品读国学经典之三——《齐桓晋文之事》

作者介绍

孟子是战国时期著名的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作为思想家，孟子是儒家重要代表人物，孔子学说的继承者，被称为“亚圣”。作为政治家，孟子提出了王道思想和仁政学说，形成了比较完整的儒家政治思想体系。作为教育家，孟子认为“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是“君子三乐”之一，他三十岁左右就收徒讲学；四十四岁开始周游列国，宣传他的政治主张；晚年回到家乡，仍然收徒讲学并著书立说。《史记》记载，孟子晚年“序《诗》《书》，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孟子》二百六十章，约三万五千字，记录了孟子的治国思想和政治观点，记录了孟子与其他诸子思想的争辩、对弟子的教诲和游说诸侯的内容。《齐桓晋文之事》出自《梁惠王上》篇，是孟子文章的代表作，不仅集中反映了孟子“保民而王”的仁政学说，而且充分体现了孟子文章的雄辩特色，这就是气势充沛、感情强烈，明快畅达、跌宕多姿，富有鼓动性和感染力。

本文主旨

《齐桓晋文之事》记录了孟子与齐宣王的一次谈话。齐国在宣王之父威王时，曾经两次打败魏军，宣王时又破燕国的国都，雄踞东方，威震诸侯。这时的齐宣王踌躇满志，怀有以战称霸、君临天下之愿景。当孟子来到齐国，他就要孟子支持和帮助他追求霸业，而孟子则利用这一机会，比较完整地阐述了行仁政而王天下的道理。清人曾国藩评价《齐桓晋文之事》是“辨王霸之方，明治道之要”。全文可分为三个层次：第一层次是阐述王道主张。齐宣王的谈话以“霸道”开端，孟子避而不谈霸道，直接将话题转移到集中讨论王道。孟子就“以羊易牛”一事肯定宣王有不忍之心，具有施行王道的思想基础。同时，孟子批评宣王虽然对动物有不忍之心，却不能推恩于民、施行王道。第二层次是阐述霸道与王道的不同前景。齐宣王要施行霸道，即“欲辟土地，朝秦楚，莅中国而抚四夷也”。孟子认为，宣王如施行霸道，就等于“缘木求鱼”，不可能达到称霸的目的，甚至还会带来灾祸，“殆有甚焉。缘木求鱼，虽不得鱼，无后灾；以若所为，求若所欲，尽心力而为之，后必有灾”。孟子指出，如果施行王道与仁政，那就能做到天下归心，没有谁能够抵挡齐国，“其若是，孰能御之”。第三层次是阐述王道的具体措施。孟子认为，有恒产才能有恒心。实行王道和仁政，首先要让老百姓有收入和有产业，凶年免于死亡，丰年实现温饱。

原文(节选)

齐宣王问曰：“齐桓、晋文之事可得闻乎？”孟子对曰：“仲尼之徒无道桓、文之事者，是以后世无传焉。臣未之闻也。无以，则王乎？” 曰：“德何如，则可以王矣？”曰：“保民而王，莫之能御也。”曰：“若寡人者，可以保民乎哉？”曰：“可。”曰：“何由知吾可也？”曰：“臣闻之胡龁曰，王坐于堂上，有牵牛而过堂下者，王见之，曰：‘牛何之？’对曰：‘将以衅钟。’王曰：‘舍之！吾不忍其觳觫，若无罪而就死地。’对曰：‘然则废衅钟与？’曰：‘何可废也？以羊易之！’不识有诸？”曰：“有之。”曰：“是心足以王矣。百姓皆以王为爱也，臣固知王之不忍也。”王曰：“然。诚有百姓者。齐国虽褊小，吾何爱一牛？即不忍其觳觫，若无罪而就死地，故以羊易之也。”曰：“王无异于百姓之以王为爱也。以小易大，彼恶知之？王若隐其无罪而就死地，则牛羊何择焉？”王笑曰：“是诚何心哉？我非爱其财。而易之以羊也，宜乎百姓之谓我爱也。”曰：“无伤也，是乃仁术也，见牛未见羊也。君子之于禽兽也，见其生，不忍见其死；闻其声，不忍食其肉。是以君子远庖厨也。”

《齐桓晋文之事》强调了“保民而王”，这是孟子王道思想的核心。文章一开始就记录了齐宣王与孟子的一段重要对话，“曰：‘德何如，则可以王矣？’曰：‘保民而王，莫之能御也。'”意思是，齐宣王问，具备什么样的道德才能统一天下和治理天下呢？孟子回答，保护百姓，实现百姓的生活安定，这样去统一和治理天下，就没有人可以阻挡。

王说曰：“《诗》云：‘他人有心，予忖度之。’夫子之谓也。夫我乃行之，反而求之，不得吾心。夫子言之，于我心有戚戚焉。此心之所以合于王者，何也？”曰：“有复于王者曰：‘吾力足以举百钧’，而不足以举一羽；‘明足以察秋毫之末’，而不见舆薪，则王许之乎？”曰：“否。”“今恩足以及禽兽，而功不至于百姓者，独何与？然则一羽之不举，为不用力焉；舆薪之不见，为不用明焉，百姓之不见保，为不用恩焉。故王之不王，不为也，非不能也。”

《齐桓晋文之事》强调了“不忍之心”，这是孟子王道思想的基础。在孟子看来，君王能否推行王道、实施仁政，关键在于君王是否有不忍之心。孟子主张性善论，王道和仁政是不忍之心在政治领域的表现形式。所谓不忍之心，就是“今人乍见孺子将入于井，皆有怵惕恻隐之心”。

曰：“不为者与不能者之形何以异？”曰：“挟太山以超北海，语人曰‘我不能’，是诚不能也。为长者折枝，语人曰‘我不能’，是不为也，非不能也。故王之不王，非挟太山以超北海之类也；王之不王，是折枝之类也。”“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下可运于掌。《诗》云：‘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言举斯心加诸彼而已。故推恩足以保四海，不推恩无以保妻子。古之人所以大过人者无他焉，善推其所为而已矣。今恩足以及禽兽，而功不至于百姓者，独何与？”“权，然后知轻重；度，然后知长短。物皆然，心为甚。王请度之！抑王兴甲兵，危士臣，构怨于诸侯，然后快于心与？”王曰：“否。吾何快于是？将以求吾所大欲也。”

曰：“王之所大欲可得闻与？”王笑而不言。曰：“为肥甘不足于口与？轻暖不足于体与？抑为采色不足视于目与？声音不足听于耳与？便嬖不足使令于前与？王之诸臣皆足以供之，而王岂为是哉？”曰：“否。吾不为是也。”曰：“然则王之所大欲可知已。欲辟土地，朝秦楚，莅中国而抚四夷也。以若所为，求若所欲，犹缘木而求鱼也。”王曰：“若是其甚与？”曰：“殆有甚焉。缘木求鱼，虽不得鱼，无后灾。以若所为，求若所欲，尽心力而为之，后必有灾。”曰：“可得闻与？”曰：“邹人与楚人战，则王以为孰胜？”曰：“楚人胜。”曰：“然则小固不可以敌大，寡固不可以敌众，弱固不可以敌强。海内之地方千里者九，齐集有其一。以一服八，何以异于邹敌楚哉？盍亦反其本矣。今王发政施仁，使天下仕者皆欲立于王之朝，耕者皆欲耕于王之野，商贾皆欲藏于王之市，行旅皆欲出于王之涂，天下之欲疾其君者皆欲赴愬于王。其若是，孰能御之？”

《齐桓晋文之事》强调了“制民之产”，这是孟子王道思想的重要内容。孟子设计的王道和仁政，不是空洞的说教，而是可以实践的理想，不是只有抽象的精神追求，而是具有现实的物质保证。

总结

《齐桓晋文之事》主要是说给官员尤其是统治者听的，其中提出的先有不忍之心，后须“推恩于民”，给我们最大的启示是做官先做人，做人是做官的基础。所谓做人，就是要有良好的个人品格。按照现代政治学理解，官员是行使公权力的。行使公权力的人，如果没有良好的品格，那就可能成为昏官、庸官和贪官，这不仅危害社会和他人，而且危害官员自己及其家庭。良好的品格应该是官员的基本要求和基础素质。它要求官员有信念。信念是价值判断和追求，是对社会发展方向的把握和共同行为准则的认同，既可以表现为理想，也可以表现为信仰。官员有了坚定的信念，就能保持政治家的品格，摒弃政客的劣迹。它要求官员有同情心。同情心类似于不忍之心，欧洲启蒙学者甚至认为同情心是人的本性之一。官员有了同情心，才会帮助穷人和弱势群体，才会与他人团结合作、和谐共处。它要求官员有道德。道德是指官员的个人操守，经得住金钱、美色和物欲的诱惑，不会以权谋私。官员有了道德，就能廉洁自律、克己奉公，才会产生公信力并赢得民众的尊重。一个有信念、同情心和道德的官员，才是一个好官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