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军百战声名裂 —— 泣血说李陵

转载 2006年05月17日 10:49:00

     汉和匈奴的战争是汉朝第一次以举国之力进行的一次战争,在战争中出现了无数的英雄,也正是在这次战争的感召下,汉族有了统一的民族概念,(一个民族的形成除了语言文字,关键是要有光辉的对抗外敌的历史)也正是在这次国运大战中的获胜,使得汉朝名扬天下,成为东方第一强国,可以这么说,这次战争奠定了以后两千余年的中国的国运基础。

  先看我们的对手匈奴,史记汉书都说匈奴,其先祖夏后氏之苗裔也,我认为也有可能,毕竟上古时期的民族比较复杂,或许真是也未可知,我们在战国就可以看到匈奴的身影,那时和氐不过这和我们的行文无关,我们不是考古的,匈奴之前的事我们不想关心,我们知道的是在冒顿单于的英明统治下,东破东胡,西击月氏,南并楼烦、白羊河南王,北服浑庾,屈射、丁零(请注意这个民族,他们后来在五胡乱华的时代是个捣糨糊的角色,就象打不死的小强一样顽强)、鬲昆、薪儣各族,又乘秦末战争中原混乱夺回河套,又在白登险些歼灭汉高祖一军(可以说匈奴失去了最好的机会,不过匈奴是否会南下吞并中原也是很难说的情况,但是中原会大乱是一定的)。此时的匈奴已经不是被李牧和蒙恬打到到处乱跑的匈奴了,(秦末的战乱确实是让中原大伤元气。)现在的匈奴已经是东方第一强国,从地域上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匈奴的地域包括原苏联的亚洲大部,蒙古,我国新疆(那时的西域),都在他的控制之下,至于兵力,控弦之士三十馀万,我们就当作装甲师三百万部队(我可觉得匈奴的三十万骑兵比装甲师三百万强多了)吧。不过匈奴虽然是当时的第一强国,但是也有极大的缺陷,匈奴以强大的骑兵立国,但是这种军事抢掠为基础的草原部族虽可扬威一时,但是经济基础太过单薄的他们不能持久,这几乎是所有游牧民族的通病,一旦中原和他们断绝贸易,他们就不得不依靠抢掠来生存,这又必然导致中原的反击。

  话说回来,白登之围后,汉朝和匈奴的关系是用和亲来维持着,这种关系对于汉朝是极其不利的,虽然还没到达属国的地位,但是处于弱势是一定的,匈奴也没把和亲当回事,想抢劫就照抢不误,惹的汉朝北疆颇不安定,其实匈奴亡汉之心一直不死,至于汉朝也不是白痴,认为送几个姑娘就可以保太平了,北疆还是派出重兵防卫(比如我们马上就要说到的李广),文景时期一直在积累实力反击,在西部北部也有三十多牧马场,一直也在训练骑兵,对于匈奴的反击也只是等待一个人出来振臂一呼了。而这人就是汉武帝。

  汉武帝后世对他有褒有贬,颇多人认为他穷兵黩武,但是我认为这不是汉武帝的错,对抗匈奴不是他一时心血来潮,当时北疆受匈奴之苦深矣,全国人在匈奴面前都抬不起头,而对匈奴一战安定边疆,保两汉之后边疆再未有大祸,奠定汉族形成的心理基础,可以说其功不在秦始皇之下,(说实在的我们常说的几个盛世,很关键的一点就是要军功,无论是开元还是康乾,军功还是很重要的)就算决策出兵也是小心谨慎,初登位也与匈奴和亲,老年自念连年用兵,下罪己诏,比起隋炀帝三次出兵高丽,不顾民生社稷,要好得多了。不过他为大宛马不惜破坏两国关系,两度用兵(虽然有天朝在西域威信的因素)实在是有些浪费,还有其个人奢侈无度,这确实是他的大缺点。

  言归正传,汉武帝是想与匈奴用兵,但是大多数大臣都认为时机未到,反对开战,(这时虽然也有主和,但是一旦开战,为了汉朝基业主和派也是浴血奋战,这是单纯的政见不同,比其后来的为求和不惜杀自己的国内大臣那些人实在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不过马邑一役失败使得两国争端再开。(马邑一役是可惜了点,假若布置详明,歼灭匈奴十万兵马和匈奴,如李牧当年,也就事半功倍了。)总之,由汉武帝发动的汉匈战争开始了。

  说汉匈战争就不得不说李家,李家三代为将,实在是悲情家族。先说李广,其人自报从军(古代自愿从军的不多,尤其是小兵,罪人充军很多。李广这是为了一番功业从军)武艺出众,看史记上说他“广以良家子从军击胡,用善骑射,杀首虏多”“有所嚰陷折关及格猛兽”外人评价他“李广才气,天下无双”对匈奴大军镇定自若,杀其将,自己却全军而退,被擒后却逃出生还,实在是一个传奇人物。其他人对他的评价也很高,匈奴人怕他,汉文帝也说:“惜乎,子不遇时!如令子当高帝时,万户侯岂足道哉!”谁知,李广的一生是如何的悲情,少时大多守边,没立功机会,到了年老汉武帝和匈奴开战。第一次分兵四路出击,他遇到匈奴主力,全军被擒,自己逃出,获罪,用钱赎罪。(汉朝战罚严酷,胜封侯,败下狱,但是人才却不见少,也是秦汉一代,英雄竟出,多为舍生忘死之辈)再后又被用,任后将军,郎中令在右北平以四千对匈奴四万,李广与子李敢奋勇杀敌,等到援军,解围,但是此战李广一军伤亡惨重,没有得到赏赐。再后随卫青再出击,因失道,被卫青责怪,愤而自杀。 

       李广一生,确实很有传奇,他的才能世人公认,但是却时运不济,尤其使他刺激的是,他的弟弟李蔡才能不如他,封侯,还拜为丞相,自己的儿子李敢也封侯,自己却屡次与封侯交臂(日后他将之归罪于杀降,以后假如谁有上战场的机会要小心,杀降没好处的,白起如此,项羽如此,李广也如此。)

 

  领袖猜疑,援军不力,孤军深入,而且缺少战马,凡此种种,都给这次出征蒙上了不详的阴影。

   李陵率领他的五千步兵按照计划,从居延出塞,向北挺进。三十日后,到达东浚稽山扎营,把沿途所见的山川形势绘制成军用地图,派骑兵陈步乐先行向长安奏报。刘彻召见,陈步乐简报行军情形,表示李陵能得到士兵的效死。刘彻大为高兴,任命陈步乐当宫廷禁卫官(郎)。

   然而就在此时,前线情势突变。匈奴单于亲自统率的三万大军,已把李陵团团包围。面对优势敌军的包围,李陵毫不慌乱。他把部队集结在两山之间,用运粮车结成车阵,四周布防,自率精锐在车阵外列阵应敌。前排战士手执盾牌长戟,后排则埋伏弓箭手。命令:“闻鼓而进,闻金而退。”匈奴兵团见汉军人数很少,直扑过来,前排战士迎战肉搏,然后返回战壕。待匈奴追击,后排军突然万箭俱发,匈奴士卒应声倒地,死伤狼籍,急收兵还屯山上。李陵军队尾击,斩杀数千人。

   单于大为震惊,马上集结东、西各部增援,共八万余人,再发动攻击。重寡悬殊,李陵只好且战且走,向南撤退。但是缺少战马、机动性差的弱点,却让这支劲旅吃够了苦头。他的步兵再强悍英勇,也无法摆脱骑兵的追击,将士们每前进一步,都要浴血奋战,可是匈奴骑兵两翼张开,很快就又把李陵兵团夹在当中。

   这样艰难转战数日之后,部队已经是死伤惨重。李陵下令:“士兵受伤三次以上的,可以坐车。受伤两次以上的充当驾驶。受伤一次的继续战斗。”即使如此,他仍带领残破之师再作反攻,斩匈奴士卒三千余人,成功突围。然后改向东南,沿着前往龙城的旧道,再走四五日,到达一片苇草茂盛的沼泽地带。匈奴兵团顺风纵火,李陵却先纵火烧出一条通路,继续南下。此时到达丘陵地带,匈奴单于在南山上眺望,命太子率骑兵攻击,李陵军退入树林,在树林中厮杀苦战,击杀匈奴数千人。李陵遥遥望见单于在山上指挥,下令用“连弩”遥射,箭如雨下,单于急奔山下躲避。

   单于大为震惊,他万万想不到自己精锐的优势骑兵,苦战多日,伤亡惨重,居然拿不下一支小小的汉军偏师。而且疑虑:这支部队打到现在,居然还是阵脚不乱,斗志十足,莫非早有准备?他怀疑这是汉朝的圈套,以孤军深入的假象,引诱匈奴向南追击接近边塞,进入汉军的伏击圈。他甚至想放弃这块叫他吞不下去的硬骨头。可是他的部下一齐反对,叫道:“单于御驾亲征,率领几万人的大军,如果还吃不掉区区几千汉军步卒,以后还怎么号令属国,还怎么让汉朝不轻视匈奴?在山谷树林中既不能取胜,前面四五十里,就进入平地,如果再不能取胜,班师不晚。”

   这时李陵军处境越发险恶,匈奴依仗绝对优势兵力,反复冲击不止。但是在又付出二千余人伤亡的代价后,匈奴人真的近乎绝望了:为了歼灭这几千汉军,他们已经死伤万余,而汉境近在眼前,莫非老天站在汉人一边?

   然而,就在这时,李陵的军候管敢因受到校尉的欺辱,投奔匈奴,将李陵的困境和盘托出:“李陵并没有后援,前面也没有埋伏,箭且用尽。只有李将军的警卫部队,跟校尉成安侯韩延年(也是将门之子,父韩千秋击南越战死,武帝封子延年为侯,以校尉随李陵出征)的部下,各约八百人,武装还全,担任先锋。他们分别使用黄旗、白旗,如果用精锐骑兵集中射击,就可击破。”单于兴奋得从马背上跳起来,下令他的部下,继续攻击。

   匈奴兵团决心俘掳敌将,在攻击时高喊:“李陵、韩延年,赶快投降!”大军越过李陵兵团,截住退路猛攻。李陵被困在山谷之中,匈奴兵团布满四周山顶,集中发箭,蔽天而下。李陵军突围,再向南挺进,将到鞮汗山,又被匈奴军包围。李陵率残军血战,一天之中,发射五十万箭,箭终于用尽。遂抛弃辎重车辆。这时战士还剩三千人,刀枪已折,于是砍下车轴当武器,文职人员拿着刻字的笔刀,一齐退入狭谷。而匈奴兵团的包围圈越来越小,单于亲率精锐部队遮住谷口,从山上滚下巨石,声震天地。战士死伤枕籍,无力再战。

   黄昏降临,李陵换穿便衣,独自出营,告诉左右不许跟随——到了这个地步,他只能希望靠个人冒险,侥幸劫持单于。然而观察形势后,李陵黯然折回,叹息:“我们已经失败,死在此处。”他仰天长叹:“苍天!苍天!再赐给我们数十支箭,就可以突围。而今,我们没有武器、没有箭。等到天明敌人发动攻击,我们只有坐受捆绑。不如解散,各人分别逃生,希望有人脱险,回到汉境,奏报天子。”下令砍倒所有旗帜,把值钱的珠宝埋藏地下,每个士兵各带粮食二升,和一块冰(用作饮水),互相约定,先到遮虏障的,等待后到的战友。

         夜半,李陵命击战鼓,战鼓已破,不能发声。李陵跟韩延年上马,率领十余位壮士向南突围。匈奴骑兵数千人追击,尘沙蔽天,韩延年战死,李陵被俘。他的部下分散逃命,逃到边塞的约有四百余人。李陵军溃败的地方,距边塞仅一百余里。

   即使在今天,我们在重读这场两千年前的败仗时,仍然会感到热血沸腾。我们感到的不是耻辱,而是悲壮,以及为自己有这样英勇无畏、虽败犹荣的祖先而自豪。在我们看来,这场惊天地、泣鬼神的战役,足以和斯巴达人的“温泉关战役”媲美,而那些浴血奋战的将士不是罪人,而是英雄。

   为什么当时的观点如此不同呢?为什么领导了这样一场战斗的指挥官竟受到“灭族”惩罚?难道那时的人没有基本的良知,和基本的判断力?

   是否这场战争的记载本身就不真实呢?以上记载,引自《汉书》,但材料很可能来自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太史公对这场战争的描述,与后来的《汉书》很相似)。我们知道,司马迁因李陵之祸受到“宫刑”之辱,他的记载是否不可靠?王夫之就是这种观点,并因此对司马迁大加斥责:李陵战败,他出于私人交情,强词开脱;受到处罚后,还是不肯改悔,在书里颠倒黑白,为叛徒评功摆好。

   王夫之经历了亡国之痛,对外族和投降外族者十分痛恨可以理解,也许在他看来,李陵和大汉奸吴三桂是一路货色。可是他的指责根本站不住脚。司马迁早已说明:他和李陵并无交情,只是对此人印象较好,不相信他会背叛而已。况且,司马迁因此获罪,汉武帝又在位,他断不敢虚构战斗情况,为李开脱。李陵的军队虽覆没,但突围回归的余部,尚有四百余人,而且分路突围,绝无“串供”可能,如果司马迁对战争的记述与这些亲历者的交代不一致,肯定会大祸临头。

   真正的原因是汉武帝的虚荣受到了打击。他本指望大舅子李广利立下大功,为他长脸;李广利兵败后又指望李陵胜利给他遮羞;李陵被围,他又期望李陵战死保住最后的体面。于是一听到李陵投降的消息,就大发雷霆,责问先期报捷的陈步乐,陈步乐有口难辩,只好自杀。

   上有好者,下必甚焉。既然皇帝认为李陵应该自杀,谄媚的大臣们也一致认为李陵应该自杀。只有司马迁说的恰恰是刘彻所不愿意听的话——他因此大难临头:

   “李陵对士兵非常爱护,平时常以杀敌报国为最大志愿。如今不幸战败,而一些没有冒一点危险的大人先生,却在一旁议论纷纷,挑剔他的过错,使人痛心。李陵以区区五千步兵,深入沙漠与八万骑兵对抗,转斗数百里,箭尽力竭,但仍冒白刃反攻,部下毫无离心,自古名将,不过如此。他身虽被俘,却曾力挫强敌,也足以名垂天下。而且我更相信,李陵忍辱投降,绝非出自本心,他一定另有计谋,报效祖国。”

   刘彻大为光火,就把司马迁囚入诏狱。法官会审的结果,确定司马迁犯了包庇叛徒的伪证之罪,判处死刑。司马迁的家人为他好不容易借贷到一笔赎金,才减为次一等的腐刑——将生殖器割除。

   腐刑固然痛苦,但羞辱尤甚,司马迁几次都要自杀,但他终于在残忍的命运下活下去,为的是要完成他的《史记》巨著——这一五十多万字的巨著,不但成为中国史籍的珍宝,而且他所开创的记传体裁从此被后代史家奉为圭臬。

   这里有一个问题:李陵为什么不象韩延年那样战死或自杀呢?

   在突围前夕,还有军吏劝他:“将军威震匈奴,失败是天命不遂,即使被俘也可以设法逃归。就像浞野侯赵破奴也曾为虏所得,后来逃脱,得到天子礼遇,何况将军呢!”而当时李陵的回答十分决绝:“您不要说了!如果我不死,就算不上真正的壮士。”何其悲壮!他为什么言行不一?而他投降之前,说“无面目报陛下!”又是什么意思呢?

   后来,李陵《答苏武书》中说:“我当时所以不死,只是打算效法前辈英雄,有所作为。可是,大志未成,全族被刘彻屠戮,老母都不能幸免。仰天捶胸,眼泪流尽,继之泣血。”

   《答苏武书》被怀疑为后人伪托,姑且不论。但在正史中,李陵确有“陵虽驽怯,令汉且贳陵罪,全其老母,使得奋大辱之积志,庶几乎曹柯之盟,此陵宿昔之所不忘也。”的表白,如果他的表白是真实的,李陵的遭遇,就是一个忍辱负重者遭到误解的悲剧。

   那么,我们能否相信他的表白(或相信史书的记载)?

   在被俘的一刹那,他的想法,我们已经无法确知。其实,退一万步说,即使李陵就是一时怯懦贪生又怎么样?

   当然,这会影响我们对他的评价,他可能不会作为英雄(所谓英雄,就是战胜了人性弱点、作出超乎常人的选择的人)而受到后人的景仰。但是即使如此,他也没有对不起任何人:他没有对不起汉武帝——他已经为国家、为君主竭尽全力了。也没有对不起那些英勇死难的将士——他是在形势已不可为的情况下解散军队后被俘的,此时他已经不再是一个指挥官,而只是与别人平等的人。换言之,李陵被俘,无论有无受到“误解”,都不应受到如此严酷的惩罚。

        那个时代,军人的命运十分悲惨。胜利固然可以封侯拜相,风光一时,可一旦战败就会成为阶下囚,甚至遭受灭门之祸。周亚夫、李广、赵破奴,甚至那个因身为“皇亲国戚”而倍受宠幸的李广利,都是功勋卓著的名将,可曾经的辉煌,却没能保住自己的头颅。

   即使在以“仁爱”著称的文帝时代,冯唐就曾进言:“陛下法太明,赏太轻,罚太重”,军人“终日力战,斩首捕虏,上功幕府,一言不相应,文吏以法绳之”,真是赏可不行,罚则必用。到了武帝时,这种状况更是变本加厉。汉《军法》规定:“畏懦当斩”,“逼桡当斩”,“失期当斩”,“失道当斩”,生俘也在死罪之列。李广就曾因生俘逃归,坐法当斩,赎为庶人,打发回家。后经启用,亦不得志。最后因“失道”错过会师时间(很难理解平生七十余战的老将李广会犯“不带向导”这种低级错误,所以有人怀疑这是卫青做的手脚),不堪再受刀笔吏之辱,引刀自刭。李陵即使突围生还,等待他的恐怕也不会是慰问和鲜花。由此看来,他的“降”(不管是否有“戴罪立功”的打算)里面有太多的无奈和苦衷。

 

  以现代人的观念看,军人在抵抗无效后,不但不必自杀,而且不该自杀——当已经无法为国尽忠,拯救自己的生命,就是我们的权利和责任。所以,在弹尽援绝,无力回天的情况下被俘,并不被看作可耻,他们回国时一样可以受到欢迎和礼遇。

  但是在古代中国,却并非是这样。“擐甲执兵,固即死也”,这就是中国军人的命运——你只能胜利不能失败;一旦失败,你只能死掉,不能活着。其实古人不是不懂“人为贵”这个道理,只不过是这个道理不合君主的口味——在专制帝王眼中,别人的命都不值钱。

   有一个活生生的例子:三国时,魏国大将于禁被关羽俘获,后来被送回。曹丕热情欢迎,还用荀林父(春秋晋国大将,曾大败于楚,但是仍然得到信任,后来终于击败楚军)的典故安慰于禁,把于禁感动得老泪纵横。可是一转脸,他就耍手段羞辱于禁,使之“羞愤而死”——我们不禁要问:究竟是于禁该死呢?还是那个道貌岸然、内心卑鄙的曹丕该死?

   这种对个人的苛求越到后世就越凶残,也越于事无补。金、元、清等外族入侵,国破家亡之际,总有义士烈女投水赴火,自杀殉国,读到这些,总让人心情复杂。一方面,这些壮烈行为让我们景仰;可另一方面,又让人不由怀疑:这类壮烈行为到底有什么用呢?为什么不能十年生聚、十年教训,卧薪尝胆、卷土重来?如果说这种行为是以气节激励后来人反抗,为什么自己不去反抗?又为什么这样死节的人越多,中国就越每况愈下?是不是我们把勇气、操守和牺牲用错了地方?

   李陵被俘后,汉武帝也有过片刻的清醒,但他采取的补救措施却异想天开:派遣因杅将军公孙敖将兵深入匈奴,接应李陵逃归——显然,在双方互不通气的情况下,这根本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公孙敖当然无功而返,为了逃避惩罚,昧着良心泼污水:“据俘虏交代:李陵已经叛国投敌,教单于兵法以备汉军,所以臣无所得。”

   面对几近疯狂的汉武帝,公孙敖文过饰非的谎言自有他不得已的苦衷,可是这并不能让人原谅他对李陵造成的伤害——汉武帝大怒,将李陵全家诛杀。

   身败名裂(史载“陇西士大夫以李氏为愧”),全家被屠。现在李陵只有死心塌地做叛徒了。

   历史学者李零在《汉奸发生学》中说:李陵由降而叛亦属“逼叛”。如果只从“叛”宇着眼,你只能说李陵是“汉奸”。困为他毕竟娶了匈奴公主作了匈奴王,毕竟死在胡地没回来。但是如果能体谅他的“叛”出于“逼”,你还不如说他背后的那只手,即由用人唯亲的汉武帝,指挥无能的李广利,老奸巨猾的路博德,善为谣言的公孙敖,以及墙倒众人推的满朝大臣,他们汇成的那股力,才是真正的“汉奸”。

  后来,汉遣使匈奴,李陵质问使者:“我作为汉将,率领步卒五千人横行匈奴,因为孤立无援而失败,有什么对不起汉朝的大罪,而至于诛杀我全家?”使者回答:“我朝有情报说,李少卿教匈奴战术,与我为敌。”李陵悲愤不已:“那个人是李绪,不是我。”(李绪原为汉朝的塞外都尉,也是因兵败投降匈奴,很受单于宠信。)李陵痛其家因李绪而诛,使人将李绪刺杀,为此几乎引来杀身之祸。

  在中原农耕民族的口里,匈奴的名声一直不好,这些野蛮人是残暴、无耻和无知的代名词。可是从历史记载看,至少在某些方面,这些蛮夷倒比汉人更宽容和人道。李陵让匈奴人损伤甚大,投降后又长期“消极”,还与汉朝人(如苏武)“勾勾搭搭”,这一次又杀了李绪,但单于不但没有怪罪,反而一力保护,后来还把女儿嫁给他,立李陵为右校王。甚至对待宁死不屈的张骞、苏武,单于也都放条生路,还给娶妻生子,相比汉武帝对军人的残酷,谁更野蛮呢?

        李陵与苏武的一段故事,也很耐人寻味。

     当初,苏武与李陵俱为侍中,既是同事,又是朋友——两人都是将门之子,都有立功报国的雄心,自然很谈得来。苏武出使匈奴,因副使张胜的贪功妄动(此人身为外交官,竟阴谋劫持单于之母)而被匈奴扣留——这次外交破裂,正是令李陵身败名裂的汉匈之战的导火索。

   李陵投降后,感到内心惭愧,不敢去见苏武。过了很久,单于知道了这层关系,派李陵到苏武的流放地——北海(今贝加尔湖)劝说。

   《汉书》记载了这次会面:

   “(李陵)为武置酒设乐,因谓武曰:‘单于闻陵与子卿素厚,故使陵来说足下,虚心欲相待。终不得归汉,空自苦亡人之地,信义安所见乎?前长君(您的哥哥)为奉车(都尉),从至雍棫阳宫,扶辇下除,触柱折辕,劾大不敬,伏剑自刎,赐钱二百万以葬。孺卿(您的弟弟)从祠河东后土,宦骑与黄门驸马争船,推堕驸马河中溺死,宦骑亡,诏使孺卿逐捕不得,惶恐饮药而死。来时,大夫人已不幸,陵送葬至阳陵。子卿妇年少,闻已更嫁矣。独有女弟二人,两女一男,今复十余年,存亡不可知。人生如朝露,何久自苦如此!陵始降时,忽忽如狂,自痛负汉,加以老母系保宫(作为人质),子卿不欲降,何以过陵?且陛下春秋高,法令亡常,大臣亡罪夷灭者数十家,安危不可知,子卿尚复谁为乎?愿听陵计,勿复有云。’武曰:‘武父子亡功德,皆为陛下所成就,位列将,爵通侯,兄弟亲近,常愿肝脑涂地。今得杀身自效,虽蒙斧钺汤镬,诚甘乐之。臣事君,犹子事父也。子为父死亡所恨。愿勿复再言。’陵与武饮数日,复曰:‘子卿壹听陵言。’武曰:‘自分已死久矣!王必欲降武,请毕今日之欢,效死于前!’陵见其至诚,喟然叹曰:‘嗟乎,义士!陵与卫律之罪上通于天。’因泣下沾衿,与武决去。”
   注意李陵的说辞:苏武的哥哥、弟弟都是高级武官,都因为一点小小过失被迫自杀。母亲含恨去世,妻子改嫁,儿子不知下落(后来,苏武回归,才知道他的儿子也“坐事死”)……不禁让我们怀疑:如果苏武没有滞留匈奴,他会不会也是这种命运呢?弄到“大臣亡罪夷灭者数十家,安危不可知”的地步,这位汉武帝又是怎样可怕的君主呢?

   李陵劝说失败,但不忘旧情,他见苏武生活困苦,为了避嫌,就让自己的妻子(匈奴公主)送给苏武牛羊数十头。后来李陵复至北海上,向苏武通报汉武帝的死讯。同样,苏武虽然不肯改变节操,但对这位老朋友的苦衷也很理解,这正是质朴刚强的汉朝人的可爱可敬之处。如果像后世道学先生希望的那样,摆出“骂贼而死”“不食周粟”的姿态,反而不近人情、虚伪僵硬了。

   (巧合的是,当初苏武的父亲苏建也遭遇过与李陵相似的失败:在配合卫青进攻匈奴时,苏建曾孤军陷入重围,经过一天血战,全军覆没,苏建只身突围。因此被宣判死刑,后交付罚金才保住性命,废为庶人。可能这一段往事,让苏武对李陵有了更多谅解。)

   汉昭帝即位后,汉匈关系缓和,和亲取代了征战。汉朝遣使要求送还苏武,通过“鸿雁传书”的计策,匈奴只好将苏武交还。

   李陵为苏武置酒祝贺,酒宴上不胜感伤地说:“今天足下回归,可谓扬名于匈奴,功显于汉室,即使是青史所载、丹青所画的古圣先贤,何以过子卿!我虽愚钝怯懦,假如汉朝当时暂时宽恕我兵败之罪,保全我老母,给我洗雪耻辱的机会,也许我可以像古人曹沫那样,逼迫敌人签下和平条约,这是李陵日夜不敢忘记的。可是汉将我一家满门抄斩,我还有什么牵挂呢?这些话说来已经没什么意义了,只是希望让子卿了解我的内心。异域之人,一别长绝!”酒入愁肠,感情不可遏止,李陵起舞作歌:“径万里兮度沙幕,为君将兮奋匈奴。路穷绝兮矢刃摧,士众灭兮名已聩。老母已死,虽欲报恩将安归!”歌罢,李陵泣下数行,与苏武决别。

   一千多年后,英雄肝胆的辛弃疾为此写下悲壮沉郁的千古绝唱:“将军百战声名裂,向河梁回头万里,故人长绝!”

   此时,正是大将军霍光、左将军上官桀辅政,这两位过去都是李陵的好友,因此派遣李陵的旧交任立政等充任使者,前往匈奴,趁便说服李陵回归。

   匈奴单于为汉使置欢迎酒宴,由李陵、卫律出席作陪。看着“胡服椎结”的老朋友,任立政感慨不已。当着卫律,当然不好明说来意,于是打起了哑谜,“目视陵,而数自循其刀环,握其足,阴谕之,言可还归汉也。”见没有反应,任立政说:“汉已大赦,中国安乐,主上富于春秋,霍子孟、上官少叔用事。”

          每一句都有潜台词:大赦了,你不会被追究了;汉朝的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多么丰富;皇帝不是老糊涂;哥们当政,谁还敢找你麻烦?

   李陵默然,过了很久,抚摸着披散的头发,说:“吾已胡服矣!”

   趁卫律外出时,任立政对李陵说:“唉,少卿受委屈了!霍子孟、上官少叔都问候你。”

   李陵说:“他们两位都好吗?”

   立政抓住机会:“请少卿回归故乡,毋忧富贵。”

   李陵苦笑,答道:“少公,回归当然很容易,只怕再次受辱,奈何!”

   话音未落,卫律正好进来,知道使者来意,就说:“李少卿天下贤者,不独居一国。就像范蠡遍游天下,由余去戎入秦。现在怎么说起了私房话!”

   酒宴不欢而散。任立政还不死心,又问李陵:“亦有意乎?”李陵重复刚才的回答:“丈夫不能再辱。”

   李陵所说的“辱”大概有两层含义,一是现实的:他对汉朝已经失去了信心。任立政的保证固然是出于真心,但是他的保证能作数吗?岂止是他呢,从后来的历史进程看,曾掌握权柄、劝他回归的两位老朋友的下场都不佳:上官桀以谋反罪被处死。霍光以顾命大臣身份辅佐两任汉帝,权高名重,青史留名。可是却治家无方,子弟横行不法,他的妻子更卷入宫廷内斗,毒杀皇后(为了让自己的女儿取代),在霍光死后,全家被诛。李陵如果回归,谁知道等待他的,会是怎样的命运呢?

   另一层含义是精神的:李陵叛降匈奴,经受了惨痛的精神折磨,正如他对苏武所说“陵始降时,忽忽如狂,自痛负汉”,无论出于何种原因,这种经历是他不愿再次体验的。况且,灭族之痛已经使他失去了对汉朝的归属感,作为一个永远被命运放逐的人,他又何必再次反复,再次揭开让他痛苦不堪的旧伤疤?

   李陵在匈奴二十余年,于宣帝元平元年病死——在他生前,从未参加过对汉朝的侵略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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