且看欧阳修、司马光、王安石、苏轼四大文豪的“顶级拉扯”和成就对比

北宋年间，风云际会，英才辈出。这四位大文豪：王安石、苏轼、欧阳修、司马光，各自在政治与文学领域皆有极高的造诣。然而，他们之间的“顶级拉扯”不仅体现在各自的成就上，更表现在他们的相互关系和互动上，他们曾一度惺惺相惜，也曾一度反目成仇，但他们对彼此的敬慕之情却不曾贬损。

一、出场顺序

欧阳修（1007年－1072年），字永叔，号醉翁，晚号六一居士，吉州永丰（今江西省吉安市永丰县）人，景德四年（1007年）出生于绵州（今四川省绵阳市），北宋政治家、文学家。

司马光（1019年～1086年），字君实，号迂叟，陕州夏县涑水乡（今山西省夏县）人，世称涑水先生。北宋政治家、史学家、文学家，自称西晋安平献王司马孚之后代。

王安石（1021年－1086年），字介甫，号半山。抚州临川（今江西省抚州市）人。中国北宋时期政治家、文学家、思想家、改革家。

苏轼（1037年—1101年），字子瞻，一字和仲，号铁冠道人、东坡居士，世称苏东坡、苏仙，眉州眉山（今四川省眉山市）人，祖籍河北栾城，北宋文学家、书法家、美食家、画家，历史治水名人。

二、四人关系

从四个人年龄来看，欧阳修比司马光大12岁，司马光又比王安石大2岁，王安石又比苏轼大16岁。也就是说，苏轼在司马光、王安石面前，就是个小老弟；在欧阳修面前，简直就差了几乎两代人。

欧阳修曾经跟随范仲淹搞过“庆历新政”。作为北宋文坛的领袖，欧阳修特别欣赏王安石、苏轼，也曾经提携过王安石。但对后来的王安石变法有过反对，不过，这似乎并没有影响到两人的私交。何况，这时候的欧阳修，年龄大了，基本处于休养状态了。公元1007年生的欧阳修，和公元999年生的包拯是同时代人，他们主要的活动范围是宋仁宗时期。

1、王安石与苏轼

王安石与苏轼的关系，始于两人的青年时代。当时，两人都以文采斐然而名扬天下。然而，他们的性格和理念存在着巨大的差异。王安石豪爽果断，长于务实，有着强烈的改革欲望，而苏轼则更加注重人文关怀，强调人性的尊重与和谐。

尽管理念不同，但两人在青年时期还是保持了良好的关系。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两人在政治上的分歧逐渐加大加深。王安石主张推行新法，强调通过改革来推动国家进步，而苏轼则认为应该保持旧有制度，进行稳健的改革。

苏轼也曾因反对王安石的新法而多次遭到贬谪，很多人认为苏轼遭贬是王安石使绊子，但事实恐怕并非如此。王安石早苏轼15年去世，苏轼后来的悲惨遭遇，大都是政治斗争的结果，因为苏轼是个直性子，讲话不喜欢绕弯子，王安石变法有问题时，他批评变法；王安石去世后，司马光上台，把王安石的变法措施全部废除，苏轼又认为有些变法不错，不应该废除。所以，他两边都不讨好，结果两边都开罪了。

苏轼是敬重王安石的，王安石去世后，朝廷赐他太傅荣誉官衔，苏轼正好在贬官任上被召回，任中书舍人，宋哲宗命他为王安石写《王安石赠太傅制》，从这篇制书中，可以看出来苏轼对王安石是保持着一贯的敬重的，不然，以我们心目中苏轼潇洒旷达、不惧权贵的个性是断然不会写下和写出这篇制书的。

另外，王安石在变法后期遭到一些非议后，宋神宗在百般无奈之下，罢免了他的宰相一职，让他以江宁太守之职，到江宁（今江苏南京）休养。解职罢相，心里总会有些不快吧，很多政敌是非常愿意看到这一幕的，泛泛之交也想在记忆中将他抹去，这个时候，苏轼还到江宁特意看望王安石，在那住了七八天，二人天天促膝交谈，俨然莫逆。

王安石和苏轼，尽管他们之间年龄相差16岁，但这并没有阻止他们惺惺相惜、相互欣赏、成为忘年交的障碍。王安石变法时，苏轼没有过明确反对，但明眼人都能够看出来，苏轼写过很多诗讥讽变法。这使得两人关系有过一些尴尬。也正因为如此，苏轼后来被牵扯进乌台诗案中，险些要了命。

但在“乌台诗案”中，除了弟弟苏辙极力想办法营救苏轼以外，这时有两个人也在皇帝面前极力替苏轼求情，一个是章惇，另一个就是王安石。讽刺的是，这两个人和苏轼私交都不错，但也都是被苏轼讥讽过的变法领袖。可见，作为一个政治家，王安石的格局非常大。

2、欧阳修与司马光

相较于王安石与苏轼的“剑拔弩张”，欧阳修与司马光的关系则显得更为和谐。欧阳修是苏轼的老师，对苏轼的才华赞不绝口。而司马光则是著名的政治家和史学家，与欧阳修在文学和政治理念上都有相似之处。然而，他们之间的“拉扯”并非没有。在政治上，欧阳修主张改革，而司马光则更加保守。这种分歧在他们的作品中也有所体现。

3、欧阳修与苏轼

欧阳修是苏轼的老师，苏轼由于欧阳修的发现和提携而脱颖而出，这已经成为文坛的一段佳话。

1057年，朝廷举行大考，各地举子云集汴京，欧阳修作为知贡举，是当年科举考试的主考官，同时，给考生准备的试题也是他出的，第一场考试策论，他出了个《刑赏忠厚之至论》的冷僻题目，大多数考生的文章乏善可陈，但有一篇颇具孟子之风，让欧阳修眼睛一亮。复试时，欧阳修又读到一篇《春秋对义》，大加赞赏。揭卷（考试要糊卷，防止看到作者姓名后舞弊）后才知道，两场印象最深的文章都是出自苏轼之手，让他高兴得不得了，他在给好朋友梅尧臣的信中对苏轼高度赞扬道：“读轼书，不觉汗出，快哉快哉。老夫当避路，放他出一头地也！”苏轼在欧阳修的大力延誉下，高中进士，闻名朝野。

4、王安石与司马光

王安石和司马光私交还算不错，但在政治上，观点却是截然不同，后来甚至成为死敌。王安石主张“变法”、“开源”；司马光主张“守旧”、“节流”。

司马光和王安石都是宋仁宗在位时举的进士，司马光是1038年，甲科；王安石是1042年，第四名。都是名列前茅的佼佼者。

二人前后为进士，同朝为臣，且都才华横溢，起初相互欣赏，关系不错。但这两个中国历史上的著名政治家、经史学家最终却因熙宁变法而交恶。宋神宗上台后，看到朝中财政空虚、军备落后、士气不振，便提拔王安石为宰相，推行变法，因变法始于熙宁年间，故称“熙宁变法”。

变法实际上就是利益的调整，要壮大财力，势必削弱既得利益者的利益，特别是那些大官僚、大地主，他们购买了广阔的良田，以前不要交税，甚至别人的田借他们的名义耕种都不要交税，但变法之后，一切都变了，不但田要交税，还要抽丁为公服役，因而遭到激烈的反对，反对最厉害的，就是时任御史中丞的司马光。

熙宁变法实际上是宋神宗强力推进的，王安石是个建议者与执行者，但那些反对变法的人，没有一个敢说宋神宗的坏话，都把火气向王安石身上撒，尤其是司马光，为了反对变法，竟然拒绝朝廷的升职任命，自请离朝，挂职修史，要求到西京洛阳，当个西京留守御史台的闲职，一心修史。这当然是负气的决定，但正是这个负气的决定，司马光在洛阳十年，写成了皇皇巨著《资治通鉴》。

5、司马光与苏轼

苏轼和司马光的关系有点尴尬。尽管两人原来的关系非常不错，但在后来，慢慢疏远了。在王安石变法时，司马光和苏轼都持反对意见，不过两人反对变法的出发点不同。司马光是守旧势力的代表，对王安石的变法持全盘否定态度，全然不管变法内容的是非对错。这是司马光在历史上的一个污点。由反对变法，到在实际工作中变得非常偏执，即使是一点小事，也要处处和王安石作对。

苏轼倒并没有全然反对变法，他对变法的看法，一是认为某些变法项目不切合实际，二是认为王安石在变法中任用人才的方法、原则有问题。

但在王安石变法失败以后，司马光尽废新法，苏轼又反对司马光的保守和偏激。因为，在被贬斥途中，苏轼的确看到了王安石变法给现实社会带来的许多好处，逐渐改变了对新法原有的态度。因此，苏轼又遭到司马光等守旧势力的排斥、打击，不断被贬。

也就是说，不管哪一派上台执政，苏轼一直在被贬的路上飘荡。可以说，苏轼因为被贬，倒也得到了不少好处，那就是公费周游了大半个中国。

三、各自成就

尽管四大文豪在很多方面存在分歧，但他们也有很多共同点。首先，他们都是坚定的爱国者，关心国家的发展和人民的福祉。他们都用自己的笔墨为国家和人民作出了贡献。其次，他们都拥有着深厚的人文情怀和高尚的道德情操。无论是他们的文学作品还是政治主张，都充满了对人性的尊重和对人类文明的热爱。

总之，欧阳修、王安石、苏轼三人都是“唐宋八大家”之一，在中国文学史上的造诣都非常高。欧阳修的《醉翁亭记》、王安石的《答司马谏议书》、苏东坡的《水调歌头》，都是传诵千古的佳作名篇。

欧阳修、王安石又都属于改革家，在当时和后世的政治地位比较突出。

从整个历史看，苏轼的文学成就又明显高于其他三位，成为后世敬仰的文学大家。

而司马光，尽管和欧阳修、王安石同样都是政治家，也担任过北宋宰相，但在政治方面的成就实在乏善可陈。特别是在王安石下台后，他尽管全盘否定了王安石的新法，但面对存在的现实社会问题又毫无办法，束手无策。而且，他不惜牺牲王安石、章惇等人辛辛苦苦得来的成果，割让土地，以保边境的苟且偷安。可见他在政治上的无能。故此，他的主要成就更多偏重在史学方面，最出名的，就是他主编的《资治通鉴》。

也就是说，这四个人各有千秋，各领风骚。论政治成就，王安石第一；论当时的文学地位，欧阳修是文坛领袖；论文学对后世的影响，苏轼当之无愧；论史学方面的成就，司马光是独一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