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师·蔡元培》下

蔡元培（下集）

（北京五四大街）

1907年，德国柏林迎接了一位41岁的中国留学生，就是蔡元培，他以编书和做家教谋生，同时进修德语。到第二年，就在著名的莱比锡大学入学了。而为这次留学，蔡元培几乎等了9年，准备了9年。

1895年甲午战败，刺激了蔡元培那一代中国知识分子，由忧患而图强。但戊戌变法也失败了，这让蔡元培认识到，靠几个人围绕一个皇帝是救不了中国的，他毅然投身于教育，培养能够改变中国的人。

【采访】复旦大学教授张汝伦——

人的素质，一个健全的人，一个关心整体和社会利益的人，甚至于一个关心后世利益的人就特别的重要。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他办教育，把一个人的完成，健全的公民的培养，看作是最主要的一个任务。

【采访】北京大学教授陈平原——

现代中国史上很多人都信仰教育救国，有的人是一个实践家，有的人不止实践，还有理念总结。有的人有实践，有理论，还有制度的建设，那就是蔡先生。

但中国是封闭的，在封闭中办学没有出路。

1900年，八国联军侵占北京的时候，蔡元培正担任南洋公学特班的总教习。他劝导学生一定要学习外语，了解中国为什么败？了解中国需要什么？

（南洋公学旧址今上海交通大学）

他在特班培养了日后卓有影响的人物，如黄炎培、李叔同、邵力子、于左任等等。

【采访】同济大学教授蔡建国——

南洋公学是交大的前身，他在那里呢就给学生讲：世界是在日益地进步，事物是在不断地发展，我们学生也要注意吸收世界上的东西，学习世界的知识，要有世界的眼光。

蔡元培阅读了《天演论》等一批著作，但已满足不了他了解世界的迫切愿望，这位大清的翰林院编修，为此刻苦自学了英语、日语、德语、法语等七门语言，便于直接阅读原著。9年后，他走出国门，留学德国。

因为担心学校不收40岁以上的学生，蔡元培把注册年龄改写成35岁。在莱比锡大学将近三年，他师从冯特等世界一流学者，学习了37门课程，积聚了多领域、多学科的知识储备。

【采访】复旦大学教授张汝伦——

当时有一批人是被人叫做“老新党”，四五十岁了跑到法国去留学，跟着小青年一起去。所以这些“老新党”他们的心态是非常青春的。怎么来更新这个国家，在这些“老新党”身上表现出来的那种热情和理想主义的精神，也是我们今天已经不太容易看到的。

当年在南洋公学循循善诱、劝导学生学习外语的时候，蔡元培还只是提倡实学，但留学归来时，他的思想转变了，这从他选修的学科科目上就可以看出来。

【采访】复旦大学教授朱维铮——

他所学的东西啊，在他看起来都是很重要的，他就连续三年去学心理学，他也学西方的语言，学西方的文化，学西方的理论，西方的哲学，还包括后来他自己说，我没有功夫能够很好去搞的民族学。当然，他最重视的还是西方的教育。

在著名的留法勤工俭学运动中，涌现了周恩来、陈毅、邓小平等一大批影响深远的人物。但很少有人知道，留法勤工俭学的倡导者和推动者就是蔡元培，可以说，中国的现代化历程和一部留学史密不可分。

蔡元培曾5次出国，前后历时12年。他用自己严格而清苦的留学生活，把美学、人类学、实验心理学等最新的成果带回中国，他犹如唐三藏西天取经，历经千辛万苦，取回了真经。

他没有拿回文凭，却把他在欧洲所学，通过自己的解释和中国传统文化圆融结合，极具创造性地用于他的思想体系的创立。他的伦理学专著成为中国伦理学的开山之作，而他万熟的教育思想，和建立全新的现代大学的愿望，又在主持北大的实践中切实展开了。

今天中文里“美育”这个词，是蔡元培从德语翻译过来的，美育就是美感教育，蔡元培认为，这是不可替代的一个教育方面，蔡元培把美育同德育、智育、体育、劳动并举，简称为“德智体美劳”，并在北大的改革中得到实践。

【采访】华东师范大学教授金林祥——

什么是美育？美育就是把美学理论运用到教育上来，这就是美育。

【采访】复旦大学教授张汝伦——

艺术，它是能够让我们跟世界保持距离、使我们对世界有一种非功利的审美态度。因为你自己个人考虑得少了，你必然对天下和国家的责任，你就会更多的致力。

他把美育对于人的全面发展的重要作用给提出来，这是非常独具只眼的。

蔡元培是第一个在北大开美学课的人，他支持、参与北大的多种艺术社团，还派遣学生到国外学习美术，他亲手创办了国立音乐学院和国立美术学院，它们是中国美院和上海音乐学院的前身，而直到去世那年，他还在举办演讲，不遗余力地传播美育思想。

（上海蔡元培故居）

蔡元培的美育思想，影响了整个二十世纪和当今中国的教育。蔡元培的女儿蔡睟盎今年78岁，她和父亲只一起生活过10年，以后，她一直在努力整理和传播蔡元培的思想，守着父亲留下的精神遗产。

【采访】蔡元培之女蔡睟盎——

他是一个慈父，良师益友，他从来没有训斥、疾言厉色的这种情况，他一惯主张男女平等，所以对儿子对女儿都是一样的。一般做官的人是不希望子弟去学工学农，最多学文学理，最好学法律、学政治、做官。但蔡先生不是这样的。

这是蔡元培在女儿十岁生日时写的诗，寄托着对女儿的殷殷期望。

【采访】蔡元培之女蔡睟盎——

“望儿再历十年后，应世能名一技长。”他希望我十年以后，能够有一技之长，报效社会。

期望人们向学进步，有用于国家，蔡元培对儿女对学生一视同仁。照片上这个人名叫王兰，是江苏人，因仰慕北大，托在北大念书的弟弟王昆仑问蔡元培：北大招不招女生？蔡元培反问道：她敢不敢来？

【采访】北京大学教授梁柱——

当时的社会，这种压力是很大的，蔡先生采取了很巧妙的一个做法，说《大学令》并没有规定不许女生上啊，他就利用这一条，我就不通过教育部，只要你够资格来报考，考试合格了，那同样可以上大学。

结果，王兰进了哲学系，北大开了国立大学男女同校的先河。在当年的北京，在封建中国的最高学府，这是难能可贵的他创举。

【采访】北京大学教授梁柱——

五四运动期间，北大的学生曾经到女师大去发动女生，当时只能女生坐在那个角，北大的男生坐这个角，这样谈话，距离很远，又听不见，怎么办呢？中间就坐一个女的管理员，一个老太太坐在那里互相传话。这还是“五四”前夕的北京的状况。

王兰等九名女大学生的入学，成了北大男女混杂、败坏风气的罪状，卫道士们出场了。

【采访】蔡元培之女蔡睟盎——

当时的军阀，张作霖、曹锟等人都非常恨，他们就对警备司令讲，现在有个蔡元培闹得很凶，男女同学有伤风化，老弟，你为什么不把他看管起来？

军阀们扬言要把校长看管起来，北洋政府也对他频频施加压力，蔡元培只有愤然辞职。

蔡元培实际执掌北大只有五年半，但却多次辞职，这从另一个侧面可说明他改造北大的艰难。

“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他说，这就是自由的意义。后来有人很形象地说，即便是打破了头，蔡元培也要保持灵魂的自由。

可以说，蔡元培是中国近现代教育史上的一位智民之师。既然社会中每一个成员都与国家前途休戚相关，所以他主张教育要覆盖更多的人，学校应该为社会敞开。

【采访】同济大学教授蔡建国——

他说以前人们看到北京大学的这个匾，就不敢进来，这是一个森严的地方，不能进来，现在，我们把这个匾除去了，大家都可以进来，来学习。他说这也是北京大学改革的第一步，他说是一个重大的一步。

在北大，他倡导并创办北大校役夜校和平民学校，他关心没有钱读书的人，为社会底层的人民提供了受教育的机会，他还支持北大学生办平民演讲团，给北京大学注入了劳工神圣和教育平等的新气息。

【采访】同济大学教授蔡建国——

他就倡导、希望学生要有一个为天下的人普及教育的使命，他就说，现在我们国家还是极度的贫困，能受教育的人很少，所以你们要走向社会，用自己的知识去普及民众。

同时，北大有一条不成文的规定，允许校外旁听生自由出入，自由选课。有时候，旁听生人数甚至超过了正式学生人数。不成文的旁听生制度，使北大这个最高学府向普通大众开启了求学的大门，青年才俊得到了成长机会。

得益于蔡元培开门办学的旁听生毛泽东、瞿秋白、茅盾、黎锦晖、沈从文、丁铃等等，他们后来都成了一代导师，一代大家。

曹靖华，因为当年家境贫寒，读不起正规大学，在北大教授李大钊的帮助下，成为注册的旁听生，学习俄语，从而走上了俄语翻译和研究的道路。曹靖华曾深情地说：我是蔡先生的学生。

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了，以战胜国的身份参加巴黎和会的中国仍遭受到列强的欺凌，列强们计划，把战败的德国在山东攫取的利益转给日本，引起国人愤慨。

【采访】复旦大学教授朱维铮——

当时中国虽然是所谓的战胜国，可是在巴黎和会里边，一个巨大的耻辱，这就是导致五四运动起来的直接的原因。

5月3日，蔡元培得到一个消息，软弱的北洋政府竟然准备在和约上签字了。

【采访】北京大学教授钱理群——

马上要签字了，所以这种危机，蔡元培就觉得唯一的办法，因为时间很紧迫了，不允许再去呼吁啊，来不及了，唯一的办法就是发动学生。

当天，在北京东堂子胡同住所，蔡元培召集了傅斯年、罗家伦、许德珩、段锡朋等学生，透露了这个信息，他要学生知道天下事。

5月4日，北京大学和各北京高校三千多名学生举行了游行，“五四运动”爆发了。

浩浩荡荡的流行队伍，从当进北大所在的沙滩到天安门示威游行。这位民国元老，一校之长，一方面感叹北洋政府办理不善，外交不力，一方面钦佩学生的热忱与勇敢。

【采访】蔡元培之女蔡睟盎——

当时学生出发的时候，他是关照过，他告诉一个体育老师白雄远，他说你要注意让学生保持秩序。当然后来去火烧赵家楼，去打了章宗祥，这个就不是他所希望的，但是既然出阵事，他就说他要负责。

（五四运动火烧赵家楼纪念碑）

“五四”这一天，有32位学生被捕，其中北大学生20人。蔡元培当晚赶到拘留所慰问和营救学生。

【采访】复旦大学教授朱维铮——

北洋军阀政府抓的人是北大学生最多，他说凡是抓的人，你有问题的话，责任都在我，因为我是校长，你要治罪，你治我一个人。

【采访】北京大学教授梁柱——

他每天都要到学校，当时是很危险的。

蔡元培联合北京各校校长保释学生，但北洋政府并不罢手，几乎在释放学生的同时，作出打击学生运动、解散北大的决定，并指责蔡元培是学生运动纵容者。

为了保护学生，保全北京大学及北京各高校，同时表示对北洋政府的抗议，蔡元培辞职，离开了北京。

【采访】北京大学教授钱理群——

五四运动，严格地说它是由两个部分组成的，一个部分是由北大教授所发起的五四新文化运动；还有一部分是学生发动的我们通常说的五四爱国运动。这两个运动，它都统一在蔡元培的旗帜之下，就使北大成为“五四”的精神圣地。

后来，当蔡元培再次遇到北大学生的时候，叮嘱他们一定要回校念书，他说：丧失学业，就和丧失国土一样，爱国不忘读书，读书不忘爱国。

【采访】北京大学教授陈平原——

现在大家谈蔡先生的时候，主要考虑他“读书不忘救国，救国不忘读书”的救国的一个层面，我想说，蔡先生还有另外一个层面，或者说更重要的层面，那就是强调学术——学术救国。

【采访】复旦大学教授朱维铮——

他还是希望，教员你好好地教书，学生你好好地读书。事物有一个过程，你要改造中国，需要有一个长久的耐心，并且呢，不是每一次改造都能够靠激烈的手段能够做到的。

蔡元培一生办学，为国家种下读书、爱国和革命的种子。中国知识分子从庙堂走向民间，从官场走向学术殿堂，也正是从蔡元培踏进北大这一天开始的。

中国的大学很多，办大学的人也很多，但唯独蔡元培身后留下了“北大精神”四个字。而当这所学校的传统被一再诠释的时候，人们也一再重温着蔡元培的思考、实践和理想。

当年，北大师生们一提到蔡元培，总称呼他蔡先生，“蔡先生”这三个字，包含敢那个时代人们对蔡元培所有主张和实践的尊崇和追随。

（中央研究院工程研究所旧址）

在晚年，蔡元培最钟爱的事业，是为中国建立一个最高学术研究机关，这是中国几代有识之士的理想，孙中山、严复、梁启超，以及蔡元培的老师马相伯等人没有完成的使命，落在了他的肩上。

【采访】复旦大学教授李天纲——

马相伯发端，他想在1898年的时候就建立，百日维新失败以后，马相伯的这个理想就破灭了。

【采访】中央研究院总干事杨杏佛之子杨小佛——

孙中山指定要办一个科学研究的全国性的机构，后来孙中山也死了，北伐战争在打，也没有人提这个事情了，谁来干？

1928年，蔡元培构想的国立中央研究院成立，它按学科在上海、北京、南京规划了10个研究所，开成中国现代科学研究组织和评议的完整体系，推动了中国科学事业的长足进步。

今天，中国科学院就是在它的基础上发展而来。当时，中国最优秀的学者，把探索研究推向了各个学科的前沿。

【采访】华东师范大学教授金林祥——

比如像董作宾和李济主持的考古所，在河南安阳小屯村殷墟的发掘，这个当时在国际上是有很大影响的。又比如像李四光，在庐山对于第四期冰川的一些考察，在当时国际上也有很大的影响。

中央研究成立以后，蔡元培辞去其它各种职务，埋头苦干，专心担任院长达13年之久，还兼任了社会科学研究所所长。他愿以余生，专研学术。

如果说蔡元培办北大的宗旨是学术立校，那么中央研究院则更完整体现了蔡元培的内心抱负，是他为学术救国奠定的一份宏大基础。

【采访】复旦大学教授张汝伦——

学术对他来说不是技能，不是你谋生的家伙，而是你立身处世、做人做事的根本。没有学术，这个国家就是失去了根本，所以他认为如果一个国家连学术都不讲了，那这个国家的人就无可救药。

自1892年离开故乡绍兴后，蔡元培一生颠沛流离，直到晚年也没有一处属于自己的房宅，他终身尽忠于国家和文化，却从不考虑自己。

1936年，在他70岁生日的时候，当年北京大学的数百位学生决定合赠一所住房，给他作为寿礼，但不久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上海沦陷，蔡元培流亡香港。学生们的心愿终没能实现，这座故居是蔡重重先生在大陆最后租借的居所。

在民族存亡的关键时刻，这位七十岁的老人想起了两千年前儒家经典中这样两句话：中国为一人，天下为一家。

他呼吁中国四亿七千万人，一体团结，一致抗战，他也呼吁整个世界都起来维护和珍惜和平。

1940年3月5日，蔡元培在香港病逝，一万多名民众为他送行。钟鼓开道，礼炮鸣响。

毛泽东的唁电电文道：学界泰斗，人世楷模。

临终前，蔡元培反复念叨的是“科学救国，美育救国”这八个字，这是他一生的追求，一生的情感所寄。

当40年思索和奋斗停止的时候，他把他的理想和一条没走完的路留给了中国。

（全集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