, 民众坚信在驱动市场经济的财产权利之外, 他们还有其他更为重要和优先的权利。他们有权要求社群给自己提供支持,有权要求获得带来必要资源的收入, 有权要求确保持续就业的经济稳定。

当然, 蹒跚而行比静止不动要好, 更优于后退。这是历代人类不曾争议的自明之理。人类总是充满创造性, 技术进步很少会完全停止。公元1700 年时荷兰的风车、水坝、耕地、作物和牲畜,使该国的乡村经济与公元700 年极少开垦利用湿地时截然不同。公元1700 年在中国的广州港停泊的船只, 相比公元800 年有了远得多的航程,装卸的货物量也大大增加。而公元800 年的商业和农业在技术上则比公元前3000 年左右出现的首批文字记载的文明先进许多。

但在我们的时代之前, 在工业化之前的农业时代, 技术进步带来的变化在一代人甚至几代人的有生之年非常微不足道, 普通人的生活水平在多个世纪乃至千年之中鲜有提高。

经济增长的三大推动力量

这里再谈谈我对人类改造自然和组织人力的有用知识的价值的粗略指数估计, 也就是经济学家所说的技术发展指数。为便于计算, 假设世界范围的人类典型生活水平每提高1%, 就意味着我们的有用知识的价值增加1%。这只是个标准化的操作设定, 因为我希望该指数同实际收入而非其他指标(例如收入的平方或者平方根) 保持同比例。我还假设, 典型生活水平不变时的人口数量每增加1%, 就意味着有用知识的价值增加0. 5%, 因为在人口增加导致资源变得更加稀缺时, 必须由知识价值的增加来维持生活水平不变。之所以采用这个设定, 是为了反映如下现实: 由于自然资源并非取之不竭, 我们必须依赖人类的才智来支持更多人口维持相同的生活水平, 这与我们依赖人类的才智来支持相同的人口实现更高的生活水平是同一个道理。

我把全球人类有用知识的价值的量化指数设定为: 1870 年,即加长版20 世纪的起点, 取值为1。回到公元前8000 年左右, 当人类发展农业和畜牧业时, 该指数的数值为0. 04: 大致来说,以全球平均水平计算, 利用相同的物资和同样面积的农场, 需要25 个公元前8000 年的劳动力才能完成1870 年一个劳动力的工作成果。到8000 年之后的公元元年, 该指数提升至0. 25: 利用相同的资源,由于有了更好的技术, 此时的一个典型劳动力的生产率已经相当于农业时代开启之初的6 倍, 但依然只是1870 年的典型水平的四分之一。到公元1500 年, 该指数提升至0. 43,相比公元元年的增幅超过70%, 仍不及1870 年水平的一半。

人类关于技术和组织的更为丰富的知识, 是否让普通人在公元1500 年时的生活比公元前8000 年时美好许多了呢? 并非如此。人口数量在公元元年到1500 年之间以平均年0. 07% 的速率增长,导致每个劳动力拥有的平均耕地面积和其他自然资源以每年0. 07%的速率减少, 让技术更先进的劳动力获得的平均净产出至多只有很少量的增加。公元1500 年时的社会精英群体的生活水平远远超越公元前8000 年或公元元年, 但农民或工匠等普通人相比自己的先祖并无多少进步。

农业时代的人类处于极度贫困中, 社会只能维持基本生存。平均来说, 每个母亲有2. 03个子女能存活到生育期。典型的女性———她不属于在生育子女时死去的七分之一群体, 或者在子女成年之前死去的五分之一群体, 有时和子女一起死于某种传染病———将把大约20 年的时间花费在两件事情上: 差不多有9 次怀孕和6次生育, 把3 ~4 名子女养活到5 岁以上, 子女的平均预期寿命不足或许远远低于30 岁。

养活孩子是每个父母的第一和最高目标, 农业时代的人类对此却完全无法给出保证。这个指标反映着人类承受的物质需求的压力大小。

坚冰在1500 年之后开始松动和移位。或许更好的比喻是翻越了一道分水岭, 跨入新的流域: 人们走到了下坡面, 各种事物正在朝新的方向奔流。我们可以把这一转型称为“帝国- 商业革命” 时代的到来, 发明创新的步伐加速。然后到1770 年左右, 坚冰裂开。

就世界范围的经济繁荣水平和全球经济增长速度而言, 我们再次跨越到一片新的流域: 1770 年之后的世纪可以称为“工业革命” 时代的来临。公元1870 年, 有用知识的价值指数达到了1, 相当于1500年时的两倍多。从0. 04 到0. 43, 这个指数用了大约9500 年才增长10 倍, 平均大约2800 年翻一番, 而下个翻番仅用了不到370 年。

这是否给1870 年的人类带来了更为富裕和舒适的生活呢? 并不明显。1870 年时的全球人口达到13 亿, 是1500 年时的2. 6 倍。但就普通人的生活水平来说, 平均耕地面积只有过去的大约五分之二, 抵消了技术进步的绝大部分效应。

到1870 年左右, 人类再度跨越一道分水岭, 进入新的流域,即西蒙·库兹涅茨所说的“现代经济增长” 时代。在这之后的加长版20 世纪之中, 终于迎来了爆发式的增长。

到2010 年, 全球人口接近70 亿, 有用知识的价值指数达到21。值得惊叹! 人类关于技术和组织的有用知识的价值实现了年均2. 1%的增长速率。自1870 年以来,人类的技术能力和物质财富以超出过去想象的速度暴增。到2010 年, 典型的人类家庭已不再把为下个年份或下个星期寻找足够的食物、住处和衣物作为最紧急而重要的问题。

从技术经济学的视角看, 1870—2010 年堪称工业研究实验室与层级式公司组织的时代。前者集合了工程应用技术群体的力量,以推动经济增长; 后者组织起推广利用发明成果的群体的力量。这同样是全球化的时代: 廉价的海洋运输和铁路运输消解了距离这个成本因素, 让数量庞大的人们共同追求更美好的生活, 借助通信连接让我们在世界地实时交谈。

工业研究实验室、现代公司与全球化掀起了发现、发明、创新、应用和世界经济一体化的浪潮, 极大地提高了我们的全球有用经济知识指数。

奇迹在延续。例如在1870 年的伦敦———当时世界经济增长和发展的最前沿, 一位非熟练男性劳动者的日工资可以给自己和家人购买大约5 000 卡路里热量的面包。这已是进步的成果。1800 年时的日工资或许只能购买4 000 卡路里更为粗劣的面包,1600 年时只能购买大约3 000 卡路里还要更粗劣的面包。有人会问, 更粗糙的、富含纤维的面包不是对健康更有益吗? 对今天的我们或许如此, 因为我们已经有热量足够多的食物, 能得到充分的能量去完成日常工作, 才会去关心纤维素摄入之类的事情。而在过去, 你必须拼命摄入尽可能多的热量, 因此更白和更细的面包才是好东西。今天, 伦敦的非熟练男性劳动者的日工资可供购买240 万卡路里热量的小麦制品, 几乎是1870年的500 倍。

从生物社会学的角度看, 上述物质进步意味着典型女性不再需要把20 年的时光完全花费在怀孕和哺育子女这两件事上。到2010年, 做这些事情的时间差不多是4 年左右。同样是在20 世纪, 我们在历史上首次避免了一半多的子女夭折于流产、死产和婴幼期,避免了十分之一以上的母亲因为生育而死亡。

从国家和政治的角度看, 财富的创造与分配推动了四件大事。第一, 也绝对是最重要的一件, 1870—2010 年是美国成为超级大国的世纪; 第二, 世界的构成在这个时期变得以民族国家为主, 而不再是帝国; 第三, 经济的重心逐渐变成控制价值链的大型寡头企业; 第四, 世界的政治秩序主要通过有普选权的选举来合法确立, 而非依靠富豪出身、文化传统、个人能力、领袖魅力, 或者对历史命运的神秘洞悉。

我们仍在蹒跚前行

我们今天有多少人能在大约一个世纪之前的厨房做个好帮手?在电力和自动洗衣机出现之前, 洗衣服并非烦人的细小琐事, 而是每个家庭(更确切地说是家庭主妇) 每周劳作的一项重要内容。如今的社会中很少有人担任采集者、猎人乃至农夫。狩猎、采集、农耕, 以及放牧、纺织、清洁、挖掘、冶炼、切割木材乃至用手工修造建筑物, 均已成为极少数群体从事的专门职业, 且人数仍在萎缩。而农民、牧人、制造业工人、建筑工人和矿业工人等在具体操作中已主要成为机器的控制者, 越来越多地担任机器人的程序员。他们不再是过去那些用双手来制作和塑造物品的劳动力。

现代的人们又在做什么事情呢? 我们越来越多地在拓展科学技术知识的体量, 我们互相提供教育, 互相提供医疗和护理, 照看老人和孩童, 彼此娱乐对方。我们相互提供其他各种服务, 以便充分利用分工的好处。我们参与复杂的有象征意义的互动, 这些互动能够分配地位和权力, 在公元2010 年组织协调包含整整70亿人的当代经济的劳动分工。

在这个加长版世纪中, 我们跨越了一道高耸的分水岭, 把人类在此之前的行为与之后的行为彻底分开。这的确是乌托邦, 同时又不完全是。

经济史学家理查德·伊斯特林(Richard Easterlin) 对此给出了解释。他认为, 人类追求目标的历史表明, 我们与乌托邦理想并不能很好地相容。随着财富变得越来越多, 过去的必需品不再让人担心, 甚至完全被我们忽略。但便利品会成为必需品, 奢侈品将成为便利品, 人类还会想象和创造出新的奢侈品。

困惑的伊斯特林质疑, “为何如今最富裕国家的物质忧虑同以往一样严重, 对物质的追求同以往一样迫切?”。他仿佛看到人类站在“享乐跑步机” 之上, “一代又一代的人们以为, 收入再提高10%或20%就能拥有完美的幸福……但最终, 经济增长的胜利并不是人类对物质需求的胜利, 反而是物质需求对人类的胜利”。34 我们没能利用财富征服自己的欲望, 而是财富利用欲望把我们征服了。尽管一切都发展顺利, 我们仍只是向着乌托邦蹒跚前行而非疾行,上述的享乐跑步机效应正是一个重要根源。

但话又说回来, 抛弃这台跑步机同样不妙。无论蹒跚前行还是疾行, 只有傻瓜才会有意无意地朝着接近全球普遍贫困的悲惨方向后退。

加长版20世纪的两个关键时刻

1870 年, 人类历史上发生了一次重大变革。随着工业实验室、现代公司、真正廉价的远洋和陆地运输以及通信的出现, 我们的世界从相对稳定的普遍贫困的经济模式, 转向经常性自我革新的经济模式, 进入了借助新技术的发明、开发和应用不断增进繁荣的状态。这一熊彼特式的创造性破坏进程让人类的生产潜力每过一代人就几乎翻番。在之后的岁月, 社会的基础和支柱被反复动摇和碎裂。显而易见, 类似1870—2010年这样的漫长世纪是由许许多多重大时刻共同构成的。加长版20世纪的重要时刻是由创造性破坏以及相应的动摇和碎裂过程推动的。这里我再强调两个极为关键的时刻, 它们都位于加长版20 世纪的中间时点附近。

第一个关键时刻是在1930 年, 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发表了“我们子孙后代的经济前景” 的演讲。他得出了如下结论: 经济问题不会是困扰人类的最永久性的难题, 一旦经济问题被解决, 真正的困难是如何利用摆脱经济压力之后的自由……来过上智慧、惬意与幸福的生活。

第二个关键时刻与第一个几乎同时发生, 即富兰克林·罗斯福执掌美国政府, 打破美国政治僵局, 着手用政策实验来解决大萧条的经济问题。

1933 年3 月, 就任总统后的次日, 罗斯福宣布禁止黄金出口,银行放假一天。四天之内, 众议院和参议院相继召开会议。众议院一致通过了罗斯福提交的第一份法案《紧急银行法案》, 安排有偿付能力的银行重新开业, 对其他银行实施重组, 并批准罗斯福全权控制黄金流动。罗斯福提交给国会的第二份法案即《经济法案》也立即获得通过, 该法案计划削减联邦政府支出并基本恢复预算平衡。罗斯福提交的第三份法案则是《啤酒和葡萄酒税收法案》,其预兆着禁酒时代结束, 也即废除禁止出售酒类的宪法修正案。3 月29 日, 罗斯福呼吁国会对金融市场实施监管。国会于次日批准设立他提议的民间资源保护队。4 月19 日, 罗斯福宣布美国放弃金本位制。5 月12 日, 国会批准了他提出的《农业调整法案》。5 月18日, 罗斯福签署《田纳西河谷管理局法案》, 创立美国第一家政府拥有的大型公用设施企业。同一天, 他向国会递交了作为新政百日核心议程的《国家工业复兴法案》。这部法案满足了罗斯福新政府内部各个派系的一些诉求: 企业界获得了共谋的能力, 通过制定“操作规则”, 更容易维持高价格, 并通过“计划” 让产能与需求相匹配; 有社会主义倾向的规划师利用该法案要求政府批准为各个产业制定的发展规划; 工会获得了组织集体谈判的权利, 并且可以把最低工资和最高工时等规定纳入产业层级的发展规划; 支出扩张论者则得到了价值约33 亿美元的公共工程。

罗斯福的《国家工业复兴法案》加上美元贬值确实打破了市场对未来通缩的预期; 存款保险的创立与银行体系改革则恢复了储户把钱存入银行的意愿, 启动了货币供给重新扩张的进程; 社团主义措施和农业补贴扩大了损失的分摊面; 把预算平衡从议程中去掉是件好事; 对失业救济和抵押贷款纾困的承诺能够带来帮助; 对公共工程的承诺同样有所助益。所有这些政策行动都避免了形势进一步恶化, 并明显产生了即期效果, 很快令美国经济大有改善。

然而除汇率贬值、货币扩张、结束通缩预期, 以及消除进一步财政紧缩带来的压力之外, 罗斯福的“新政百日” 的其余部分效果如何呢? 这段时期推出的其余措施的净效果是好是坏, 我们并不太清楚。美国没有真正尝试或许能够让国家迅速走出大萧条的充分扩张性货币政策与大规模财政赤字, 而这种策略确实让希特勒的德国很快摆脱了困局。美国消费者抱怨说, 国家工业复兴总署导致了价格上涨; 劳动者抱怨说, 他们的声音没有被充分表达; 商人抱怨说, 政府对自己发号施令; 进步主义者抱怨说, 国家工业复兴总署制造了垄断; 支出扩张论者担忧, 企业之间的共谋导致价格太高、产量减少和失业增加。胡佛及其同党则宣称, 假如罗斯福像前任那样行事, 美国的一切问题本来都会很快好转。

罗斯福还尝试了其他政策: 反垄断政策以及拆分公用事业垄断机构; 累进程度更高的所得税; 犹犹豫豫地接纳赤字支出, 不再将其当作难以避免的暂时坏事, 反而视为有积极意义的好事。随着20世纪30 年代末的临近, 罗斯福的关注点自然转向了战云密布的欧洲以及遭受日本侵略的中国。“新政博士” 变成了“胜仗博士”。总体而言,第二批新政措施对美国走出大萧条或许没有产生太大效应, 但确实把美国改造成了较为温和的欧洲式社会民主主义国家。

新政留下了深远的影响。罗斯福属于中左翼而非中右翼, 漫长的大萧条意味着由其形塑的制度能够持久发挥作用, 美国成为世界新兴超级大国, 并且是唯一没有遭到二战沉重打击的强国, 所有这些因素都具有重要的影响。在二战之后, 美国有实力和意愿在铁幕一侧改变世界的面貌,也确实这样做了。这意味着世界将按照新政的模式而非某种反动或法西斯主义的模式来改造。

凯恩斯和罗斯福的例子都是对后人的有益提醒: 在特定时刻按照特定方式行事的个人不仅是在思考问题, 而且有机会让自己的思想发挥影响, 这至关重要, 哪怕在宏大历史叙事中也是如此。

四件大事推动的全球经济增长

我把加长版20 世纪的历史主要理解为四件大事的进程:技术推动的经济增长、全球化、美国的成功特例, 以及随着各国政府对政治经济难题的解决, 人类至少能够缓慢地向乌托邦靠近。尽管这一蹒跚前行的过程伴随着不平衡、不平等和不公正,且视人们的肤色和性别等差异而不同, 但在加长版20 世纪的两个时期, 即1870—1914 年和1945—1975 年, 被过去世代视作接近乌托邦的某些东西确实快速实现了。不过, 这两个经济理想国时期未能更长久地持续下去, 背后有个人、思想和机遇等各种因素的影响。

1870 年之前, 只有狂野无羁的乐观主义者会相信人类能够找到通向乌托邦的道路, 即便对他们而言, 这条道路也充满崎岖,要求对人类的社会和心理做深刻的改造。

人类在1870 年之前已经在摇动前方的铁门,1870 年的一些重大变化终于打破了枷锁。工业研究实验室、现代公司以及全球化的到来, 在人类历史上首次开启了解决我们的物质需求问题的机遇。此外, 人类在当时足够幸运地拥有即将成形的全球市场经济。天才的哈耶克敏锐地观察到, 市场经济对于自己提出的问题采取了利用激励与合作的众包式解决方案。到1870 年后,市场经济可以解决的问题是, 为掌握有价值的财产资源的富人服务, 提供他们想要或自认为需要的丰富多样的必需品、便利品和奢侈品。

于是, 通向人类物质繁荣与乌托邦的道路变得清晰起来, 可供通行甚至奔跑。其他的一切应该随之发生, 也确实在很大程度上是如此。1870 年左右盛行的悲观主义, 到1914年即使不算完全错误, 也似乎已经过时。刚过去的那几十年对全世界来说无疑是人类经济进步的非凡岁月, 而且有一切理由认为将会继续下去。人们似乎已可以展望一个真正富足的乌托邦, 未来的更多科技发明将在各个工业研究实验室中开发出来, 通过现代企业应用到全球范围的经济生活中。

然后一战爆发了, 此后显而易见的是, 乐观派视为反常和可鄙的东西其实才是常态, 深层的顽疾无法回避。民众并不满足于市场经济提供的结果, 发现政府也没有能力调控经济以保持稳定和年复一年的增长。有些时候, 民主国家的人民将自己的命运交给专制主义的煽动家。还有些时候, 世界上的富人群体和军事领袖觉得统治地位值得一搏。技术和组织的进步让暴政膨胀到史无前例的规模,各国内部与相互之间的经济差异越拉越大。世界人口向低生育率和低增长率的大转型推进得很快,但并不足以阻止20 世纪的人口大爆炸给社会秩序的改变施加额外的压力。

在整个过程中, 南方国家落后得越来越远, 虽然平均来说在增长, 但并未保持追赶势头, 因为在数十年中, 它们的制造业发展不足, 工程科技人才缺乏, 而这些是经济体积累生产知识的基础。除两个幸运的圈子, 即“马歇尔计划” 的受援国以及太平洋沿岸的亚洲经济体, 南方国家甚至没有调整好起跑状态(启动比北方国家更快的增长), 也没有迈出追赶的最初步伐, 而是落在后面越来越远,直至1979 年新自由主义转折之后的十余年仍是如此。发展表现最糟糕的还有受到列宁的号召, 在1917—1990 年选择了现实版社会主义道路的部分国家。

在二战之后, 北方国家足够幸运地重新找到了自认为通向乌托邦的道路。随后辉煌三十年的有力经济增长(在20 世纪70 年代走向终结时) 让民众再度被成功弄得目眩神迷: 更多的期待, 对事后看并不严重的减速带和路障的极度不满。而且, 只靠快速增长并不能满足右翼阵营, 他们认为繁荣成果的分享过于平均, 缺乏公正,令人感到可鄙。只靠快速增长同样不能满足左翼阵营, 他们认为尽管有社会民主主义的纠正和调控, 市场给出的解决方案仍没有带来他们追求的哪怕部分的乌托邦结果。于是, 世界滑向了新自由主义。可惜新自由主义的政策处方并未让我们向乌托邦的蹒跚前行有任何加速。

从1870 年到2010 年, 共计140 年的时光。在人类普遍贫困的1870 年, 谁会想到人类到2010 年将有能力给每个社会成员提供当时无法想象的更多物质资源? 谁又会想到在拥有如此丰富的资源之后, 人类依然无法有效利用它们, 建造更加靠近真正乌托邦的理想社会?

19世纪上半叶最富有的人内森·罗斯柴尔德在1836 年非常渴望拥有一剂抗生素, 以避免自己在50 多岁时因为脓疮感染而死去。如今的我们不仅能够以大大降低的人力成本制造出1870 年能生产的各种物品, 而且能非常轻松地制造过去的便利品(如今被列入必需品)、过去的奢侈品(如今被列为便利品), 以及过去不惜代价也无法获取的其他许多物品。说今天的我们比1870 年的时候富裕10倍以上, 恐怕远不足以概括其间天翻地覆的变化。可是我们在2010 年却依旧发现, 自己并没有奔向乌托邦道路的终点。此外, 我们甚至不再能看清楚乌托邦道路的尽头, 尽管之前曾认为它就在那里。

始终位于后台、经常也现身前台的驱动这一切的力量, 正是负责发现和发明的工业研究实验室, 负责开发和应用的大型现代公司, 以及实现协作整合的全球化市场经济。可是在某些方面, 市场经济带来的问题多于解决方案。市场经济只承认财产权利, 而民众需要波兰尼主义权利: 结成相互支持的社群的权利, 获得相应收入以购买必要资源的权利, 实现保证持续就业的经济稳定的权利等等。回顾加长版20 世纪取得的所有经济进步, 这一历史告诉我们物质财富对于构建乌托邦社会的作用是有限的, 它是必要条件, 但远非充分条件。这里正是我们需要重温凯恩斯的精彩洞见的地方:最永恒的问题是如何让人们“过上智慧、惬意与幸福的生活”。凯恩斯的演讲是历史上的一个关键时刻, 因为他完美阐述了本质的困难到底是什么。

由凯恩斯撮合的哈耶克与波兰尼的勉强联姻是我们迄今得到过的最佳结果,它帮助了北大西洋地区的发展型社会民主主义在二战后兴盛。但这个秩序没有经受住自身的可持续性检验, 部分原因是一代人时间的快速增长提升了期望, 部分是由于波兰尼主义权利要求保持稳定, 同等对待相同的人, 区别对待不同的人,但无论是哈耶克- 熊彼特式的创造性破坏市场经济, 还是推行全民社会保险权利的波兰尼式社会民主主义, 都永远无法提供可行的解决办法。

在2000 年前后的几十年间, 四个趋势性事件结合起来终结了加长版20世纪的历程, 并可能标志着人类向乌托邦蹒跚前行的时代画上了句号。第一个事件是在1990年, 德国与日本的高创新性和高效率产业成功挑战了美国的技术领先优势, 削弱了美国例外主义的基础。第二个是2001 年再度点燃的极端狂热的宗教暴力, 我们之前普遍认为类似事件的退潮已过去多个世纪, 而思想家们则在震惊之余谈起所谓的“文明之间的战争”, 其实没有那样的事。第三个是2008 年开始的世界经济大衰退, 表明我们已经遗忘了凯恩斯在20 世纪30 年代留下的教训, 并且缺乏能力或意愿去采取必要的措施。第四个是从大约1989 年(当时科学研究的结论已变得比较清楚) 至今, 全世界还没有为抗击气候变暖采取建设性行动。上述事件汇聚之后的历史看上去与之前迥然不同, 似乎需要一部新的宏大叙事来揭示其中的含义。

在加长版20 世纪中, 还有其他许多人曾试图构想解决方案: 卡尔·波兰尼、约翰·梅纳德·凯恩斯、贝尼托·墨索里尼、弗拉基米尔·列宁等等。他们或者建设性或者破坏性地背离了“市场给予……” 的信条, 要求市场少做一些, 或者完成某些特定的任务,而让其他制度多做一些。或许人类已找到的最接近成功的方案是二战后北方国家发展型政府主导的社会民主主义———在凯恩斯的撮合下实现的哈耶克与波兰尼的勉强联姻。可是, 这一社会民主主义的制度设计没有经受住自身的可持续性检验。随后兴起的新自由主义虽然兑现了对北方国家精英群体的许多承诺, 却没有朝任何可行的乌托邦取得明显的进展。

于是, 我们的世界走到了一个与凯恩斯在1924 年的描述有所相似的地方, 他当时正在批评托洛茨基的如下设想: 改造社会的道德和智慧方面的问题已经妥善解决———计划已经制订, 只待将其付诸实施。凯恩斯则指出, 这并不符合事实: “我们比平时更加缺乏一个连贯的前进计划, 一个成形的理想。所有的政治党派都是植根于陈旧的而非新近的思想……我们没有必要讨论有哪些微妙的理由支持某个人依靠武力去传播福音, 因为没有人真正掌握这种福音。下一步的行动依然是头脑的斗争, 而不是依靠拳头。”

经济上的进步是以蹒跚前行还是小步快跑的方式实现,关系重大。实现小康,即获得超出必需的热量、住房、衣物和其他物质产品, 也关系重大。一旦达成这样的成就, 即便悲观主义者也不愿意放弃。某些思想一旦出现, 就很难被人们遗忘。这是人类有用知识全球价值量化指标的一个潜在收益。这些知识中既包含“市场给予, 市场拿走, 赞美市场的护佑”, 也包含“市场为人服务, 而不是人为市场服务”。我还要加上: 由于供给经常是由需求创造的,政府必须实施管理, 实施有效的、某些时候强有力的管理。

人们关于乌托邦的理念和憧憬各有不同: 在地球上建造的天堂王国; 向往和谐与自然的阿卡迪亚; 追求奢侈感官享受与疯狂的锡巴里斯; 崇尚严谨纪律和卓越成就的斯巴达; 容纳喧嚣言论和行动自由的雅典; 保证集体目标和良好秩序的罗马及其治下的和平时代。人们或多或少认同, 物质上的匮乏使得上述梦想(除神学意义上的) 在当时和今天都永远难以实现。人们几乎都把黄金时代想象为物质资源远为丰饶的远古时期或至少是遥远而神秘的其他地方的场景, 而不太可能出现在将来。

直至1870 年, 事情才开始发生变化。到1919 年,凯恩斯便开始强调人类能生产的便利品、舒适品和愉悦品, “超出了过去时代最富裕和最有权势的君王享受的水平”, 尽管这种享受仍限于上层阶级的范围。亚里士多德在公元前350 年谈及, 要取缔主人的权威和奴隶的依附, 这种设想完全是幻觉, 因为那要求人类掌握上帝一般的创造和驱使仆从的神力: 例如代达罗斯锻造的雕像, 火神赫菲斯托斯为奥林匹斯山上的诸神盛宴建造的有自我意识和自身动力的餐车等。然而到2010年, 人类的成就已大大超越了他们的憧憬和想象。

在之前世纪中生活的任何人, 如果见证人类在2010 年的技术和组织力量, 谁不会被震惊到目瞪口呆? 但他们接下来会提出如下疑问: 既然有如此强大的驱使自然和组织自身的神力, 为什么在建设真正人道的世界、向任何类型的乌托邦梦想前进上面, 我们的进展那样有限?

到2010年, 对美国霸主地位的不信任感因为中东地区的不幸进一步加剧。收入与财富不平等急剧拉大, 且对经济增长毫无贡献, 人们的不满情绪日益高涨。2008—2010年的大衰退表明, 所谓的新自由主义技术官僚已经彻底解决了经济管理问题的说法是多么荒谬。北方国家的政治组织甚至尚未启动全球气候变暖问题的应对, 驱动生产率增长的主要发动机却已开始停转。北方国家的伟人和好人们还将在21 世纪第二个十年忽略迅速恢复充分就业的重要性, 并错误理解和疏导社会不满情绪, 导致新法西斯主义和靠近法西斯主义的政客在世界各国沉渣泛起。

加长版20 世纪的历史就此结束。

或许它本不必在2010 年终结。或许我们许多人在克林顿政府时期设想的光明未来其实始终是幻觉, 如果当时的政策能够延续,随着信息技术浪潮的涌现, 我们将可以恢复快速而公平的增长。假如时机和运气略有不同的话, 我们或许可以抓住机遇。假如美国在2008 年选出一位罗斯福式的人物, 他或许会创造奇迹, 正如罗斯福在1933 年之后超出意料的表现。甚至或许在2016 年, 我们仍有机会让加长版20世纪的快速生产率增长、能够妥善应对这种增长给世界带来的创造性破坏的政府以及美国例外主义浴火重生。但实际结果是, 2010 年之后的美国选出了唐纳德·特朗普,西欧国家的选择同样糟糕, 从而彻底扼杀了涅槃重生的希望。

新的时代开始了, 它需要一套我们当前还未知的全新的宏大叙事。

《蹒跚前行：1870-2010年全球经济史》

作者：【美】布拉德福德·德龙

译者：余江，冯伟珍

出版时间：2024年5月

出版社：中信出版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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