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随笔]大唐二李——初唐名将李靖、李勣评传(zhuan tianya)

大唐二李
　　——初唐名将李靖、李勣评传
　　唐朝和两汉一样，是一个武功强盛、令人无限景仰的伟大时代。延续了近三百年的大唐王朝，涌 现出无数名将，这些伟大的军人在以自己的勇敢和智慧为帝国开疆拓土、牧马牵强的同时，也以辉煌的战功为自己换取功名富贵和无上荣耀。李靖和李勣就是闪耀在 初唐天空的两颗最耀眼的将星。
　　隋朝名将贺若弼曾为当时还是太子的杨广品评当世名将杨素、韩擒虎和史万岁，说杨素是猛将，却不是谋将（善于谋略 之将）；韩擒虎是斗将（与敌斗战之将），却不是领将（统帅全军之将）；史万岁是骑将，却不是大将。然则以贺若弼的标准来评判，李靖和李勣都是多谋善断、又 能独当一面之辈，既是谋将，又是帅才（也就是贺若弼所说的“领将”）；他们杰出的军事才能早在其生前就赢得了很高的评价，唐高祖曾称赞李靖超过了古代名将 韩信、白起、卫青、霍去病，唐太宗也曾说：“李靖、李勣二人，古之韩、白、卫、霍岂能及也！”（[唐]吴兢《贞观政要•任贤第 三》）；唐人称本朝名将，必首推二李，犹春秋、战国之孙、吴，汉之卫、霍；唐肃宗时二人又一起被列入古代十大名将，得到如此倚重，难道不算是贺若弼所说的 “大将”吗？
　　在初唐的众多名将中，李靖和李勣除了军事才能比其他将领略胜一筹之外，他们的个人经历也颇富传奇色彩，在众将领中显得颇为另类；最有意思的是，二李虽然与旁人迥异，他们之间却颇有相似之处。编攥两《唐书》的史官们不约而同地把他们合为一传，岂无意为之哉？
　　二李又是被后世演义小说歪曲得最厉害的初唐人物之一，虽然他们在民间的形象被改编得相当离谱，然而人们却又能从真实的历史人物身上找到这些离奇的文艺形象的影子，这不能不让人啧啧称奇。

　迥然不同的早年经历
　　李靖在民间最著名的形象来自产生于唐朝末年的著名传奇《虬髯客传》，在这部短篇小说里他被塑造成一个风度翩翩的浊世佳公 子，来长安（当时叫做“大兴”）拜访隋朝的宰相杨素，令杨素豢养的杀手红拂女（张氏）一见倾心，竟连夜私奔到他家里——可见早在唐代，李靖就已经普遍被当 作偶像人物来顶礼膜拜了；在明朝人许仲琳写的《封建演义》里，李靖的形象却十分不堪，作为哪叱的父亲、未来的托塔天王、东海龙王敖广的拜把子兄弟，商朝陈 塘关的总兵官李靖既昏庸愚钝到不辨是非黑白，又胆小怕事到甘愿拿自己儿子的命来消灾弥祸、息事宁人，让人大摇其头；而在演义小说《说唐》第十二回《李药师 预言祸变，柴郡马大耍行头》里，李靖则更被吹嘘成“善能呼风唤雨，驾雾腾云，知过去未来”，又胡绉他是“越公（指杨素）府中主簿”。李靖的这些民间形象虽 然大相径庭，却有一个共同之处，那就是都对李靖作了某种神化和美化，这多少反映了普通大众早就把李靖看作一个半人半神的异类的态度和印象。
　　李 靖，字药师（《新唐书》云“本名药师”，错），京兆三原（在今陕西省三原县东北）人，生于周武帝天和六年（公元571年），只比唐高祖李渊小六岁。李靖出 身于一个官宦世家，祖父李崇义曾任后魏（即北魏）的殷州（治广阿，即今河北隆尧）刺史，封为永康县公，父亲李诠做过隋朝的赵郡太守。李靖成年后身材魁伟， 仪表堂堂，是个风度翩翩的美男子。他自幼受到家风的薰陶，少年时即通晓书史，文武兼资，尤其喜好兵法。他胸怀壮志，曾对亲朋说：“大丈夫如果身逢明主，遭 遇良时，就应该建功立事以求取富贵，怎么能只满足于做个逡巡于章句之间的儒生呢？”
　　李靖的母亲是隋朝名将韩擒虎的姊妹，韩擒虎十分欣赏这个外甥，每次与李靖谈兵论道，李靖都能有常人不及的独到见解，韩擒虎每每称善，曾抚着李靖的背叹息说：“能与我一起谈论孙子、吴起的兵法的，只有这个人了！”
　 　虽然得到了舅舅韩擒虎的高度评价，李靖却生不逢时。隋文帝开皇九年（589年，公元。以下不再注“公元”二字），李靖十九岁，还没有等到他投笔从戎，隋 朝就平定了盘踞在江南一隅的陈朝，自汉末以来分裂了近四百年的天下又重新归于一统。在和平年代里，李靖无仗可打，只好选择文职官员做为自己的晋升门径，这 对于从小喜好兵书战策、追慕古代名将的李靖来说多少有些无奈。李靖初次出仕时做的是长安县的功曹（从九品），《大唐故尚书右仆射特进开府仪同三司上柱国赠 司徒并州都督卫景武公碑》（以下简称《卫景武公碑》）说这一年他十六岁，则其时应是隋文帝开皇六年，即586年；以后累迁至驾部员外郎——由《隋书 •百官志》的记载可知，这也应是文帝开皇、仁寿间事，因为隋炀帝于大业三年将尚书省二十四司的诸“员外郎”一律废除，改为每司置两名 “曹郎”，不再有“员外郎”之称。他担任殿内直长（正七品，是殿内省尚食、尚药、尚衣、尚舍、尚乘、尚辇等六局主官“奉御”的副贰）的时候，因为表现优异 而受到吏部尚书牛弘的赏识，被称誉为“王佐之才”；尚书左仆射、被誉为隋朝第一名将的杨素也对李靖青眼有加，曾拊其坐床勉励李靖说：“你终究会坐上这个位 子的”（杨素虽然奸恶，却善于识人，同样的话他也对封德彝讲过。他监造仁寿宫过于侈奢，受到隋文帝责备，封德彝助其开脱，从此成为杨素心腹。《资治通鉴 •卷第一百七十八（隋纪二•文帝开皇十五年）》云：杨素常与封德彝议论宰相职务，终日忘倦，还曾抚其坐床曰： “封郎必当据吾此座”）。据《卫景武公碑》记载，李靖还曾先后在地方上担任过汲县、安阳、三原三县的县令，在历年的官员考课中政绩优异。
　　然而 隋炀帝自恃聪明，只信任谄媚的小人，象李靖这样的忠直之士即使有天纵之才也得不到重用，有时反而会为自己招来杀身之祸。李靖虽然被众多朝廷重臣看好，他苦 苦等待的“遇主逢时”（《旧唐书•李靖传》）的机遇却迟迟没有到来，只在任上蹉跎岁月。唐代史学家刘知几之子刘餗所撰的《隋唐嘉话》 中说，李靖曾于贫贱无告时问卜于华山庙，求诸神告以位宦所至，辞色抗厉，旁观诸人皆异之。李靖伫立良久，得不到神仙指示，悻悻然而去，没想到刚出庙门百余 步，就听到背后有人喊：“李仆射好去！”回头时却又不见人影，甚是怪异。
　　大业末年，李靖外放为马邑郡的郡丞，成为本郡大小官员中仅次于太守和 通守的第三把手；马邑作为军事要塞，负有防备突厥入寇的重要防务，因此受太原留守府的辖制，李靖也因此间接成为太原留守李渊的部下。下辖四个县的马邑郡处 于与突厥接壤的多事之地，人口一直不旺，《隋书•地理志》统计的该郡户口仅四千六百七十四户，在行政等级上属于所谓的“下郡”，所以 李靖的这个由原来的“郡赞务”一职演变而来的郡丞，品秩只有正六品。这时的李靖已经过了不惑之年（四十岁），他在隋朝的前程依然令人困惑。
　　
　　如果说李靖具有谪仙的风范，那么李勣就是一个“完人”，忠、义、礼、智、信这五种君子应有的美德在他身上得到了几乎完美的体现。
　 　李勣，曹州离狐（今山东东明东南）人，本姓徐，名世勣，字懋公，《说唐》里称他为徐勣，又以字行称他为徐茂公。这本来没有什么错，因为当时的习惯，很多 人都以字行（就是对人称字而不称其名，这是自北朝时开始流行的时髦叫法），所以许多人只知道房玄龄、秦叔宝、尉迟敬德、苏定方、薛仁贵，却忘了他们的本名 分别应该叫做房乔、秦琼、尉迟恭、苏烈和薛礼；问题是《说唐》的作者不该偷工减料，为了图省事而将徐世勣表字中的“懋”字简写成“茂”，这样一来，一般只 爱读《说唐》而不肯读《唐书》的读者们，恐怕就只知道大名鼎鼎的徐茂公，而不知道更加大名鼎鼎的徐懋公和李英公了。
　　武德二年（619年）徐世 勣献黎阳等十郡归唐，唐高祖赐姓李氏，他从此改了姓，叫做李世勣；电视剧《贞观长歌》提到贞观年间的李勣时，直呼“李勣”之名，大错特错！武德九年六月十 三日己巳，玄武门之变中取得胜利的李世民以皇太子的身份发布教令说：“依礼，二名不偏讳。近代已（以）来，两字兼避，废阙已多，率意而行，有违经典。其官 号、人名、公私文籍，有‘世民’两字不连续者，并不须讳。”所以贞观年间的李勣，还是叫做李世勣；他改成单名是在高宗永徽年间（新、旧《唐书& #8226;李勣传》），确切的时间史书上没有明载，但应该就是在太宗去世十二天以后的贞观二十三年六月初八日辛巳（太宗驾崩于五月二十六日己巳）。这一 天，即位才第八天的唐高宗下令改六部中的民部为户部，为太宗避讳；李勣显然也是从这一天起去掉了名字中间的“世”字，变成了单名。为了下文叙述的方便，我 们还是只称呼他“李勣”吧。
　　之所以特别抽出这么一大段来纠缠于李勣的姓名，除了正本清源之外，另一个用意也是想借此说明李勣这个人个人经历的 复杂，从其姓名的变迁上就可见一斑。与李靖相比，李勣的一生更加丰富多彩，后人对于他的评价也颇有争议：唐朝人大体上认同唐高祖给予李勣的“纯臣”的评 价，然而至迟从宋朝开始就有人把他视为忠奸难辨的骑墙派，特别是他暗中怂恿唐高宗废王皇后而改立武则天，更是给他的光辉形象打了个大大的折扣。《旧唐书》 的编撰者在《二李列传》的赞语里仍对他褒誉有加，到了欧阳修等人修《新唐书》时，就转为严厉的指责了，可见对于李勣的负面评价，大体上是从宋朝开始的，这 也与宋朝兴起理学的时代大背景是一致的；明末的大儒王夫之更是对李勣评价不高，他曾毫不客气地说：“徐世勣始终一狡贼而已矣”，又说他的信义始终只是“盗 贼之信义也，察于利以动，任于气以逞，戕性贼恩，亦一往而不恤”，完全是一种受利益驱动的江湖习气，相信这样的人并视之为“纯臣”而托付以安定国家的重 任，其结果只能是使社稷“鲜不覆矣”（很少有不倾覆的）（王夫之《读通鉴论•卷二十•唐高祖& #8226;四》）。
　　《说唐》里的徐茂公是瓦岗寨的军师，他被塑造成一个能掐会算的道士形象，这个名字在民间的知名度要比它的原型李勣高得 多。但是除了足智多谋这一点以外，徐茂公与其说象李勣本人，倒不如说更象《水浒》里的智多星吴用，或许在吴用之外还加上了一点魏徵的形象——因为魏徵确实 因为年少时家贫做过道士，又在瓦岗军中做过谋士。虽然两《唐书》里的《李勣传》并没有象《李靖传》一样用文字来形象、描述李勣的相貌，但从多部唐人留下来 的笔记里我们得知，李勣长着一付貌似胡人的面孔，还因此受到过取笑，他的样子恐怕好看不到哪里去，估计和欧阳询“耸髆成山字，埋肩不出头”的短脖子、长孙 无忌“面团团”的胖脸属于同一个数量级，怎么也不可能让人联想到道士的模样。李勣的形象之模糊，一如他的姓名一样让人难以捉摸。真实的李勣到底是个什么样 的人呢？
　　李勣（徐世勣）生于隋文帝开皇十四年（594年。《新唐书》说他卒年八十六，则应生于开皇四年，显然是错误的），他与李靖是上下两代 人，比李靖小了整整23岁。徐家本来是曹州离狐人氏，隋末时徙居到滑州的卫南，这个地方的确切方位后来因为李勣的原因而得以保留下来，它就是今天河南省滑 县白道口镇的英公村。
　　徐家是卫南当地的土豪，家境殷富，家中“多僮仆，积粟数千钟”（《旧唐书•李勣传》）。李勣和他的 父亲徐盖（后赐姓李，下文一并称为“李盖”）颇有豪侠风气，皆乐善好施，扶贫济困时不避亲疏，与《水浒》中那个同样义盖云天的托塔天王晁盖很象。然而与李 靖出身于仕宦之家，又锲而不舍地在官场上追求出人头地、舒展抱负不同，李勣虽然家境豪富，他对钱财和功名却并不看重，甚至于愿意放弃他的良民身份，跑到瓦 岗寨去做贼。
　　大约在大业十年（614年）的时候，韦城人翟让占据瓦岗（在今河南省滑县东南），聚众为盗，李勣前去投奔。两《唐书》都说他这时 只有十七岁。据《旧唐书•李勣传》载，李勣卒于高宗总章二年（669年），年七十六，则大业十年的时候时他不止十七岁，而是二十岁； 《新唐书•李勣传》说他“卒，年八十六”，又自作主张地将《旧唐书》中李勣自称的“年将八十”改为“年逾八十”，则据此推算他应生于 隋文帝开皇四年（584年），十七岁时正是文帝仁寿元年（601年），错得相当离谱。类似的常识性错误在《新唐书》中还有不少，例如房玄龄名乔字玄龄，却 误为“房玄龄，字‘乔’”；“药师”是李靖的字，却误为他的本名。这些都很让人怀疑欧阳修、宋祁等文章大家写史时的认真态度。
　　李勣似乎对于自 己少年时曾为盗贼的这段经历颇为自豪，他后来曾对别人说：“我年十二三为无赖贼，逢人则杀；十四五时为难当（挡）贼，有所不快者，无不杀之（见有不满意、 看不顺眼的就杀）；十七八为好贼，上阵乃杀人；年二十便为天下大将，用兵以救人死”（刘餗《隋唐嘉话》）。虽说自古英雄出少年，但徐世勣小小年纪就已经杀 人如麻，在他上瓦岗寨入伙之前已有将近八年的“贼龄”，俨然是一“老贼”，这确实是一件让人感觉很恐怖的事。好在随着年纪渐长，他的心智和修养也在稳步地 提升，不再如少年时一样好勇斗狠、胡乱杀人。
　　有人根据一本疑似宋人伪作的《李卫公问对》，认为李勣是李靖的徒弟（而且是诸弟子中成绩最好的一 个），看来这似乎不大可能。李勣因阵斩隋朝名将张须陀而一举成名的时候，李靖还在隋朝的官场中苦苦挣扎；而且站在官方的立场，这时的李靖也不大可能教授落 草为寇的李勣用兵之术来对抗朝廷，所以二李在入唐之后曾就兵法相互探讨的可能性极大（李勣毕竟是李靖的晚辈，李靖也确实是卓有成就的军事理论家），但要说 到师承授受，却几乎是绝不可能的事情。可以肯定地说，李勣的谋略绝大部分是他在与官府周旋多年的过程中逐步历练出来的。

　　殊途同归，奔向大唐
　　如果隋炀帝是一个知道虚心纳谏的好君主，是一个懂得体恤民力的好皇帝，那么李靖虽然在仕途上升迁缓慢，但终究还是 可以逐步接近杨素指定给他的那个位子；李勣也可以继续在家乡悠哉游哉地过着他那阳为豪富阴为盗寇、黑白两道通吃的“幸福生活”。可惜大隋的子民们没有那么 幸运。大业五年（609年），隋朝的盛世臻于极致，其时天下有郡一百九十，县一千二百五十五，户八百九十余万，富庶的盛况为亘古之所未见；当年三月，象当 年的秦始皇一样好大喜功、也和秦始皇一样喜好巡游的隋炀帝启驾西巡，一路风尘仆仆，五月征服了吐谷浑，六月车驾行至张掖，抵达当年霍去病到过的燕支山，西 域二十七国国主前来朝见，隋朝在周边国家中的威望也达到了顶峰。大隋王朝盛极而衰，开始急剧地衰落下来。第二年，高句丽开始不臣，遂有大业七年征伐高丽之 举，却又引来山东王薄作《无向辽东浪死歌》，聚众在长白山举兵反隋，揭开了隋末大乱的序幕。
　　隋炀帝象一只贪婪到永不知满足的吸血蚂蟥，拼命地 吸食隋朝的民力，修东都、开运河、筑行宫、下江都、三征高丽，每一次横征暴敛都激起了百姓的激烈反抗；有志于逐鹿的各路豪杰趁机招兵买马，拉起对伍与隋朝 为敌；隋政府的对策则是血腥镇压，然后继续到处拉伕征丁、大兴徭役，激起新一轮的反抗……这一幕就如永无休止的恶性循环，在全国各地不断上演，每一次都是 对隋朝政府的沉重打击。大业十二年，内外交困的隋王朝终于支持不住，全面崩溃，连贵为天子的隋炀帝也因道路阻断而坐困江都，最后落得个众叛亲离，身死国灭 的可悲下场。
　　在这举国蜩螗沸羹的动荡岁月里，二李也只能选择随波浮沉，要想自保已经很不容易。然而两个人最终成为大唐臣子的经过，还是很不一样的。
　 　两《唐书》都说，大业十二年（616年）突厥犯马邑，太原留守李渊与马邑太守王仁恭共击之于塞外。身为马邑郡丞的李靖在与李渊的接触过程中察觉到李渊心 怀异志，于是“自锁上变”，准备到江都去告密，结果因为道路阻塞而滞留长安，终于为起兵攻入长安的李渊所执。然而以李靖平素的为人作风来看，他不大可能擅 离职守，丢弃郡丞的执事而冒冒失失地亲自跑到江都去告自己的顶头上司，完全没有这个必要。他顶多只需要写一封告密信，交给得力的心腹秘密传送江都或长安、 东都即可；更何况其时李渊反状未露，隐藏、伪装得很好，李靖行事绝不会如此孟浪。看来真正促使李靖离开马邑上京告御状的应该是发生在大业十三年（617） 的刘武周兵变。《隋书•炀帝纪》载：大业十三年二月己丑日（初八），马邑校尉刘武周杀太守王仁恭，举兵作乱，北连突厥，自称“定杨可 汗”。刘武周作乱时，马邑官员四处逃散，李靖于此时逃往太原投奔李渊的可能性极大，也很合乎情理。只是他抵达太原以后，发现李渊的二郎李世民和刘文静等人 打着防备突厥的旗号，公然到处招兵买马，觉得气氛不对，这才起了前往江都告变的念头。李渊其时还未公开造反，李靖若举告不实就要被判为重罪，为了表示自己 的决心，他“自锁”，以待罪之身告御状。
　　几乎能肯定李靖是在大业十三年二、三月间才动身前往江都而不是在上一年的另一个有力证据，在于他的行 期。如果他真的早在大业十二年就已经动了到江都告变的念头并已付诸实施，那么从自马邑启程到大业十三年十一月初九日李渊义军攻克长安，李靖至少有大半年的 时间滞留在长安，这对于急于将李渊准备谋反的消息报告中央的他来说，实在有些不可想象。即使真的是因为道路阻塞而令他无法成行，但这大半年的时间里他不积 极想办法脱身，却只在长安城里坐以待毙，这也不太象是足智多谋的李靖所为。
　　然而若假设他是在大业十三年二、三月间才动身启程，则他的一切行为 都可以得到很合理的解释：约在大业十三年三月间，李靖辗转到达长安。他之所以没有走经太原至东都洛阳，然后循运河南下江都的路线，是因为这条路实在太危 险，沿途到处是盗匪，特别是要经过由瓦岗寨控制的运河河段，这对于一位隋朝的官员来说是要冒生命危险的。所以李靖的计划应该是先绕道长安，然后翻越秦岭到 达襄州（今湖北襄樊），经汉水南下入江，顺流直下江都；或者采用更加保险的办法，干脆直接由关中入蜀，再从长江上游顺流驶抵江都。这两条路线虽然要多费时 日，但因为是走水路，而且日后盘踞在两湖和岭南的萧铣政权要到几个月之后才崛起，所以相对而言还是安全的。
　　正当李靖在长安准备继续赶赴江都的 时候，五月十五日甲子，李渊在太原除掉高君雅和王威，正式举旗兴兵。作为隋朝名义上的首都，长安很快就获知了李渊反叛的消息，留守长安的隋朝官员很快行动 起来，在关中各地组织抵抗，这时的李靖仅仅在长安待了将近两个月的时间，为长途旅行作些必要的准备，两个月对于这来说不算特别宽裕。由于李靖前往江都的目 的本来就是要上告李渊谋反，现在李渊谋反已成事实，因此他就没有必要再往江都跑了。于是他解除“自锁”状态，留下来协助长安的守备。所以说如果在五月十五 日之前的一个多月里，他待在长安是因为要为上江都告变作些物质上的准备，还属于确实走不成的“滞留”性质的话，那么在五月十五日李渊起兵之后，他仍然选择 留在长安，则是因为他不愿意走，而且也没有再走的必要。“走不成”和“不愿走”两者之间显然是有明显区别的。李靖滞留在长安，积极协助关中地区的隋朝留守 官员抵抗了唐军将近半年的时间，直至十一月初九日（丙辰）长安陷落。为了这个，李渊好几次差点要杀他。
　　据温大雅《大唐创业起居注》载，李渊入 长安后，于十一月十一日（戊午）收捕了不肯投降的阴世师、骨仪、崔毗伽、李仁政等十余名隋朝留守官员，由陇西公李建成监斩于朱雀大街。李靖也在这批被镇压 的人之列。然而李靖不甘心带着满腹的兵书去见阎王，还想成就一番大事业，于是就学习当年韩信的样子，对前来观斩的李渊大呼：“唐公起义兵，本来是为了替天 下诛除暴乱，难道现在不准备成就大事，却因为私怨而斩杀壮士吗？”李渊为他的勇壮所折服，敦煌公李世民又从旁再三劝谏，李靖才得以赦免。李世民旋即将李靖 召入幕府，命他充作三卫。
　　然而唐人留下的笔记里，说法又与正史略有不同。其实李靖如果仅仅只是准备到隋炀帝跟前去告李渊的恶状（结果还是未 遂），站在“各为其主”的立场上，李渊应该会对其行为表示理解；况且国家草创，正值用人之际，李渊也绝不会为了这点小恶而刻意为难李靖。他几次三番欲致李 靖于死地，其实另有原因。
　　据刘肃在唐宪宗元和年间仿造南朝刘宋时刘义庆《世说新语》体例编纂的《大唐新语•举贤》篇说， 当李渊在太原举兵时，“李靖与卫文升为隋守长安，乃收皇族害之”，就是说李靖在帮卫文升守长安城的时候也没闲着，他派人到处收捕李渊留在长安的家眷，杀了 不少李渊的宗族亲属。这样一来，李靖就不仅与李渊为敌，还与李渊结了仇，所以李渊一入长安，就“诛文升等，次及靖”。刘餗的《隋唐嘉话》也提到了“及京师 平，靖与骨仪、卫文升等俱收”这件事，不过在《隋唐嘉话》里，李靖的获释则又是另外一个版本的说法：卫文升、骨仪死了以后，太宗（李世民）去牢狱勾录在押 的囚犯，见到了李靖，与之交谈后觉得是个不可多得的人才，遂“固请于高祖而免之”。这种说法虽然未必可信，不过倒可以解释为什么李世民会突然插手过问李靖 的案子。
　　《大唐新语》和《隋唐嘉话》里提到的这位“卫文升”，就是隋朝留守关中的最高长官——刑部尚书兼京兆内史卫玄，“文升”是他的字，被 唐高祖杀掉的左翊卫将军阴世师和京兆郡丞骨仪是他的副手。隋炀帝很器重他，大业九年出巡辽东时特意把代王杨侑托付给他，让代王以师傅之礼对待他。大业八年 隋炀帝首征高丽的时候兵败如山倒，陆路诸军中仍然保存着完整建制的只有时任检校右御卫大将军的卫玄率领的一支军队。大业九年杨玄感兵变的时候，第一支赴援 洛阳的军队就是由当时留守西京长安的卫玄率领的七万步骑。大军过华阴的时候，卫玄掘了杨玄感之父越国公杨素的坟墓，把杨素的尸体当众烧掉，坟墓铲平，以示 与逆贼势不两立。他又在军中设立祭坛，祭拜隋文帝在天之灵，慷慨激昂地祈告：“如果社稷有灵，隋朝还能长久，就请让这些跳梁小丑象冰块一样崩碎瓦解；如果 真的是大势已去，天命有变，那就让老臣先死。”他宣读祭文的时候声音抑扬顿挫，三军将士听了无不感动得热泪盈眶。虽然他的部队士气高昂，却还是中了杨玄感 设下的圈套，连战连败，最后他不得不带着七八千人狼狈逃走。幸好这时宇文述、来护儿的援军及时赶到，这才扭转了战场上的颓势。
　　杨玄感之变平定 后隋文帝夸他是社稷之臣，并说有他镇守关中“使朕无西顾之忧”（《隋书•卫玄传》，下同），特赐给他一千士兵充作侍卫，又特意叮嘱他 “出入须有兵卫，坐卧恒宜自牢”，因为“关右之任，一委于公。公安，社稷乃安；公危，社稷亦危”，这对于不肯轻易相信臣僚的隋炀帝来说可是大大地破了先 例。
　　大业十一年，卫玄奉诏安抚关中，其时百姓饥馑，贼盗蜂起，卫玄年老，竟救恤无方，以至“官方坏乱，货贿公行”，遂上表“乞骸骨”。隋炀帝不许，特命内史舍人封德彝骑着快马回长安向他宣谕，命他效仿汉武帝时汲黯卧治淮阳的故事，“卧而镇之”，卫玄只得勉强从命。
　 　隋炀帝这样信任他，他最后却辜负了隋炀帝，镇守长安时表现得不如两个副手阴世师和骨仪那样有骨气。李渊兵临大兴城下的时候，他的皇上远在几千里之外，令 他投告无门；他也没办法再启求隋文帝在天之灵的保佑，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李渊的大军将这座孤城重重围困，忧惧之下他干脆做了缩头乌龟，称病不出，把隋炀帝托 付给他的代王杨侑和大兴城拱手让给了李渊。不过《北史》和《隋书》里的《卫玄传》都说他并没有被李渊逮捕下狱，他是城破时自己回到家里等死的（也可能是先 被收系，后因年老体衰而被特赦释放回家）。义宁年间（自大业十三年十一月十五日至第二年的五月十九日这六个月），他病卒于家，时年七十七，带着羞惭和愧疚 去见隋朝的列祖列宗了。
　　《大唐新语•举贤》篇还提到了李靖另一次死里逃生的经过，颇富戏剧性：武德间为李靖为岐州（今陕 西凤翔、扶风、岐山一带，辖九县，治雍）刺史时，有人揣摩圣意，知道高祖仍然深恨李靖，便去举告他谋反。高祖命某御史前往侦办，临行前特意叮嘱：“李靖谋 反只要坐有实据，便可以立即处置。”意思是要御史把李靖的案子办成不能再翻案的铁案，又授给他便宜处置李靖（实际上是处决李靖时可以先斩后奏）的权力。这 位御史是个有心人，他知道举告的人是诬告，就虚与委蛇，带着举告人一同赴京。走过几个驿站之后，御史假装丢失了举告的状子，又佯作惊慌失措，逼令随行的小 吏四下寻找，又不断对他们进行鞭笞责打。戏码演足之后，御史装作无可奈何的样子企求举告人说：“李靖反状分明，我是奉了陛下的亲旨前来办案的。现在丢了状 子，他就可以侥幸逃过一命了。还是麻烦您重新写一份状子吧。”举告人信以为真，不假思索就重新写了一份交给御史。由于这个人本来就是诬告，案情都是他凭空 胡乱捏造的，加上写这两份状子的时间前后相差十几天，记忆上难免发生偏差，因此两份状子在描述案件的细节时自然就会出现彼此不一致的地方。御史暗中将两份 状子一比对，破绽立现。御史取得了举告人确系诬告的确凿证据之后，当天就赶回长安向唐高祖复奏。高祖闻言大惊，便不再穷究此案，李靖侥幸又逃过一劫。令人 惋惜的是，这位聪明而又正直的御史最终没有留下姓名。
　　唐高祖叮嘱御史的话表明，李靖在武德年间一直受到猜忌，过得并不如意。他的职位已经做到 很高了，却始终得不到信任，李渊还随时准备找他的麻烦——虽然在夔州设计斩杀冉肇则后，李渊曾颁手敕给李靖，信誓旦旦地表示“旧事吾久忘之矣”。李靖对这 种状况肯定也是心知肚明，好在他善于自保，武德年间一直小心翼翼、如履薄冰，虽然秦王李世民是他的救命恩人，但玄武门之变时李世民派人上门争取他的支持， 他却不肯把命卖给李世民，只肯作壁上观——太子、秦王、齐王他都不想得罪，当然更不能得罪的是皇上。李靖就象一只伺机而动的猛虎，在接近他的猎物之前，他 还需要打起十二万分的精神，蹑手蹑脚地匍伏潜行。

　留守洛阳的越王杨侗接到洛口仓失守的消息，立即派出步骑二万五千人，交给虎贲郎将刘长恭、光禄少卿房崱率领东征，企图将洛口仓一举夺回；又令裴仁基率部 从汜水出发向西驰援，准备从东西两面夹击瓦岗军。越王令刘长恭、房崱先行，裴仁基在后接应，事先约定两日后（二月十一日）双方在仓城南面会师。
　 　东都的百姓这几年受尽了隋朝政府的欺骗宣传，还真有不少人把瓦岗军当成了鸡鸣狗盗之辈，以为这次不过是又一支不堪一击的乌合之众到繁华富庶的东都来抢 粮。于是有不少世家子弟请缨从募，渴望在家乡父老面前杀敌立功；就连国子监里那些平时醉心于圣贤诗书的饱学之士也耐不住寂寞，纷纷加入到“讨贼”的队伍中 来。这支队伍依然保持着隋炀帝平日出行时的仪仗水准，盔明甲亮，衣着光鲜，旌旗蔽日，鼓角震天，可就是不会打仗。一群羔羊闹哄哄的，早被李密、翟让派出的 细作打探清楚了他们的“讨贼大计”。
　　东都的军队先于裴仁基的援军到达战场。刘长恭和房崱求功心切，不等士兵们吃早饭，就驱赶着他们渡过洛水， 在石子河西岸从南到北一口气排了十几里长的阵势。李密则从军中选出骁勇健儿，分作十队，留四队埋伏于横岭之下对付裴仁基，其余六队在石子河以东列阵，等着 东都来的羔羊们自己撞入虎口。刘长恭等欺李密兵少，心里便有了轻敌之心。翟让率先接战，在隋朝的“学生军”面前居然讨不了便宜，李密连忙指挥麾下将士猛冲 猛打，将隋军阵脚冲乱。隋朝的“学生军”们仍然饿着肚子，没有力气恶战，又多是些没有受过正规军事训练、平日里娇生惯养的世家富豪子弟，哪里是勇猛善战的 瓦岗军的对手呢？这样的结果其实早在东都留守政府将他们拼揍起来的时候就已经注定了。主将刘长恭和房崱脱下战袍狼狈潜逃，奔回东都，士兵阵亡十之五六。从 东边赶来接应的裴仁基接到前方败报，也驻足不前，不敢撄瓦岗军之锋。李密、翟让缴获了隋军遗弃的大量甲仗辎重，正好用来武装新招募的士兵，兵威更盛。
　　洛口仓之战和石子河反击战的接连胜利，使李密的威望达到了顶峰，于是他顺理成章地取代翟让成为瓦岗寨的新主人。这其中既有翟让本人的意愿，也有徐世勣、王伯当的劝谏之功，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徐于李密有恩。
　 　翟让于是正式推举李密为王，给李密上名号为“魏公”。大业十三年二月十九日（庚子），攻取洛口仓十天以后，李密设坛场，即“魏公”之位，称元年（改元 “永平”），行大赦，正式建立政权。其对下行文称“行军元帅府”，李密就是行军元帅。魏公府设三司、六卫，元帅府设长史及以下官属；又拜翟让为上柱国、司 徒，封东郡公，司徒府也置长史及以下官属，只是属僚员额较元帅府减半；翟让的两个最亲密的心腹单雄信、徐世勣分任左、右武候大将军，让他们分掌兵权，此举 显然是为让翟让安心；李密的心腹房彦藻被任命为元帅府左长史，担任右长史的邴元真是原来守备洛口仓的隋朝降将，李密似乎很信任他，仍叫他守洛口仓。可惜后 来李密为王世充所败，想退回洛口仓固守，没想到邴元真早已把洛口仓献给了王世充，李密无路可去，只好转投关中。这件事让一些李密的旧部愤愤不已，其中有一 个叫杜才干的人假装前来投靠，趁机刺杀了这个瓦岗寨的叛徒；元帅府的左司马为杨德方，右司马是郑德韬，祖君彦为记室，其余诸人各有官爵等差。
　　 瓦岗军政权的建立震动了山东群雄，于是北起赵、魏，南至江、淮北岸，各地的豪杰纷纷响应：孟让、郝孝德、王德仁这些著名的“大盗”自不必说，尚有济阴的房 献伯、上谷的王君廓、长平的李士才、淮阳的魏六儿、李德谦、谁郡的张迁、黑社、白社、魏郡的李文相、济北的张青特、上洛的周北洮、胡驴贼等各路英雄都奉李 密为主，前来投靠，李密已经成为事实上的群雄盟主。李密对他们都悉心接纳，仍令各自统领旧部，布置营垒予以安置，一时间归降者如百川归海，络绎不绝，瓦岗 军迅速膨胀至数十万人，号称百万之众。为了安置新增加的众多弟兄，李密令护军田茂护充洛口城，改建为方圆四十里的巨型城池。他又遣房彦藻向东进击，拔取安 陆、汝南、淮安、济阳诸县，河南的郡县也大多落入李密之手。
　　四月初九（己丑），让东都人心惊胆战的日子来临了。当夜孟让率步骑两千人袭击了东 都外城，烧毁了丰都市，一直闹到拂晓才喧嚣而去，惊恐万状的东都居民纷纷逃入宫城，各省台衙门门前挤满了避难的人群。然而这才只是以后数年中东都所遭遇的 无穷劫难的开始。四月十三日（癸己），李密又遣裴仁基、孟让率军两万攻破了回洛东仓，又烧毁了天津桥，纵兵大掠。东都出兵迎战，裴仁基等兵败，李密自己领 兵屯守回洛仓。自此东都的二十余万守军衣不解甲，昼夜戒备。四月十五日（乙未），李密攻偃师、金墉城皆不克，遂舍弃回洛东仓，退保洛口。此时东都乏粮，城 中的布帛却很多，堆积如山，布匹不能吃，于是有人将这玩意儿做成汲井水的绳子，或用来生火做饭。越王杨侗趁夺回回洛东仓之机，派人紧急抢运了一批粮食入 城，又分兵把守各处要地：五千屯于丰都市，五千屯于上春门，五千屯于北邙山，一共设置了首尾呼应的九座连营。越王的布置十分及时，因为回洛仓在隋军手里只 呆了四天，四月十九日（己亥），李密率三万之众卷土重来，一举夺回了回洛仓，同时大修营堑，对东都做长期围困之举。四月二十一日（辛丑），段达等率城中隋 军七万与李密战于回洛仓之北，大败而还。这期间，巩县县长柴孝和、监察御史郑颋献县归降；四月十七日（丁酉），房宪伯攻陷了汝阴郡，曾经追捕过李密的淮阳 太守赵佗也举郡来降；四月二十七日（丁未），李密令其幕府传檄各郡县，历数隋炀帝十项大罪，声称炀帝之恶“罄南山之竹，书罪无穷；决东海之波，流恶难 尽”。
　　除了军事上的节节胜利，四月间李密的另一大收获，是裴仁基率众来降，使李密不但得到了军事重镇虎牢关，而且得到了大批隋朝的精兵良将。
　 　张须陀阵亡后，时任光禄大夫的裴仁基被隋炀帝点名出任河南道讨捕大使。他不象张须陀那样喜欢四面出击，而是采取更稳健的策略，依托虎牢关为据点，专心为 隋朝把守洛阳的东大门。他明白只要牢牢地控制住了虎牢，就可以挡住山东的各路义军，确保东西两京的安全，而且也可以伺机威慑山东和河北的义军。不过他也不 是一味龟缩，有时也主动打击周边的反隋武装，并屡有斩获，战绩还不错。裴仁基父子都骁勇无比，尤其是他的儿子裴行俨更有万夫不当之勇，军中号称“万人 敌”，据说他就是《说唐》里面第三条好汉裴元庆的原型；裴仁基的另一个儿子裴行俭也是文武兼资，后来成为唐高宗时的名将。
　　不过裴氏父子时运不 济，纵然恪尽职守，还是被挟私报复的小人逼上了梁山。裴仁基见士卒劳苦，他每次打了胜仗都把缴获的资财分赏给大家，而监军御史萧怀静每次都强行制止，引起 士兵们的怨恨。于是萧怀静便迁怒于裴仁基，暗中收集他的隐私，准备上章弹劾。洛口仓之战，裴仁基先是失期不至，后来又听说主将刘长恭等都已战败，便在百花 谷逗留不进，只是固垒自守，事后非常担心朝廷降罪。李密侦知后便派人前来游说，晓以利害兼之动以厚利，劝裴仁基献关入伙，裴仁基动了心。这时贾闰甫正在裴 仁基军中，便劝裴仁基归降李密。裴仁基还在犹豫，问贾闰甫：“那么萧御史那里怎么办呢？”意思是如何处置萧怀静。闰甫说：“萧君就象是树上的鸡，如果他不 知道权衡变通，是否取他的性命，也就在明公这一刀而已。”裴仁基于是派贾闰甫前去接洽请降，还讨得李密的回书一封（这个贾闰甫就是在大海寺一役中丧命的张 须陀的副将贾务本的儿子，不知道他老爹的在天之灵知道他竟然主动向自己的杀父仇人请降，会不会气得再死一次）。裴仁基得了回书，心里有数，依旧回到虎牢， 为起事做准备。没想到这些居事竟然都被萧怀静得知，并且一一秘录下来。裴仁基得知后，惊惧之下干脆一不做二不休，杀了萧怀静，将部属连同虎牢关一起献给李 密，这时距张须陀战死仅有半年时间。李密、翟让、裴仁基；徐世勣、单雄信、王伯当、秦叔宝、罗士信这些人，几个月前还是打得你死我活的对手，现在却都成了 同一战壕里的战友。
　　李密得了裴仁基手下的大将秦琼，十分喜爱，就让他当了骠骑，成为统领自己手下最精锐的八千“内军”的四员虎将之一。内军骠 骑虽然职位并不高，但内军在瓦岗政权中的地位相当于隋炀帝的禁卫军，是李密的警卫部队，因此内军骠骑是一个很见亲信的职务，李密只交给自己绝对信任的人。 象徐世勣、单雄信这样在瓦岗寨里老资格的将领，因为跟翟让走得太近，便坐不上这个位子。四位内军骠骑中另外一位著名的人物是程咬金，他是东阿人，后来改了 一个较为文雅的名字叫“知节”。他大约与秦琼同时来到瓦岗寨，后世在民间的名气也跟秦琼旗鼓相当。
　　越王杨侗派太常丞元善达化装混入瓦岗军的队 伍中，趁乱跑到江都去向隋炀帝报信，倍言李密拥众百万，占洛口仓，围困东都之祸，哀切地表示“若陛下速还，乌合必散；不然者，东都决没”（《资治通鉴》卷 183《隋纪七•炀帝•下》），连炀帝都为之动容。岂料此时隋炀帝身边的头号奸臣、“大业二贵”之一的虞世基却 一口咬定这是元善达等人编出来欺诳越王年幼的谎言，是故意危言耸听。他的逻辑居然是：既然李密把东都围困得象铁桶一样，你元善达是怎么跑出来的？隋炀帝的 智商已经差不多让女色消磨光了，于是他也勃然大怒：“元善达这个小人，竟敢当廷欺辱我！”他不由分说，就强令元善达通过群盗的防区去东阳催运粮草。可怜元 善达一介忠臣，竟因此死于群盗之手；自是群臣人人缄口，对“盗贼”一词更讳莫如深，只管掩耳盗铃而已。看来隋朝真是气数已尽，将遭天人共弃了。
　 　大业十三年九月，李密又有新的动作。当时河南、山东发大水，隋炀帝令开黎阳仓赈灾，岂料政令不行，守仓的官吏放粮不及时，致使饥民饿死者每日达数万人， 民怨沸腾。徐世勣趁机向李密献计说：“天下大乱，本来就是因为饥饿。如果现在能够夺取黎阳仓，那么大事就能成功了。”正好这个时候武阳郡的郡丞元宝藏举郡 来降，也建议李密“西取魏郡，南会诸将取黎阳仓”（《资治通鉴》卷184《隋纪八•恭帝•下》）。元宝藏带来一 个人，这个人就是后来大名鼎鼎的钜鹿曲城人魏徵。李密见众人都有意攻取黎阳，就拨给徐世勣五千人马，让他从原武渡河掩袭黎阳，一日即告得手。既然是“南会 诸将取黎阳仓”，那么参加战斗的显然不止徐世勣一路人马，《隋书•炀帝纪》说有元宝藏、李文相（“是月，武阳郡丞元宝藏以郡叛归李 密，与贼帅李文相攻陷黎阳仓”）；《新唐书•李勣传》说有郝孝德（“密以麾下兵五千付勣，与郝孝德等济河，袭黎阳，守之”）。那么至 少是两路：一路是元宝藏和李文相，一路是徐世勣和郝孝德。联系到两《唐书》的说法，徐世勣应该是这次军事行动的主将，其余三人都受他的节制。
　　 略取黎阳对于徐世勣而言是一个转折点，他恐怕不会想到自己此后几年一直跟这个地方联系在一起。夺取黎阳后，瓦岗军随即开仓放粮，任百姓恣意取食。十天之 内，就招摹到新兵二十万人（从五千人急剧膨胀到二十万！）。这时永安的大族周法明举江、黄之地献附，齐郡的徐圆朗、任城的大侠徐师仁也率众来归，瓦岗的声 势更加浩大。李密拥兵数十万众，又坐拥几大粮仓，俨然是天底下最富得流油的人。当时无论从哪个方面看，《桃李章》的谶言似乎都要应验在他身上了。
　 　徐世勣在黎阳除了开仓放粮，招摹新兵以外，还用心为瓦岗寨的事业延揽人才。《旧唐书》说，当时魏徵、高季辅、杜正伦、郭孝恪等人先后来到黎阳就食，都被 徐世勣从众人中发现，加以礼敬，引入卧室内长谈，竟至忘倦。后来跟着李世民打虎牢关时又俘获了王世充政权的郑州长史戴胄，考查后发现有才，竟然将其释放， 引荐给李世民。他举荐的这些人才后来都成为大唐的栋梁，徐世勣也因此赢得了慧眼识人的贤名。关于魏徵，他的情况恐怕不太一样。他与徐世勣相识可能是在打黎 阳之前，元宝藏前来投降的时候；也可能是在元宝藏跟着徐世勣打黎阳的过程中。但没有证据表明魏徵是徐世勣推荐给李密的。《资治通鉴》卷184《隋纪八 •恭帝•下》倒是说，元宝藏来归之初，李密封他为上柱国、武阳公，元宝藏则请他的门客魏徵作启（书信）答谢，并 在信中献媚地表示希望能改武阳之名为“魏州”，又请求率领所部为李密略取魏郡，并会合诸将略取黎阳仓。李密得书大喜，便封元宝藏为魏州总管，又将魏徵召为 元帅府文学参军，掌记室。颇具讽刺意味的是，李密从魏徵身上所看中的，不是他的运筹帷幄的政治才能，而是他那写得漂亮的一手好文章。两《唐书》的《魏徵 传》说得更过份，李密每回见元宝藏写的奏疏条理清晰，文笔流畅，无不称善，等到知道了是魏徵所作，就赶紧把他挖过来。魏徵给他献了十条奇策，对这些计策他 称奇则已，就是不肯用。
　　随着瓦岗军的急剧扩大，其成份也迅速复杂起来。这支隋末最大的农民武装，其中既包含着追求翻身的农民，也包含了他们的 对立面——投降的原隋朝官军，还有各地落草的山大王、失意的文人政客、阴阳术士和野心家，原先潜藏在冰山内部的种种矛盾开始一一暴露在阳光下。如日中天的 瓦岗寨，即将从巅峰上跌落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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