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上春树的卡夫卡

    小说我看的不多，日本小说看得更少，参加读书会活动，在书店中闲逛，发现村上的书在架上有整整一排，引起了我的好奇，恰巧两位书友都说熟悉此书，于是买了下来。上周五午休时间，又到这个书架前看了一下，我注意到，这本《海边的卡夫卡》，是架上的各种村上的中译本中，印数最多的，从07年7月至09年1月，共印刷5次，印数5.5万册，从译者序言可知该书中译本大概在03年面世，不知在03-07年间，还印行了多少，当时这个版本似乎已经卖完，我手里这一种摆了一本，另有其他两本看起来是旧版，与这一本摆在一起。

    阅读中遇到的第一个困难是名字的分辨，书中的主人公是一个生活在当代的化名田村卡夫卡的十五岁少年，讲述田村的故事时，还穿插着二战时的一桩离奇事故，其中的关键人物是一个叫中田的儿童，小说的章节就在田村、中田的故事之间跳跃。 开始的几天，我是利用地铁上和睡觉前的时间读，每次阅读时间都在半小时左右，不管读到哪里，地铁到站必然停下来且听下回分解。章节的跳跃被时间的碎片进一步切割，常常需要在阅读时前后翻阅分辨谁是谁。禁不住又想起本田、丰田、龟田、成田、早稻田，日本名字中的“田”可真多啊，是否因为日本地域狭小而使耕地愈加宝贵，名字中的田字，是否也寄托了父母对孩子的无限珍爱？

    阅读中注意到的另一个细节是颜色。在中文版小说的50页之前，奶油色应该出现了至少3次：

    1、田村“我”看到，樱花穿了一条奶油色的超短裙；
    2、田村到图书馆，看到馆长佐伯穿了一件奶油色的外衣；
    3、中田与一只叫咪咪的猫对话，咪咪说，主人家有一辆奶油色的宝马车

    读到此处时，可以说奶油色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但似乎后面的故事中，再也没有了对这一颜色的提及。我猜测，难道对于日本人来说，奶油色是对理想肤色的一种暗示性的指代？

    当然，我也注意到了日本语言的特点，“真是很奇怪的呢！”，这样的句式在小说以及日本电视剧中非常多见，总的来说就是各种代词如“你”、“我”等的经常性省略以及看起来有点多余的语气助词，这应该是日语的特点吧。

    还有洗澡。日本人爱干净举世闻名，小说中也不例外，虽然是离家出走，田村每到一处还是要认真的洗澡，并在洗澡中思考和感悟。天天洗澡，恐怕是所有日本人都全力保持的一个生活习惯。这一点中国人恐怕不行，北方和西部水少，东部和南方水脏，在中国，用大量的洁净水每天洗澡，可能不是所有人都能长期坚持，不少人恐怕会觉得浪费。

    田村4岁时，母亲离家，他从小与父亲一起长大，因为不满父亲所强加的巨大精神压力，田村在十五岁的生日离家出走，并在出走的过程中认为自己找到了母亲（佐伯）和姐姐（樱花），并了解到母亲的离开或许深深伤害了父亲，并导致了父亲性格的暴戾乖张，小说的结局是田村的父母通过死亡解脱了现实世界的压力，而田村则不负母亲最终的嘱托，在绝望中重拾信心，继续生活下去。

   

    与其说是故事，不如说是一个梦、一次幻想或是一次心灵的历险。作为当代日本最杰出的个人主义文学家，小说作者无疑受到奥利地心理学家弗洛伊德的深刻影响，其主要情节的隐喻是小男孩的“恋母杀父”“情结”，虽然采用了间接地、隐喻式的人物安排，但对于我这样不熟悉魔幻小说的人来说，还是感觉到震动、惊讶和一点儿污秽。

    小说大量提及音乐，田村在各种场景听欧美流行乐，大岛痴迷舒伯特，而一个问题青年（星野）则在贝多芬和海顿的音乐中振作新生。舒伯特和海顿也是奥地利人。奥地利古典音乐和欧美流行音乐影响着小说中的年轻人。

    小说全篇充满着压力和孤独，相比较而言，孤独则是更加沉重，甚至成为强大的破坏力量。佐伯由于孤独而伤害田村的父亲，田村的父亲因为孤独而行为变态，并伤害了田村，田村没有母亲，受到父亲的粗暴对待，在学校里没有好朋友，最终孤身一人离家出走，出走途中也因强烈的孤独感而数次濒临绝望。

    为什么日本作家写出了这样的小说？为什么这么多年轻人喜欢这样的小说？

    小说末尾附有作者的年谱，村上春树，1979年（30岁）发表第一部长篇小说《且听风吟》并获奖，其后陆续发表多部长篇小说和文集，多次获奖，《海边的卡夫卡》于2002年在日本出版。

    八十年代的日本，经济强劲上行，资产价格疯长，市民生活紧张，人际交往不可避免的趋向平淡和功利，在人潮汹涌的大城市，在礼节的约束、等级的压制以及利益的驱赶下，人们彬彬有礼的往来，反而在精神上愈加孤独。作为敏感的文学家，作者肯定较早体会到了物质充裕而精神空虚的可怕，我猜想，经过九十年代失去的十年，作者对于停滞经济下的现代城市生活的压力的体会更加深刻，不免对新一代日本人所面对的生存环境产生担忧，也许由此才决定写一个十五岁少年的故事，并在日本获得了广泛的共鸣。

    有时候我想，在很多方面，当代中国的大城市或许很像当年的日本。经济经历了连续三十年的增长，虽然一路艰辛，却是成果辉煌，前路依稀可辨，却又荆棘密布。新一代城市青年，成长环境可谓优越，十几年求学花费不菲，毕业之时却接连赶上网络泡沫破裂、金融危机爆发，岗位稀少、竞争激烈。在这样的环境中，压力和孤独自然难以避免，对小说中刻划的入骨的孤独可谓感同深受。对于很多人而言，恐怕确如作者在中文版序言中所说，“田村卡夫卡君是我自身也是您自身。”从某种程度上说，衣食无忧却彷徨迷惘，或许是当代中国和日本青年中广泛存在的状态和焦虑。 

    中国之可能不同于日本，恐怕在于中国有日本未有之大，之深。

    日本民族是高度同质化的民族，其民族特点必然鲜明到极致，就像他们出奇的爱干净、讲礼貌、守秩序，而反面的教训则是，有了“东亚共荣圈”的理念，全日本即疯狂前行至原子弹爆炸方知悔悟。也许作者作为一个个人主义者，可以进行深刻的自省，然而由于大家的想法出奇的一致，作为一个民族，日本人为了自省却花了很多力气却仍不得彻悟。 

    二百年的“脱亚入欧”，使日本在遇到问题时，会潜意识的求助于西方。面对压抑，他们找到了弗洛伊德，对于音乐，他们找到舒伯特、海顿和贝多芬。 奥地利至少在两方面与日本有着遥远的距离：其一，那是一个欧洲国家，其二，那是一个内陆国家。或许这种距离感让 日本感到奥地利的文化 更值得借鉴，耐人寻味的是，自民族国家形成以来，既不临海，也同样缺乏资源的奥地利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却被公认为是一个中等强国。考虑到日本政治家和很多日本民众都渴望经济规模仅次于美国的日本成为世界一流大国，小说作者在2003年的作品中安排这样多的奥地利元素，是否会有某种深意呢？ 
  
    奥地利有着灿烂的文化，然而那无疑是贵族的、奢侈的，与中国仁义的、和谐的文化差异不小。我就很不理解，为什么弗洛伊德会把那么多心理现象用性关系来解释，我胡猜，也许就是在奥地利这样一个色情业合法、（矫揉造作的）贵族传统深厚的地方，两性之间才能有这么复杂的关系，才能让心理学家考虑用性关系统一一切心理现象。传统中国的男女关系是简单的，西方情人节进入中国变成了爱人节和夫妻节。基于这种文化，在看弗洛伊德的书的时候，我总会感觉，用性关系来思考心理现象多少有些不自然，一种二元对立统一关系，用男女来代表固然可以，用阴阳又有什么不妥呢？也许是找到弗洛伊德的那些贵妇人向他讲了太多乱七八糟的情人关系，才让他不自觉地的选用这一体系来解释复杂的心理过程。前些天翻了两页史忠植的《认知科学》，按照认知科学的观点，心理学不过是人类认识自身的诸多学科中的一个，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不过是心理学并非占据绝对统治地位的行为主义学派之一，如此说来，有些人把弗洛伊德和马克思、爱因斯坦并列为现代历史上最有影响的学者之一，看来有点儿言过其实。

    日本作家将弗洛伊德的理论进一步发挥和具象化，多少让我感觉有些不健康，十五岁少年固然会有诸多的幻想，但具体细节的过分描写就少了幻想的朦胧，多了些色情的猥亵。

    日本人的孤独和压抑有一些注定的意味。唯一遭受核武器伤害的民资，密集的居住在缺少耕地和矿产的一些岛屿，虽然或许不那么严重， 但日本人意识中似乎多少都有一些山穷水尽的凄凉，都有一种随时准备背水一战的决心，然而二战以后60多年，背水一战的事情再也没有发生，日本人苦心孤诣成就的经济奇迹，从“失去的十年”开始，也似乎日渐失去耀眼的光辉。历史发展到今天，在核武器“确保相互毁灭”的阴影下，“玉碎”的逻辑也不能用了，这样的命运， 这样的命运，即使在我想来，也多少有些悲哀。

    体会少年田村的心境，让我对一个英文单词有了些理解。大概两三个月以前，读了斯塔夫里阿诺斯的《全球通史》影印版序言，其中有一句话在查了字典后，我还是不太理解：

    “Students of the late twentieth century doubtless remember their daily prostration under their wooden desks, probably wondering what protection those flimsy structure could offer against nuclear bombs.”

    在这里，prostration到底是什么意思，为什么所有的世纪末学生都有过prostration，我感到费解，现在看来，prostration或许就是出走的田村的精神状况。

    如果说一些中日青年在这里有一些同样的孤独感，我感觉在中国至少还有其他的孤独。

    想起家里的几把刀，精心制作的、朴素装饰的、锋利的刀，比水果刀大、比餐刀略小。我常想，在西北，在西藏，在蒙古草原，或许每个男人都会随身携带这样的刀。茫茫大漠、戈壁狂风，独行百里不见人烟，这样的生存中，压抑和压力变成了令人费解的词汇。为求生而出行，无非是明确目的，找到方向，坚毅前行，遇到情况，无非是全力奋斗，到达目的自然获利丰厚，即便半途失败而命丧黄泉，也是命运使然。紧张固然是有，压力却显牵强，压抑则纯属无稽之谈。弗洛伊德的学说，恐怕不太适用。

   若说中原，倒是可借半首古诗：

    离离原上草
    一岁一枯荣
    野火烧不尽
    春风吹又生

   中华的、固有的、千年积淀的文化，如此的深入中国人之骨髓，恰如原上之草，多少次野火之后，依然在春风中复生、繁荣。纵使吸纳西方文明，中国依然是中国，中国不会脱亚，“入世”未尝不可，入欧似乎就不着调了。

   若是西方人在近代城市化以后遇到了人们日益接触密切且愈加功利的现代性问题，中国处理这些问题应该已有千多年了。读美国人的《现代世界史》，记得讲工业革命时，作者写道，“……技术的发展帮助了指挥和协调，到16亦或是17世纪某时，欧洲战场参加一次战斗的士兵第一次超过了十万人”。读到这里，我不禁疑惑，似乎听说过，曹操诈称“百万大军”，他那是哪一年？

    如此想来，南怀瑾在美国的人文科学大家面前说两句狂放的话，或许也没什么稀奇。

    出走或许是每个少年都有过的冲动，回想自己的过去，幸运的是初中毕业后（或许少见的）在北京进入了住宿的高中，自然地从家“出走”了。借用作者在中文版序言中的话，“他们的身体以迅猛的速度趋向成熟，他们的精神在无边的荒野中摸索自由、困惑和犹豫”。田村正是在这种矛盾中出走的，而引导他回归现实顽强生活的，则是那个叫乌鸦的少年，在矛盾似乎无法解决时，在困难似乎无法克服时，这少年恰似理性的“超我”，给田村以鼓励和支援，引导他摆脱困境，成为“现实世界上最顽强的十五岁少年”。

    胡鞍钢不久前撰文指出，中国应实行一对夫妇生育两个孩子的政策。如此说来，这一代年轻人或将成为中国发展历程中颇为独特的一代，年少时是独生子女，青年时由互联网而成“宅男宅女”，或许还有些会因紧张生活而经历“剩男剩女”，就业过程中，他们面临前所未有的岗位稀缺和激烈竞争，若干年后，又会面对空前绝后的老龄化社会的劳动力短缺，到2020年，他们的家庭或许需要独力赡养至少四个老人，同时抚养两个孩子！他们或许是中国发展进程中人数最少的那一两代人，他们的压力无法避免，他们孤独早已注定，那么，他们听到那个“超我”少年的呼唤了吗？

    下班回家，出了地铁站走到家里需要15分钟，天已经完全黑了，在混乱嘈杂的人流和车流中，我想起了那个男孩儿，这次期中考试，他进入了班里的前十名，让他母亲格外骄傲和欣慰。

    身上的衣服是哥伦比亚和杰克琼斯，脚下是耐克或阿迪，先是把自己山地车光亮的烤漆挡板喷成不规则的黄色和绿色，接着又去二手货市场卖掉并买回一辆细轱辘卷把运动车，上我的车后第一件事一定是将电台调到HIT-FM，滔滔不绝的谈论欧美流行歌手，打听和想象“打孔带”的传闻轶事，最近又买了能摄像的nano；自小参加了无数的补习班，可是成绩在班里始终在20-40名之间毫无规律的跳动……太多的事情，让我感觉他和田村还真是有些相似。

    一段日子以来，男孩儿的母亲偶尔会抱怨，说孩子不让她管了，写作业、听音乐都要关起门来。

    前一阵子和男孩儿一起吃比萨饼，男孩少见的带了一本书来看，说是语文家教老师送给他的。男孩儿说过，在所有请过的家教中，他最喜欢这个语文家教老师，因为不满现行教育制度，这位老师从学校辞职专门做课外辅导且小有名气。我简单翻了几页男孩儿带来的书，看到一个饥饿表演者的故事，没有看完，吃完饭，看了看封面——《卡夫卡小说集》，卡夫卡，一个孤独的奥地利文学家。

    男孩儿五个月以后参加中考，过些天就是十五岁的生日。

    或许每个男孩儿都会有出走的体验，至少是在精神上的模拟。如果在关起自己的小屋门以后男孩儿已经出走，我希望他去一下敦煌、去一下拉萨。

 

《 海边的卡夫卡 》   作者：村上春树   出版社：上海译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