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口气看完大唐安史之乱

开元盛世，安史之乱。

历史上，可能再没有那个帝王，像唐玄宗一样励精图治的将一个王朝带入封建王朝的顶峰，为中华民族缔造了一个昂扬浩大、如真似幻的盛世。又将帝国亲手至于战乱，自此黄粱梦醒，大厦将倾，如日中天的唐王朝无可挽回地倾颓下去。

安史之乱，是一场空前的社会浩劫，是大唐王朝的转折点，也是中国整个封建时代的转折点。

叛乱爆发的前夜，唐王朝是何等地盛世辉煌，威加宇内，四海升平！一曲《霓裳羽衣曲》恢弘大气，尽显大唐气象，谱写盛世华章。

然而，曲终舞罢，“渔阳鼙鼓动地来，惊破霓裳羽衣曲”，一时间，战鼓如雷，杀声四起，一个独领风骚的强大帝国，轰然倒塌！

短短八年，就从“小邑犹藏万家室”沦落到“中间畿内，不满千户”。

放眼当时的大唐帝国，狼烟四起，血流成河，饿殍遍野，千里无鸡鸣！

繁华的长安城，恢弘的大明宫，在熊熊烈火中化为灰烬，一同随风烟飘散的，还有那大唐风华。

从此以后，留给后人的，只有无穷的叹息，以及不堪回首的血腥记忆！

盛世之下，危机四伏

《长恨歌》一句“渔阳鼙鼓动地来，惊破霓裳羽衣曲”，写尽了安禄山、史思明竖起反旗时，沉醉春风的帝王的震惊。

在诗歌之中，从国色天香、骊宫仙乐到屠夫叛乱、渔阳战鼓，仿佛安禄山的叛乱没有一点点预兆，仓促地就在一息之间。

似乎是多情的帝王、贵妃造就了这王朝浩劫。

可事实上，安史之乱的爆发最根本的原因，不在帝王的享乐、贵妃的骄纵，甚至不在于奸佞的猖狂、外戚的奢靡。

虽然这些都是王朝的蛀虫，但能够在短时间内从内部瓦解一个伟大王朝，这是集权制度的崩坏。

是在唐玄宗晚年一系列的昏招之下，藩镇势力已然尾大不掉。

唐玄宗在开元年间进行了一场规模浩大的军事改革。

实行了包括用募兵制代替府兵制、于边疆广泛设立节度使、赋予藩镇财权在内的一系列军事政策。

而这些军事改革的目的只有一个——强军。

募兵制顾名思义，就是以雇佣的形式征集兵员，招募士兵长期在军队服役，政府为士兵提供武器、资粮、马匹，免除税赋、提供军饷。

募兵制在唐太宗时期即有尝试，这本是一项促进军人职业化，可以极大提高兵力的好政策。

它本不是生来就会培植藩镇割据势力，但当募兵权力下放于地方，募兵制与节度使制度结合起来，藩镇就成了可以割据一方的军事力量。

唐玄宗好大喜功，有吞并四方之志。

在其统治时期，唐廷与周边各族全面开战。

光是开元、天宝年间，唐军与周边少数民族开战就多达54次。

但，游牧民族变动不居，唐廷并没有军事实力可以永久地解决任何一处，王朝被完全拖入战争“泥潭”。

为了解决边疆危机，玄宗史无前例的在边疆设立了长期驻守的“十节度使”。

为了让各个边镇军区的节度使可以更好地抗击外族侵扰，玄宗将募兵的权力，下放给了臣子。

甚至，为了减轻中央养兵的财政压力，也为了满足藩镇的军费需求，玄宗随之将众多的经济“利权”也下放给了节度使。

开元时期募兵制改革完成，天宝元年边疆节度使制度成型，几乎同一时间，掌控众多土地又手握实权的节度使拥有了招兵买马的权力，募兵制和节度使制度彻底结合，藩镇体制正式形成。

藩镇制度的形成极大地破坏了中央集权，节度使集军、政、财大权于一身，长期屯居边境。

从上述的军事改革中我们可以看出，玄宗为了开疆拓土，将本只属于中央的军事权力极大地让渡给了地方节度使，但身为帝王，玄宗真的那么相信这些地方大员吗？

玄宗当然不会完全信任他们，但骄傲的帝王自信，通过政治手段，自己可以掌控这些封疆大吏。

天宝年间，边疆势力逐渐演化为西北、东北两大藩镇集团的对立。

这是玄宗的有意为之，是他的“帝王之术”。

西北河西、陇右、朔方三镇以哥舒翰为首；东北平卢、范阳、河东三镇以安禄山为首。

除此之外，安西、北庭、剑南、岭南四镇则游离于这两大藩镇集团之外。

玄宗希望靠平衡西北、东北两大藩镇势力，通过臣子的互相牵制来达到稳固政权的政治目的。

而安史之乱的导火索，就是这两大藩镇集团对峙失衡的结果。

天宝以来，西北藩镇集团兵力占据绝对优势，并且要与强大吐蕃争锋，而东北藩镇集团军力稍逊，且无甚战事。

唐廷本应区别代之，加强西北藩镇军力，但，为了平衡两方势力，玄宗反其道而行之，不断加强东北藩镇集团力量，压制西北藩镇集团，从而加剧了双方的矛盾和冲突。

玄宗对安禄山的超规格“宠信”，必然威胁到朝内权臣的地位，宰相杨国忠不满安禄山，屡次进言禄山有反心，甚至联合西北藩镇集团的哥舒翰共同制衡安禄山。

内有宰相杨国忠屡进“谗言”，外有封疆大吏哥舒翰虎视眈眈，又加上东北战事不利，两方平衡的局面顷刻即破......

一面是危机四伏的现实，一面是凉薄如水的君恩，胁之以厉害、诱之以无上权力，安禄山之反，实则已经是形势使然，不得不为。

可以说，安史之乱的爆发，发端于帝王野心的膨胀，注定于中央军权的下移，导火于帝王制衡之术的幻灭。

三镇节度，范阳起兵

天宝十四年（公元755年）阴历十一月十五日，陕西骊山这天天气不错，虽然已经入冬，但是艳阳高照，给华清宫带来了丝丝暖意。

玄宗皇帝手挽宠妃杨玉环，在温暖的阳光下享受着爱情的甜蜜，吟诗作赋，品茶赏花，好不惬意。

正当玄宗皇帝陶醉于江山如画，美人如诗之际，门外宫人来报：

太原传来八百里加急文书——平卢、范阳、河东三镇节度使，河北采访使安禄山自称得到皇帝密诏，诛杀奸臣杨国忠。

于是在十一月初九这天，亲率15万大军，在范阳起兵。

玄宗听后，斥责来人捕风捉影，挑拨君臣，扫了他的兴致。

玄宗皇帝之所以做出这样的反应，是因为长期以来，他时常接到密报，说安禄山要造反。

然而，安禄山始终“忠心耿耿”，并未反叛。

但很快，当时的平原郡太守颜真卿也派人送来了相同的消息，两相印证，使得玄宗皇帝不得不信，安禄山确实反了。

玄宗皇帝从未想过，他的“心腹爱将”、“肱股之臣”安禄山居然会起兵反唐。

他毫无思想准备，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急忙召宰相杨国忠前来商议对策。

商定之后，唐玄宗封荣王李琬为元帅，右金吾大将军高仙芝为副元帅，一同领兵东征，并任命安西节度使封常清兼任范阳、平卢节度使，防守洛阳。

由于当时唐朝的精锐主力大多在防守边疆，一时无法赶回，正所谓“远水解不了近渴”，因此，内地空虚。

无奈之下，玄宗派大将军毕思琛为特使，到洛阳募兵，以充实守军力量。

在叛乱爆发前，大唐已承平近百年，几代人都没见过战争是什么样，一听说狼烟突起，都惊恐不已，手足无措。

因此，招来的新兵尽管有一腔报国热血，奈何毫无战斗经验，也没有得到良好训练，这样一支临时拼凑的队伍，其战斗力可想而知。

况且朝中奸臣当道，杨国忠不仅无能而且嫉妒心极强，用人全凭个人喜好，又无政治才干和军事才能。

因此，安禄山的大军一路上势如破竹，几乎没有遭到像样的抵抗，于十二月十二日便攻破洛阳。

东京留守李憕和御史中丞卢奕宁死不降，最后英勇就义。

次年正月初一，志得意满的安禄山在洛阳称帝，改元圣武。

主昏臣奸，长安陷落

天宝十四年十二月，洛阳失守之后，封常清、高仙芝退守潼关。

二人审时度势，认为敌军气势正盛。

而己方应对仓促，且由于洛阳丢失，士气低落，应凭借潼关天险，修筑坚固的防御工事，坚守不出。

一方面可以固守待援，另一方面也可以整训军队，以利再战。

在封、高二人的周密部署之下，安史叛军久攻不克，叛军速战速决的目的没有达到，士气遭到很大打击，甚至一度有了回撤的打算。

前方将士浴血奋战，后方却奸邪谗言不断。

当时的监军宦官边令诚与封、高二人不和，时常向玄宗进谗言，告黑状：

说二人贪生怕死，贻误战机；

又说封常清避战不出，动摇军心；

诬陷高仙芝贪污军粮，罪不可恕；

还煞有介事地说封常清和高仙芝要和安禄山勾结，直取长安。

玄宗皇帝年迈智昏，早已不复当年英明神武，被这些谗言吓得魂不附体，竟不做任何详细的调查，也不给封、高二人申辩的机会，就派边令诚到军中监斩二人。

大唐就这样无端损失了两位作战经验丰富的猛将。

安禄山大喜过望，唐玄宗替他做了他想做而又做不到的事。

他再一次纠结大军，猛攻潼关。

而唐王朝这边却一点也不紧张，朝野上下都非常乐观，以为安禄山不过如此，根本进不了潼关，而且他们还有名将哥舒翰。

哥舒翰是与高仙芝、封常清齐名的名将。有人曾写诗称赞道：“北斗七星高，哥舒夜带刀。至今窥牧马，不敢过临洮。”

可见唐人对哥舒翰有多高的期待。

然而，此时的哥舒翰却难当大任，因为他抱病在家，难以统兵。

面对玄宗的旨意，一开始他并没有接受，并向玄宗说明了缘由。

可是哥舒翰身上的光环过于闪耀，玄宗皇帝和大唐都对他抱有很大希望，最终还是赶鸭子上架，把他拉到了前线。

哥舒翰深知封、高二人的战略部署是正确的。

因此，他也下令固守，想要把安禄山拖垮，拖死，拖到援军到来，再来个两面夹击，到时候消灭叛军，便易如反掌。

当时的局势是李光弼和郭子仪在河北接连战胜了史思明的部队，史率领残兵一路溃逃。

李、郭二人乘胜追击，切断了范阳和安禄山之间的交通线，使其后勤难以保障。

另外，张巡也率重兵挡在安禄山南下江淮的道路上。安禄山见自己久攻潼关而不得，内心十分焦急。

唐玄宗君臣都沉浸在胜利的喜悦当中，朝野上下更是一片欢腾，认为叛乱很快就会平息。

杨国忠此时为讨玄宗欢心，一个劲地进献谗言，说安禄山是胡人，头脑简单，不足为惧，应主动出击，一举击溃叛军。

李隆基听得心花怒放，不断催促哥舒翰出关与安禄山决战。哥舒翰数次进言，只有坚守，等到敌军疲敝，援军到来，才能一战而胜。

现在出击，正中安禄山下怀，落入其圈套。

可是已经被胜利冲昏头脑的玄宗皇帝哪管这些，直接给哥舒翰下了死命令。

哥舒翰想到两位前任将领尸骨未寒，不禁打了个寒战，心想，如果再不出击，恐怕也要遭奸人暗算了。

于是，哥舒翰硬着头皮带兵出关，走到半道，中了安禄山的埋伏，十几万将士全军覆没，他自己也成了阶下囚。

潼关失守，长安大门洞开，况且还损失了近20万精兵。如今的长安城，就是安禄山砧板上的肉了。

玄宗得知潼关失守的消息吓得魂飞魄散，急忙带着皇子皇孙、嫔妃宫娥、近身大臣出逃四川。

风华长安，千里残垣

安禄山拿下潼关之后，不费吹灰之力，便攻破长安。昔日繁华的长安城顿时沦为了人间炼狱，叛军在城中烧杀掳掠，无恶不作。

反贼们挨家挨户地搜查，别说金银细软，就是一个铜板，也没给老百姓留下。

能吃的，能用的，通通抢走，带不走的，全都砸烂、摔碎。

不仅如此，洗劫一空之后，还一把火把房子给烧了。

在叛军眼里，人已经不是人了，而是猎物，长安成为了狩猎场，叛军见人就杀。

一时间，长安城尸积如山，血流成河，哀嚎不断，惨绝人寰。

曾经繁华的长安街道，如今挤满了安禄山刀下的冤魂。

曾经的酒肆、茶馆、乐坊，也在熊熊的烈火中，化为灰烬。放眼望去，满目疮痍，到处都是被烧得焦黑的残垣断壁。

王孙公子的府苑宅地，在洗劫之后被夷为平地。

那雄伟壮丽的大明宫，也被叛军付之一炬。

后人在记叙当时长安城的惨状时写到，“宫室焚烧，十不存一，百曹荒废，曾无尺椽”。

之前京畿地区有200多万人口，经过安禄山的劫掠，死的死，逃的逃，最后竟剩下不到一千户人家。

多年以后，长安城内荆棘遍布，杂草丛生，一片荒芜破败，竟然还有豺狼等野兽出没，可见安禄山的叛军有多么暴虐。

一座举世闻名的大都会，就这样被野草覆盖，被烟尘掩埋。东方的那颗明珠，就这么黯淡下去，再也没有了往日的光辉。

马嵬兵变，危局渐转

玄宗皇帝在潼关失守不久之后便仓皇出逃。一路上要多狼狈有多狼狈。随行的将士也受尽折磨，风餐露宿，疲于奔命。

当众人来到马嵬坡时，又累又饿，想到自己受了这么多的苦，遭了这么多的罪，内心的怒火再也压不住了。

大家都认为杨贵妃是红颜祸水，杨国忠狗仗人势，败军辱国，恨不得将他们碎尸万段。

大将军陈玄礼通过李辅国转告太子，请杀杨国忠等人。

而正在此时，吐蕃的使者正将杨国忠围在中间，向他抱怨为何没有饮水和食物，一群人闹闹哄哄的。

突然有人大喊一声，“杨国忠与胡虏谋反！”

杨国忠顿时吓得面如土色，来不及细想和申辩，就跳上一匹快马准备逃跑。

见此情状，愤怒的官兵们怎么可能放过他。

立即把他堵住，打下马来，你一枪，我一棒，就这么活活把杨国忠打死了。

众人觉得还不够解恨，将他的尸体肢解，并把他的头用枪挑起来，挂在驿站门口。

不仅如此，杨国忠的妻子及儿子也被陈仓县令薛景仙杀死。

大家处死杨国忠之后，又把目光聚焦在了杨贵妃身上。杨贵妃看着哥哥的惨状，早已是吓得肝胆俱裂。

如今众人的目光更是如同冰冷的利箭，射向她的胸膛。

陈玄礼和韦谔跪请玄宗皇帝赐死杨贵妃，以安军心。

高力士也在一旁力劝唐玄宗丢车保帅，稳定军心、民心。

玄宗皇帝虽然十分不舍，但没有办法，只好忍痛命令高力士用一根白绫将杨贵妃缢死。

随后，玄宗率领百官进入四川，而太子李亨则带着他的儿子李倓、李俶北上灵武，抗击叛军，安史之乱进入最高峰。

公元756年，太子李亨在灵武（今宁夏灵武市区）登基，遥尊玄宗为太上皇，并改元至德，史称唐肃宗。

随后，唐肃宗封郭子仪为兵部尚书、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兼朔方节度使，率军讨伐安禄山。

第二年，郭子仪上书唐肃宗，力荐李光弼为河东节度使。

唐肃宗准郭子仪奏请，于是郭、李二人各率一支大军进入河北，并在常山会师。二人合兵一处，打得安禄山部下史思明节节败退，唐王朝基本收复河北。

郭子仪、李光弼两位挽狂澜于即倒的名将在平叛中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叛军内乱，叛乱终平

就在郭、李二人一路高歌猛进之时，安禄山内部却矛盾重重，内斗逐渐加重。

安禄山原本眼睛就患有疾病，起兵以后视力逐渐衰退，到后面基本看不到任何东西。

再加上安禄山本人性格暴虐，对左右侍从多有打骂，甚至随意杀戮。

因此，侍从对他是又怕又恨，他的贴身宦官李猪儿对他更是恨之入骨。

安禄山还非常宠幸段氏，段氏为他生下一个儿子庆恩，爱屋及乌，安禄山对这个儿子也十分宠爱。

安庆绪见此情况十分担忧，害怕将来自己的位置会被这个弟弟所取代，每日茶饭不思，寝食难安。

公元757年初，安庆绪和严庄、李猪儿勾结在一起，密谋杀害安禄山。

一天晚上，三人一同来到安禄山的住所，侍卫见此三人，并没有多想。

于是严庄和安庆绪站在外面守着，李猪儿持刀进入，走到安禄山床边，对着他的肚子用力刺了一刀。

安禄山大喊一声，血和肠子都流到了肚子外面，很快死于非命。

安庆绪等人很快在安禄山的床下挖了一个坑，用毡子裹着安禄山的尸体，草草掩埋，并传令谁要是泄露消息，杀无赦。

第二天一早，三人谎称安禄山病危，由安庆绪继承大位。

由于叛军内耗，唐军收复了长安，安庆绪也从洛阳溃败到邺城，他的部将李归仁率兵数万，逃到了史思明处。

安庆绪逃到邺城之后，继续招兵买马，与他的其他部将汇合，总兵力约6万人。而史思明的实力逐渐壮大，开始起了异心。

公元758年9月开始，天下兵马副元帅、朔方节度使郭子仪、河东节度使李光弼等九位节度使各率一支大军，总兵力达20万，从四面八方合围邺城的安庆绪。

安庆绪部先后损失了十多万部队，无奈被困在邺城无法脱身。

安庆绪被唐军逼得走投无路，只好向史思明求援，并许诺将大位让给他。

史思明亲率13万大军，由范阳出发，解救邺城。由于唐军决策失误，导致邺城久攻不下，粮道还被史思明截断，情势越发危机。

第二年三月，唐军与史思明展开激战，双方都伤亡惨重，唐军一路南撤。

史思明则集合自己的部队进驻邺城，并诱杀安庆绪，实际控制了叛军。

到公元761年3月，叛军内部再起内讧，史思明也被他的儿子史朝义杀害，叛军内部离心离德，互相猜忌，最终导致分崩离析。

到公元763年春天，叛军基本已成秋后蚂蚱，失败已是定局。

叛军将领田承嗣、李怀仙先后向唐军投降，史朝义无路可走，在逃跑的路上自杀身亡。

将近8年的“安史之乱”到此画上了句号。

大唐风采，从此不再

然而，人们期待的和平并未真正来到， 此后，真正的藩镇割据，军阀混战才刚刚开始。经过八年安史之乱的摧残， 大唐的根基已经彻底被摧毁，盛世终归一去不复返。

一代风华之都毁于一旦，百姓更是家破人亡，身首异处。

曾经歌舞升平，茶酒飘香的繁华都市，变为了人间炼狱。

当时，变为人间炼狱的又何止是长安呢？

由于战乱初期，唐朝准备不足，作战不利，叛军一路从河北打到河南。

双方在河南展开激战，河南的百姓也因此深受其害。

不论是叛军还是唐军，都因战斗激烈，损失惨重，所以他们都在河南抓起了壮丁，上至古稀老人，下至束发小子，都被抓到军旅之中充人头。

杜甫在《石壕吏》中就写到了这个灭绝人性的场面，“老翁逾墙走”之后，老妇“请从吏夜归”，随后“急应河阳役，犹得备晨炊”。

一家三个青壮被抓了壮丁，两个战死，到现在，连年迈的老翁老妇都不放过。

连官兵抓人，都如此惨无人道，可以想见，叛军又会如何对待当地的百姓。

被抓走的男子被迫参军服役，充当苦力劳工，挖深沟，筑高墙，如同牛马一般被人驱使。侥幸留下的也背负了沉重的赋税。

我们都知道，大炮一响，黄金万两，自古战争都是烧钱的游戏。

所以，百姓家中基本也被搜刮得干干净净，能吃的，能用的，基本都被洗劫一空。

张巡在坚守“睢阳”之时，弹尽粮绝，走投无路，竟然把城内的百姓充作军粮。

当时的人记叙河南的惨状时写到“杀人如刈，焚庐若薙”。

而叛军这一方，对百姓的残忍手段相比于官军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例如在河北魏州之战，叛军一天之内就屠杀了3万手无寸铁的百姓。

史思明其实也是一个披着人皮的魔头，他每攻下一座城池，都要进行一番屠杀。

老弱病残，无一幸免，基本都被屠戮殆尽，而壮丁和妇女则被强行抓进兵营充军，甚至被当作军粮。

叛军过处，如同蝗虫过境一般，赤地千里，绝无人烟。

官军与叛军之间的决战，动辄数万、数十万人的厮杀。

杀声震天，血流成河，尸骨遍野，这些来自底层劳苦大众的青壮男子，就这么消失在历史的烟尘之中，什么也没有留下。

《旧唐书》记载：“既乏军储，又鲜人力，东至郑、汴，达于徐方，北自覃、怀经于相土，为人烟断绝，千里萧条。”

几乎整个黄河中下游，都是一片荒凉，十室九空，到处都是残垣断壁，毫无生气。

杜甫不禁感慨：“寂寞天宝后，园庐但蒿藜，我里百余家，世乱各东西”。

尽管战乱主要发生在北方，但是南方的情况也并没有好到哪里去。

由于北方基本已变成一片焦土，人丁基本被屠戮殆尽，就算侥幸逃过一劫的，也基本都逃光了。

因此，赋税、粮草、军需物资等都需要南方供应。南方的农民遭受的压迫也日益严重，农民与地主的阶级矛盾也日益加深。

特别是在浙江、淮南、江西、湖南等地，官府和藩镇对当地人民横征暴敛，苛捐杂税压得农民喘不过气来。

因此，南方的农民起义不断，底层的劳苦大众在官匪的双重压迫下，也越来越难维持生计。

此外，由于爆发内乱，戍边的将士都被调回内地平叛，因此，造成边境防守空虚。

周边的少数民族趁机入侵，对边境地区的百姓造成深重灾难。例如西边的吐蕃就趁机侵占了陇右、河西走廊等大片土地。

更有甚者，唐王朝在攻打洛阳时，曾请回纥骑兵助阵。

然而，在攻克洛阳之后，回纥人却纵兵劫掠，在城内烧杀抢掠3天，刀下冤魂无数。

“安史之乱”造成的内忧外患，给百姓造成了深重灾难。

据史料记载，“安史之乱”直接导致数千万人的死亡，唐朝人口数量被拦腰折断；

国家经济也遭受重大打击，北方经济完全崩溃；

政治体制也受到重创，中央逐渐失去了对地方的掌控，从此以后，农民起义时有发生，唐王朝的衰落无可避免。

这不仅是唐王朝的衰落，也是中华民族的衰落，在之后的一千多年的时间里，中华民族在世界上的地位和影响力再也达不到唐王朝的巅峰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