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简整理]疏通中国历史脉络——“隋、唐(五代十国)”篇

概述
      隋唐五代是中国历史进程中承前启后的重要时期，其发展大致呈现为五个阶段。隋朝兴亡，是一个独立阶段。唐朝历时290 年，明显地表现为三个阶段，由兴而盛、极盛转衰、由衰至亡。五代十国时期，又为另外一个阶段。
      隋朝在北周统一北方的基础上，结束了南北朝长期对峙的局面。设官确立三省六部制、建立郡县两级制，刑法制定《开皇律》以及选官创建科举制、军事完善府兵制和推行各项经济措施，加之营建东京、开通大运河，为整个社会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给唐朝的强盛打下基础。
隋炀帝的暴政造成隋亡唐兴，更为唐太宗君臣提供了取鉴求治的经验教训。在重新调整了君臣、君民关系，确定了政治基本方针之后，唐将隋朝行之有效的各项制度进一步完善，并切实贯彻和推行，出现了“贞观之治”。
      最高统治集团内新旧势力又进行了半个多世纪的较量，经过武周改制，唐代社会进入了“开元全盛”时期。
      天宝年间，人君德消政易，宰相专权误国，边将包藏祸心，终于导致了长达8 年的“安史之乱”。随后，地方藩镇割据，内廷宦官专权，朝中朋党相争，边疆报警不已。唐宪宗重振皇权、削弱藩镇，出现短暂的“中兴”。
     然而，在纷繁的矛盾中，藩镇连兵可使朝廷流亡，宦官弄权能够废立皇帝，强盛的唐帝国没有能够再度辉煌起来。

一、隋朝（581年－618年）

      公元581年，隋文帝杨坚代周建隋，随后重新统一全国，并增强了与周边民族和国家的交往。隋朝在政治上确立了重要的制度——三省六部制，创建了影响深远的科举制度，改革律令；在军事上继续推行和改革府兵制度；在经济上，一方面实行均田制和租庸调制，另一方面则采取了“大索貌阅”和“输籍定样”等措施，以增加政府收入。隋朝还兴修了举世闻名的大运河，巩固了中央对东南地区的统治，加强了南北经济、文化的联系。

     隋炀帝弑父篡位后，虽一度有所作为，但不久便穷奢极欲，劳民伤财，又好大喜功，对外不断发动战争，极大地加重了人民的负担。隋朝末年，终于爆发了瓦岗军、河北及江淮等农民大起义，隋朝灭亡。

 杨广害死了父亲，夺取皇位，这就是历史上出名的暴君隋炀帝

 隋文帝统一全国以后，采取了各种巩固统治的措施，像改革官制兵制，建立科举制度，选用办事能干的官员，严办贪官污吏。经过他的一番整顿改革，政局稳定，社会经济出现了繁荣的景象。
    隋文帝还派人修订刑律，废除了一些残酷的刑罚。这本来是件好事，但是隋文帝本人就不完全按照这个刑律办事，往往一时气愤，不顾刑律规定，随便下令杀人。

隋文帝吸取陈后主亡国的教训，比较注意节俭，发现官吏有贪污奢侈的行为，都要严办，连他的儿子也不例外。皇子秦王杨俊背着他在外面造了华丽的宫室，他发觉了，马上撤了杨俊的爵位，把杨俊禁闭起来。

隋文帝又发现太子杨勇生活奢侈，讲究排场，很不高兴，十分严厉地教训杨勇说：“自古以来，凡是喜欢奢侈的帝王，命运没有能够长得了的。你是太子，要特别注意节俭啊！”

 皇子晋王杨广比他两个兄弟狡猾，他摸到他父亲脾气，表面上装得特别朴素老实，骗得了隋文帝和独孤皇后的信任，再加上杨素帮他说话。结果，隋文帝把杨勇废了，改立杨广为太子。直到他病重的时候，才发现杨广是个品质很坏的人。他想再召回杨勇，已经来不及。杨广害死了父亲，夺取皇位，这就是历史上出名的暴君隋炀帝。

  杨玄感反抗隋炀帝失败，李密投奔瓦岗军

隋炀帝杨广即位后，为了加强对全国政治上的控制，并且使江南地区的物资能够更方便地运到北方来，加上他个人追求享乐，一开始就办了两件事：一是在洛阳建造一座新的都城，叫东都；二是开一条贯通南北的大运河。
 公元６０５年，隋炀帝派管理建筑工程的大臣宇文恺（音ｋǎｉ）负责造东都。宇文恺是个高明的工程专家，他迎合隋炀帝追求奢侈的心理，把工程规模搞得特别宏大。建造宫殿需要的高级木材石料，都是从大江以南、五岭以北地区运来的，光一根柱子就得用上千人拉。为了造东都，每月征发二百万民工，日夜不停地施工。

在建造东都的同一年，隋炀帝就下令征发河南、淮北各地百姓一百多万人，从洛阳西苑到淮水南岸的山阳（今江苏淮安），开通一条运河，叫“通济渠”；又征发淮南百姓十多万人，从山阳到江都（今江苏扬州），把春秋时期吴王夫差开的一条“邗（音ｈáｎ）沟”疏通。这样，从洛阳到江南的水路交通就便利得多了。

以后五年里，隋炀帝又两次征发民工，开通运河，一条是从洛阳的黄河北岸到涿郡（今北京市），叫“永济渠”；一条是从江都对江的京口（今江苏镇江）到余杭（今浙江杭州），叫”江南河”。最后，把四条运河连接起来，就成了一条贯通南北，全长四千里的大运河。这条大运河是我国历史上伟大工程之一。它对我国经济、文化的发展和祖国的统一，起着积极的作用。不用说，这是我国成千上万劳动人民用血汗甚至生命换来的。

隋炀帝建东都，开运河，筑长城，加上连年的大规模的巡游，无休无止的劳役和越来越重的赋税，已经把百姓压得喘不过气来。但是隋炀帝的骄奢淫逸的心理却越来越重了。为了炫耀武功，公元６１１年，他发动对高丽的战争。
 隋炀帝第一次进攻高丽，被打得大败。一百多万隋军兵士，逃回来的只有二千七百人。这样的惨败，并没有使这个骄横的暴君死心。才隔一年，他又发动第二次对高丽的进攻。他亲自率领大军攻打辽东，派大臣杨玄感在后方黎阳督运粮草。

 杨玄感的父亲杨素，原是隋炀帝的亲信，帮助炀帝夺取皇位。后来受到炀帝猜忌，郁郁不乐地死去。杨玄感为这个对隋炀帝早就不满，这一回看到局势混乱，就想利用这个时机推翻隋炀帝。

杨玄感用督运粮草的名义，征发了年青力壮的民伕、船工八千多人，要他们运粮到辽东前线。 杨玄感把八千民伕编成队伍，发给武器，准备进攻隋军。他发现他身边缺少一个谋士帮他出谋划策，不禁想起了正在长安的好朋友李密。李密的上代是北周和隋朝的贵族。李密少年时候，被派在隋炀帝的宫廷里当侍卫。杨玄感要找谋士，想起他父亲的叮嘱，就派人到长安，把李密接到黎阳来。
    李密到了黎阳，杨玄感向他请教：要推翻隋炀帝，这个仗该怎么打法。
    李密说：“要打败官军，有三种办法。第一，皇上现在在辽东，我们带兵北上，截断昏君退路。他前有高丽，后无退路，不出十天，军粮接济不上，我们不用打也能取胜，这是上策。第二是向西夺取长安，抄他们的老巢。官军如果想退军，我们就拿关中地区做根据地，凭险坚守，这是中策。第三是就近攻东都洛阳。不过这可是一条下策。因为朝廷在东都还留着一部分守兵，不一定能很快攻得下来。”
杨玄感急于求成，听完这三条计策，立刻从黎阳出兵攻打东都，一路上，有许多农民踊跃参加起义军，队伍扩大到十
万人，接连打了几个胜仗。隋炀帝正在带领大军猛攻辽阳，得到告急文书，连夜退兵，派大将宇文述等带领大军分路攻杨玄感。杨玄感抵挡不住，想往西退到长安去。宇文述带兵跟踪追击，最后，把杨玄感的人马围住。杨玄感没路可走，终于被杀。
李密从混乱中逃了出来，危险以后，想另找机会，反抗隋朝。他想找个起义军的首领作靠山，但是有的起义军首领看他是个文弱书生，不大重视他。李密没办法，只好改姓换名，东躲西藏，几次险点儿被官府抓去。最后，他听说东郡（今河南滑县东）瓦岗寨有一支起义军，兵力很强。带头的叫做翟（音ｚｈáｉ）让，为人厚道，又喜欢结交英雄，就决定上东郡去投奔瓦岗军。
    

李密率领瓦岗军对抗隋朝
翟让在瓦岗寨，招集了一些贫苦农民，组织了一支起义队伍。当地一些青年人，听到这个消息，都来投奔他。其中有一个青年叫徐世勣（音ｊī），年纪才十七岁，不但武艺高强，而且很有计谋。带领农民军到荥阳一带，专门打击官府富商，夺取大批资财。附近农民来投奔翟让的越来越多，很快就发展到一万多人。李密投奔翟让以后，帮助翟让整顿人马。

    李密对翟让说：“从前刘邦、项羽，本来也是普通老百姓，后来终于推翻秦朝。现在皇上昏庸暴虐，百姓怨声载道，官军大部分又远在辽东。您手下兵强马壮，要拿下东都和长安，打倒暴君，还不是轻而易举的事！”
两人商量了一番，决定先攻打荥阳。荥阳太守向隋炀帝告急。隋炀帝派大将张须陀带大军镇压。
    张须陀是镇压农民军的老手。翟让曾经在他手里打过败仗，这次听说又是张须陀来了，有点害怕。李密说：“张须陀有勇无谋，再加上他自以为强大，骄傲轻敌。我们利用他的弱点，保管能打败他。”
    李密请翟让摆开阵势，正面迎击敌人；他自己带了一千人马在荥阳大海寺北面的密林里设下埋伏。
    张须陀欺翟让不是他的对手，莽莽撞撞地指挥人马掩杀过来。翟让抵挡了一阵，假装败退。张须陀紧紧追赶，追了十多里，路越来越窄，树林越来越密，正是李密布置的埋伏圈。李密一声令下，埋伏的瓦岗军将士一齐杀出，把张须陀的人马团团围住。张须陀虽然勇猛，但是被伏兵层层包围，左冲右突，没法脱围，终于全军覆没。张须陀也被起义军打死了。
    经过这一场战斗，李密在瓦岗军里提高了威信。李密不但号令严明，而且生活朴素，凡是从敌人那里缴获来的钱财，他都分给起义将士。日子一久，将士们就渐渐向着他了。第二年（公元６１７年）春天，李密劝说翟让，趁隋炀帝在江都巡游，东都空虚的机会，进攻东都。瓦岗军派人到东都刺探军情，被隋朝官员发觉，加强了东都的防御。李密就改变计划，提议先打东都附近的兴洛仓（在今河南巩县）。
      瓦岗军打败了东都派来的隋军救兵。到这时候，瓦岗军的指挥权渐渐集中在李密手里。翟让觉得自己的才能不如李密，就把首领的地位让给李密。大家推李密为魏公，兼任行军元帅。

 瓦岗军在洛口建立了自己的政权后，乘胜攻下许多郡县，隋朝官吏兵士纷纷投降。瓦岗军一面继续围攻东都，一面发出讨伐隋炀帝的檄文，声讨炀帝的罪恶，号召百姓起来推翻隋王朝的统治。

正当瓦岗军胜利发展的时候，内部发生了严重分裂。而北方由李渊带领的一支反隋军却正在强大起来。


李渊联合突厥，攻打长安，灭隋建唐，名为唐高祖

李渊本来是隋王朝的贵族，靠继承祖上的爵位，当上了唐国公。公元６１７年，隋炀帝派他到太原去当留守（官名），镇压农民起义，开始他也打过几个胜仗，后来看到起义军越打越强，越打越多，他也感到紧张起来了。
    李渊有四个儿子。第二个儿子李世民那时候刚十八岁，是个很有胆识的青年，平时喜欢结交有才能的人。人们也觉得他慷慨好客，喜欢跟他打交道。他看准隋朝的统治长不了，心里早有了自己的打算。

 晋阳（今山西太原）县令刘文静，十分看重李世民。李世民也把他看作知心朋友。刘文静跟李密有亲戚关系。李密参加起义军以后，隋炀帝下令捉拿李密亲友。刘文静受到株连，被革了职，关在晋阳的牢监里。
    李世民听到刘文静坐了牢，十分着急，赶到牢监里去探望。刘文静早就知道李世民的心思。他说：“现在皇上远在江都，李密逼近东都，到处都有人造反。这倒是打天下的好时机哩。我可以帮您收集十万人马，您父亲手下还有几万人。如果用这支力量起兵，打进长安，号令天下，不出半年，可以取得天下。”
正好在这个时候，太原北面的突厥（我国古代北方民族之一）可汗进攻马邑。李渊派兵抵抗，连接打败仗。

李渊又听从刘文静的计策，派人备了一份厚礼，到突厥可汗那里讲和，约他一起反隋。突厥可汗觉得这样做对他们有好处，就答应帮助李渊。  李渊稳住突厥这一头，就正式起兵反隋。李渊自称大将军，派李建成和李世民分别做左右领军大都督、刘文静做司马，又把兵士都称为“义士”。他们带领三万人马离开晋阳，向长安进军。一路上继续招募人马，并且学农民起义军的做法，打开官仓发粮给贫民。这样一来，应募的百姓就越来越多了。

李渊集中了二十多万大军攻打长安。守在长安的隋军，要想抵抗也没用了。李渊攻下长安以后，为了争取民心，宣布约法十二条，把隋王朝的苛刻法令一概废除，并且暂时让隋炀帝的孙子杨侑（音ｙòｕ）做个挂名的皇帝。
    第二年（公元６１８年）夏天，从江都传来了隋炀帝被杀的消息，李渊才把杨侑废了，自己即位称帝，改国号为唐。这就是唐高祖。

二、唐朝（618年－907年）

　　唐朝建国后，继续完善三省六部、科举、均田制及租庸调等制度，社会迅速发展。唐太宗时，出现“贞观之治”。此后政坛风云多变，并产生武则天改唐建周的历史。开元时期，唐朝国势登峰造极。安史之乱后，一方面形成藩镇割据的局面，同时又出现宦官专权与官僚势力激烈斗争的现象，逐渐削弱了唐帝国统治。黄巢农民大起义涌现后，唐朝很快走向灭亡。

　　唐朝时期，社会经济发展迅速。农业生产技术进步，粮食亩产量增加；手工业水平提高，产品更为丰富、精良；商业规模扩大，南北经济交流密切，并产生柜坊、飞钱。同时，出现经济重心南移的趋势。唐朝加强了对周边少数民族地区的管理，遂作为经济、文化交流的中心屹立于世界之林。唐朝时期，文化异常灿烂夺目，宗教思想、文学艺术、史学、科学技术等等领域成果辉煌，造就出李白、杜甫、玄奘、刘知几、僧一行及孙思邈等等杰出人物。另外，社会风气开放，民间生活多姿多彩，都使得唐朝呈现出高度的文明气象。

 唐朝是我国封建时代最强盛和统治时间最长的王朝之一。其疆域之大，境内民族之多，都是空前的。唐朝的历史可以公元755年“安史之乱”为界，“安史之乱”以前为唐前期，是国力强盛、文化繁荣时期；“安史之乱”以后为唐后期，则是分裂割据、国力日衰时期。

李世民削平残余的割据势力

统治中国三十八年的隋王朝宣告灭亡。    隋炀帝死后，东都洛阳还在隋朝的东都留守杨侗（炀帝的孙子）和大臣王世充手里。王世充把杨侗立为皇帝，继续打着隋朝的旗号，对抗起义军。

东都周围本来是瓦岗起义军活动的地区，李密曾经多次打败隋军，但是因为李密骄傲自满，跟将领们互相猜忌，在跟北上的宇文化及人马打了一仗之后，力量渐渐削弱。王世充看准李密的弱点，发起一次袭击，打垮了李密大军。李密带着残兵败将，逃到长安投靠唐朝。    王世充赶跑了李密，自以为力量强大，把杨侗废了，自立为帝，国号叫郑。

这时候，唐军已经削平了西北的几个豪强割据势力，稳定了后方。公元６２０年，唐高祖派李世民统率大军进攻东都。李世民大军一出关，河南许多州县纷纷投降，很快就把东都包围起来。

李世民不但善于打仗，而且善于用人。他从原瓦岗军和别的割据势力的降将中，收留了一批人。像有名的秦叔宝、程咬金、尉迟敬德（尉迟是姓，尉音ｙù，都成了他的得力助手。有一次，李世民亲自带了五百骑兵在阵地上巡视，被王世充发现，发动一万多步兵骑兵突然围上来，王世充的大将单雄信冲到李世民身边，用长矛直刺过来。李世民后面的尉迟敬德飞马赶上，大喝一声，把单雄信刺下马来。尉迟敬德保护李世民突出包围，两个人又带着
骑兵转过身在郑军阵地来回冲杀，吓得郑兵不敢阻挡。接着，后面的唐军源源不绝地上来，把郑军打得一败涂

王世充被逼得走投无路，只好派人偷偷地出城，赶到河北向窦建德求救    窦建德领导的起义军是河北一支强大的力量。王世充自称郑帝以后，窦建德也自称皇帝，国号叫夏，攻占了唐军许多土地。他接到王世充的求救信，一面带领三十万人马，水陆并进，援救东都；一面派出使者给李世民送去一封信，要李世民退回关中。

窦建德失败后，李世民再回兵围攻东都。王世充还想突围，将士们说：“现在夏王已经失败，我们就是突围出去，也没有用。”王世充眼看大势已去，只好向唐军投降。
    窦建德被送到长安，不久就被杀害，他的部将刘黑闼（音ｔà）率领河北夏军，继续和唐军作战。唐军又花了三年时间，才把河北地区稳定下来。公元６２３年，唐统一中国的战争基本结束。但是，唐朝皇室内部的矛盾却尖锐起来。

玄武门之变,李世民铲除建成和元吉后，即位，帝号唐太宗

 唐高祖即位以后，封李建成为太子，李世民为秦王，李元吉为齐王。三个人当中，数李世民功劳最大。太原起兵，原是他的主意；在以后几次战斗中，他立的战功也最多。李建成的战功不如李世民，只是因为他是高祖的大儿子，才取得太子的地位。
李世民不但有勇有谋，而且手下有一批人才。在秦王府中，文的有房玄龄、杜如晦等，号称十八学士；武的有尉迟敬德、秦叔宝、程咬金等著名勇将。太子建成自己知道威信比不上李世民，心里妒忌，就和弟弟齐王元吉联合，一起排挤李世民。

 建成、元吉知道唐高祖宠爱一些妃子，就经常在这些宠妃面前拍马送礼，讨她们的欢喜。李世民就没有这样做。李世民平定东都之后，有的妃子私下向李世民索取隋宫里的珍宝，还为她们的亲戚谋官做，都被李世民拒绝了。于是，宠妃们常常在高祖面前说太子的好话，讲秦王的短处。唐高祖听信宠妃的话，跟李世民渐渐疏远起来。

 建成、元吉想除掉李世民，一计不成，又生一计。那时候，突厥进犯中原，建成向唐高祖建议，让元吉代替李世民带兵北征。唐高祖任命元吉做主帅后，元吉又请求把尉迟敬德、秦叔宝、程咬金三员大将和秦王府的精兵都划归元吉指挥。他们打算把这些将士调开以后，就可以放手杀害世民。

 有人把这个秘密计划报告了李世民。世民感到形势紧急，连忙找他舅子长孙无忌和尉迟敬德商量。两人都劝李世民先发制人。李世民说：“兄弟互相残杀，总不是件体面的事。还是等他们动了手，我们再来对付他们。”
    尉迟敬德、长孙无忌都着急起来，说如果世民再不动手，他们也不愿留在秦王府白白等死。李世民看他的部下十分坚决，就下了决心。
    当天夜里，李世民进宫向唐高祖告了一状，诉说太子跟元吉怎么谋害他。唐高祖答应等明天一早，叫兄弟三人一起进宫，由他亲自查问。

第二天早上，李世民叫长孙无忌和尉迟敬德带了一支精兵，埋伏在皇宫北面的玄武门，只等建成、元吉进宫。这样，李世民射死了建成和元吉。

随后，过了两个月，唐高祖让位给秦王，自己做太上皇。李世民即位，就是唐太宗。

唐太宗李世民的“贞观之治”，使中国的封建社会达到了顶峰,当时的唐王朝成为东亚乃至世界的强国.

  玄武门之变后，有人向秦王李世民告发，东宫有个官员，名叫魏征，曾经参加过李密和窦建德的起义军，李密和窦建德失败之后，魏征到了长安，在太子建成手下干过事，还曾经劝说建成杀害秦王。
    秦王听了，立刻派人把魏征找来。
    魏征见了秦王，秦王板起脸问他说：“你为什么在我们兄弟中挑拨离间？”
    左右的大臣听秦王这样发问，以为是要算魏征的老账，都替魏征捏了一把汗。但是魏征却神态自若，不慌不忙地回答说：“可惜那时候太子没听我的话。要不然，也不会发生这样的事了。”
    秦王听了，觉得魏征说话直爽，很有胆识，不但没责怪魏征，反而和颜悦色地说：“这已经是过去的事，就不用再提了。”
    唐太宗即位以后，把魏征提拔为谏议大夫（官名），还选用了一批建成、元吉手下的人做官。

    唐太宗不记旧恨，选用人才，而且鼓励大臣们把意见当面说出来。在他的鼓励之下，大臣们也敢于说话了。

有一次，唐太宗问魏征说：“历史上的人君，为什么有的人明智，有的人昏庸？”
       魏征说：“多听听各方面的意见，就明智；只听单方面的话，就昏庸（文言是‘兼听则明，偏听则暗’）。”他还举了历史上尧、舜和秦二世、梁武帝、隋炀帝等例子，说：“治理天下的人君如果能够采纳下面的意见，那末下情就能上达，他的亲信要想蒙蔽也蒙蔽不了。”
      公元６４３年，那位直言敢谏的魏征病死了。唐太宗很难过，他流着眼泪说：“一个人用铜作镜子，可以照见衣帽是不是穿戴得端正；用历史作镜子，可以看到国家兴亡的原因；用人作镜子，可以发现自己做得对不对。魏征一死，我就少了一面好镜子了。”
     由于唐太宗重用人才，能采纳大臣的直谏，政治比较开明，而且注意减轻百姓的劳役，采取了一些发展生产的措施，唐朝初期经济出现了繁荣景象，社会秩序比较安定，历史上把这段时期称做“贞观之治”（贞观是唐太宗的年号）。

贞观之治

    1.唐太宗吸取隋亡教训

    唐太宗是一位有雄才大略而富有远见的政治家。他亲身经历了隋末严峻的阶级斗争洗礼，不得不接受隋末农民起义的严重教训。他认识到：要长治久安，帝王必须勤于政事，大臣要廉洁奉公，政府要轻徭薄赋。君与民关系如同舟与水关系。这种居安思危，以史为鉴的开明思想和政治远见，在中国封建帝王中是罕见的。贞观年间，他的开明政策和措施就是依据这一思想而制定的。

    2.任用贤良、虚怀纳谏

    能否知人善任，是判断封建帝王愚贤的一个重要标准。唐太宗以隋炀帝嫉才害能，宠信奸佞为戒，认为“致安之本、惟在得人”，他任用贤良，不拘一格，各取所长。他自称“梦寐以求忠贤”。他曾将州郡刺史名单书于屏风记其功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