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斩草除根

范家和中行家因自视甚高，在晋国的权力争斗中，被其余四家各怀心思地联手逐出了晋国。如此一来，老赵家看似暂时脱离了危机，得以保全。然而，局势远未就此平息。

 

智家的掌门人智跞早已对这场内乱有了自己的定论，他向国君进言，声称赵家、范家、中行家皆是此次内乱的始作俑者。如今范家与中行家已被赶走，在智跞看来，赵家理应有所表示。实际上，智跞一直对赵家的谋臣董安于心存忌惮。董安于才能卓越，足智多谋，其智慧和谋略对赵家助力极大，有他辅佐赵家，智跞深感自己谋取晋国执政官之位的道路上多了一块巨大的绊脚石，故而一心欲除之而后快。

 

于是，智跞找到赵简子，言辞间看似客气，实则暗藏机锋：“兄弟，国君有令，挑起内乱者当处死刑。此次虽说是范家、中行家发动叛乱，但最初也是董安于谋划着对范家、中行家下手，才引发了这一系列动荡。如今范家、中行家已逃亡，算是得到了应有的惩罚。接下来该如何处置，你可得好好斟酌。”智跞此语，分明是在暗示赵家同样难脱始作俑者的干系，其真正目的并非要赵简子性命，而是志在铲除董安于。据说，这背后是因为董安于与智跞的谋臣梁婴父曾有过节，但归根结底，还是董安于的能力让智跞如芒在背，深感威胁。

 

董安于绝非等闲之辈，他乃是当年直书赵盾弑君的董狐的后人。身为赵家的首席智囊，多年来为赵家出谋划策，贡献卓著。晋阳城便是在他的主持下修筑而成，这座城在日后成为赵家的重要根基。在日常生活中，董安于对赵家事务的操持细致入微，其精细程度堪比赵简子的贴身管家。

 

有两件事足以彰显董安于的非凡才能与精细作风。其一，有一回赵简子从晋阳城前往邯郸，途中走着走着，忽然发现董安于不见了，便下令停车。车夫对此十分不解，认为主公的行程关乎三军大事，不应因一人而停顿。赵简子起初觉得车夫所言有理，遂继续前行，但没走多远又停了下来。待车夫再次劝谏时，却见董安于已赶了上来。原来，董安于掉队是事出有因。赵简子正与他交谈间，突然惊觉自己忘了派人封堵秦晋两国交界的路口，担心秦国趁机来袭，众人将陷入险境。董安于却不慌不忙地告知赵简子，此事他已安排妥当，正是自己行军落后的原因之一。接着，赵简子又想起忘了携带府中的珍宝，董安于同样表示已妥善处理。随后，赵简子提及行人烛过，因其德高望重，所言常被晋国人奉为圭臬，自己匆忙间忘了向他辞行并聘问。董安于依旧沉稳地回应，这也在他的安排之中。赵简子听后，对董安于的周全安排深感欣慰，放下心来继续赶路。

 

其二，董安于曾担任赵家采邑长官，在赴任途中经过一处山区，见有一条深沟，两侧石岸陡峭如削，险峻非常。他询问当地人是否有人或牲畜下去过，当地人皆回答没有。董安于由此感叹，若执法能如这深沟般严酷，令违法者绝无生路，那么治理地方必定能井井有条。

 

从这些事例不难看出，董安于对赵氏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实乃赵简子不可或缺的左膀右臂。然而，智跞的逼迫让赵简子陷入了两难之境。他虽身为晋国执政官，但不久前刚遭受范家、中行家的沉重打击，家族险些覆灭。此时若顺从智跞之意惩处董安于，他于心不忍；若拒绝，又恐智跞以此为借口联合其他家族，在国君支持下再度对赵家发难，重蹈范家、中行家的覆辙。

 

就在这危急关头，董安于挺身而出，展现出了高尚的品德与担当。他坦然说道：“若我的死能换来晋国的安宁、社会的稳定以及赵家的安全，那便拿去吧，我又何必吝惜这一条性命。”言罢，董安于毅然选择上吊自杀。

 

赵简子强忍悲痛，将董安于的尸体弃于农贸市场示众，并向智跞通报，表明始祸者董安于已死，赵家也为此付出了代价，接受了惩罚。至此，智跞也再无理由继续刁难赵家。董安于这位晋阳城的创建者，就这样暴尸于晋阳或侯马城寒风凛冽的农贸市场。此事令赵简子愧疚不已，后来他将董安于的灵位供奉在赵氏宗庙，使其世代享受祭祀。董安于也因此成为赵氏宗庙中仅有的两个外姓人之一，另一位则是当年拯救赵氏孤儿的程婴。

 

董安于的离世，成为了赵家命运的转折点。随着他的逝去，赵家成功摆脱了危机的阴霾，在晋国站稳了脚跟，而范家与中行家则彻底失去了重返晋国权力中心的可能，自此彻底退出了晋国的政治舞台。此后，晋国的政治格局发生了重大变革，仅剩下智、赵、韩、魏四家卿大夫主导局势。

 

经历了这场惊心动魄的权力斗争，赵简子深刻地汲取了教训，领悟到了两条至关重要的生存与发展之道。其一，国君在晋国的政治生态中占据着极为关键的地位，无论何时都必须给予充分的尊重。因为国君的态度和立场往往能够左右局势的发展，成为各方势力争取支持或进行政治操作的重要筹码。其二，在复杂的政治斗争中，团结大多数力量、分化敌人阵营并实施各个击破的策略，是取得最终胜利的关键所在。

 

基于这样的认识，赵简子在后续的行动中积极谋划。他多次精心组织盟誓仪式，凭借自身的政治智慧和外交手段，成功地拉拢了智、韩、魏三家，进一步加剧了范氏和中行氏的孤立处境，对其实施了更为有力的打击。值得一提的是，这些盟誓的讲话稿在 1965 年于山西侯马出土，为后人研究这一时期的历史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和重要的历史线索。

 

范家与中行家在晋国历史上也有着深厚的渊源。范家的祖先乃是重耳时代士会的儿子，因受封于范地而得姓，家族中涌现出了诸如范文子、范宣子等在晋国政治舞台上颇具影响力的人物。中行氏的先祖则是重耳时代的荀林父，荀林父的儿子担任中行将，即步兵独立于三军的中军之将，此后家族便以官职为姓，改称为中行氏，其家族名人包括中行偃，他与范宣子私交甚笃，在当时的政治活动中也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然而，范家和中行家虽曾一度权势滔天，但在政治决策上却犯下了致命的错误。他们贸然发动对国君的进攻，这一行为严重违背了当时的政治伦理和社会秩序，引发了晋国国内的强烈反对和动荡。在国内无法立足的情况下，他们被迫逃亡至卫国。到了第二年，凭借着出色的危机公关手段，他们成功地获得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声援。齐国、鲁国、卫国、宋国等国纷纷与之举行盟会，并积极准备武力干涉晋国事务，试图挽救范家与中行家的命运。就连代国的鲜虞人，尽管与中原地区在语言和服饰上存在显著差异，但也出于各自的利益考量，前来为他们助威，甚至不惜袭击晋国国都。但实际上，这些国家的动机并非单纯地出于对范家与中行家的支持，更多的可能是想趁着晋国陷入内乱的时机，谋取自身的利益。毕竟，在当时的国际局势下，晋国局势越混乱，他们就越有机会从中分得一杯羹，扩大自己的影响力和势力范围。

 

此时的晋国，早已失去了昔日的霸主地位。早在公元前 506 年，就发生了一件对晋国国际声誉产生重大影响的事件。蔡昭侯因身着一件精美的衣服前往中行家，不幸被中行家的家主看中并强行索要，蔡昭侯拒绝后向晋国求救，希望晋国出兵讨伐楚国。然而，中行家却在其中敷衍塞责，导致此事最终不了了之。这一事件使得晋国在诸侯中的威望急剧下降，在接下来的十年间，其附属国纷纷叛离。因此，此次各国联军进攻晋国，在很大程度上可以看作是对晋国昔日失约和失信行为的报复。

 

在随后的两年里，齐鲁卫、郑和鲜虞人等国多次联合出兵，与晋国人展开了激烈的攻防战，晋国陷入了内忧外患的困境。到了公元前 493 年，局势进一步恶化。齐国提供粮草，郑国出兵，全力支援流亡在朝歌的范家，这一举动彻底激怒了赵简子。赵简子深知，如果不采取果断行动，范家很可能会借助外力重新崛起，威胁到赵家的地位。于是，他亲自率军截断范家的粮道，并在河南濮阳与郑国的宋军展开了一场惊心动魄的激战。

 

战前，赵简子为了激励士气，采取了一项极具开创性的举措。他宣布，在这场战斗中，战功卓著的上大夫将被授予县长之职，下大夫可担任郡守，而士人将获赏田十万亩。对于军中的奴隶而言，如果他们能够杀敌立功，便可免去奴隶身份，获得自由。这一举措极大地激发了士兵们的战斗意志和求胜欲望。或许有人会对这一奖励制度感到疑惑，为何上大夫授予县长，下大夫授予郡守，这似乎与人们通常的认知有所不同。实际上，在当时的政治制度和行政区划体系下，县的地位比郡高，直到后来历史发展过程中，郡的地位才逐渐超过县。

 

此外，赵简子以身作则，在战前立下了庄重的誓言。他表示，如果自己在战斗中带头后退，情愿自杀身亡后割下脑袋，以薄棺素车的简陋方式下葬，并且不许将自己葬入祖宗公墓，否则将死不瞑目。士兵们看到主公如此决绝和坚定，深受鼓舞，纷纷表示愿意效命。在战斗中，他们奋勇向前，全力拼杀，最终大败郑军，重创了郑国的军事力量。而赵简子在战斗过程中也表现出了非凡的勇气和坚韧。他虽被郑国人击中肩膀，倒在车上吐血不止，但仍然坚持击鼓指挥，激励着士兵们的士气，确保战斗的顺利进行。

 

公元前 492 年，赵简子发动奇袭，进攻卫国，成功将范家和中行家赶出了卫国朝歌，他们被迫逃往邯郸。次年，赵简子又乘胜追击，攻破邯郸，范家和中行家在齐国人的庇护下逃至百邑。但在公元前 490 年，赵简子再度发力，攻破百邑，范氏和中行氏走投无路，只好逃往齐国。至此，赵简子以雷霆万钧之势彻底击败了范氏和中行氏，结束了这场长达八年的晋国六卿大角逐。

 

同年，远在东南角的勾践也结束了在吴国的奴隶生涯，顺利回到越国。他在吴国期间，忍辱负重，卧薪尝胆，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和力量。回到越国后，他便开始积极筹备复仇争霸的计划，开启了一段波澜壮阔的历史征程。

 

历经八年动乱后，赵简子与韩家、魏家、智家共同瓜分了范家和中行家的田地，重新划分了势力范围。赵简子成功占据了邯郸、中牟等地，这些地方成为了赵家挺进中原的重要战略据点。从此，赵家在战国初期迅速崛起，凭借着自身的实力和战略优势，逐渐在历史的舞台上崭露头角，成为一颗冉冉升起的新星，为日后赵国的建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