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3章 李悝变法

上次和您说到魏国这一支超豪华足球队，它的中场发动机即将华丽丽地登场了，那么这个中场发动机是谁呢？或许这个问题要换一个角度来问，就是魏国为什么在战国初期突然就强大起来了？通用的答案一定是李悝变法。一般来说，李悝的生卒年月分别是公元前455年和公元前395年，60年的寿命不算长。不过也超过当时的平均寿命。魏文侯继位的年代是公元前424年，李悝刚刚好30岁，而另外一个牛人吴起先生应该是15岁左右。李悝变法的具体年份已经不可考了，但是推算一下，李悝变法的时候已经担任了魏国的相国。当时叫相邦的，后来历史书上因为避后世的刘邦的讳，所以改为相国了。以前一个人能做到这个职位，那是想都不敢想的，尤其是一介草民，一介布衣。但是我们正在讲的是百花齐放的战国，在这个时候什么事情都可能发生的，只要你够努力，只要你够实力，就有可能发生。

李悝当上相国的位置也是凭借实力和一定的特长以及年龄的，所以大概可以推算一下，李悝当上相国的年龄应该是在40岁以后。更准确地说是50岁左右，而李悝开始变法的年代应该是公元前403年左右，正好是三家分晋的时候。而魏国真正强大起来应该是在这之后，因为魏国在公元前391年大败楚师于大梁、榆关，并且占领了大梁。为之后迁都大梁做好了准备。

前面欺负秦国、欺负中山国，那不能代表些什么。一个人或是一个国家真正强大是战胜更为强大的敌人，所以打败了楚国，魏国才能算真正地强大起来了。所以李悝同志那不仅是第一批布衣将相的创造者之一，而且还保持了一个相当难打破的记录，那就是变法者不流血。当时的战国突出一个“战”字，年年打仗，打仗就得花钱，花钱就得有钱花，没钱只有挨打的份。那么钱从何来？钱不是万能的，但没钱是万万不能的。这个问题抛给了李悝，还谁让你是相国呢。没办法呀，要生钱就得变法。

您要注意了，我们这里说的是变法，而不是改革，这两个词区别大着呢。假如把一个国家比作一个人，那么现在这个人病了，治治还能活下去。你得给他打针，你得哄他喝苦药，那么如果喝药水是改革的话，那么变法就是刮骨疗伤，直接到肉的。古往今来，被称为改革家的人不少，但是敢自称变法者的寥寥可数，原因就在这了，改革不成功，拍拍屁股起来走人呢？变法不成功，那只有死路一条，而且有很多时候，即便你变法成功了，你活下来的机会也不多。李悝原本是学儒家的，学通了之后就想独创一门独门武功，于是他汇聚了当时全国各地的法律条文，制定了一部《法经》，加强专制主义统治基础之上的法治。统治内容分为盗法、贼法、囚法、捕法、杂法和具法，这也是最早、最具规模和系统性的法律文典了。其中盗法和贼法顾名思义针对盗窃、杀人犯以及犯上作乱者。囚法的“囚”，那就是囚徒的“囚”。捕法的“捕”是捕捉的“捕”，那也顾名思义就是关于断狱和抓捕的法律了，包括惩罚盗贼的具体规定。而杂法用于惩罚轻狂放荡、翻越城墙、赌博欺诈、贪污受贿、荒淫奢侈等等违法的行为。而具法是根据具体的情况加重或减轻刑罚的规定。

李悝所制定的这一部《法经》到现在已经失传了，但是从《晋书·刑法志》的记载当中可以知道，李悝认为王者之政，莫急于盗贼，所以列盗法、贼法为《法经》之首。这一本《法经》那可是个好东西。到了后来，商鞅这伙计从魏国进入秦国，就是带着《法经》去的，给秦国人带去了福音，为秦孝公实施了变法。后代的秦律和汉律也是以《法经》作为蓝本的，所以我们可以说李悝是我国法家人物的始祖，他著有《李子》32篇。可惜已经失传了。不过话又说回来，如果真的留下来的话，也估计没多少人看的。

大家都知道，从前春秋的时期，贵族，也就是所谓的诸侯君主的家族和卿大夫的家族，世袭权力和土地。他们分享了一个国家的权力，这导致诸侯的军权松动和内政的不稳。到了战国的初期，君主要求独揽大权，而李悝的变法适应了这种变化。他有个同僚叫李克的，嚷嚷着要去革那些其父有功而禄，其子无功而食的世袭贵族的命，他把这些人骂成寄生虫，并且要求停止这些老贵族的俸禄，省出的钱用来招四方之士，而事实上，这种用职业官僚制度取代任人唯亲的世袭世禄制，这是魏文侯最喜欢的。职业官僚体系的出现是一种民主的进步，它可以使布衣通过才干和军功进入官僚的队伍，从而彻底打破了过去贵族团体的宗族成员垄断政局的局面。于是布衣百姓从政的大门就这样打开了。

如果说民主意味着参与，专制意味着不允许参与，那么布衣从政就是民主的一种体现，贵族成员独揽各层官阶则是专制的表现。再往前想想，为什么春秋时期那么多的显赫家族相继被灭掉呢？一个家族长期封闭、不允许外部力量参与，就会变得脆弱、腐朽和落后，最终被外界的新势力摧毁。所以要允许部分出身的布衣英豪参与进来，但是允许大量的布衣去填充职业官僚体系后，该怎么去管控呢？在以前的贵族政治之下，可以用一套礼法来约束贵族从政者，那现在该怎么办呢？李悝的做法是，用所订立的一系列的法来约束、控制这种职业官僚，所以法和职业官僚系统的出现，

以及布衣从政填充这一职业官僚系统，这是同一件事情的三种体现，这也是法家的核心实质所在。它的根本目的在于用法家倡导的职业官僚和布衣来取代贵族政治。那可能您要问魏文侯为什么赞同这么干，原因很简单，因为这样更有利于加强自己的君权，用布衣来取代贵族。这正是法家学说的核心，因为布衣的官僚队伍要比贵族好管。

魏文侯无时无刻不在反思这个问题：为什么显赫 600 年的晋国，却被魏、赵、韩三家瓜分了它的权柄和土地？我魏文侯如何避免被下面的人也瓜分了我的权利和财富？我怎样才能加强我的君权，避免落得像晋国国君一样的下场？想着想着，法家学说作为解决问题的答案就冒出来了。

用布衣来取代和打击贵族集团，就没有那么多大大小小的贵族可以来窥伺或是分解我的权利了。用容易控制的布衣来取代不好控制的贵族，以加强诸侯的君权，这就是法家的实质。可见法家本身具有很强的布衣色彩和非贵族色彩，但是它却是为了加强君主专制的。法家，也是诸子百家当中出现最晚的，因为不到布衣力量开始膨胀的战国时代是无法实现的。而法家学说的出现和风行一时，反过来又推动了布衣的涌涨和解放。我们来看看李悝变法的具体内容。第一项，废除世卿世禄制度，主张使劳者有禄、有功者受赏，剥夺“淫民”之禄以招揽四方之士，这里的“淫民”，“淫”字就是荒淫的意思。所以我们之前说有一位把这些世袭的贵族们称为寄生虫，那是好听的说法，其原文的说法是把这些人称为“淫民”。所以反过头来我们可以说贪污受贿、剥削百姓的人其实就是“淫民”。这是中国古人已经给其定了性的，那些寄生虫们就不必再推脱了。

刚才我们说的那一句话的原文，它翻译过来就是要剥夺那些世袭贵族无端享受的俸禄，将它赏给那些为国家立有功勋和做出贡献的人，并以此来招揽四方的贤才。李悝变法的第二条就是尽地利之教，这就是针对魏国地少人多的特点，发起对挖掘土地潜力的探索。以农业发展为重点，非常强调亩产的产量，这也成为后来商鞅模仿的榜样。具体的做法就是在国家授予农夫每户百亩土地的基础上，计算出单位面积的粮食产量，要求农民勤谨治田，充分利用土地增加粮食产量，从而加强专制主义国家的经济实力。

第三条就是实行平籴法，这个“籴”是上面一个“入”字，下面一个“米”字，意思是买进粮食。与它正好是反义词的一个字叫“粜”，它是上面一个“出”字，下面加个“米”字，中国的汉字造字确实很有意思。把米买进来，那就是“籴”，把米卖出去，那就叫“粜”。什么叫平籴法呢？这就是针对个体小农容易受到天灾人祸的影响，而一些粮食投机商人趁机操纵粮价，造成了谷贱伤农、谷贵也伤农的弊端。

于是就用国家来评议粮价的办法。丰年国家用平价买进粮食，等到荒年，国家仍然以平价把粮食卖还给民众，这样就可以取有余而补不足。虽遇饥馑水旱，粮价不贵而民不散，这实际上仍然是为了稳定农业经济基础，而这种法子也不是李悝独创的。实际上在春秋时期的齐国的管仲以及越国的计然都用过这样的方法。可惜的是，经过了几千年，到了现代，我们依然还能听到有些菜农种菜丰收了，但是却亏了本没钱赚，菜要烂在地里，这究竟是为什么呢？

在李悝变法的影响下，魏国大致有两代半的人崇尚法治。因为魏国推行变法也只有两代半，如果魏国能长期推行这种变法的话，说不定在战国那个时候魏国已经统一全国了。可惜的是没有继续推行下去，而也正是因为如此，战国的历史才如此的精彩纷呈。

说回来，要说法是个什么东西，对于老百姓来说那还真难说清楚，但是它带给老百姓的实惠那是实实在在的。最起码在现在这个阶段，魏国强大了，人民富裕了，这就是法治社会带来的实惠。而李悝堪称影响未来中国 2000 多年经济、法治、政治、农业的第一人，也是法家思想的启蒙者和先驱者。

正是因为魏文侯能笼络住这么一个大贤人，魏国很快通过变革富强起来，成为战国最初 100 年的第一强。而就在超豪华阵容的魏国足球队的中场发动机李悝先生变法变得差不多的时候，一个 29 岁的年轻人，留着一缕青胡子，从远东来到了魏家的安邑。这个人骨骼惊奇，神色超远。他用目光扫视着这个新兴的城市，如今这座城市的面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宫殿区还是壁垒森严，但是手工作坊区和市场交易区却是熙熙攘攘，沽酒者、卖驴者、卖骏马者、贩毛者、郁金者、卖卜屠狗者都在这里谋生活。

市场的喧嚣取代了从前城堡里那种肃杀的景象，平民的生活正在取代贵族做衣、打工和祭祀成为这座城市新的焦点。这个生逢其时的年轻人，拿着自己的名册，笔直地走向魏文侯的宫殿。这个年轻的小伙子不是别人，他就是后人曾问起的“提七万之众而天下莫当者谁”的答案，意思是说带了 7 万人马就可以扫平天下，无人能挡。

答案只有一个，吴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