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学与心学的比较

清代学者汪大绅认为：“理也者形而上者也，心也者主乎理而妙乎气者也。循乎理则形而上，动乎气则形而下。心学之与理学微有辨者此也。学者知此则知所以尊朱矣。知所以尊朱，则如陆王之归，有不能外是矣。其徒之认气为理，认气之精者为理，皆滞于形而下者。失陆王之指则既远矣，安知尊朱，又安知所以尊朱哉！” 1

　　从这番话我们明显看出汪大绅是以朱子的理学为基准，再将其与陆王的心学合为一体。并且还感知到心学与理学之间有着微妙的差异。进而他把造成这一差异的原因归结为“认气为理”。

     日本荒木见悟先生不是很强调心学与理学之间的差异，他如此看待二者：

     “所谓心学，心先立于理；所谓理学，理先立于心。……针对理学的“性即理”，心学提出了“心即理”。所谓“心即理”，并非一个心之外还有一个理，二者象数学方程式一样相加起来。这一命题似乎是和理学相一致的。但“心即理”就是由心（良知）实施对理的判定，由心之责任保证理之权威。”2

     结合前人见解，在此阐述我对存在了吸引程朱理学与陆王心学之异同及其哲学史意义。

     总的来说，程朱理学认为 “性即理”，坚持“道学问”，持敬穷理，陆王心学是认为“心即理”，坚持“尊德性”，直指本心。

    

　　一、程朱理学与陆王心学之同

     （一）“理本”观

     无论是程朱理学还是陆王心学，都承认“理”的存在，“理”是最高本体，理无所不在，不生不灭。表现在自然是世界的本原，表现在人类社会是社会生活的最高准则，也就是三纲五常等伦理道德规范。他们认同世界本原不是客观的形而下的物质世界，而是形而上的“理”。

     二程确立天理观念，认为理为最高本体，万理只是一理。天理既是天地之所以为天地、万物之所以为万物的终极根据，也是人之所以为人的终极根据；既是天下万物所应遵循的最高原则，也是社会人生所宜遵循的最高原则；天理的实质性内涵即处于圆而神状态中的人文之理则。

     而陆王心学中的代表人物陆九渊认为“宇宙便是吾心，吾心即是宇宙”，心为宇宙之本原，又因“心即理也”，“理”仍旧置于最高位置。王阳明言“心即理也。此心无私欲之蔽，即是天理，不须外而添一分。以此纯乎天理之心，发之事父便是孝，发之事君便是忠，发之交友治民便是信与仁。只在此心去人欲存天理上用功便是。”①

     由此看出，二者事物背后的所以然归于无形无象但真实存在的——“理”。

     （二）渊源

　　政治上皇权的削弱，人身依附关系的松弛，文化上道德的沦丧的危机。这是宋明理学之所以崛起的社会历史根源。

　　二者都是在儒学、佛学、道教相互吸纳渗透的基础上孕育发展起来的，同属儒学范畴。程朱理学先驱周敦颐杂糅《易经》与道家学说而著《太极图说》；陆王心学中利用佛教宗教哲学对人的主体意识的重视，拓展了佛教中“心”的含义，发展到哲学高度。儒家思想始终是二者的基础源泉，二者都对儒家思想进行了系统化的发展。

     （三）道德观

　　不管是程朱理学还是陆王心学都是高调的道德主义。

　　二者以人的道德本性为最高原则, 都强调人的道德存在, 都以光复道统、传承发扬儒家伦理道德为己任，这也是它们的本质所在。根据以上所述的时代背景，我们能够看出两者的思想实质都是以儒家的纲常伦纪来约束社会，维护专制统治，遏制人的自然欲求。

　　二者在道德观上都强调“天理”和“人欲”的对立，利用道德来压抑人的自然欲求。程朱理学认为个人修养以敬畏天理为准则，才能达到圣贤之道，当人的私欲与准则发生冲突时，就要“存天理，灭人欲”，对妇女贞节的极端强调由此而发。王守仁认为只要克服私欲、回复良知就能成为贤人，抨击违反“天理”的行为和思想（“破山中贼”和“破心中贼”），是想竭力维护专制的统治。但不可否认，二者对人的道德修养有积极影响，使人完善自我，自我节制。

　　二者的道德观都要求人们克服私欲，以“仁”的思想规范个人行为，完善自我，从而维护社会秩序。他们将儒家的道德学哲理化,上升到了本体论的高度, 为儒学提供了更为宽厚的理论基础和更为深刻的哲学内涵。

　　

　　二、程朱理学与陆王心学之异

　　（一）本体论

　　虽然二者归根结底是将万物归于一“理”，但在对世界本原的具体看法中仍有所不同。

　　程朱理学认为“理”是世界的本原，提出宇宙之间只是一个理。并引出理一分殊而陆王心学认为“心”是天地万物的渊源，提出“宇宙便是吾心，吾心即是宇宙”。

　　程朱理学认为“理本气末”，他们始终将理与气相联系，并通过贬低气的地位，来强调理，形上为理，形下则为气。而整个宇宙事实上就是由这理与气形成的。理是永恒的而气是暂时的。并且朱子进一步论述理气不相离与理的绝对优先性，可以说是在逻辑上理先气后，但不承认时间上的先后顺序。他们的本体观是将形上与形下相结合，故而解释世界万物生成原因。“宇宙之间，一理而已。天得之而为天，地得之而为地，而凡生于天地之间者，又各得之以为性。其张之为三纲，其纪之为五常。盖皆此理之流行，无所适而不在。”②有理便有气，流行发育万物，万物因秉受气而形成。

　　陆王心学可以说是一种心外无物，心外无理的天人本体论。人之身心与宇宙一体无隔。宇宙内事与己分内事相互贯通。”本体为“心“，但不必外求，人内心深处既有。“发明本心”、“致良知”就能够成为圣人。他们的本体论与人心相连，与人本身的良知相系。用天人关系解释宇宙万物生成变化。

　　（二）知行观

　　在认识论中，程朱理学与陆王心学侧重于知行观的论述，所以我着重区分二者的知行差异。

　　程朱理学主张知先行后，小程强调知的重要性，并倾向于知。因为能知必能行，知难行亦难。“知而不能行，只是知得浅。”但他强调在以知为本的基础上，将知行二者统一起来。只要内心有彻底的知，行就自然而然地发诸外。是一种重知的知行合一说。

　　而朱熹也认为知先行后，但很明显的认为知先。并强调知轻行重。知行常相须，如目无足不行，足无目不见。论先后，知为先；论轻重，行为重。知行常相须，如目无足不行，足无目不见。他主张知与行的相须互发。

　　陆王心学以王阳明为代表倡导了知行合一说，以反对朱子的知行为二的学说。他认为知与行是合一并进的，是互相渗透的，不能当做两件事。二者必须融合起来，一方面，想要行就一定得先知了；另一方面，如果一心放在“知”上，就会耽搁做“行”的功夫，最后“知”也一无所获。知事行的导向主意，而行是知的具体落实。“知不行之不可以为学，则知不行之不可以为穷理矣。知不行之不可以为穷理，则知知行合一并进，而不可以分为两节事矣。”③知到了“真切笃实处”便是行，行到了“明觉精察处”便是知。知到了一定程度就是行,行到了一定程度就是知,知与行同生同灭,行与知同起同落。知包孕着行,行体现着知。这里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王阳明所说的“知”与“行”决非一般意义上的“知”与“行”,这里的“知”与“行”实际上只指真知与真行。梁启超曾引用王阳明《答友人问》一文中的文字说明它：“行之明觉精察处便是知,知之真切笃实处便是行。若行而不能精察明觉,便是冥行,便是学而不思则罔,所以必须说个知。若知而不能真切笃实,便是妄想,便是思而不学则殆,所以必须说个行。”可见王氏提倡的是真知,而非妄想,欣赏的是真行,而非冥行。因为只有真知才能激发真行,只有真行才能启发真知。

　　（三）人性论

　　程朱理学将人性分为“天质之性”（天命之性）与“气质之性”。在朱子那里有明显的叙述，他首次明确提出这两种“气”。“自一气而言之，则人、物皆受是气而生。自精粗而言，则人得其气之正且通者，物得其气之偏且塞者。惟人得其正，故是理通而无所塞；物得其偏，故是理塞而无所知。”④从气秉而言，人、物都享受气，人为正气，使人秉受之理通畅显现；物接受的是偏气，是故难以显现变得通畅，从而变得堵塞障蔽。

　　所以，人性与“气”有关。禀气之清者为圣为贤，禀气之浊者为愚为不肖。程朱理学的人性论是人性二元论，性即 “天命之性”，气即气质的禀受，即“气禀之性”或“气质之性”。“天命之性”是绝对善的，而“气质之性”则有明觉与昏弊之别，由此人也就有了善恶之分。

　　而陆王心学坚持“心即理也”的人性一元论。陆九渊批评程朱观点，“心，一心也；理，一理也，至当归一，精义无二，此心此理，实不容有二。”⑤心与理相统一，“心”是人之本心，也是人之本性。而本心具有普遍性和恒常性，不同时代的每一个人都毫无例外地拥有一个本心，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心只是一个心，自己、他人甚至圣人之心也是这一个。 王阳明将“性”、“良知”、“理”作为一事。“性一而已。自其形体也谓之天，主宰也谓之帝，流行也谓之命，赋予人也谓之性，主于身也谓之心。”⑥

　　除此之外，程朱理学与陆王心学在辩证法上也有不同之处。因为陆九渊或王阳明这些代表人物对动静、变与化、矛盾等涉及极少。但心学坚持心、理的永恒无限。程朱理学既坚持一分为二的矛盾观点，又坚持天理纲常也就是理的不可变。

三、哲学史意义

　　不可否认，宋明理学对哲学史的影响是极其重大的，积极的促进了中国古代哲学的发展。

　　理学思想具有较强的系统性与严密的逻辑性，形成的是“卓然能自成一系统”的哲学体系，程朱理学和陆王心学的并存、交锋，使得二者在对立中相互吸融、合流，促进了理论思维的发展。

　　二者使儒学发展更加的系统化、思辨化。融合了佛道教思想之后，儒学的内涵得到丰富，并且传统儒学上升到了哲学高度，儒家的道德学说哲理化，上升到了本体论的高度，这为儒学提供了更为宽厚的理论基础和更为深刻的哲学内涵。

　　宋明儒者不断追问宇宙、社会和人生的终极意义和基本原则，解决了“本体”这个重大的哲学理论问题，并在理论上基本上融化对方，将玄佛道深刻的哲理思辨与前期儒学的基本理论进行了极富建设性的整合、融铸，从而架构起了一种全新的儒学体系。

　　宋明理学对整个历史过程的发展也有着重要的作用。整个理学体系重视主观意志，注重气节品德，讲求以理统情、自我节制、发奋立志，强调人的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对塑造中华民族严格的道德品性起了积极作用。从而，影响了后期学者对哲学的探索，向人的道德方向。

　　总之，程朱理学与陆王心学之同体现在了“理本观”，二者思想的渊源以及道德观方面。而二者之异体现在他们的本体论、人性论与知行观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