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89年的一天，“留美幼童”梁如浩在天津的码头亲眼目睹6节精美的火车车厢，被缓缓卸下轮船。这是法国人应李鸿章的要求，精心制造，送给慈禧太后的礼物。天津码头全无起重设备，法国工程师十分为难。可是第二天他们已经发现，车厢被老练的中国工头和苦力装上了驳船。驳船经运河到达通州，到京城的路，车厢完全在预先铺好的圆木上缓慢移动，直到运进西苑的宫闱禁地。
在西苑，也就是今天的中、南、北三海，已准备了一条3华里的小铁路。李鸿章早就看出，修路的关键在于慈禧的态度，要让她“亲试火车之便”。
这是一次奇特而荒诞的行驶：没有机车（太后讨厌机器的声响），牵引豪华法国列车的是举着黄幡的太监。当时的人留下了“咏史诗”道：“宫奴左右引黄幡，轨道平铺瀛秀园，日午御餐传北海，飙轮直过福华门。”
中国的火车，驴马拉过，太监拉过。任何新事物进入这片古老的土地，都要承载那么多离奇的“道理”，引来那么多的麻烦、绕那么大的弯子。到甲午战争爆发前，千辛万苦，中国总算有了400公里铁路总里程，而在日本，火车早已遍布那个岛国了！
34．大象与猴
在美国搜寻幼童资料的时候，一些学校的老师和博物馆、图书馆的工作人员常常会拿给我们一些日本留学生的照片、成绩单、手迹。美国朋友以为这是中国的幼童——他们的脸庞，他们的书法，不是和中国学生的如出一辙吗？
在幼童到达美国的第一个城市春田，我们看到1866年的《春田共和报》（Springfield Daily Republican）报道：
“在孟松学校的来自中国和日本的学生”
近来我们注意到，这个城市的孟松学校有6名来自日本的学生。他们是由日本18位王子中最强大、最文明的萨摩王子派遣到这个国家来的，他们的任务是以我们的语言掌握一门知识以及一门科学和应用教育的分支学科。
为了精通他们所致力的学习领域，他们预计在这个国家学习5到6年，如果需要的话，就呆更长时间。
他们中的三位是年轻人，其余的大概三十出头。他们都是萨摩王子军队中的成员，并都有军衔。他们分别是：ASHURA，SHIMADA，HISAMOTO，KUDO，OHARA和YOSHIDA，他们已经初步通晓我们的语言。
这些日本陌生人的到来，表明这个遥远的国都不再想与西方国家隔绝交流。他们与日本的教会学校没有联系，但是受我国政府的请求，我国的布朗牧师（REV.SAMUEL R.BROWN）以最好的方式把他们介绍到美国学校。布朗……从前负责香港的教会学校，在他回国时，带回了3名中国年轻人。他们是：黄胜，容闳，黄宽……
我们意识到这是一个不应忽略的史实。和中国“留美幼童”同一时代，存在着日本的留
学生甚至是日本的幼童。当我们有意识寻找的时候，我们更加吃惊。他们不仅同时存在，而且他们在“比赛”——这就是那场中国和日本在近代化道路上的历史性竞赛。数十年后，他们将在甲午海战的战场上一决高下。
中国从来是日本的老师。中国的“留学”一词，可以追溯到隋唐时期跟着日本“遣隋使”和“遣唐使”来到中国的“留学僧”和“留学生”。“遣隋使”曾带来措辞古怪的国书：
“日出处天子致日没处天子，无恙耶……”
客人自视为日出国而称堂堂中华为日落国，使隋炀帝龙颜不悦，经解释，才知道那个远方岛国上的人粗通汉文，遂宽容大度一笑了之。
在近代，日本人的命运和中国人相似。1853年，美国海军准将佩里率军舰“叩”开日本大门。到1858年，日本已经和美、英、法、俄、荷五国签定通商条约，二百余年的锁国体制就此崩溃。当时日本民间流行一首狂歌记述“佩里叩关”：
四杯上喜选，终夜难入眠；四只蒸汽船，惊醒太平梦
“上喜选”是日本名茶，和“蒸汽船”同音。这是日本人第一次看到轮船。但是他们仅仅两年后，在1855年就开始学习驾驶轮船航海；仅仅7年后，1859年，就决定驾轮船横渡太平洋。
1860年2月3日，一艘仅100马力的轮船“休尔普马希尼”号驶出日本浦贺港。船上有96个穿草鞋的日本人，包括以后成为著名启蒙思想家的福泽谕吉。这艘轮船，实际上是机器辅助的帆船，因为燃料携带有限，海中凭借风力航行，进出港才开机器。遇到风暴，强烈颠簸，如大地震，可是直到目的地，日本人一直不让搭船的几个美国航海家插手帮助——幕府批准他们搭乘，船员就十分不情愿，福泽谕吉在回忆录中写道，“若把那些美国人带回去，反而叫人以为大家是让美国人带路似的，这与日本人的名誉有关”。
1862年，一艘名为“千岁丸”的三桅帆船驶入黄浦江，日本人在锁国结束后第一次访问中国。上岸后的日本人，如饥似渴观察、学习，他们把上海视为西方在远东的“支店”和窗口，到这个近水楼台来观摩西洋文明。而西方冲击下清朝腐朽中空的真相，给他们敲响富国强兵、加速变革的警钟。
那时日本人比喻：清朝是患病的大象，而日本是活泼的猴子。他们派留学生出洋，比中国早了十年。1861年，幕府派人到荷兰学习海军。1863年，长洲藩决定派伊藤博文等偷渡出洋（当时幕府不许各藩自行派遣留学），搭乘英国船去英国。布朗牧师在带容闳等学生到美国后，又来到日本，把一批日本青年带到美国。那时“明治维新”还没有发生，学生们是美国报纸所说的“王子”也就是各藩首领派遣的。
日本的“明治维新”，晚于中国1861年开始的“自强运动”。但是日本人学习西方的力度远大于中国。
在中国第一批幼童出洋的前一年，1871年，日本派出以大臣岩仓具视为首的庞大的政府代表团，用近一年的时间，访问世界各国。他们随团带去五十多位留学生，送到欧美各国。留学生中有年少的幼童，甚至有5名女孩。出发前，明治天皇亲自接见9岁的津田梅子，慰勉有加——这在中国不可想象。
“明治维新”后，日本留学生的数量直线上升。1869年，50人；1870年，150人；到1873年，已有上千人。到这一年，中国刚向美国派遣两批幼童，共60人。在詹天佑就读的中学，就有日本女同学。
日本人不但大量派遣留学生，还把美国的教育制度整体移植到日本。巧合的是，日本驻美国公使森有礼在美国请教的人，就是帮助容闳安排中国幼童的康州教育局局长诺索布先生。诺索布写信给包括若干著名大学校长在内的教育专家，搜集教育制度的资料，这些资料由森有礼翻译成日文，以《文学兴国策》为名，经天皇诏准颁布，在全日本实行。
中国人则走得小心翼翼。李鸿章不敢强烈触动科举制度，派幼童留美，是绕开矛盾的“制度外安排”（与现代中国改革的“双轨制”类似）。
1875年，那位森有礼先生已经成为日本驻中国公使。他和天津拜会李鸿章，双方进行一场意味深长的谈话。
李问：“森大人多少年纪？”
森答：“整30岁。”
“森大人到过西洋？”
“自幼出外国周流，在英国学堂3年，环地球走过两周。”
“中西学问如何？”
“西国所学十分有用，中国学问只有三分可取，其余七分仍系旧样，已无用了。”
“日本西学有七分么？”
“五分尚没有……”
“日本衣冠都变了，还说没五分！”李鸿章大笑。他说，他对日本的一切成就都很佩服，惟一不理解他们将衣服改成了欧洲式样，衣冠是忆念祖先之物，后人理应世代相传……
森：“倘若祖先们还在世，他们也会做我们所做之事。一千年前，他们改穿中国服，只因发现中国服比从前的穿著要好。”
李：“四百年前你们的祖先无人愿改本朝装束（指留辫），后来却毕竟改了。当然，这是强加于你们的……”
这是一次让李鸿章感到日本“其志不小”的谈话。再十年，他和日本内阁总理大臣伊藤博文谈判，这位44岁的总理留学欧洲，学识渊博，深知富国强兵之道，给他留下更深刻的印象。他说，十年内外，日本富强必有可观，这是中国的远患啊！
35．荔枝飘香的军舰
十九世纪八十年代，中日两国近代化竞赛的焦点集中到海军。对海军战斗力的评价，是最准确的“综合测试”，它衡量出一个国家在人才素质、战略思想、经济实力、政府决策能力乃至国家体制和国民精神状态的全面水平。
“留美幼童”被清廷“召回”后，94人中有41人被分配到包括北洋水师、广东水师、福建船政、江南制造局、大沽鱼雷局在内的海军系统，接近半数。他们正赶上大清海军发展的浪峰时期，许多人在1888年北洋海军正式成军时得到朝廷的任命，成为中国最早的新式海军军官。
1891年7月5日，北洋海军“定远”、“镇远”、“致远”、“靖远”、“经远”、“来远”6艘军舰，在此起彼伏的礼炮声中，列着威武的队形驶入日本横滨港。这是北洋海军在1888年正式成军后第一次访问日本。东京《朝日新闻》报以《清国水兵的形象》为题报道：
登上军舰，首先令人注目的是舰上的情景。以前来的时候，甲板上放着关羽的像，乱七八糟的供香，其味难闻之极。甲板上散乱着吃剩的食物。水兵语言不整，不绝于耳。而今，不整齐的想象已荡然全无：关羽的像已撤去，烧香的味道也无影无踪。军纪大为改观。水兵的体格也一望而知其强壮武勇。惟有服装仍保留着支那的风格，稍稍有点异样之感。军官依然穿着绸缎的支那服装，只是袖口像洋人一样饰有金色条纹。裤子不见裤缝。袴裆处露出缝线。看上去不见精神。尤其水兵的服装，穿着浅蓝色的斜纹布装，几乎无异于普通的支那人。只是在草帽和上衣上缝有舰名，才看出他的一个水兵。
曾留学英国，后来成为日本海军名将的东乡平八郎，当时是一个镇守府的参谋长，他发现“定远”和“镇远”有水兵在大炮上晾晒衣服。他说：“以此类巨舰，纪律尚如此，其海军实不足畏。无怪欧美喻为睡狮。”
十年前，也就是幼童被“召回”的1881年，中国人在欧洲定造“定远”和“镇远”两艘铁甲舰的消息，极大震动了日本朝野。1886年，“定远”、“镇远”访问日本，发生中国水兵和日本巡捕殴斗的血案——背后是日本对拥有亚洲最大军舰的中国人的恐惧和敌意。那时，日本弥漫“恐定远、镇远症”，军人的口头禅是“一定要打胜定远！”连玩耍的孩子，都做“捕捉定远、镇远”的游戏。当年，日本发行1700万日圆海军公债，年底就决定建造“严岛”、“松岛”、“桥立”三舰。1887年，日本秘密制定《征讨清国策》，主张在中国实现军事改革前完成对华作战准备。同年，天皇决定提取皇室经费的三分之一即30万元补助海防。全国华族和富豪也竟相捐款。
在中国，最能体察这种紧张气氛的人，莫过于李鸿章。他的得意之笔是海军，他的满腹苦水也在海军。中法战争期间，恭亲王突然被慈禧太后罢黜，光绪皇帝生父醇亲王出掌新设立的海军衙门。李鸿章在政治的夹缝中生存，动用一切手段，维持海军的发展。
1886年，他为醇亲王组织了规模空前的“大阅海军”，接下来的两年中，他又费尽心机，以海军建设的名义向各地筹措巨款，将巨款的利息为慈禧太后修建颐和园。这都是政治。李鸿章洞若观火：修好颐和园关系到慈禧结束垂帘听政顺利引退；慈禧引退关系到光绪顺利“亲政”，执掌国家权力；而这一切，莫不与皇帝生父醇亲王有密切的关联。
李鸿章的惨淡经营，换来慈禧太后和醇亲王对海军建设的支持。1887年底，在欧洲订购的“致远”、“靖远”、“经远”、“来远”4艘巡洋舰回国服役。1888年，北洋海军正式成军。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支拥有西方装备、拥有一批“西学”人才、按照西方章程训练作战、甚至按照国际惯例使用英语发令的舰队。
1891年，据《万国公报》主办人林乐知编《各国新政治记》称，本年，中国海军占世界第8位，日本占第16位。
在表面上亲善平和，欢宴频频的同时，访问日本的中国海军军官也在对日本舰队进行观察。“定远”舰舰长（管带）刘步蟾忧心忡忡地报告提督丁汝昌，日本海军实力已经迅速提高，北洋海军添船换炮刻不容缓！
然而，也恰恰在这一年，清政府的户部奏准停止购买外洋军火两年。事实上，从1891年到甲午战争前的3年中，北洋海军没有增加一艘军舰。那正是世界海军装备更新换代的一个关键时期，军舰的主机、锅炉、装甲、火炮，种种技术都在迅速进步，但中国海军却开始了“冬眠”。
日本人紧追不舍。他们制造了“高千穗”、“千代田”等巡洋舰后，在1892年又从英国购买了当时世界上航速最快的巡洋舰“吉野”。
作为岛国的日本，有着强烈的危机感。“明治维新”的政治家们成功地利用了日本的民族性格，他们高举皇权的旗帜，维护中央集权，煽动国家至上的炽烈情绪，同时又“廓然更张”，“慕效西法”，从政府管理、经济运作到社会文化，进行了天翻地覆的改革。天皇率先脱下和服，穿上西服和军装；议会在声称“决万机于公论”；“文明开化”成为日本人的口头禅，到处有人在主张废除汉字，提倡喝牛奶、吃牛肉，和外国女子结婚以改良民族体质。消防局、新闻纸、邮政局……各种西方事物随处可见。
中国的先进的海军，就像矗立在荒漠上的一座华丽的宫殿。从曾国藩、李鸿章酝酿派遣幼童出洋，幼童十年后归来，直到此时，幼童们都已成为海军军官，有的甚至当了舰长，整个国家的政治和经济结构都没有发生变化，封闭守旧的势力依然强大，腐朽的空气令人窒息。
1894年初夏，广东水师的“广甲”舰奉命北上。“广甲”舰的舰长是曾就读瑞萨莱尔理工学院的第三批“留美幼童”吴敬荣，帮带大副是曾就读麻省理工学院的宋文翙——这是中国海军惟一一艘舰长和大副都是“留美幼童”的舰只。他们的特殊使命，是“遵例解运岁贡荔枝进御”，军舰成了为皇帝和太后运送贡品荔枝的运输船，仿佛从前“一骑红尘”的快马。
就在他们把贡品荔枝送到天津的时候，战争爆发了。
36．留学生大战
无论日本还是中国，都从来没有经历过这样的战争。这两个东方国家，有史以来第一次使用西方先进的军事装备、西方的军事战术和技术和西方式教育培养的一代军官，进行一次空前惨烈的战略决战。
在1894年甲午海战中，双方阵营中有数十位曾留学英美的高级和中级指挥官。日本大本营指挥海陆军作战的参谋部次长曾留学德国，海军舰队的高级指挥官和舰长多人留学欧美，陆军的多名将领曾留学法国和德国。中国海军参战舰只的几乎所有舰长（管带）都是留英学生，而“留美幼童”多为大副等中级军官；这些英国皇家海军学院、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和耶鲁大学的学生们，并肩作战，鲜血流在一起。
1894年，朝鲜发生“东学党”农民起义，为“上国体面”，清廷应允朝鲜国王请求，派兵代剿。日本将此看作天赐良机，立刻宣布，不承认朝鲜是中国属邦，同时以“保护侨商”的名义，派兵进入朝鲜。清廷仓促决定，大举进兵——这正落入日本的陷阱。磨刀霍霍的日本渴盼已久，和中国一决胜负的机会终于降临。日本迅速把战事从陆地引向海洋，寻求和清国海军的决战。
7月25日清晨，日本不宣而战，在朝鲜丰岛附近海面向北洋舰队护送陆军的“济远”、“广乙”二舰发动突袭。日本军舰炮声一响，双方立刻展开激烈的炮战。
由“吉野”、“浪速”和“秋津洲”三艘高航速高射速军舰编成日本联合舰队第一游击队，在岛屿间已经隐伏了两天。它的司令官，51岁的坪井航三，在中国幼童到达美国的前一年即1871年，作为海军大尉，曾留学美国学习海军。“吉野”舰长河原要一，曾于1876年留学德国学习海军。“浪速”舰长东乡平八郎，曾于1871年留学英国学习海军。“秋津洲”舰长上村彦之丞，曾于1871年留学美国。中国军舰“济远”的舰长是36岁的方伯谦，他是福建船政学堂第一届学生，第一批留英，毕业于英国格林威治皇家海军学院，曾在国外军舰实习，巡历大西洋、地中海、印度洋，到过美洲、非洲。29岁的“济远”的帮带大副沈寿昌，是第四批“留美幼童”。
沈寿昌是“留美幼童”中惟一的上海人，也是“留美幼童”中年龄最小的几个人之一。他在美国曾就读诺威奇自由学校（Norwich Free Academy）,居住在诺威奇的罗杰斯太太（Miss C.E.Rogers）家,被“召回”时刚满17周岁，未及进入大学，回国后接受了北洋水师学堂的培训。
“留美幼童”沈寿昌，成为甲午海战中国海军牺牲的第一人。海战打响不久，“济远”舰驾驶台中弹，正在指挥发炮的沈寿昌头部被弹片击中，当即牺牲，脑浆和鲜血飞迸在舰长方伯谦的衣上。前炮台继而中弹，二副被弹片洞穿胸膛。
开战仅半小时，中国自制的“广乙”舰就负重伤退出战场，被大火焚毁。“济远”一以当三，抗击日舰围攻，舰炮命中日舰“吉野”舰艏，折断前桅桁索，又一炮命中“吉野”右舷，炮弹穿甲入舱，击毁发电机，可是竟没有爆炸，“吉野”逃过大劫。
在13人阵亡、40多人受伤后，舰体受伤的“济远”逃回旅顺军港。日本军舰击沉驶近朝鲜的中国运兵船“高升”，近千名陆军官兵死亡。
1894年9月17日，更大规模的海战爆发。在靠近鸭绿江口的黄海海面，中日海军最精锐力量进行了殊死搏斗。中日各有12艘军舰参战，中国拥有“定远”、“镇远”等亚洲最大的铁甲舰和多于日方的大口径炮，日本则航速和射速略胜中国。激战进行了5个小时，从午后直到黄昏，这是世界海战史上罕见的恶战。
交战刚刚开始，曾在丰岛海面突袭“济远”等舰的日本“第一游击队”（增加了“高千穗”舰）便猛扑过来，由中国留学生最早驾驶回国的“超勇”、“扬威”两艘“碰快船”，因为航速慢，成为日舰最早的猎物。号称“帝国精锐”的日本“第一游击队”向“超勇”、“扬威”作低弹道抵近射击，两艘中国军舰在奋力还击时中弹起火，“超勇”舰长黄建勋(第一届船政学堂学生，曾留学在法国、英国)在船沉时落水，鱼雷艇赶来援救，他“不就而没”，与军舰共亡。“扬威”舰长林履中(第三届船政学堂学生，曾赴德国协驾“定远”铁甲舰，后赴英留学，毕业于高士堡大学)指挥起火的军舰驶向浅海扑救，后被仓促退出战场的受伤的“济远”舰撞沉，林履中落水身亡。
然而日本军舰很快也进入恐怖时刻。北洋舰队插入敌阵，日本航速较慢的“比睿”、“赤城”和“西京丸”正落入中国的火力网。“比睿”多处遭受重创，“十数人被击成碎粉”，喷出浓烟，奋力突围。中国军舰“来远”（舰长邱宝仁，船政学堂第一届学生，曾赴欧洲接船）、“致远”（舰长邓世昌，船政学堂第一届学生，曾两次赴欧洲接船；帮带大副陈金揆，“留美幼童”）和“广甲”（舰长吴敬荣，“留美幼童”，瑞萨莱尔理工学院学生；帮带大副宋文翙，“留美幼童”，麻省理工学院学生）一起猛攻日本的弱舰“赤城”，在距离
800米处对“赤城”组成交叉炮火。“赤城”舰上传来高亢而嘶哑的军歌声，那是舰长阪元八郎太（曾去英国接船，曾任日本驻俄国武官）在讴歌鼓舞士气。突然，中国铁甲舰“定远”的重炮命中“赤城”，阪元八郎太立时毙命。这时，中国军舰“平远”（舰长李和，第一届船政学堂学生，曾去英国接船）、“广丙”（舰长程璧光，在美国檀香山长大，船政学堂第五届学生；帮带大副黄祖莲，“留美幼童”）正向乘坐着日本军令部长桦山资纪的“西京丸”发起攻击，舰炮轰断其舵。飞速逼近的中国鱼雷艇向“西京丸”发射鱼雷，一枚鱼雷从“西京丸”底部穿过，从右舷逸出，日方惊呼“天佑神助”！
危急时刻，日本“第一游击队”保持着18节航速，队形始终不变，在毁伤“超勇”、“扬威”后，再次对中国舰队形成包抄之势，直接威胁旗舰“定远”。
当“吉野”等四舰逼近“定远”时，中国海军阵中忽然有一艘军舰开足马力，驶到“定远”之前。那是舰长邓世昌指挥的“定远”。
邓世昌两度出洋，但不曾留学，他童年即跟一位西方人学英语和算术，在船政学堂各科都是优秀，因此“西学甚深”，超出一般同僚。
然而邓世昌这一被称为“勇者过勇”的决定，在战术上却弊大于利。日舰火炮射速优于中国，“致远”暴露在炮口下，连续受到日舰重炮打击，水线下受伤。“致远”弹药将尽，舰身倾斜，海水汹涌灌入军舰。看到官兵出现混乱，邓世昌在驾驶台上大声喝道：
“我们从军卫国，早就置生死于度外，今天不过就是一死，用不着纷纷乱乱！”
日舰“吉野”距“致远”越来越近。邓世昌对帮带大副陈金揆说：“日本舰队专靠吉野，要是沉了它，我们就能打败日本人了！”
30岁的陈金揆是第四批“留美幼童”，曾就读美国麻省菲力普学校（Phillips Exeter Academy），曾在北哈德利（North Hadley）拉姆森太太（Miss M.E.Lamson）家居住。被清廷“召回”后，陈金揆就读北洋水师学堂，毕业后，是加入海军的“幼童”中提升较快的一个。他在1883年担任“扬威”二副，1885年担任“扬威”大副，1888年，随邓世昌到欧洲接回“致远”等四舰，深得邓世昌信任。
此刻，邓世昌令下，陈金揆驾驶军舰，鼓轮怒驶，沿途开炮，准备用舰艏冲角撞沉“吉野”。“吉野”迅疾规避，在即刻被“致远”撞上的一刹那发射了鱼雷。“致远”锅炉发生剧烈爆炸，声如裂帛。陈金揆和邓世昌同时落水牺牲。
在“致远”沉没时，另一艘烈焰翻腾的中国军舰“经远”（舰长林永升，第一届船政学堂学生，毕业于英国格林威治皇家海军学院，曾在国外军舰实习，巡历大西洋、地中海、印度洋，到过美洲、非洲）仍猛突“吉野”，日舰弹如雨注，林永升被弹片击中，脑裂而亡，“经远”终于在爆炸中沉没。
日舰同样损失惨重。就在“致远”沉没的一刻，日本旗舰“松岛”被中国的重炮击中，引爆了舰上的火炮炸药，如一声霹雳，“松岛”倾斜了5度，死伤达100多人，尸体如山，血流满船，联合舰队司令官被迫改换旗舰。
击中“松岛”的是中国军舰“镇远”。“镇远”和“定远”这两艘铁甲舰，岿然挺立，成为日舰久攻不下的目标。在这两艘铁甲舰上，聚集着中国海军最优秀的军官：第一届船政学堂学生，毕业于英国格林威治皇家海军学院的“镇远”舰舰长林泰曾；第一届船政学堂学生，毕业于英国格林威治皇家海军学院的“定远”舰舰长刘步蟾；第四届船政学堂学生，毕业于英国格林威治皇家海军学院的“定远”舰副管驾李鼎新；“留美幼童”，曾就读瑞萨莱尔理工学院的“定远”舰参谋吴应科；“留美幼童”，曾就读耶鲁大学的“定远”舰鱼雷大副徐振鹏；“留美幼童”，“镇远”舰枪炮大副曹嘉祥……
“薄暮冥冥，苍烟锁海，云涛杳渺，满目惨然”，这是日本人描绘的双方撤离战场时的情景。这场海战，中国5艘军舰沉没，日本5艘军舰重伤。但是日本梦寐以求的黄海渤海制海权，并不能通过这一战完全获得。中日战争的最后结局，是因为日本军队陆海连手，在陆上横扫老朽的中国陆军，最终攻克威海海军基地，才将北洋舰队彻底摧毁。
在日军进攻威海时，清军做了最后的抵抗。“留美幼童”黄祖莲英勇无畏，指挥“广丙”舰开炮击敌，阻遏了敌人进攻。但最终日军攻占陆上炮台，随即猛轰港内的北洋军舰。激战中，黄祖莲中炮阵亡。黄祖莲是第四批“留美幼童”，他是陈金揆在菲力普学校的同学，曾在麻省安道渥（Andover）的玛诗太太（Mrs. J.H.Marsh）家居住。
1895年2月21日下午，被卸去所有武器的北洋海军练习舰“康济”号，得到日军许可，装载6具灵柩离开威海驶往烟台。灵柩中有3位北洋海军的高级将领——自杀身亡的提督丁汝昌、舰长刘步蟾、林泰曾；有两位“留美幼童”——沈寿昌和黄祖莲。当“康济”舰舰长萨镇冰（第一届船政学堂学生，毕业于英国格林威治皇家海军学院）驾舰离港时，汽笛低回，细雨迷蒙，日本军舰降旗鸣炮。
37.末日目击者
李鸿章等人数十年的心血被毁于一旦。甲午战争，海军中的留学生们或死或伤，或是被日军俘虏，或是被朝廷革职。“留美幼童”原本是曾国藩、李鸿章等人为中国的自强培养的，可是今天，当自强运动迅速走向末日的时候，诡谲的命运，却要安排一些“留美幼童”，作为这个末日的目击者，让他们背负巨大的屈辱——当他们刚刚步入而立之年。
1895年1月31日，就在黄祖莲阵亡的第二天，与他同属第四批幼童的同学梁诚，作为清廷全权议和大臣张荫桓和邵友濂的随员，随代表团到达日本广岛。30岁的梁诚已经是一名职业外交官，当年被“召回”后，他曾是“电报生”，后来考上总理衙门的章京（秘书）。1886年到1889年，梁诚随公使张荫桓在中国驻美国使馆工作。20世纪初，他成为中国驻美公使，“庚子赔款留学计划”是由他的努力而建立的。
在梁诚的外交生涯中，1895年赴日和谈是最屈辱的经历。他们到达日本的那天，威海刚刚陷落，北洋海军的指挥中心刘公岛尚未被攻克。为了推迟议和，在战场上获取更大的利益，日方蓄意挑剔和刁难中国议和使臣。他们狂傲地指责中国与世界各国几乎完全背道而驰，称中方的外交文书不合规格，张荫桓等不具有缔约的全权。他们要逼出“名位极崇能肩重担”的最高代表李鸿章，到日本议和。使臣被逐，张荫桓等无奈回国。
1895年4月17日，李鸿章到达日本马关。在李鸿章随员名单中，又有一位“留美幼童”林联辉。
林联辉是李鸿章的医官。他也是第四批幼童，曾和梁诚一同就读麻省安道渥（Andover）的菲利普学校（Phillips Academy）。“召回”后，他被分配到北洋医学堂（Viceroy's Hospital Medical School）。这是李鸿章创办的中国第一所西医学校；因为一位英国医生曾治愈李家人的重病，李鸿章相信而且重视西医。林联辉是这位英国医生的得意弟子，1885年，他和他的留美同学金大廷、何廷梁、李汝淦、曹茂祥、周传谔一起毕业。他留校任教，甲午战争前已经担任校长（总办）。
他是李鸿章身边的医生，他比常人更能体察这位72岁的总督的身心创痛。战争爆发后的数月里，上有皇帝太后的重压，下有士大夫们潮水般的攻讦，李鸿章心境昏暗，陷入一片紊乱。这个一生都按严格作息时间生活的人，此时起居无节，寝食不安。他惶惶不可终日，时而狂怒，随意呵斥身边的幕僚和亲属；时而抑郁，语言颠三倒四。李鸿章每天需要外国医生来给他做理疗，以至弹劾他的奏章告他“每日须洋人上电气一百二十分，时用铜绿浸灌血管，若不如此，则终日颓然若醉”……
战争无可挽回地失败，李鸿章知道失败的苦果只能是“割地求和”，但在中国人的道德观里，战败后的妥协仍是卖国，所以他决不愿受万世唾骂。在光绪皇帝召见时，他有言在先：“割地之说，不敢承担”。又说：“割地是不行的，议不成我就回来”。直到光绪最终做出“割地”的决定，授予他“商让土地之权”，他才勉强接受使臣之命。
1895年3月24日下午，在和日本内阁总理大臣伊藤博文进行了3次唇焦舌敝的谈判后，李鸿章返回驻地，当他的座轿行至行馆附近时，一名日本年轻男子忽然从人群中闪出，在离轿不到两米的地方，举枪射击。子弹击碎了李鸿章眼镜的左镜片，击中左颧骨，深入到左眼下方。
林联辉疾步赶上来，只见李鸿章流血甚多，鲜血溅满袍服。他迅速为李鸿章止血裹伤，李鸿章稍稍苏醒，却晕眩难支。他喃喃地说，我还以为我必死无疑了……
这就是震惊世界的“日本浪人小山丰太郎刺杀李鸿章”事件。消息传出，世界各国纷纷指责，日本呈现狼狈紧张的气象。日本害怕列强干预，决定无条件停战，接着提出苛酷之极的和约草案。
在病榻上的李鸿章致电朝廷，日本索取的赔款过巨，中国“万不能从”；日本要中国割让东北，中国“万不能让”。李鸿章说，如“和局必不能成，两国惟有苦战到底”！
4月5日，尚未接到清廷指令的李鸿章，向日方递交了万言答复书。这个答复，除承认朝鲜自主外，在割地、赔款、通商权利诸点都竭力抗争。在万言书的最后，李鸿章说，我为朝廷做官已经近五十年了，我知道，剩下的日子已经不多，效力于皇上和百姓之事，恐怕就结束在这次和局。所以盼望和约一切妥善，毫无流弊……
12天后的4月17日，经清廷最后批准，中国和日本签定著名的“马关条约”。这个让中国蒙受奇耻大辱的条约共十一款，包括规定中国割让台湾和辽东半岛，赔偿日本二亿两白银。
耐人寻味的场面又一次出现。谈判桌的两边，聚集着中日两国一批欧美留学生。55岁的日本内阁总理大臣伊藤博文是幕府时代的留英学生，“明治维新”后，他曾参加岩仓具视代表团赴欧美考察，1882年再次赴欧洲考察宪政制度。52岁的日本外务大臣陆奥宗光，曾赴欧洲考察。李鸿章身边的3位“参事官”，伍廷芳毕业于英国林肯法律学院，曾是香港执业大律师，在轩尼诗任总督期间出任立法局议员。罗丰禄是当年船政学堂第一届学生中成绩最优秀的，他以翻译的身份和海军学生一同赴英国，在伦敦琴士学院学习理科；马建忠是护送留欧海军学生的工作人员，到法国后，进大学学习法律、政治、外交，获得博士学位，他精通多国文字，是《红楼梦》最早的西文翻译者，第一部系统研究汉语语法的著作《马氏文通》出自他手。
李鸿章的身边，曾经聚集了一批完全不亚于日本的西学人才。可是中国的西学人才，在19世纪末年决无可能涉足政治，决无可能影响决策，决无可能像伊藤博文和陆奥宗光那样，去研究制度，设计制度，改革制度。而恰恰是那个难以改变的制度，决定了中国的命运。
继甲午战争，中国又经历戊戌政变、庚子事变。八国联军攻入京城，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逃往西安。清廷重新起用已经贬任两广总督的李鸿章收拾残局，李鸿章在草签比“马关条
约”更加苛酷的“辛丑条约”后，吐血而死。
洋务运动的受挫，甲午战争的失败，马关条约和辛丑条约的签定，使李鸿章一生蒙垢。在甲午战争后的一百多年里，许多教科书中，李鸿章都是丧权辱国的罪人。
在李鸿章最后的日子里，有一位“留美幼童”，作为幕僚，始终陪伴在身边。他就是那位瑞萨莱尔理工学院的学生，“定远”舰的作战参谋吴应科。吴应科在战争中表现英勇，被清廷授予“巴图鲁”（蒙语“英雄”）称号，但他愤于政治的腐败，将得到的勋章和军服上的军阶标志束成一包，扔进了大海。吴应科和他的留美同学们已经不再是孩子，他们在苦难中成熟。他们目睹了洋务运动的落幕和李鸿章的离去。在停止呼吸之前，已被穿上殓衣、不能言语的李鸿章整整一天瞠视不瞑，临终的一刻，老泪流过面颊。
在西苑，也就是今天的中、南、北三海，已准备了一条3华里的小铁路。李鸿章早就看出，修路的关键在于慈禧的态度，要让她“亲试火车之便”。
这是一次奇特而荒诞的行驶：没有机车（太后讨厌机器的声响），牵引豪华法国列车的是举着黄幡的太监。当时的人留下了“咏史诗”道：“宫奴左右引黄幡，轨道平铺瀛秀园，日午御餐传北海，飙轮直过福华门。”
中国的火车，驴马拉过，太监拉过。任何新事物进入这片古老的土地，都要承载那么多离奇的“道理”，引来那么多的麻烦、绕那么大的弯子。到甲午战争爆发前，千辛万苦，中国总算有了400公里铁路总里程，而在日本，火车早已遍布那个岛国了！
34．大象与猴
在美国搜寻幼童资料的时候，一些学校的老师和博物馆、图书馆的工作人员常常会拿给我们一些日本留学生的照片、成绩单、手迹。美国朋友以为这是中国的幼童——他们的脸庞，他们的书法，不是和中国学生的如出一辙吗？
在幼童到达美国的第一个城市春田，我们看到1866年的《春田共和报》（Springfield Daily Republican）报道：
“在孟松学校的来自中国和日本的学生”
近来我们注意到，这个城市的孟松学校有6名来自日本的学生。他们是由日本18位王子中最强大、最文明的萨摩王子派遣到这个国家来的，他们的任务是以我们的语言掌握一门知识以及一门科学和应用教育的分支学科。
为了精通他们所致力的学习领域，他们预计在这个国家学习5到6年，如果需要的话，就呆更长时间。
他们中的三位是年轻人，其余的大概三十出头。他们都是萨摩王子军队中的成员，并都有军衔。他们分别是：ASHURA，SHIMADA，HISAMOTO，KUDO，OHARA和YOSHIDA，他们已经初步通晓我们的语言。
这些日本陌生人的到来，表明这个遥远的国都不再想与西方国家隔绝交流。他们与日本的教会学校没有联系，但是受我国政府的请求，我国的布朗牧师（REV.SAMUEL R.BROWN）以最好的方式把他们介绍到美国学校。布朗……从前负责香港的教会学校，在他回国时，带回了3名中国年轻人。他们是：黄胜，容闳，黄宽……
我们意识到这是一个不应忽略的史实。和中国“留美幼童”同一时代，存在着日本的留
学生甚至是日本的幼童。当我们有意识寻找的时候，我们更加吃惊。他们不仅同时存在，而且他们在“比赛”——这就是那场中国和日本在近代化道路上的历史性竞赛。数十年后，他们将在甲午海战的战场上一决高下。
中国从来是日本的老师。中国的“留学”一词，可以追溯到隋唐时期跟着日本“遣隋使”和“遣唐使”来到中国的“留学僧”和“留学生”。“遣隋使”曾带来措辞古怪的国书：
“日出处天子致日没处天子，无恙耶……”
客人自视为日出国而称堂堂中华为日落国，使隋炀帝龙颜不悦，经解释，才知道那个远方岛国上的人粗通汉文，遂宽容大度一笑了之。
在近代，日本人的命运和中国人相似。1853年，美国海军准将佩里率军舰“叩”开日本大门。到1858年，日本已经和美、英、法、俄、荷五国签定通商条约，二百余年的锁国体制就此崩溃。当时日本民间流行一首狂歌记述“佩里叩关”：
四杯上喜选，终夜难入眠；四只蒸汽船，惊醒太平梦
“上喜选”是日本名茶，和“蒸汽船”同音。这是日本人第一次看到轮船。但是他们仅仅两年后，在1855年就开始学习驾驶轮船航海；仅仅7年后，1859年，就决定驾轮船横渡太平洋。
1860年2月3日，一艘仅100马力的轮船“休尔普马希尼”号驶出日本浦贺港。船上有96个穿草鞋的日本人，包括以后成为著名启蒙思想家的福泽谕吉。这艘轮船，实际上是机器辅助的帆船，因为燃料携带有限，海中凭借风力航行，进出港才开机器。遇到风暴，强烈颠簸，如大地震，可是直到目的地，日本人一直不让搭船的几个美国航海家插手帮助——幕府批准他们搭乘，船员就十分不情愿，福泽谕吉在回忆录中写道，“若把那些美国人带回去，反而叫人以为大家是让美国人带路似的，这与日本人的名誉有关”。
1862年，一艘名为“千岁丸”的三桅帆船驶入黄浦江，日本人在锁国结束后第一次访问中国。上岸后的日本人，如饥似渴观察、学习，他们把上海视为西方在远东的“支店”和窗口，到这个近水楼台来观摩西洋文明。而西方冲击下清朝腐朽中空的真相，给他们敲响富国强兵、加速变革的警钟。
那时日本人比喻：清朝是患病的大象，而日本是活泼的猴子。他们派留学生出洋，比中国早了十年。1861年，幕府派人到荷兰学习海军。1863年，长洲藩决定派伊藤博文等偷渡出洋（当时幕府不许各藩自行派遣留学），搭乘英国船去英国。布朗牧师在带容闳等学生到美国后，又来到日本，把一批日本青年带到美国。那时“明治维新”还没有发生，学生们是美国报纸所说的“王子”也就是各藩首领派遣的。
日本的“明治维新”，晚于中国1861年开始的“自强运动”。但是日本人学习西方的力度远大于中国。
在中国第一批幼童出洋的前一年，1871年，日本派出以大臣岩仓具视为首的庞大的政府代表团，用近一年的时间，访问世界各国。他们随团带去五十多位留学生，送到欧美各国。留学生中有年少的幼童，甚至有5名女孩。出发前，明治天皇亲自接见9岁的津田梅子，慰勉有加——这在中国不可想象。
“明治维新”后，日本留学生的数量直线上升。1869年，50人；1870年，150人；到1873年，已有上千人。到这一年，中国刚向美国派遣两批幼童，共60人。在詹天佑就读的中学，就有日本女同学。
日本人不但大量派遣留学生，还把美国的教育制度整体移植到日本。巧合的是，日本驻美国公使森有礼在美国请教的人，就是帮助容闳安排中国幼童的康州教育局局长诺索布先生。诺索布写信给包括若干著名大学校长在内的教育专家，搜集教育制度的资料，这些资料由森有礼翻译成日文，以《文学兴国策》为名，经天皇诏准颁布，在全日本实行。
中国人则走得小心翼翼。李鸿章不敢强烈触动科举制度，派幼童留美，是绕开矛盾的“制度外安排”（与现代中国改革的“双轨制”类似）。
1875年，那位森有礼先生已经成为日本驻中国公使。他和天津拜会李鸿章，双方进行一场意味深长的谈话。
李问：“森大人多少年纪？”
森答：“整30岁。”
“森大人到过西洋？”
“自幼出外国周流，在英国学堂3年，环地球走过两周。”
“中西学问如何？”
“西国所学十分有用，中国学问只有三分可取，其余七分仍系旧样，已无用了。”
“日本西学有七分么？”
“五分尚没有……”
“日本衣冠都变了，还说没五分！”李鸿章大笑。他说，他对日本的一切成就都很佩服，惟一不理解他们将衣服改成了欧洲式样，衣冠是忆念祖先之物，后人理应世代相传……
森：“倘若祖先们还在世，他们也会做我们所做之事。一千年前，他们改穿中国服，只因发现中国服比从前的穿著要好。”
李：“四百年前你们的祖先无人愿改本朝装束（指留辫），后来却毕竟改了。当然，这是强加于你们的……”
这是一次让李鸿章感到日本“其志不小”的谈话。再十年，他和日本内阁总理大臣伊藤博文谈判，这位44岁的总理留学欧洲，学识渊博，深知富国强兵之道，给他留下更深刻的印象。他说，十年内外，日本富强必有可观，这是中国的远患啊！
35．荔枝飘香的军舰
十九世纪八十年代，中日两国近代化竞赛的焦点集中到海军。对海军战斗力的评价，是最准确的“综合测试”，它衡量出一个国家在人才素质、战略思想、经济实力、政府决策能力乃至国家体制和国民精神状态的全面水平。
“留美幼童”被清廷“召回”后，94人中有41人被分配到包括北洋水师、广东水师、福建船政、江南制造局、大沽鱼雷局在内的海军系统，接近半数。他们正赶上大清海军发展的浪峰时期，许多人在1888年北洋海军正式成军时得到朝廷的任命，成为中国最早的新式海军军官。
1891年7月5日，北洋海军“定远”、“镇远”、“致远”、“靖远”、“经远”、“来远”6艘军舰，在此起彼伏的礼炮声中，列着威武的队形驶入日本横滨港。这是北洋海军在1888年正式成军后第一次访问日本。东京《朝日新闻》报以《清国水兵的形象》为题报道：
登上军舰，首先令人注目的是舰上的情景。以前来的时候，甲板上放着关羽的像，乱七八糟的供香，其味难闻之极。甲板上散乱着吃剩的食物。水兵语言不整，不绝于耳。而今，不整齐的想象已荡然全无：关羽的像已撤去，烧香的味道也无影无踪。军纪大为改观。水兵的体格也一望而知其强壮武勇。惟有服装仍保留着支那的风格，稍稍有点异样之感。军官依然穿着绸缎的支那服装，只是袖口像洋人一样饰有金色条纹。裤子不见裤缝。袴裆处露出缝线。看上去不见精神。尤其水兵的服装，穿着浅蓝色的斜纹布装，几乎无异于普通的支那人。只是在草帽和上衣上缝有舰名，才看出他的一个水兵。
曾留学英国，后来成为日本海军名将的东乡平八郎，当时是一个镇守府的参谋长，他发现“定远”和“镇远”有水兵在大炮上晾晒衣服。他说：“以此类巨舰，纪律尚如此，其海军实不足畏。无怪欧美喻为睡狮。”
十年前，也就是幼童被“召回”的1881年，中国人在欧洲定造“定远”和“镇远”两艘铁甲舰的消息，极大震动了日本朝野。1886年，“定远”、“镇远”访问日本，发生中国水兵和日本巡捕殴斗的血案——背后是日本对拥有亚洲最大军舰的中国人的恐惧和敌意。那时，日本弥漫“恐定远、镇远症”，军人的口头禅是“一定要打胜定远！”连玩耍的孩子，都做“捕捉定远、镇远”的游戏。当年，日本发行1700万日圆海军公债，年底就决定建造“严岛”、“松岛”、“桥立”三舰。1887年，日本秘密制定《征讨清国策》，主张在中国实现军事改革前完成对华作战准备。同年，天皇决定提取皇室经费的三分之一即30万元补助海防。全国华族和富豪也竟相捐款。
在中国，最能体察这种紧张气氛的人，莫过于李鸿章。他的得意之笔是海军，他的满腹苦水也在海军。中法战争期间，恭亲王突然被慈禧太后罢黜，光绪皇帝生父醇亲王出掌新设立的海军衙门。李鸿章在政治的夹缝中生存，动用一切手段，维持海军的发展。
1886年，他为醇亲王组织了规模空前的“大阅海军”，接下来的两年中，他又费尽心机，以海军建设的名义向各地筹措巨款，将巨款的利息为慈禧太后修建颐和园。这都是政治。李鸿章洞若观火：修好颐和园关系到慈禧结束垂帘听政顺利引退；慈禧引退关系到光绪顺利“亲政”，执掌国家权力；而这一切，莫不与皇帝生父醇亲王有密切的关联。
李鸿章的惨淡经营，换来慈禧太后和醇亲王对海军建设的支持。1887年底，在欧洲订购的“致远”、“靖远”、“经远”、“来远”4艘巡洋舰回国服役。1888年，北洋海军正式成军。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支拥有西方装备、拥有一批“西学”人才、按照西方章程训练作战、甚至按照国际惯例使用英语发令的舰队。
1891年，据《万国公报》主办人林乐知编《各国新政治记》称，本年，中国海军占世界第8位，日本占第16位。
在表面上亲善平和，欢宴频频的同时，访问日本的中国海军军官也在对日本舰队进行观察。“定远”舰舰长（管带）刘步蟾忧心忡忡地报告提督丁汝昌，日本海军实力已经迅速提高，北洋海军添船换炮刻不容缓！
然而，也恰恰在这一年，清政府的户部奏准停止购买外洋军火两年。事实上，从1891年到甲午战争前的3年中，北洋海军没有增加一艘军舰。那正是世界海军装备更新换代的一个关键时期，军舰的主机、锅炉、装甲、火炮，种种技术都在迅速进步，但中国海军却开始了“冬眠”。
日本人紧追不舍。他们制造了“高千穗”、“千代田”等巡洋舰后，在1892年又从英国购买了当时世界上航速最快的巡洋舰“吉野”。
作为岛国的日本，有着强烈的危机感。“明治维新”的政治家们成功地利用了日本的民族性格，他们高举皇权的旗帜，维护中央集权，煽动国家至上的炽烈情绪，同时又“廓然更张”，“慕效西法”，从政府管理、经济运作到社会文化，进行了天翻地覆的改革。天皇率先脱下和服，穿上西服和军装；议会在声称“决万机于公论”；“文明开化”成为日本人的口头禅，到处有人在主张废除汉字，提倡喝牛奶、吃牛肉，和外国女子结婚以改良民族体质。消防局、新闻纸、邮政局……各种西方事物随处可见。
中国的先进的海军，就像矗立在荒漠上的一座华丽的宫殿。从曾国藩、李鸿章酝酿派遣幼童出洋，幼童十年后归来，直到此时，幼童们都已成为海军军官，有的甚至当了舰长，整个国家的政治和经济结构都没有发生变化，封闭守旧的势力依然强大，腐朽的空气令人窒息。
1894年初夏，广东水师的“广甲”舰奉命北上。“广甲”舰的舰长是曾就读瑞萨莱尔理工学院的第三批“留美幼童”吴敬荣，帮带大副是曾就读麻省理工学院的宋文翙——这是中国海军惟一一艘舰长和大副都是“留美幼童”的舰只。他们的特殊使命，是“遵例解运岁贡荔枝进御”，军舰成了为皇帝和太后运送贡品荔枝的运输船，仿佛从前“一骑红尘”的快马。
就在他们把贡品荔枝送到天津的时候，战争爆发了。
36．留学生大战
无论日本还是中国，都从来没有经历过这样的战争。这两个东方国家，有史以来第一次使用西方先进的军事装备、西方的军事战术和技术和西方式教育培养的一代军官，进行一次空前惨烈的战略决战。
在1894年甲午海战中，双方阵营中有数十位曾留学英美的高级和中级指挥官。日本大本营指挥海陆军作战的参谋部次长曾留学德国，海军舰队的高级指挥官和舰长多人留学欧美，陆军的多名将领曾留学法国和德国。中国海军参战舰只的几乎所有舰长（管带）都是留英学生，而“留美幼童”多为大副等中级军官；这些英国皇家海军学院、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和耶鲁大学的学生们，并肩作战，鲜血流在一起。
1894年，朝鲜发生“东学党”农民起义，为“上国体面”，清廷应允朝鲜国王请求，派兵代剿。日本将此看作天赐良机，立刻宣布，不承认朝鲜是中国属邦，同时以“保护侨商”的名义，派兵进入朝鲜。清廷仓促决定，大举进兵——这正落入日本的陷阱。磨刀霍霍的日本渴盼已久，和中国一决胜负的机会终于降临。日本迅速把战事从陆地引向海洋，寻求和清国海军的决战。
7月25日清晨，日本不宣而战，在朝鲜丰岛附近海面向北洋舰队护送陆军的“济远”、“广乙”二舰发动突袭。日本军舰炮声一响，双方立刻展开激烈的炮战。
由“吉野”、“浪速”和“秋津洲”三艘高航速高射速军舰编成日本联合舰队第一游击队，在岛屿间已经隐伏了两天。它的司令官，51岁的坪井航三，在中国幼童到达美国的前一年即1871年，作为海军大尉，曾留学美国学习海军。“吉野”舰长河原要一，曾于1876年留学德国学习海军。“浪速”舰长东乡平八郎，曾于1871年留学英国学习海军。“秋津洲”舰长上村彦之丞，曾于1871年留学美国。中国军舰“济远”的舰长是36岁的方伯谦，他是福建船政学堂第一届学生，第一批留英，毕业于英国格林威治皇家海军学院，曾在国外军舰实习，巡历大西洋、地中海、印度洋，到过美洲、非洲。29岁的“济远”的帮带大副沈寿昌，是第四批“留美幼童”。
沈寿昌是“留美幼童”中惟一的上海人，也是“留美幼童”中年龄最小的几个人之一。他在美国曾就读诺威奇自由学校（Norwich Free Academy）,居住在诺威奇的罗杰斯太太（Miss C.E.Rogers）家,被“召回”时刚满17周岁，未及进入大学，回国后接受了北洋水师学堂的培训。
“留美幼童”沈寿昌，成为甲午海战中国海军牺牲的第一人。海战打响不久，“济远”舰驾驶台中弹，正在指挥发炮的沈寿昌头部被弹片击中，当即牺牲，脑浆和鲜血飞迸在舰长方伯谦的衣上。前炮台继而中弹，二副被弹片洞穿胸膛。
开战仅半小时，中国自制的“广乙”舰就负重伤退出战场，被大火焚毁。“济远”一以当三，抗击日舰围攻，舰炮命中日舰“吉野”舰艏，折断前桅桁索，又一炮命中“吉野”右舷，炮弹穿甲入舱，击毁发电机，可是竟没有爆炸，“吉野”逃过大劫。
在13人阵亡、40多人受伤后，舰体受伤的“济远”逃回旅顺军港。日本军舰击沉驶近朝鲜的中国运兵船“高升”，近千名陆军官兵死亡。
1894年9月17日，更大规模的海战爆发。在靠近鸭绿江口的黄海海面，中日海军最精锐力量进行了殊死搏斗。中日各有12艘军舰参战，中国拥有“定远”、“镇远”等亚洲最大的铁甲舰和多于日方的大口径炮，日本则航速和射速略胜中国。激战进行了5个小时，从午后直到黄昏，这是世界海战史上罕见的恶战。
交战刚刚开始，曾在丰岛海面突袭“济远”等舰的日本“第一游击队”（增加了“高千穗”舰）便猛扑过来，由中国留学生最早驾驶回国的“超勇”、“扬威”两艘“碰快船”，因为航速慢，成为日舰最早的猎物。号称“帝国精锐”的日本“第一游击队”向“超勇”、“扬威”作低弹道抵近射击，两艘中国军舰在奋力还击时中弹起火，“超勇”舰长黄建勋(第一届船政学堂学生，曾留学在法国、英国)在船沉时落水，鱼雷艇赶来援救，他“不就而没”，与军舰共亡。“扬威”舰长林履中(第三届船政学堂学生，曾赴德国协驾“定远”铁甲舰，后赴英留学，毕业于高士堡大学)指挥起火的军舰驶向浅海扑救，后被仓促退出战场的受伤的“济远”舰撞沉，林履中落水身亡。
然而日本军舰很快也进入恐怖时刻。北洋舰队插入敌阵，日本航速较慢的“比睿”、“赤城”和“西京丸”正落入中国的火力网。“比睿”多处遭受重创，“十数人被击成碎粉”，喷出浓烟，奋力突围。中国军舰“来远”（舰长邱宝仁，船政学堂第一届学生，曾赴欧洲接船）、“致远”（舰长邓世昌，船政学堂第一届学生，曾两次赴欧洲接船；帮带大副陈金揆，“留美幼童”）和“广甲”（舰长吴敬荣，“留美幼童”，瑞萨莱尔理工学院学生；帮带大副宋文翙，“留美幼童”，麻省理工学院学生）一起猛攻日本的弱舰“赤城”，在距离
800米处对“赤城”组成交叉炮火。“赤城”舰上传来高亢而嘶哑的军歌声，那是舰长阪元八郎太（曾去英国接船，曾任日本驻俄国武官）在讴歌鼓舞士气。突然，中国铁甲舰“定远”的重炮命中“赤城”，阪元八郎太立时毙命。这时，中国军舰“平远”（舰长李和，第一届船政学堂学生，曾去英国接船）、“广丙”（舰长程璧光，在美国檀香山长大，船政学堂第五届学生；帮带大副黄祖莲，“留美幼童”）正向乘坐着日本军令部长桦山资纪的“西京丸”发起攻击，舰炮轰断其舵。飞速逼近的中国鱼雷艇向“西京丸”发射鱼雷，一枚鱼雷从“西京丸”底部穿过，从右舷逸出，日方惊呼“天佑神助”！
危急时刻，日本“第一游击队”保持着18节航速，队形始终不变，在毁伤“超勇”、“扬威”后，再次对中国舰队形成包抄之势，直接威胁旗舰“定远”。
当“吉野”等四舰逼近“定远”时，中国海军阵中忽然有一艘军舰开足马力，驶到“定远”之前。那是舰长邓世昌指挥的“定远”。
邓世昌两度出洋，但不曾留学，他童年即跟一位西方人学英语和算术，在船政学堂各科都是优秀，因此“西学甚深”，超出一般同僚。
然而邓世昌这一被称为“勇者过勇”的决定，在战术上却弊大于利。日舰火炮射速优于中国，“致远”暴露在炮口下，连续受到日舰重炮打击，水线下受伤。“致远”弹药将尽，舰身倾斜，海水汹涌灌入军舰。看到官兵出现混乱，邓世昌在驾驶台上大声喝道：
“我们从军卫国，早就置生死于度外，今天不过就是一死，用不着纷纷乱乱！”
日舰“吉野”距“致远”越来越近。邓世昌对帮带大副陈金揆说：“日本舰队专靠吉野，要是沉了它，我们就能打败日本人了！”
30岁的陈金揆是第四批“留美幼童”，曾就读美国麻省菲力普学校（Phillips Exeter Academy），曾在北哈德利（North Hadley）拉姆森太太（Miss M.E.Lamson）家居住。被清廷“召回”后，陈金揆就读北洋水师学堂，毕业后，是加入海军的“幼童”中提升较快的一个。他在1883年担任“扬威”二副，1885年担任“扬威”大副，1888年，随邓世昌到欧洲接回“致远”等四舰，深得邓世昌信任。
此刻，邓世昌令下，陈金揆驾驶军舰，鼓轮怒驶，沿途开炮，准备用舰艏冲角撞沉“吉野”。“吉野”迅疾规避，在即刻被“致远”撞上的一刹那发射了鱼雷。“致远”锅炉发生剧烈爆炸，声如裂帛。陈金揆和邓世昌同时落水牺牲。
在“致远”沉没时，另一艘烈焰翻腾的中国军舰“经远”（舰长林永升，第一届船政学堂学生，毕业于英国格林威治皇家海军学院，曾在国外军舰实习，巡历大西洋、地中海、印度洋，到过美洲、非洲）仍猛突“吉野”，日舰弹如雨注，林永升被弹片击中，脑裂而亡，“经远”终于在爆炸中沉没。
日舰同样损失惨重。就在“致远”沉没的一刻，日本旗舰“松岛”被中国的重炮击中，引爆了舰上的火炮炸药，如一声霹雳，“松岛”倾斜了5度，死伤达100多人，尸体如山，血流满船，联合舰队司令官被迫改换旗舰。
击中“松岛”的是中国军舰“镇远”。“镇远”和“定远”这两艘铁甲舰，岿然挺立，成为日舰久攻不下的目标。在这两艘铁甲舰上，聚集着中国海军最优秀的军官：第一届船政学堂学生，毕业于英国格林威治皇家海军学院的“镇远”舰舰长林泰曾；第一届船政学堂学生，毕业于英国格林威治皇家海军学院的“定远”舰舰长刘步蟾；第四届船政学堂学生，毕业于英国格林威治皇家海军学院的“定远”舰副管驾李鼎新；“留美幼童”，曾就读瑞萨莱尔理工学院的“定远”舰参谋吴应科；“留美幼童”，曾就读耶鲁大学的“定远”舰鱼雷大副徐振鹏；“留美幼童”，“镇远”舰枪炮大副曹嘉祥……
“薄暮冥冥，苍烟锁海，云涛杳渺，满目惨然”，这是日本人描绘的双方撤离战场时的情景。这场海战，中国5艘军舰沉没，日本5艘军舰重伤。但是日本梦寐以求的黄海渤海制海权，并不能通过这一战完全获得。中日战争的最后结局，是因为日本军队陆海连手，在陆上横扫老朽的中国陆军，最终攻克威海海军基地，才将北洋舰队彻底摧毁。
在日军进攻威海时，清军做了最后的抵抗。“留美幼童”黄祖莲英勇无畏，指挥“广丙”舰开炮击敌，阻遏了敌人进攻。但最终日军攻占陆上炮台，随即猛轰港内的北洋军舰。激战中，黄祖莲中炮阵亡。黄祖莲是第四批“留美幼童”，他是陈金揆在菲力普学校的同学，曾在麻省安道渥（Andover）的玛诗太太（Mrs. J.H.Marsh）家居住。
1895年2月21日下午，被卸去所有武器的北洋海军练习舰“康济”号，得到日军许可，装载6具灵柩离开威海驶往烟台。灵柩中有3位北洋海军的高级将领——自杀身亡的提督丁汝昌、舰长刘步蟾、林泰曾；有两位“留美幼童”——沈寿昌和黄祖莲。当“康济”舰舰长萨镇冰（第一届船政学堂学生，毕业于英国格林威治皇家海军学院）驾舰离港时，汽笛低回，细雨迷蒙，日本军舰降旗鸣炮。
37.末日目击者
李鸿章等人数十年的心血被毁于一旦。甲午战争，海军中的留学生们或死或伤，或是被日军俘虏，或是被朝廷革职。“留美幼童”原本是曾国藩、李鸿章等人为中国的自强培养的，可是今天，当自强运动迅速走向末日的时候，诡谲的命运，却要安排一些“留美幼童”，作为这个末日的目击者，让他们背负巨大的屈辱——当他们刚刚步入而立之年。
1895年1月31日，就在黄祖莲阵亡的第二天，与他同属第四批幼童的同学梁诚，作为清廷全权议和大臣张荫桓和邵友濂的随员，随代表团到达日本广岛。30岁的梁诚已经是一名职业外交官，当年被“召回”后，他曾是“电报生”，后来考上总理衙门的章京（秘书）。1886年到1889年，梁诚随公使张荫桓在中国驻美国使馆工作。20世纪初，他成为中国驻美公使，“庚子赔款留学计划”是由他的努力而建立的。
在梁诚的外交生涯中，1895年赴日和谈是最屈辱的经历。他们到达日本的那天，威海刚刚陷落，北洋海军的指挥中心刘公岛尚未被攻克。为了推迟议和，在战场上获取更大的利益，日方蓄意挑剔和刁难中国议和使臣。他们狂傲地指责中国与世界各国几乎完全背道而驰，称中方的外交文书不合规格，张荫桓等不具有缔约的全权。他们要逼出“名位极崇能肩重担”的最高代表李鸿章，到日本议和。使臣被逐，张荫桓等无奈回国。
1895年4月17日，李鸿章到达日本马关。在李鸿章随员名单中，又有一位“留美幼童”林联辉。
林联辉是李鸿章的医官。他也是第四批幼童，曾和梁诚一同就读麻省安道渥（Andover）的菲利普学校（Phillips Academy）。“召回”后，他被分配到北洋医学堂（Viceroy's Hospital Medical School）。这是李鸿章创办的中国第一所西医学校；因为一位英国医生曾治愈李家人的重病，李鸿章相信而且重视西医。林联辉是这位英国医生的得意弟子，1885年，他和他的留美同学金大廷、何廷梁、李汝淦、曹茂祥、周传谔一起毕业。他留校任教，甲午战争前已经担任校长（总办）。
他是李鸿章身边的医生，他比常人更能体察这位72岁的总督的身心创痛。战争爆发后的数月里，上有皇帝太后的重压，下有士大夫们潮水般的攻讦，李鸿章心境昏暗，陷入一片紊乱。这个一生都按严格作息时间生活的人，此时起居无节，寝食不安。他惶惶不可终日，时而狂怒，随意呵斥身边的幕僚和亲属；时而抑郁，语言颠三倒四。李鸿章每天需要外国医生来给他做理疗，以至弹劾他的奏章告他“每日须洋人上电气一百二十分，时用铜绿浸灌血管，若不如此，则终日颓然若醉”……
战争无可挽回地失败，李鸿章知道失败的苦果只能是“割地求和”，但在中国人的道德观里，战败后的妥协仍是卖国，所以他决不愿受万世唾骂。在光绪皇帝召见时，他有言在先：“割地之说，不敢承担”。又说：“割地是不行的，议不成我就回来”。直到光绪最终做出“割地”的决定，授予他“商让土地之权”，他才勉强接受使臣之命。
1895年3月24日下午，在和日本内阁总理大臣伊藤博文进行了3次唇焦舌敝的谈判后，李鸿章返回驻地，当他的座轿行至行馆附近时，一名日本年轻男子忽然从人群中闪出，在离轿不到两米的地方，举枪射击。子弹击碎了李鸿章眼镜的左镜片，击中左颧骨，深入到左眼下方。
林联辉疾步赶上来，只见李鸿章流血甚多，鲜血溅满袍服。他迅速为李鸿章止血裹伤，李鸿章稍稍苏醒，却晕眩难支。他喃喃地说，我还以为我必死无疑了……
这就是震惊世界的“日本浪人小山丰太郎刺杀李鸿章”事件。消息传出，世界各国纷纷指责，日本呈现狼狈紧张的气象。日本害怕列强干预，决定无条件停战，接着提出苛酷之极的和约草案。
在病榻上的李鸿章致电朝廷，日本索取的赔款过巨，中国“万不能从”；日本要中国割让东北，中国“万不能让”。李鸿章说，如“和局必不能成，两国惟有苦战到底”！
4月5日，尚未接到清廷指令的李鸿章，向日方递交了万言答复书。这个答复，除承认朝鲜自主外，在割地、赔款、通商权利诸点都竭力抗争。在万言书的最后，李鸿章说，我为朝廷做官已经近五十年了，我知道，剩下的日子已经不多，效力于皇上和百姓之事，恐怕就结束在这次和局。所以盼望和约一切妥善，毫无流弊……
12天后的4月17日，经清廷最后批准，中国和日本签定著名的“马关条约”。这个让中国蒙受奇耻大辱的条约共十一款，包括规定中国割让台湾和辽东半岛，赔偿日本二亿两白银。
耐人寻味的场面又一次出现。谈判桌的两边，聚集着中日两国一批欧美留学生。55岁的日本内阁总理大臣伊藤博文是幕府时代的留英学生，“明治维新”后，他曾参加岩仓具视代表团赴欧美考察，1882年再次赴欧洲考察宪政制度。52岁的日本外务大臣陆奥宗光，曾赴欧洲考察。李鸿章身边的3位“参事官”，伍廷芳毕业于英国林肯法律学院，曾是香港执业大律师，在轩尼诗任总督期间出任立法局议员。罗丰禄是当年船政学堂第一届学生中成绩最优秀的，他以翻译的身份和海军学生一同赴英国，在伦敦琴士学院学习理科；马建忠是护送留欧海军学生的工作人员，到法国后，进大学学习法律、政治、外交，获得博士学位，他精通多国文字，是《红楼梦》最早的西文翻译者，第一部系统研究汉语语法的著作《马氏文通》出自他手。
李鸿章的身边，曾经聚集了一批完全不亚于日本的西学人才。可是中国的西学人才，在19世纪末年决无可能涉足政治，决无可能影响决策，决无可能像伊藤博文和陆奥宗光那样，去研究制度，设计制度，改革制度。而恰恰是那个难以改变的制度，决定了中国的命运。
继甲午战争，中国又经历戊戌政变、庚子事变。八国联军攻入京城，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逃往西安。清廷重新起用已经贬任两广总督的李鸿章收拾残局，李鸿章在草签比“马关条
约”更加苛酷的“辛丑条约”后，吐血而死。
洋务运动的受挫，甲午战争的失败，马关条约和辛丑条约的签定，使李鸿章一生蒙垢。在甲午战争后的一百多年里，许多教科书中，李鸿章都是丧权辱国的罪人。
在李鸿章最后的日子里，有一位“留美幼童”，作为幕僚，始终陪伴在身边。他就是那位瑞萨莱尔理工学院的学生，“定远”舰的作战参谋吴应科。吴应科在战争中表现英勇，被清廷授予“巴图鲁”（蒙语“英雄”）称号，但他愤于政治的腐败，将得到的勋章和军服上的军阶标志束成一包，扔进了大海。吴应科和他的留美同学们已经不再是孩子，他们在苦难中成熟。他们目睹了洋务运动的落幕和李鸿章的离去。在停止呼吸之前，已被穿上殓衣、不能言语的李鸿章整整一天瞠视不瞑，临终的一刻，老泪流过面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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