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上过大学的“知二代”,35岁如何炼成21亿美元身价?

帕克 创业故事 创业者 互联网创业

79年出生,2012年身价21亿美金。

一、他是富二代吗?

不是,但是是“知二代”。

帕克他爹原为美国国家海洋大气管理局(NOAA)的首席科学家。父亲告诉他:“如果想要冒险,就应该在成家之前。作为一位少年黑客”。帕克上小学二年级的时候,他开始用一台Atari 800电脑教帕克编程;

到高中时,帕克已经有能力侵入公司和大学的系创业者系统(网名:dob,选这个网名是因为它有“对称美感”);

15岁时他的黑客行为引起了联邦调查局(FBI)的注意,结果被判处社区服务;

16岁时,他因开发一种早期网络爬虫,而获得了弗吉尼亚州计算机科学奖;

中央情报局(CIA)有意招募他,但他不感兴趣。

高三那年,帕克挣了8万美元,这足以说服父母允许他暂不上大学,而是与在拨号电子公告牌系统上认识的朋友肖恩·范宁合作,共同创立一家音乐分享网站,也就是1999年上线的Napster。

二、他是高学历吗?

不是,他是“创业大学毕业”。

帕克没上过大学,但创业本身就提供了更加有力量的教育。

“我有时把它称为Napster大学——这是一堂杂糅了知识产权法、公司财务、创业和法学院教育在内的速成课,”

三、他创业顺利吗?

相当不顺利。五年中第三次被排挤出局!

帕克说,“那时我还是个孩子,不清楚自己所做之事的后果,哪知道自己写的一些电邮会出现在法学院教科书上”。这些电邮承认Napster用户很可能在非法下载音乐,可能成为版权诉讼中的证据——Napster最终因这些诉讼而关闭。可那时候,帕克已经被Napster公司管理层赶了出去,搬到了北卡罗来纳州一栋海滨别墅里。

Plaxo是帕克尝试创立的第一家真正的公司——提供帮助用户实时更新通讯录的网络服务,相比Napster或Facebook,这听起来有些无聊,但它是一种早期社交网络工具,这些经验后来又改变了Facebook的发展史。

帕克很快就退出了Plaxo,帕克本人称,他们招来谷歌前董事拉姆·施里拉姆(Ram Shriram)帮助管理公司,结果后者却阴谋将他逐出公司,并剥夺其股权。“拉姆·施里拉姆的计划很恶毒,不仅要把我踢出公司,还要让我破产、身无分文、一无所有,连任何期权都没有。”

帕克当时没人可以依赖,感到被联合创始人和密友们孤立。他说:“我感到对人性彻底丧失了信任,似乎世界末日即将到来,而我谁都不能信任。”他想过提起诉讼,但知道法律战可能持续好几年,因此决定放手——毕竟他已经发现了一家有着巨大发展潜力的新公司。

四、他怎样成为Facebook首任总裁的?

首先向帕克介绍Facebook的是他一位朋友的女友,几周后他偶然在加州帕洛阿尔托的街头遇上了扎克伯格及其员工,之后不久就搬进了达斯汀·莫斯科维兹的房间——一起住在Facebook租赁的房子里。

虽然当时年仅24岁,但在Facebook那群大学生创始人中,他已算得上资深商界人士。他帮助几位创始人在硅谷周边建立人脉关系、设立路由器,并与乐善好施的投资者会面,包括泰尔、霍夫曼和平卡斯等人。

“在Facebook从一个大学项目转化为一家真正公司的过程中,肖恩起了枢纽作用,”马克·扎克伯格在邮件中表示,“或许更重要的是,肖恩帮助我们确保,任何有意投资Facebook的人,不仅是在投资一家公司,还是投资一个使命与愿景,即通过分享使这个世界更加开放。”

德安杰洛也盛赞帕克,称他帮助其他人意识到:设计与工程一样至关重要。“在Quora,我们的第一个员工就是设计师,我们之所以知道这么做,正是因为我们看到了设计在Facebook发展中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与艾伦·西蒂格(Aaron Sittig)一道,帕克帮助Facebook确立了极简主义的风格,西蒂格是他在Napster认识的旧友,后来成了Facebook的关键架构师。

帕克坚持,网站浏览必须流畅,而添加好友之类的操作应当尽可能便捷。“我们希望使它像电话服务一样,”西蒂格称,“做到隐于背景之中。”随后,帕克又帮助Facebook推广照片分享功能,这是他担任该公司总裁期间最后的行动之一。

五、他为何又离开Facebook?

2005年8月,北卡罗来纳警方在以他名义租赁的海滨别墅中发现了可卡因,他因此遭到了质询,尽管并未被捕或遭到起诉,这一事件很快就导致他在Facebook的地位下降。

受相关协议的限制,各当事人不便透露他为什么以及如何遭到驱逐。帕克的说法是,加速合伙(Accel Partners)憎恶他,因为他迫使该风投公司根据1亿美元的估值进行投资,当时这个估值看起来很高(不过,加速合伙此后又投资了Spotify,其明星投资人吉姆·布雷耶更是对我说,帕克有“超凡的洞察力”)。帕克有许多支持者,可卡因丑闻使Facebook各创始人与投资者之间出现了裂痕,最终帕克认为,辞职是对公司最有利的选择。

尽管不再是Facebook的员工,帕克继续为扎克伯格提供战略方面的建议,并帮助Facebook招聘查麦斯·帕里哈皮提亚这样的重要高管。西蒂格表示,帕克仍帮助该网站进行设计工作,还是Facebook“分享”平台——用户可通过该平台上传新文章、视频和其他第三方内容——开发的一个重要外部影响。不过,帕克对Facebook作出的最大贡献可能是他缔造的公司架构——基于他在Plaxo的经验——据此,扎克伯格对他创立的公司拥有完全、永久的控制权。

帕克的计划赋予扎克伯格的股份以超级投票权,巩固了他的地位,使他不用担心在筹资过程中摊薄控制权,同时使他在董事会控制足够多席位,只要愿意,想在公司呆多久都行。“Facebook的架构确保马克能保持尽可能强的控制权,肖恩对此发挥了实质性作用,这既表现在他能谋得高估值、低稀释的融资,还体现在董事会架构本身和一些关于控制权的细节上。

六、他喜欢电影《社交网络》吗?

帕克对《社交网络》对自己的描绘深感不满,贾斯汀·汀布莱克(Justin Timberlake)饰演的帕克是个残酷、自大的机会主义者,迫使爱德华多·萨维林离开公司,还剥夺了他的股份。

在现实生活中,帕克在Plaxo的遭遇正与电影中萨维林的境况一样。“我不介意被描绘为一个堕落的聚会狂,因为我不觉得那在道德上有什么不对,”帕克表示,当然他很快补充说,那些狂欢情节也太夸张了,他强调,“但被描绘为一个不道德的、唯利是图的经理人,着实让我很不高兴,因为我认为那是错误的。”

电影去年10月上映,获得了评论界的高度赞赏,票房上也很成功,帕克深受打击。“当时我的情况很糟,因为这部电影热映,而它对我的描述离事实差得太远了,我在心理上很难接受,”他说,“我非常恼火,而且我刚刚与相处四年的女友分手,还刚做了膝盖手术,无法行走。”在电影上映之前,他已经在拉斯维加斯半岛酒店的一间套房里躺了两个月了,其间体重涨了30磅。另外,创始人基金、Spotify和创业公司Airtime等的各种职责加起来,也让他有些吃不消。

常言道,否极泰来。他暂时不再管Airtime的日常运营,膝盖也痊愈了,而且在一位共同好友的介绍之下,他认识了现在的未婚妻——22岁的乐手兼作词人蕾娜斯。

七、他现在干嘛?

尽管已取得诸多成就,帕克内心中仍保持着黑客本色,推动他的主要动力不是钱,而是对颠覆的渴求。因此,他始终没有摆脱Napster心结,尽管该公司八年前已迫于诉讼压力关张,但他一直在寻找这样一家公司:既能延续Napster分享音乐的承诺,又能给音乐人以回报。与Facebook照片服务一样,他憧憬音乐业也能借社交图谱繁荣发展,他需要的是一个在Facebook上分享音乐的工具。

两年前,一位朋友告诉他,有家称为Spotify的瑞典音乐网站提供无限制的合法音乐服务,帕克动员了整个关系网以求引荐,然后在尚未亲眼目睹该产品如何运作的情况下,就直接发了电邮给Spotify创始人丹尼尔·埃克,概述了他理想中的音乐平台,希望Spotify能符合这一描述。

埃克一直是Napster的忠诚粉丝,帕克的建议使他深感兴趣。“对于这个问题,这个人思考的时间比我本人还多。”经过一系列邮件互动,再加上试用了该平台,帕克深感满意,希望进行投资,可是,埃克刚刚获得了香港巨富李嘉诚的资助,没有再寻求投资的计划。

帕克必须证明自己对该公司的价值才行,他把Spotify介绍给了马克·扎克伯格(本文发表之后不久,Spotify就将推出Facebook整合计划),并帮助该公司叩开了唱片巨头华纳与环球的大门,这些举动赢得了Spotify董事会的欣赏:帕克最终投资了约3,000万美元。

帕克现在还向Airtime投入了不少资金与精力,这使他与Napster时代的旧友范宁重新携手。对于该平台的细节,帕克不愿多谈,只是称其将提供实时通讯与分享功能——他认为网络上这方面的服务尚不周全。Airtime很可能会是一家供用户发布视频,然后实时对视频作出回馈或彼此互动的网站。

帕克称:“我的定位是消灭孤独感。”Airtime还会加入随机视频聊天功能,与去年昙花一现的Chatroulette类似,后者曾因人们的窥私癖而大热一时,但现已关闭。与帕克的所有其他项目一样,Airtime围绕着同样的主题:分享与发现。

这些项目使他必须经常旅行,每个月,他都得坐飞机在纽约(常住地)、洛杉矶(音乐界高管)、旧金山(创始人基金)、斯德哥尔摩和伦敦(Spotify)之间穿梭。最后一次与他见面时,我问他到底在哪儿报税。“这真是个好问题,我自己都不知道!”

我们在他新豪宅举行的聚会从晚上11点开始,但结束时已经很晚。第二天帕克将飞往斯德哥尔摩,帮助设计团队调整邀请流程,并改善其他一些功能,帮Spotify做好发布Facebook版本的准备。“我今晚得去一趟健身房,还有需要花1个小时处理的电邮,还得给为期两周的欧洲之行收拾东西。”他说。说话间从办公桌上两台电脑显示屏之一上看了看时间——已是凌晨3点,“说真的,我都说不清我们已经在这儿呆了两个小时还是只有20分钟。”

(王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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