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的核心竞争力，超过一半都来自不紧急的事

本文转自我是拾遗君 光荣之路

拾遗物语

无用之用，方为大用——庄子。

名嘴蔡康永写过一篇博客，

说台湾父母最喜欢说一句话，

这句话就是——这有什么用？

孩子说：我想学舞台剧。

父母就问：这有什么用？

孩子说：我会弹巴赫了。

父母就问：这有什么用？

孩子说：我在想太阳为什么会燃烧。

父母就问：这有什么用？

蔡康永在文章里万分庆幸——“我没被爸妈问过这个问题。”

为什么没有？

因为蔡爸蔡妈也喜欢做无用之事，

读闲书、听闲曲、养闲花、观闲景……

蔡爸蔡妈问蔡康永最多的问题是：

“漂不漂亮啊？”

“喜不喜欢啊？”

“好不好吃啊？”

在父母的熏陶下，

蔡康永也爱上了这些无用的闲事。

而正是这些无用闲事的滋养，

蔡康永才成了全国皆知的名嘴。

他在文章结尾时总结说：

“我的成长，让我相信：

那些看起来没有什么用的东西，

往往才是我们人生的珍宝。”

中国人最讲究“实用”。

“我想学哲学。”

“这有什么用，能当饭吃吗？”

“我想学吉他。”

“这有什么用，你能成为歌星吗？”

从小到大，从生到死，

我们所遇到的一切人事物，

都被父母、老师、爱人、上司以及我们自己，

习惯性地划分为“有用”和“无用”两类。

弹钢琴是有用的，玩沙子是没用的。

上补习班是有用的，过家家是没用的。

下围棋是有用的，玩积木是没用的。

我们以“功名、权力、财富”为标准，

如果一件事物，

不能被“最直接地应用”，

如果“短期内无法出成果”，

如果没有“眼下能看见的利益”，

我们就觉得它是“无用之物”，

然后就鄙之丢之弃之。

殊不知，世间许多“大用”，

都是从看似无用的事体中衍生出来的。

当我们功利地拒绝所谓的“无用”时，

其实放弃了很多隐藏在其中的“大用”。

蔡康永就是最好的例子。

人的核心竞争力，

超过一半都来自不紧急的事情：

读书、健身、交智友、培爱好、养审美。

高晓松出身于书香世家，

他在《鱼羊野史》中写道：

“当时我家里有好多书，

连走廊里都摆满了书。

书柜下面都是卡片柜，

那个时候没有谷歌搜索，

看书得把笔记记在卡片上，

这句话在哪本书第几页，

于是我们家到处堆满了卡片。

我常常随手捡起一本书，

一看就是一个下午。

对我而言，读书就像吃饭。”

正是因为书籍的滋养，

20多岁的高晓松，

才写出了1990年代最好的校园民谣。

2000年之后，

随着互联网的兴起以及智能手机的出现，

唱片行业迅速衰落，

唱片公司纷纷倒闭，

大批歌手、制作人因此丢了饭碗，

但高晓松却找到了音乐之外的出路，

他参与制作了三档综艺：

《晓说》《晓松奇谈》《奇葩说》。

每档节目，都火得一塌糊涂，

他也因此而赚得盆满钵满。

高晓松自己都倍感意外：

“我万万想不到儿时读过的闲书，

会变成今日我谋生的饭碗。”

在知乎上看到一个提问：

“我读过很多书，但后来大部分都忘记了，那阅读的意义是什么？”

有一个回答让我心有戚戚：

“当我还是个孩子时吃了很多的食物，

大部分已经一去不复返而且被我忘掉了，

但可以肯定的是，

它们中的一部分已经长成我的骨头和肉。

阅读对你的思想的改变也是如此。”

日本现在最具代表性的作家，

毫无疑问是村上春树，

他连续九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提名。

他写小说已经36年了，

36年里，他写了50多本小说，

没有遭遇大部分小说家都要遭遇的低潮期和停滞期。

村上春树为什么这么牛？

他说：“我的秘诀在于喜欢长跑。”

1982年秋天，33岁的村上春树，

萌生了一个想法：“我要当小说家。”

自从脑子里诞生这个想法后，

他就为自己设定了一种雷打不动的写稿模式：

早上四点起床，泡咖啡，吃点心。

吃完就写稿，写稿四个小时。

然后开始跑步，跑10公里。

33岁之前，因为吸烟和熬夜，

村上春树的身体已经胖成了一个球。

但当他立下当小说家的志向后，

便立即决定改变以往的生活习惯，

“如果你想做一项长期工作，就必须得拥有一个健康的身体。”村上春树说。

所以他决定开始跑步健身，

每天10公里，一坚持就是36年。

我为什么要写村上春树的故事呢，

其实就是想告诉大家：

“时间才是真正的big boss，

再有才华的人，最后拼的还是身体。

请养成与你的工作相匹配的健身习惯。”

2005年，苹果创始人乔布斯，

在斯坦福大学演讲时感叹：

“如果我不学书法，就不会有今天的苹果。”

乔布斯年轻时非常痴迷书法，

他为此专门上了里德大学，

因为里德有全美最好的书法教育。

“我那时痴迷书法，

仅仅是出于喜欢，

没想过它在生活中有什么实际应用，

但没想到十年后进入IT业，

我竟然用上了书法课里学到的东西。

十年后，我设计第一台苹果电脑时，

便把‘书法’运用到了字体设计中。”

于是世界上便有了第一台“可以实现字体排版”的电脑。

很多人也因此爱上了苹果。

乔布斯在演讲中总结道：

“如果我当时没有去学书法，

个人电脑就不会有这么丰富的字体，

也不会有这么赏心悦目的字体间距。

人生就是这样，

你不可能有先见之明，

但你必须要相信某些东西：

爱好、勇气、因缘等等，

这些东西迟早会在未来某一天串连起来，

让你的生命绽放光彩、与众不同。”

股神巴菲特曾经说过一句话：

“没有芒格，就没有我巴菲特。”

1959年，巴菲特卖力地向一位医生推销业务。

医生突然打断了他的讲解，

果断决定投资10万美元。

巴菲特很疑惑：“还没听完，你怎么就做了决定？”

医生说：“你让我想起了芒格。”

“仅仅因为我像芒格，

医生就愿意将血汗钱交给我打理，

芒格乃何方神圣，如此有魅力？”

巴菲特便决定去结交芒格。

他找到芒格，多次交往后，

终于成了无话不谈的好朋友。

在遇到芒格之前，

巴菲特运作的基金只有30万美元，

干的尽是“捡烟屁”的活。

“就像在大街上低头寻找烟屁，

一看到，就冲过去，

捡起来嘬上最后一口。

这样的投资实际就是投机。”

但芒格却告诉巴菲特：

“价值投资的前提是估算股票价值的多少。”

“估计价值区间，重要的不是最高价值，而是对这只股票的最低价值估计得是否准确。”

“为一家伟大公司支付公平的价格，胜过为一家平庸公司支付便宜的价格。”

“投资就是选最好的公司，做时间的朋友。”

芒格的这些理念深深影响了巴菲特，

“芒格拓展了我的视野，

让我从猩猩进化到了人类，

从不挑食变成了有品位。”

1971年，喜诗糖果准备出售，

出价是净资产的三倍。

若按照巴菲特以前的“捡烟屁”策略，

这个价格实在是太高了，

巴菲特因此而犹豫不决，

但芒格劝巴菲特赶快下手。

十年后，有人出1.25亿美元购买喜诗糖果，

是巴菲特买进时的5倍。

1988年，可口可乐总裁基奥，

发现有人在巨量买入公司股票，

他非常震惊——因为股价已经非常高了，但买家仍要以超过15倍市盈率的价格购买。

购买者，正是巴菲特。

这次购买，巴菲特花了2亿美元。

但这笔2亿美元的投资，

到现在变成了150亿美元。

正是在芒格“辅佐”下，

巴菲特的伯克希尔公司，

在过去50年里，

以年均20.3%的复合收益率，

创造了难以逾越的投资神话，

巴菲特也由此成为美国最伟大的投资家。

巴菲特这样总结道：

“一个人能走多远，

要看他与谁同行。

与智者为友，你会不同凡响。

与高人为伍，你能洞察一切。” 

乔布斯家里，

只有一张爱因斯坦照片，

一盏tiffany桌灯，

一把椅子和一张床。

他说：“我喜欢极简。”

他把这种极简的审美，

也带到了工作与设计中。

1997年，他回到苹果公司。

一上任就迅速砍掉了70%的项目，

随即又砍掉了90%没有特色的产品，

只专注于iMac、iPod、iPhone 、iPad。

发明iPhone4时，他只有一个要求：

“把最复杂最强大的功能最简单化。”

结果极简的iPhone4，

一举开创了全球智能手机时代。

极简——是乔布斯最热衷的审美标准。

“简单是高级形式的复杂，

越是高级的东西越是简单。

简到极致，便是大智。

简到极致，便是大美。”

乔布斯这种极简审美来自于哪？

来自于“禅宗”。

 他最喜欢去的国家是日本，

他在日本有一个导师——乙川弘文。

而乙川弘文就是日本禅宗的代表性人物。

禅宗“无”与“简”的理念，

培养出了乔布斯“极致简约”审美品位。

而正是追求极简审美，

乔布斯的苹果才成了世界标杆。

美学家蒋勋说过一句话：

“一个人审美水平的高低，

决定了他的竞争力水平。

因为审美不仅代表着整体思维，

也代表着细节思维。

给孩子最好的礼物，

就是培养他的审美力。”

人的核心竞争力，

超过一半都来自不紧急的事：

读经典的闲书，

锻炼一个好身体，

与智者交朋友，

痴迷一两个业余爱好，

提升自己的审美品位。

梁文道在《悦己》中如是说：

“读一些无用的书，

做一些无用的事，

花一些无用的时间，

都是为了在一切已知之外，

保留一个超越自己的机会，

人生中一些很了不起的变化，

就是来自这种时刻。”

人皆知有用之用，而莫知无用之用。

无用之用，方为大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