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党的二十大报告从“加快发展方式绿色转型，深入推进环境污染防治，提升生态系统多样性、稳定性、持续性，积极稳妥推进碳达峰碳中和”四个方面对“推动绿色发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作出了进一步部署，为中国推进生态优先、节约集约、绿色低碳发展指明了方向。绿色创新正是通过
［收稿日期］ 2023-05-29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数字赋能制造业企业绿色转型影响机理、路径与政策研究”（批准号
22BGL093）。
［作者简介］ 王分棉，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商学院教授，北京企业国际化经营研究基地研究员，博士生导师，经济学博士；贺佳，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商学院、北京企业国际化经营研究基地博士研究生；陈丽莉，北京工商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管理学博士。通讯作者：陈丽莉，电子邮箱：chenll@btbu.edu.cn。感谢北京工商大学数字商科与首都发展创新中心项目“数字经济赋能企业绿色发展研究”、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研究生科研创新项目“企业董事连锁与绿色创新‘增量提质’”的支持。感谢匿名评审专家和编辑部的宝贵意见，文责自负。
降低消耗、减少污染、改善生态来促进生态文明建设、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技术创新①，而且以往研究和实践都已证明推进企业绿色创新是国家推动绿色发展，实现经济与环境“和谐共生”的核心要务（刘剑民等，2022）。因此，探讨如何推动企业绿色创新对积极稳妥推进碳达峰碳中和战略落地具有重大意义。
随着中国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经济体系的建立，绿色创新活动日益活跃，然而根据国家知识产权局 2023 年发布的《2023 全球绿色低碳技术专利统计分析报告》，从中国绿色低碳专利授权量看，排名前 50 位的专利权人中 33 家为国内专利权人，其中，20 家为科研院校，8 家为大型中央企业，与 2017 年的绿色创新主体结构相比并没有发生实质性变化②。国内绿色技术大部分以高校为主，表明当前绿色创新的主体是高校而非企业（汪明月等，2022；谭常春等，2023），中国绿色创新主体依然存在结构失衡问题，这将不利于落实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的绿色创新战略（齐绍洲等，2018），而落实绿色创新战略既是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任务（陶锋等，2021），又是推进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引擎，因此，亟须深入研究绿色创新主体结构失衡的影响因素。导致绿色创新主体结构失衡的部分原因在于：①绿色创新具有公共知识和环境保护的双重外部性特征，导致中国企业积极主动开展绿色创新的动力不足（汪明月等，2022）；②绿色创新过程具有高投入、高风险等不确定性特征，导致企业会面临更加严重的融资约束（王馨和王营，2021）；③绿色创新活动更具复杂性的特征，企业只凭借以往单一技术领域的积累难以驱动绿色技术创新（于飞等，2019），仅依靠企业自身资源难以实现快速发展，需要企业整合和匹配产业中一系列技术才能实现市场产品需求和环境保护需求（刘剑民等，2022），这会大大降低企业绿色创新的动力（Pfeffer and Salancik，1978）。因此，解决绿色创新主体结构失衡问题的关键在于增强企业积极开展绿色创新的动力，这就需要破解企业绿色创新面临的融资约束与信息不对称问题，这是限制企业绿色创新的两个重要原因。为了克服这些限制，企业需要积极地从外部获取信息和资源来促进绿色创新。如何帮助企业从外部获取信息和资源来缓解信息不对称和融资约束？资源依赖理论（Pfeffer and Salancik，1978）为解决该问题提供了新的视角和思路。根据资源依赖理论，连锁董事是企业从外部获取信息和资源的重要渠道（Hillman and Dalziel，2003；陈仕华等，2013）。那么，有绿色经历连锁董事拥有的绿色创新相关的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是否会帮助企业从外部获取信息和资源促进绿色创新？如何帮助企业缓解信息不对称和融资约束的限制来影响绿色创新？探究这些问题将有助于从公司治理角度为企业破解绿色创新限制提供可行的解决思路，从而激发企业绿色创新的动力，提高企业绿色创新水平，进而改善中国绿色创新主体结构失衡问题。
二、文献综述与研究假说
1.文献综述
以往研究主要从环境规制和企业层面考察了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因素。从环境规制的影响看，基于波特假说（Porter and Linde，1995），现有研究分别探讨了不同环境规制对绿色创新的影响，其中，部分研究发现命令型环境规制主要通过能源管制以及环保执法等对绿色创新产生影响
-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科学技术部《关于构建市场导向的绿色技术创新体系的指导意见》（发改环资
〔2019〕689 号）。
- 根据《中国绿色专利统计报告（2014—2017）》，国内有效绿色专利授权量排名前 20 位的专利权人中，15 家为高校。
（王班班和齐绍洲，2016；李青原和肖泽华，2020；周泽将等，2023），而市场型环境规制主要通过环保税、碳排放权交易、环境权益交易等对绿色创新产生影响（Weber and Neuhoff，2010；齐绍洲等，
2018）；也有学者认为不同类型的环境规制对绿色创新具有异质性影响，如王分棉等（2021）发现命令型环境规制实施后，自愿型环境规制 ISO14001 认证对企业绿色创新的诱发作用显著增强。从企业层面看，现有文献主要从企业资源与能力、利益相关者和企业高管特质三个方面进行了探究：
①企业的资源与能力影响方面，研究发现企业的政治资源、融资资源、冗余资源、供应链协同能力和绿色管理能力都会影响企业绿色创新水平（Yang et al.，2020；汪明月等，2022）。②利益相关者的影响方面，研究发现竞争对手的行为、消费者的环保意识也都会对企业绿色创新产生影响（Li and Lv，
2021；Zhao et al.，2022）。③企业高管特质的影响方面，卢建词和姜广省（2022）发现 CEO 绿色经历对企业绿色创新有促进作用。尽管以往研究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因素进行了较系统的研究，但关于解决企业如何从外部获取资源和信息来突破融资约束和信息不对称的限制进而促进绿色创新仍存在研究空白。因此，本文基于资源依赖理论的视角，探究有绿色经历连锁董事是否以及如何突破融资约束和信息不对称进而影响企业绿色创新。
已有研究基于资源依赖理论考察了连锁董事对企业的影响，Hillman and Dalziel（2003）提出，董事会拥有的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有助于企业从外部获取稀缺资源和重要信息。其中，人力资本是指董事的经验、知识和专长，如对某个行业的了解和对某个特定事件的熟悉程度，而这些经验会影响董事关注的内容以及他们如何制定决策；社会资本则指董事通过其与公司内部和外部建立的关系网络所带来的资源（Hillman and Dalziel，2003）。因此，连锁董事可以帮助联结企业之间互通资源、共享信息（王营和曹廷求，2014），已成为企业从外部获取可靠、低成本资源和信息的重要渠道。陈仕华等（2013）发现，连锁董事作为传递信息的重要渠道，有助于缓解企业并购双方之间的信息不对称而对并购行为产生重要影响；王营和曹廷求（2014）则发现连锁董事作为企业间的网络联结还会影响企业面临的融资约束；王营和张光利（2018）发现连锁董事可以通过引资和引智来促进民营企业创新。综上，尽管已有研究关注了连锁董事对企业创新的影响，但是尚未关注连锁董事是否以及如何影响企业绿色创新，更没有关注连锁董事的绿色经历与企业绿色创新的内在关系，而对该问题的深入研究有助于在更深层次揭示连锁董事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机制，这正是本文研究的重点问题。
2.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说
（1）有绿色经历连锁董事与企业绿色创新。相对于一般创新而言，绿色创新更具复杂性，需要企业整合和匹配产业中一系列技术才能驱动绿色技术创新（于飞等，2019；刘剑民等，2022）。因此，企业需要通过不同渠道搜索和获取外部绿色创新的信息和资源，以降低绿色研发成本和绿色创新风险。有绿色经历连锁董事成为企业从外部获取绿色创新信息和资源的重要渠道，一方面有绿色经历连锁董事可能会更加关注绿色创新信息，能更及时地关注到绿色创新领域的相关问题，而且他们有更多的绿色创新专业知识和能力，带来的信息和资源往往更具价值和专业性（卢建词和姜广省，2022）；另一方面，有绿色经历连锁董事有助于企业获取更多绿色信贷等资源。有绿色经历连锁董事能够帮助企业从外部获取绿色创新活动各环节的专业知识、关键信息和稀缺资源，为企业有效分配和利用绿色创新资源提供了优化路径，从而提高企业自主参与绿色创新的意愿和能力。具体分析如下：
有绿色经历连锁董事为企业从外部获取绿色创新知识和信息提供了渠道，降低了信息不对称对绿色创新的限制。有绿色经历连锁董事凭借拥有的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不仅自身对绿色创新问题更加敏感，而且他们还拥有更多的外部网络渠道，可以更充分地了解和感知到利益相关者对企业积极进行绿色创新活动的期望，因此更有利于企业获取外部的绿色创新技术知识和信息（OrtizDe-Mandojana and Aragon-correa，2013）。此外，相较于其他市场渠道而言，企业通过有绿色经历连锁董事获取绿色创新知识和信息具有以下优势：①获取绿色创新知识和信息的成本更低。企业通过咨询、媒体等其他市场渠道获取信息，往往需要支付高额的费用（Darnall and Edwards，2006），而通过有绿色经历连锁董事获取知识和信息则无需额外的费用（Ortiz-De-Mandojana and Aragoncorrea，2013），是低成本的知识和信息获取渠道，信息交流和搜寻成本的降低将有利于提高企业绿色创新的产出数量（黎文靖和郑曼妮，2016）。②获取绿色创新知识和信息的速度更快。对于绿色创新这种复杂且多变的领域来说，能够快速获得专业知识和关键信息至关重要（Ortiz-De-
Mandojana and Aragon-Correa，2013），而有绿色经历连锁董事可以通过自身的人际关系网络更早、更快地获取绿色创新知识和信息，从而有助于企业开展绿色创新活动获得先机，有利于提高企业绿色创新的产出速度（黎文靖和郑曼妮，2016），也会提高企业绿色创新数量。③获取绿色创新知识和信息的质量更为可靠。绿色创新具有高风险等特征，企业开展绿色创新时往往非常慎重，由于有绿色经历连锁董事拥有绿色创新相关的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他们带来的绿色创新专业知识和关键信息具有更高的可信度和权威性（Shropshire，2010），在参与绿色创新战略决策时就更有话语权（陈仕华等，2013），从而有利于企业做出高质量的绿色创新战略决策，可以开展实质性绿色创新以提高企业竞争力和市场价值（黎文靖和郑曼妮，2016），进而提高企业绿色创新质量。综上可知，企业可以通过有绿色经历连锁董事获取绿色创新知识和信息，降低信息不对称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制约，有利于促进绿色创新“增量提质”。
有绿色经历连锁董事有助于企业从外部获取更多资源，缓解融资约束对绿色创新的制约。绿色创新的高投入、高风险特征需要企业从外部获取资金弥补研发资金缺口，而绿色信贷是缓解企业绿色创新融资约束的重要方式（谭常春等，2023）。有绿色经历连锁董事可以通过信息效应和资源效应来帮助企业获取资源以缓解融资约束（王营和曹廷求，2014），具体分析如下：①有绿色经历连锁董事通过信息效应降低了信息不对称问题，有助于企业获取绿色信贷资源。企业获取绿色信贷资源面临的信息不对称问题主要表现为贷前融资成本高和贷后资金使用监督难（谭常春等，2023），具体来看，在获取绿色信贷前，因企业绿色创新信息披露不全带来的信息不对称会导致企业难以获得绿色贷款；在获取绿色信贷后，银行难以实时监控企业获取绿色贷款后的使用途径、使用效率以及绿色创新成效。由于有绿色经历连锁董事拥有大量重要且有益的商业联系，如顾客、供应商以及政府机构等，企业积极开展绿色创新的意愿和行为会通过连锁董事网络进行广泛传播（Wincent et al.，2010），这将有助于把企业积极开展绿色创新活动的信息传递到资本市场，从而有效缓解企业申请绿色信贷时面临的信息不对称，有助于企业获取更大规模的绿色贷款、更低的融资成本以及更长的贷款期限（王营和曹廷求，2014），推动企业开展绿色治理（洪祥骏等，2023），促进企业提高绿色创新数量。此外，有绿色经历连锁董事不仅更加关注绿色创新问题，也会出于对个人声誉的维护更加积极地履行监督职能，降低代理成本，促使企业将获取的绿色贷款投入到能够真正提升企业价值的高质量绿色创新活动中，从而也会提升企业绿色创新质量。②有绿色经历连锁董事通过资源效应帮助企业拓宽了外部融资渠道。企业通过有绿色经历连锁董事建立的董事网络不仅能够更有效地与外界沟通，而且董事网络中联结的企业越多，企业获取的商业信用就越多，也就更容易获取债权人的信任，从而降低了债权人与企业之间的沟通成本。可见，连锁董事使得联结企业之间更加信任，有利于匹配更多的外部资金提供者，拓宽融资渠道，削弱外部融资约束难度，降低融资成本。可见，企业可以通过有绿色经历连锁董事获取绿色创新资金降低融资约束对绿色创新的制约，从而促进企业绿色创新“增量提质”。综上所述，有绿色经历连锁董事既可以帮助企业降低获取信息和资源的成本，增加企业绿色创新数量，又可以凭借自身专业知识和工作经历，为企业绿色创新带来重要、有价值的绿色创新信息和知识，同时监督企业将资源投入到有利于提升企业竞争力的实质性绿色创新活动中，开展高质量绿色创新。基于此，本文提出：
假说 1：有绿色经历连锁董事对企业绿色创新“增量提质”有显著正向影响。
（2）环境规制压力影响下有绿色经历连锁董事与企业绿色创新。根据资源依赖理论，企业获取外部资源的主要目的是降低外部环境不确定性（Pfeffer and Salancik，1978），所以外部环境变化是影响企业通过连锁董事从外部获取绿色创新资源和信息的重要因素（Lieberman and Asaba，2006）。以往研究表明，外部环境规制压力也是影响企业绿色创新的重要因素（王分棉和贺佳，2022），基于此，本文将进一步考察在环境规制压力影响下有绿色经历连锁董事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
2014 年 4 月，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八次会议表决通过了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简称新《环保法》），该法案自 2015 年 1 月 1 日开始施行。新《环保法》新增了 “按日计罚”的制度，意味着企业违法时间越久，罚款越多，从而有力地打击了原来企业怠于环境治理的现象，促使企业积极推进绿色创新活动；规定了对违法者行政拘留的处罚措施，并规定协助企业弄虚作假的环境监测机构将承担连带责任，在法律层面严格禁止了监测机构或地方官员对违法企业的包庇行为；设立了环保公益诉讼制度，将民间力量有序纳入环境治理机制，使政府和企业的环境治理行为受到更为广泛的监督。此外，新《环保法》还规定了较为灵活的实施方案，如地方政府可以对国家未做规定的项目制定地方标准，奖励在环保工作领域取得卓越成就的企业和个人，等等。那么，新《环保法》实施后，企业是否更有动力通过积极开展绿色创新应对环境规制压力，以满足合规要求和利益相关者期待？基于此背景，本文针对该问题进行了探究。
以往研究表明，环境规制压力会促使企业积极开展绿色创新（王分棉等，2021），然而面对环境规制压力时，不同企业有不同的应对方式，进而制定出不同的绿色创新战略决策。例如，王晓祺等（2020）发现在国有企业和中西部地区，环境规制压力增强更有利于促进绿色创新。那么，相对于没有绿色经历连锁董事的企业，新《环保法》实施带来的环境治理压力，会促使有绿色经历连锁董事的企业更加关注环境治理问题的迫切性，更有动力通过有绿色经历连锁董事获取绿色创新的专业知识、关键信息和稀缺资源来开展绿色创新。而没有绿色经历连锁董事的企业由于缺乏相关知识、信息和资源，即使面临较大的环境规制压力也难以在短时间内成功开展绿色创新。这就意味着面对环境规制的巨大压力，有绿色经历连锁董事的部分企业可能会按照新《环保法》的要求，通过追求绿色创新“数量”和“速度”来释放绿色创新信号，以迎合政府环境监管要求，表现为绿色创新数量显著增加。然而企业追求策略性绿色创新虽然有可能应对政府环境监管要求，但不利于企业提升竞争力而难以获得更多经济利益，造成创新资源投入的浪费。因此，部分企业会利用有绿色经历连锁董事为企业带来的低成本、高质量信息和资源积极开展以推动企业技术进步和获取竞争优势为目的的高质量绿色创新。此外，有绿色经历连锁董事还会出于对个人声誉的维护积极监督企业开展实质性绿色创新活动，避免出现企业在环境规制压力下片面追求数量而忽视质量的绿色创新“泡沫” 现象，从而最终促进企业绿色创新“增量提质”。因此，本文认为，新《环保法》实施后，相对于没有绿色经历连锁董事的企业，有绿色经历连锁董事对企业绿色创新数量和质量的促进作用会增强。因此，本文提出：
假说 2：相较于没有绿色经历连锁董事的企业，有绿色经历连锁董事对企业绿色创新“增量提质”的促进作用在新《环保法》实施后显著增强。
三、研究设计
1.研究样本的筛选与数据来源
本文选取 2008—2021 年中国 A 股上市公司数据，对样本进行以下筛选和处理：①剔除 ST 和*ST 类企业；②剔除存在主要数据缺失的研究样本；③剔除金融类和包含金融类经营业务的公司。样本上市公司绿色发明专利和绿色实用新型专利数据从中国研究数据服务平台（CNRDS）获得。有绿色经历连锁董事数据通过手工收集获得，具体过程如下：①借鉴陈仕华等（2013）的研究，把同时在不同企业高管团队或董事会、监事会中任职的董事界定为连锁董事，这种界定标准既扩大了研究范围，同时也符合中国研究情境，根据上述标准筛选上市公司连锁董事的名单；②参考卢建词和姜广省（2022）的方法，利用“绿色”“环保”“环境”“可持续”“循环”“再利用”“污水”“污染”“绿化”“再生” “生态”“节能”等关键词，在连锁董事简历信息库中筛选出有绿色工作经历或教育背景的连锁董事。
其他变量数据都来自国泰安数据库（CSMAR）。
2.实证模型与变量设计
本文旨在考察有绿色经历连锁董事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以及环境规制压力变化后，相对于没有绿色经历连锁董事的企业，有绿色经历连锁董事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是否有明显提升。建立模型（1）、（2）以分别检验假说 1 和假说 2，模型中将所有自变量全部滞后一期：
GreenInnovationit = α0 + α1EE Interlockit−1 + αi∑Controlsit−1 + Year + Industry + εit （1）因变量 GreenInnovation表示企业绿色创新情况，参考王馨和王营（2021）的方法，本文利用绿色专利申请数量来衡量企业绿色创新。借鉴黎文靖和郑曼妮（2016）的方法，绿色创新数量采用专利技术水平较低、难度较小的绿色实用新型专利申请数量来衡量；绿色创新质量采用专利技术水平最高、难度最大的绿色发明专利申请数量来衡量。考虑到绿色专利、绿色实用新型专利和绿色发明专利申请数量都是计数变量，不符合 OLS 回归假定的正态分布，本文采用更适用于偏态因变量的高维固定效应面板泊松模型进行实证分析。
自变量 EE Interlock，表示第 t-1 年 i企业董事会中有绿色经历连锁董事数量；借鉴以往研究本文还控制了一系列可能影响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因素，由于公司规模、成长性和财务绩效直接决定企业投入绿色创新的资源，故在公司层面控制了企业规模（徐佳和崔静波，2020）、资产收益率（徐佳和崔静波，2020）、企业年龄（王分棉和贺佳，2022）、所有权性质（袁礼和周正，2022）、资产负债率（周肖肖等，2023）；考虑公司资本的有限性，用于资本增值的投资会抵消研发投资而影响绿色创新产出，因此在企业投资层面，控制了研发强度（王晓祺等，2020）和环保投资（王分棉等，2021）；公司治理水平也会影响企业绿色创新，故将董事会规模、董事会独立性、股权集中度加入控制变量。此外，为了检验连锁董事的绿色经历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借鉴尹筑嘉等（2018），本文还控制了有绿色经历连锁董事网络位置控制有绿色经历连锁董事通过网络效应产生的影响，采用有绿色经历连锁董事的网络中心度衡量其网络位置（陈运森和谢德仁，2011）。∑Controls 表示一系列控制变量，Year、
Industry分别表示控制了年份和行业固定效应；ε代表随机扰动项。①
为进一步研究在外生政策冲击下，受环境规制压力影响，相对于没有绿色经历连锁董事的企业，有绿色经历连锁董事对企业绿色创新的促进作用是否会显著增强，本文采用 DID 模型设定回归
具体变量定义参见《中国工业经济》网站（http：//ciejournal.ajcass.org）附件。
模型（2）：
GreenInnovationit =+β0Ye+arβ1+TrIenadtu×strTyim+eε+it β2Treat + β3Time + βi∑Controlsit−1 （2）
其中，Time为新《环保法》实施前后的虚拟变量，2015 年及之后的年份为 1，2015 年之前的年份为 0。Treat为企业是否有绿色经历连锁董事的虚拟变量，如果一个企业至少有 1 名有绿色经历连锁董事则为实验组，取值为 1，否则取值为 0。Treat × Time 的系数 β1 是本文关注的核心，它衡量了有绿色经历连锁董事的企业相对于没有的企业在新《环保法》实施后对企业绿色创新促进作用的变化。当 β1为正数且通过了显著性检验时，说明在新《环保法》实施后，相对于没有绿色经历连锁董事的企业，有绿色经历连锁董事对企业绿色创新的促进显著提升，假说 2 得到验证。
四、实证结果分析
1.描述性统计分析①
GreenPatent、GreenUitility 和 GreenInvent 的均值分别为 7.3957、3.4159 和 3.9798，标准差分别为 40.1754，17.6870和 24.8754，表明样本企业的绿色专利、绿色实用新型专利和绿色发明专利申请量总体较少，且差异较大；EE Interlock的平均值为 0.1018，最小值为 0，最大值为 6，表明样本企业有绿色经历连锁董事的数量总体较少；R&D intensity 的均值为 0.0475，标准差为 0.0470，表明样本企业的研发强度总体也较低，ln_Enpro的均值为 1.1053，最小值和最大值分别为 0和 22.8088，说明样本企业间的环保投资水平差异较大；ROA的均值是 0.0480，表明样本企业经营绩效较好；Firmage 和 Firmsize的均值分别为 16.4551和 7.8005，表明样本企业平均年龄和规模都相对较小；Leverage和 Ownership的均值分别是 0.4077 和 0.6051，说明样本企业平均负债率和股权集中度都较高；Boardsize的均值为 8.5333， Independent的均值为 0.3750，表明样本企业独立董事平均占比超过了 1/3；Centrality的均值为 0.0173；
Stateown的均值为 0.2738，因部分国有企业的绿色专利、绿色实用新型和绿色发明申请数量为 0，采用泊松回归模型进行实证分析时部分研究样本直接被剔除，故样本企业中国有企业占比约为 27%。
2.有绿色经历连锁董事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分析
- 基准回归。表 1 列示了有绿色经历连锁董事对企业绿色创新影响的回归结果。根据第（2）、（4）、（6）列的结果可知，EE Interlock 的系数分别为 0.2273、0.2499 和 0.1933，且都在 1% 水平通过显著性检验，表明有绿色经历连锁董事可以促进企业绿色创新，并且数量和质量都得到显著提升，假说 1 得到支持。
- 内生性问题。考虑到中国上市公司聘请有绿色经历连锁董事可能存在自选择偏误的内生性问题，本文采取 Heckman两阶段模型处理内生性问题②。由结果可知，IMR的回归系数通过了显著性检验，表明本文采用的选择模型是恰当的，有效控制了潜在的自选择偏误问题。同时，EE Interlock的系数均为正数，且通过显著性检验，与表1的结果一致，再次证明了假说1。
- 稳健性检验。为了检验上述结果的稳健性，本文对表 1的主要变量做了一系列替换。①将自变量由有绿色经历连锁董事的数量替换为有绿色经历连锁董事在董事会席位占比（EE Interlock Ratio）进行回归分析，发现有绿色经历连锁董事占比越大，企业绿色创新数量越多，绿色创新质量越高，绿色创
- 具体变量描述性统计参见《中国工业经济》网站（http：//ciejournal.ajcass.org）附件。
- 具体内生性处理结果参见《中国工业经济》网站（http：//ciejournal.ajcass.org）附件。
新水平也越高，且都在 1%水平通过显著性检验，与表 1列示的结果一致。②为了缓解企业整体创新水平的影响，参考徐佳和崔静波（2020）的方法，本文采用绿色创新占比衡量绿色创新，把表 1的因变量分别替换为绿色专利申请数量占企业当年所有专利申请数量的比例（GreenPatent_R）、绿色实用新型专利申请数量占企业当年所有实用新型专利申请数量的比例（GreenUtility_R）和绿色发明专利申请数量占企业当年所有发明专利申请数量的比例（GreenInvent_R），并采用分数 Probit回归模型（Fractional Probit Regression）进行检验，结果显示 EE Interlock的系数均显著为正，即有绿色经历连锁董事可以促进企业绿色创新“增量提质”，表明表1的结果是稳健的①。
表1 有绿色经历连锁董事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
| 解释变量 | （1） | （2） | （3） | （4） | （5） | （6） |
| GreenPatent | GreenPatent | GreenUitility | GreenUitility | GreenInvent | GreenInvent | |
| R&D intensity ln_Enpro ROA Firmage Firmsize Leverage Boardsize Independent Centrality Ownership Stateown EE Interlock 常数项 年份固定效应行业固定效应 | 1.8164** （0.9122） 0.0110 （0.0092） 3.3723*** （0.4863） -0.0326*** （0.0056） 0.6923*** （0.0339） 1.3557*** （0.1710） -0.0299 （0.0263） 0.4745 （0.6229） -0.0377 （0.2233） 0.1038 （0.1892） 0.3940*** （0.0770） -3.9722*** （0.4453）是是 | 1.8036** （0.9027） 0.0104 （0.0090） 3.3974*** （0.4845） -0.0321*** （0.0056） 0.6877*** （0.0336） 1.3684*** （0.1707） -0.0252 （0.0258） 0.4053 （0.6181） -1.0660*** （0.2910） 0.0918 （0.1880） 0.3940*** （0.0774） 0.2273*** （0.0566） -3.9723*** （0.4441）是是 | 1.1308* （0.6506） 0.0034 （0.0060） 3.2038*** （0.4645） -0.0375*** （0.0049） 0.6870*** （0.0294） 1.3905*** （0.1593） -0.0504** （0.0212） 0.8773 （0.5995） 0.2293 （0.2169） -0.1890 （0.1644） 0.1625*** （0.0581） -4.2193*** （0.3923）是是 | 1.0757* （0.6427） 0.0027 （0.0056） 3.2433*** （0.4616） -0.0369*** （0.0049） 0.6809*** （0.0290） 1.4041*** （0.1592） -0.0431** （0.0202） 0.8137 （0.5848） -0.9209*** （0.2751） -0.1954 （0.1623） 0.1620*** （0.0585） 0.2499*** （0.0493） -4.2417*** （0.3902）是是 | 2.2093* （1.1382） 0.0175 （0.0125） 3.4700*** （0.6027） -0.0287*** （0.0071） 0.7027*** （0.0420） 1.3120*** （0.2182） -0.0152 （0.0329） 0.0756 （0.7298） -0.2951 （0.2635） 0.3714 （0.2480） 0.5798*** （0.1034） -4.9762*** （0.5582）是是 | 2.2098* （1.1304） 0.0170 （0.0124） 3.4856*** （0.6021） -0.0283*** （0.0071） 0.6994*** （0.0417） 1.3219*** （0.2179） -0.0124 （0.0327） 0.0131 （0.7330） -1.1530*** （0.3583） 0.3576 （0.2472） 0.5801*** （0.1037） 0.1933*** （0.0740） -4.9644*** （0.5573）是是 |
| R2_P 观测值 | 0.529 | 0.532 | 0.530 | 0.534 | 0.470 | 0.471 |
16475 16475 16471 16471 16475 16475
注：***、**、*分别表示在 1%、5%、10% 的水平上显著，括号中的数值为标准误，以下各表同。第（3）、（4）列因存在 singleton 问题，在泊松回归中部分观测值被自动剔除。
3.新《环保法》实施后有绿色经历连锁董事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分析
为了进一步探究环境规制压力增强后，有绿色经历连锁董事对企业绿色创新“增量提质”的影
具体稳健性检验结果参见《中国工业经济》网站（http：//ciejournal.ajcass.org）附件。
响，本文采用双重差分（DID）模型检验假说 2，表 2 第（1）—（3）列分别报告了新《环保法》实施前后，是否有绿色经历连锁董事对企业绿色创新、绿色创新数量和绿色创新质量影响的差异，结果显示 Treat×Time 的回归系数分别为 0.1616、0.1481 和 0.0987，且分别在 5%、1% 和 10% 水平通过显著性检验，说明实施新《环保法》后，相较于没有绿色经历连锁董事的企业，有绿色经历连锁董事的企业绿色创新“增量提质”显著增强，这是因为新《环保法》增加了企业环境治理压力，从而促使有绿色经历连锁董事更加积极发挥作用促进企业开展绿色创新活动。具体来看，在新《环保法》实施后，相较于没有绿色经历连锁董事的企业，有绿色经历连锁董事对企业绿色创新数量的提升程度比绿色创新质量更大、更明显，可能的原因在于新《环保法》实施后，企业面临的环境规制压力陡增，这会驱动企业实施策略性创新，更多地去追求绿色创新“数量”和“速度”以在短期内迎合政府政策和环境监管，而放缓了开展实质性绿色创新活动，从而导致在新《环保法》实施后，有绿色经历连锁董事对企业绿色创新数量的影响增幅更大、更显著，而对绿色创新质量影响的增幅较小。陶锋等（2021）的研究也有类似发现，他们发现环境规制在促进绿色创新数量增长的同时导致了绿色创新质量下降。综上可知，假说 2 得到支持。
表2 新《环保法》实施后有绿色经历连锁董事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结果
| 变量名称 | （1） | （2） | （3） | （4） | （5） | （6） |
| GreenPatent | GreenUitility | GreenInvent | GreenPatent | GreenUitility | GreenInvent | |
| Treat Time Treat×Time Treat×year2014 Treat×year2013 Treat×year2012 Treat×year2011 常数项 控制变量年份固定效应行业固定效应 | -0.0519 （0.0556） 0.5191** （0.2136） 0.1616** （0.0627） -0.7099 （0.5031） 控制是是 | -0.0506 （0.0470） 0.1073 （0.1807） 0.1481*** （0.0531） -0.6279 （0.4257） 控制是是 | -0.0485 （0.0475） 0.5784*** （0.1823） 0.0987* （0.0536） -0.5345 （0.4295） 控制是是 | 0.0030 （0.1805） 0.5262** （0.2137） 0.0726 （0.0977） -0.0176 （0.1639） -0.1501 （0.2261） 0.1684 （0.2523） -0.7105 （0.5033） 控制是是 | -0.0976 （0.1527） 0.1132 （0.1808） 0.0988 （0.0826） 0.0504 （0.1387） -0.2108 （0.1914） 0.2349 （0.2135） -0.6340 （0.4259） 控制是是 | 0.0211 （0.1541） 0.5832*** （0.1824） 0.0545 （0.0834） -0.0030 （0.1399） -0.1456 （0.1930） 0.1025 （0.2154） -0.5343 （0.4296） 控制是是 |
| R2 观测值 | 0.163 | 0.127 | 0.107 | 0.163 | 0.127 | 0.107 |
16475 16475 16475 16475 16475 16475
本文借鉴 Alder et al（. 2016）的平行趋势检验方法，将 2011—2014 年作为参照年，分别构造变量 Treat×year2011、Treat×year2012、Treat×year2013 和 Treat×year2014，观测在新《环保法》实施前是否有绿色经历连锁董事两类企业可能存在的趋势性差异，结果如表 2 第（4）—（6）列所示，交互项都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表明在新《环保法》实施前是否有绿色经历连锁董事两类企业的绿色创新水平不存在系统性差异，满足平行趋势假说。本文还参考宋弘等（2019）的做法，对 Treat×Time 交互项进行了 500 次随机抽样做安慰剂检验①，500 次错误估计的回归系数集中在 0 附近，呈正态分布，符合安慰剂检验的预期，因而本文 DID 模型的结果是稳健的。此外，表 2 的结果进一步支持了假说 1。
4.影响机制分析：减轻高管短视的渠道
陈仕华等（2013）、王营和曹廷求（2014）等的研究都已表明连锁董事有助于企业降低信息不对称和缓解融资约束，那么，有绿色经历连锁董事是否会通过降低信息不对称和缓解融资约束促进企业绿色创新？本文采用江艇（2022）提出的方法来检验该作用机制。借鉴尹筑嘉等（2018）的做法，采用分析师跟踪数量（Analysts）衡量企业信息不对称程度，Analysts 越大，表明企业信息不对称程度越低。借鉴李慧云等（2021）的方法，以企业期末长期借款和短期借款之和衡量企业当年获得的信贷资金。回归结果如表 3 所示，第（1）列结果显示 EE Interlock 的回归系数为 0.0461，且在 5% 水平通过显著性检验，表明有绿色经历连锁董事能够显著降低企业信息不对称程度，这就意味着有绿色经历连锁董事可以通过帮助企业降低信息不对称程度来促进绿色创新。第（2）列 EE Interlock 的回归系数为 0.0332，且在 1% 水平通过显著性检验，表明有绿色经历连锁董事能够显著增加企业信贷资金，支持了有绿色经历连锁董事可以通过帮助企业缓解融资约束来促进绿色创新。
综上可知，有绿色经历连锁董事可以通过降低信息不对称程度和缓解融资约束来促进企业绿色创新，与（陈仕华等 2013、王营和曹廷求，2014）得出的结论是一致的。那么，有绿色经历连锁董事又是如何实现帮助企业降低信息不对称程度和缓解融资约束？本文进一步分析认为，该作用渠道是通过减轻高管短视倾向来实现的，具体分析如下：
- 有绿色经历连锁董事可以通过减轻高管短视倾向来降低信息不对称程度，从而促进企业绿色创新。现有研究表明，由于绿色创新复杂性高，且持续周期长、风险大，会导致较高的经营风险，这就导致短视的高管不愿意开展绿色创新活动（胡楠等，2021）；此外，开展绿色创新活动需要大量额外的管理工作，其对高管的效用远低于对股东的效用（King and Lenox，2002）。因此，委托人和高管之间的信息不对称会阻碍有短视倾向的高管为绿色创新做额外努力。有绿色经历连锁董事则可以通过减轻高管短视倾向来降低信息不对称，进而改善高管绿色创新意愿较低的问题，促使高管满足利益相关者对环境绩效的要求。一方面，有绿色经历连锁董事由于掌握了更多绿色创新知识和信息，有利于他们更好地监督高管，这使得高管的短视倾向受到约束，从而有效降低了企业内部信息不对称，促使高管积极开展绿色创新活动；另一方面，他们从外部带来的绿色创新资源和信息有助于在董事会有效地发挥咨询建议职能，有助于通过减轻高管短视倾向降低企业外部信息不对称程度，推动高管制定绿色创新战略决策，进而促使企业绿色创新“增量提质”。
- 有绿色经历连锁董事可以通过减轻高管短视倾向来缓解融资约束，从而促进企业绿色创新。由于绿色创新高难度、高风险的特点会导致高管在“成本—收益”权衡下产生短视行为而不愿
意积极开展绿色创新，企业也就无法在贷款前和贷款后向银行释放和传递绿色创新活动信息而难
具体安慰剂检验结果参见《中国工业经济》网站（http：//ciejournal.ajcass.org）附件。
以获取绿色信贷资源，导致企业受到融资约束的限制。有绿色经历连锁董事通过减轻高管短视倾向，积极推动企业开展绿色创新活动，从而可以增加银行提供绿色信贷支持意愿来缓解企业融资约束。此外，有绿色经历连锁董事由于拥有绿色创新的工作经验和专业知识被寄予更高期待，他们会积极履行监督职责，促使高管获取的绿色信贷真正运用于实质性绿色创新，有助于银行监控企业获取绿色贷款后的使用途径、使用效率以及绿色创新成效，进而有助于企业获取更多的绿色信贷资源，缓解融资约束。
基于此，本文同样采用江艇（2022）的方法来进一步检验有绿色经历连锁董事是否会通过减轻高管短视倾向来帮助企业减轻信息不对称和缓解融资约束。为了衡量高管短视倾向，借鉴胡楠等
（2021）的做法，对管理层讨论与分析文本进行了关键词词频统计，通过 WinGo 财经文本数据平台，采用“短期视域”词汇总词频占管理层讨论与分析总词频的比例来构建高管短视倾向指标（Myopia）。鉴于 Myopia 取值范围为［0，1］，本文采用分数 Probit 回归模型进行实证检验，表 3 第（3）列的结果显示，EE Interlock 的回归系数为-0.0154，且在 10% 水平通过显著性检验，表明有绿色经历连锁董事可以减轻高管短视倾向。第（4）、（5）列分别报告了高管短视倾向对企业信息不对称程度和融资约束的影响。结果显示，高管短视倾向越低，企业信息不对称程度越低、融资约束越小，且分别在 1% 和 5% 水平通过显著性检验，表明有绿色经历连锁董事是通过缓解高管短视倾向来减轻企业信息不对称和缓解融资约束的。
表3 有绿色经历连锁董事通过减轻高管短视倾向对信息不对称和融资约束的影响
| 解释变量 | （1） | （2） | （3） | （4） | （5） |
| Analysts | Loan | Myopia | Analysts | Loan | |
| EE Interlock Myopia 常数项 控制变量 年份固定效应行业固定效应 | 0.0461** （0.0218） -1.6076*** （0.1172） 控制是是 | 0.0332*** （0.0115） 1.2756*** （0.0635） 控制是是 | -0.0154* （0.0092） -1.1874*** （0.0661） 控制是是 | -1.1685*** （0.1436） -1.5388*** （0.1169） 控制是是 | -0.1697** （0.0660） 1.2902*** （0.0638） 控制是是 |
| R2_P 观测值 | 0.297 16475 | 0.164 16471 | 0.011 16475 | 0.300 16475 | 0.164 16471 |
注：第（2）、（5）列因存在 singleton 问题，部分观测值在泊松回归中被自动剔除。
为了进一步完善影响机制逻辑链，本文分别检验了高管短视倾向（Myopia）、分析师跟踪数量（Analysts）和信贷水平（Loan）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①。结果表明，企业可以通过减轻高管短视倾向、降低信息不对称和缓解融资约束来促进企业绿色创新“增量提质”。至此，本文检验了有绿色经
① 具体回归结果参见《中国工业经济》网站（http：//ciejournal.ajcass.org）附件。
历连锁董事→减轻高管短视倾向→降低信息不对称和缓解融资约束→绿色创新“增量提质”的作用机制。
5.影响机制分析：连锁董事绿色经历的独特作用检验
前文检验了有绿色经历连锁董事通过为企业带来信息和资源来影响绿色创新的作用机制，这与以往研究董事网络影响企业创新的结论是一致的（王营和张光利，2018）。鉴于绿色创新不同于一般创新，前者更复杂、不确定性更高，因此本文在考察了上述作用机制是否适用于企业绿色创新的基础上，进一步考察连锁董事的绿色经历是否会发挥独特作用，即有绿色经历连锁董事是会促进企业一般创新还是只能促进绿色创新？连锁董事的绿色经历又是通过何种作用机制产生影响？为此，本文将从两个层面对上述问题展开进一步分析：一是检验有绿色经历连锁董事是否会影响企业的非绿色创新；二是检验有绿色经历连锁董事是否会通过影响高管环保意识影响企业环保活动进而促进绿色创新。
（1）有绿色经历连锁董事对企业非绿色创新的影响。由前文结果可知，有绿色经历连锁董事可以促进企业绿色创新，那么，有绿色经历连锁董事如果不能促进企业的非绿色创新，这就在一定程度上表明这些连锁董事拥有的绿色经历对企业绿色创新发挥了作用，反之则表明这些连锁董事拥有的绿色经历没有发挥实质性作用。基于此，本文进一步检验了有绿色经历连锁董事是否会影响企业的非绿色创新。采用企业创新总量减去绿色创新量来衡量非绿色创新，并对表 1 第（2）、（4）和（6）列重新进行回归，其中，因变量分别替换为企业非绿色专利数量、非绿色实用新型专利数量和非绿色发明专利数量，自变量和控制变量与表 1 保持一致。由表 4 的结果可知，有绿色经历连锁董事对非绿色创新、非绿色创新数量和非绿色创新质量的影响都不显著，这在一定程度上表明这些连锁董事的绿色经历仅对企业绿色创新发挥了作用。
表4 有绿色经历连锁董事对企业非绿色创新的影响
| 解释变量 | （1） | （2） | （3） |
| NonGreenPatent | NonGreenUitility | NonGreenInvent | |
| EE Interlock 常数项 控制变量 年份固定效应行业固定效应 | -0.0310 （0.0854） -5.7941*** （0.5032） 控制是是 | -0.0560 （0.0736） -5.2718*** （0.5998） 控制是是 | 0.0029 （0.1190） -7.5135*** （0.5640） 控制是是 |
| R2_P 观测值 | 0.587 16 457 | 0.531 14 722 | 0.598 16 424 |
注：第（1）—（3）列中存在 singleton 问题，在泊松回归中被自动剔除了部分观测值，故观测值与表 1 有差异。
（2）有绿色经历连锁董事对高管环保意识的影响。为什么有绿色经历连锁董事只能促进企业绿色创新而不会促进非绿色创新？本文认为可能的原因在于这些连锁董事除了可以帮助企业降低信息不对称和缓解融资约束外，他们拥有的绿色经历也发挥了实质性作用，会使企业在开展创新活动时更加关注环保问题，正如高阶理论（Hambrick and Mason，1984）提出高管过去的教育和工作经历形成的特质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他们的注意力倾向，这就意味着连锁董事拥有的绿色经历会让他们更了解环境保护对企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性，具有较强的环保意识和社会责任意识（卢建词和姜广省，2022），所以说连锁董事的绿色经历可以通过增强高管环保意识来帮助企业识别绿色创新的潜在收益和市场机会，推动企业开展更多的绿色创新活动。因此，本文将进一步检验有绿色经历连锁董事是否会通过影响高管环保意识来影响企业开展环保活动，进而促进绿色创新“增量提质”。
本文借鉴 Osborne et al（. 2001）的方法，通过 WinGo 财经文本数据平台搜集环保相关词汇总词频，采用环保相关总词频占管理层讨论与分析总词频的比例衡量高管环保意识（GreenAware）；采用企业是否开展环保专项行动（GreenAction）和企业是否开展环保教育培训（GreenEducation）两个指标衡量企业开展的环保活动。由于高管环保意识为分数变量，故第（1）列采用分数 Probit回归进行检验；第（2）—（5）列的因变量均为哑变量，故采用 Logit 模型进行回归分析。回归结果如表 5 所示，第（1）列结果显示 EE Interlock 的回归系数为 0.0251，且在 1% 水平通过显著性检验，表明有绿色经历连锁董事增强了企业高管环保意识。第（2）、（3）列分别检验了有绿色经历连锁董事对企业环保活动的影响，EE Interlock 的回归系数均显著为正，表明有绿色经历连锁董事促进企业开展了更多的环保活动。第（4）、（5）列结果显示，GreenAware①的系数分别为 0.8818 和 0.6843，且均在 1% 水平通过显著性检验，表明高管环保意识增强后促进企业开展了更多的环保活动，进而促进绿色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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