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昌奎只判死缓，不公正

 

    最近云南的一起“先强奸后杀两人”案判刑引发了公众的强烈质疑。
    2009年5月16日，云南省巧家县茂租乡鹦哥村19岁的少女王家飞与3岁的弟弟王家红被村民李昌奎残忍杀害。2010年7月15日，云南省昭通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查明，判处以强奸罪、故意杀人罪，数罪并罚判处李昌奎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2011年3月4日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以强奸罪、故意杀人罪，数罪并罚判处李昌奎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的终审判决。就因为有了“死缓”这个“免死牌”，两份一字之差的判决书，顿时间在家属间和网络上引起轩然大波。

一件琐事引发两条人命

    2009年5月14日，云南省巧家县茂租乡鹦哥村村民李昌国(李昌奎兄长)与陈礼金(王家飞母亲)因收取水管费的琐事发生争吵打架，陈礼金称李昌奎家人曾于2007年托人到陈家说媒，但遭到陈家拒绝，为此两家积有矛盾。

    因感情纠纷一直想报复王家飞的李昌奎在得知家人与王家发生争执后，远在四川西昌打工的李昌奎在得知情况后随即赶回巧家县茂租乡鹦哥村，5月16日下午1点在王廷金(王家飞父亲)门口遇到王家飞(18岁)及其弟王家红(3岁)，李昌奎以两家的纠纷同王家飞发生争吵抓打，抓打过程中李昌奎将王家飞裤裆撕烂，并在王家厨房门口将王掐晕后实施强奸。

    王家飞在遭到李昌奎的强暴后被其使用锄头敲打致死，并随后被拖至内屋，懵然不懂年仅三岁的王家红被李昌奎倒提摔死在铁门门方，并随后将姐弟二人用绳子把脖子勒紧，李昌奎在制造血案之后逃离现场。经鉴定王家飞、王家红均系颅内损伤伴机械性窒息死亡。

    “5.16”血案发生后震惊了滇川两省交界的巧家、宁南、布拖、金阳等地区。云南省巧家县公安局迅速向全国发出通缉，并会同四川省宁南、普格、布拖、金阳等周边县一起设岗堵卡，捉拿凶犯。

    李昌奎在2009年5月20日在出逃4天后逃至四川省普格县时向城南派出所投案自首，并被处以刑事拘留，同年6月3日被批准逮捕关押在巧家县看守所。

一字之差的两份判决书

    2010年7月15日云南省昭通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查明，“5.16”案强奸杀人案犯罪嫌疑人李昌奎犯罪手段特别凶残、情节特别恶劣、后果特别严重，其罪行极其严重，社会危害极大，应依法严惩。虽李昌奎有自首情节，但不足以对其从轻处罚，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李昌奎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犯强奸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决定执行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赔偿家属王廷礼、陈礼金经济损失3万元。

    2011年3月4日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原判中认定事实清楚，定罪准确，审判程序合法，但量刑失重。李昌奎在犯案后到公安机关投案自首，并如实供述犯罪事实，其具有自首情节，认罪、悔罪态度好、积极赔偿受害人家属经济损失。以故意杀人罪、强奸罪判处李昌奎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的终审判决。

    两份不同判决书，一字之差的“免死牌”，死缓的终审判决结果，顿时在家属之间引起轩然大波。

    目前受害人家属已经向相关部门正式提出不服判决，要求启动审判监督程序，向法院提起抗诉，撤销终审判决，依法再审判处执行李昌奎死刑的申请。

声音：自首悔罪不是“免死”的理由

    关于云南省最高人民法院对“5.16”案被告人李昌奎认定有自首情节、归案后认罪、悔罪态度好、积极赔偿被害人家属经济损失，并以此终审判决。家属认为这一判决结果违反客观事实，是在为罪犯开脱罪责，有损法律尊严，也是损害被害人权益的行为。

    家属称，李昌奎在犯下血案后畏罪潜逃，而后因在公安机关严密布控追击之下，穷途末路，寸步难行，实无逃生可能的情况下才被迫投案自首的。

    而在两份由云南省昭通市巧家县茂租乡政府及鹦哥村的说明材料里发现，在王家飞、王家红被害后，李昌奎的家属虽经乡村两级干部多次做工作，但始终以各种理由借口不拿钱对受害人予以安葬，最终由茂租乡及鹦哥村社会矛盾调处中心、人民调解委员会的责令公开变卖相关物品，受害者家属才得到21838安葬费。家属认为李昌奎及家属处于被迫才赔偿，所以并没有做到积极赔偿受害人家属经济损失，且也没有得到受害者家属谅解。对于这样的判决结果，他们很痛心。

    有网友在网上发帖讨论称，云南省昭通市中院认定其“情节特别恶劣，手段特别残忍，后果特别严重，罪行极其重大，社会危害极大”的定性非常准确。报复行凶，李昌奎把少女王家飞掐晕后对其进行了强奸，之后用锄头打击其头部，又将年仅三岁的王家红活活摔死，最终还担心王家姐弟未死亡又用绳子勒二人的脖子，强奸杀人甚至连三岁的孩童都不放过，这样恶劣行凶，自首、悔罪均不足以减轻其罪行，也不能成为从轻或减轻处罚的理由，这个“免死牌”有点依法无据，应当要依法严惩。
我国司法制度到底出了什么问题

    不少网友认定本案中有猫腻；但与其在每一个案子中去猜“背景”，不如考察司法制度到底出了什么问题。长久以来，我国一直主张司法专业化，如今接二连三地遭到民间的“硬球”。司法专业化，本身需要用严密的法理让公众信服，但本案显然没有做到。

    首先，我国刑法中关于“自首”的规定太粗疏。刑法第67条规定“犯罪以后自动投案，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的，是自首”。像李昌奎这样，案件败露，慑于警方追捕而投案，和那些主动告知警方尚未了解的罪行的，都属“自首”，但这两者从悔罪态度、减轻司法成本而言，天差地别。

    更极端的是，先逃后投案显然比现场坐等警察抓捕的更恶劣，但按我国刑法前者算“自首”可从轻处理。其实，很多国家对自首都做了细化规定。比如，日本规定：犯罪人在搜查机关发觉前自首的，可以减轻刑罚。

    不论是像药家鑫那样被警方问话之后自首，还是李昌奎迫于追捕压力自首，都应在法律上有所区别，这才能让普通公众觉得法律的精微、公正。法律做到罪刑相当，也就不会有人打出“满门抄斩”“自首是卑鄙的逃罪手段”之类的旗号，拉法治的倒车。

    其次，就是法院判决抽象简单，“不讲道理”，不足以服众的老问题。昭通中院一审认为：李虽有自首情节，但依法不足以从轻处罚，所以判死刑；云南高院二审认为：虽然李罪恶极大，但有自首、积极赔偿情节，所以死缓。这两套“虽然……但是”人命关天，可都没有把道理讲到明处，怎么就不该从轻，怎么就该从轻？若是只有写判决书的法官自己明了案子的曲折所在，却惜墨如金不愿向公众阐明，那么就为谣言预留了空间。

    罪犯的死与活，当然应由法院独立做出判决。但法院判决如何让公众信服，而不是损害司法权威，这是法官们必须直面的问题。死刑判决每每转化为网络大讨论，是司法公信的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