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经济学题

 

1、发展经济学的历史演变的三个阶段与我国建国以来的阶段进行比较分析。

发展经济学产生于20世纪40年代末50年代初，到现在已经历了半个世纪的发展。50年来，随着世界经济和发展中国家经济形势的变化，发展经济学的发展和演变经历了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从20世纪40年代末至60年代中期。这个阶段是发展经济学的形成和繁荣时期，结构主义思路占支配地位。这个时期的发展经济学的主要理论观点比较鲜明，即强调物质资本积累、工业化和计划化。这三个观点不是孤立的，而是相互联系的；工业化是目标，资本积累是源泉，计划是手段。没有资本积累就不可能实现工业化，没有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和周密的计划就不可能迅速地积累尽可能多的资本促进工业部门的扩张，从而不可能实现工业化。这一时期的发展经济学的特点是反新古典主义倾向，强调内向型发展和建立宏大的理论体系。
　　第二个阶段从20世纪60年代中期到80年代中期。这一时期是新古典主义的复兴时期，即把第一阶段发展经济学家否定的东西又重新加以肯定。这一时期发展经济学的发展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点：（1）强调发展目标的多元化。第一阶段发展经济学家基本上只是把GNP的增长作为首要目标，而这一时期的发展经济学家强调目标的多元化，除了增长之外，还强调增加就业、减轻贫困、分配公平和乡村发展等。（2）重新强调市场机制的作用。60年代中期以来，越来越多的发展经济学家认为，计划失败和不适当的政府干预是导致资源配置无效率和经济增长缓慢的根本原因，他们相信市场机制不仅对发达国家是有效率的，对发展中国家同样是有效率的，并提出了把政府政策导致的价格扭曲重新矫正过来的主张。（3）提倡外向型发展战略。这一时期发展经济学家反对进口替代的内向型发展战略，而主张实行出口鼓励的外向型发展战略。（4）重视农业发展的重要性；（5）不重视宏大理论的创建，而转而个案研究，微观分析。
   第三个阶段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到现在。这一时期发展经济学的发展主要体现如下几个方面：（1）发展的制度因素受到了强调。许多发展经济学家认识到要推进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除应关注资本积累、技术引进和创新、产业结构的转变、人口控制、人力资本投资、出口鼓励等因素外，更应该重视基本制度因素对经济发展的促进或阻碍作用。（2）新增长理论骤然兴起。一批西方经济学家放松了新古典增长理论的报酬递减假定，相继提了各种各样的增长模型。（3）环境和可持续发展问题受到重视。由于资源过度利用和生态环境的破坏严重，使得发展经济学家越来越多地关注和研究资源、环境和经济发展的关系。（4）对社会资本及其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问题日益成为发展经济学家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80年代以来，由于自然资源、生态环境和可持续发展问题受到普遍关注，提出了自然资本的概念，但自90年代以来，社会资本这个原来由社会学家提出的概念越来越多受到经济学家的重视，认为发展中国家建立社会信用体系对经济发展是特别重要的。

 把发展经济学的演变过程与我国50年来的经济发展历程做一比较，我们便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即这两者之间似乎存在着某种程度的相关性：第一个阶段发展经济学强调资本积累、工业化、计划化和内向型发展战略与我国50到70年代实施的计划经济和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以及内向型发展政策具有惊人的相似性；第二个阶段发展经济学强调市场机制和外向型发展战略与我国70年代末开始的改革开放的方针在时间上也基本是同步的；第三个阶段强调制度的重要性、人力资本投资、可持续发展和社会资本，与我国在90年代明确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大刀阔斧地改革国有经济和政府行政机构以提高行政管理效率、实施科教兴国战略、重视环境与可持续发展以及规范市场秩序和建立社会信用体系等问题大致上也是一致的

2.、运用舒尔茨的人力资本理论，阐述我国实施人才强国的重要性

舒尔茨是美国芝加哥大学经济学教授，由于深入研究了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发展中应特别考虑的问题，他与另一位经济学家威廉·阿瑟·刘易斯同时获得了197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舒尔茨还是人力资本理论的创造者之一。他在20世纪60年代明确指出，人力资本的收益高于物质资本。舒尔茨强调了经济发展的关键是增加人力资本投资。按照舒尔茨的研究，在美国半个多世纪的经济增长中，物质资源投资增加4.5倍，收益增加3.5倍；人力资本投资增加3.5倍，收益却增加了17.5倍。舒尔茨还指出，从1919年到1957年38年中美国的生产总值增长额，49％是人力资本投资的结果。人力资本投资的途径可以通过普及教育、职业教育、短期培训或各种形式的继续教育来进行。一个受过教育的穷人会通过接受新知识和新技术提高自己的生产率，靠自己的能力在市场上通过竞争实现脱贫致富。由舒尔茨和贝克尔等人发展起来的人力资本理论，对学术界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从20世纪70年代以来，有关人力资本和人力资源的论著大量出现，在这一领域做出贡献的经济学家频频被授予诺贝尔奖。

在舒尔茨之后，经济学家们通过研究发现，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20世纪60年代的物质资本投资收益率为15％，人力资本投资收益率为20％；20世纪70年代这两个数字分别为13％和15％。可见，加大人力资本投资对发展中国家意义尤为重大。我国经济学家根据我国1978年至1996年间有关的统计资料计算出，每增加1亿元人力资本投资，可带来次年近6亿元GDP增加额，而每增加1亿元物质资本投资，仅能够带来2亿元GDP增加额。另据2000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詹姆斯·海克曼的测算，中国各级政府现在大约把国民生产总值的2.5％用于教育投资，30％用于物质投资。这两项投资在美国分别是5.4％和17％，在韩国是3.6％和30％。也就是说，物力资本投资与人力资本投资二者的比例，中国是12：1，韩国是8：1，美国是3：1。詹姆斯·海克曼认为，这说明“中国对人进行投资的支出，远远低于各国平均数。如果中国过多投资于一种资本，而另一种资本投资不足，那么，财富增长的机会就丧失了”。

3、发展经济学技术进步和技术创新理论对我国经济发展的启示

“提到技术，人们可能首先想到的是‘科学技术’，但经济增长中所应用的技术其实是更为广泛意义上的技术。拿整个国家来说，支撑社会的税收、社会保障等制度、规范企业活动的法律和政府组织的状况等等，都可包含在广义的技术范畴中。社会的效率就是企业活动的基础，并与企业经济增长率息息相关。”

 

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当今社会已经知识经济时代。经济增长和社会进步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依赖技术创新和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在日趋激烈国际、国内竞争中,竞争的核心是综合实力的竞争，而创新力是这场竞争的制高点。谁占据了创新力这一竞争的制高点，谁就会在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

技术创新是指企业应用创新的知识和新技术、新工艺，采用新的生产方式和经营管理模式，提高产品质量，开发生产新的产品，提供新的服务，占据市场并实现市场价值。企业是技术创新的主体。技术创新是发展高科技、实现产业化的重要前提。技术创新从本质上说是一种理念,即一种不断追求卓越、追求进步、追求发展的理念,是一种通过技术变革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有效地促进经济发展的可行思路。

 

“社会技术”的进步虽然不会表现为某种新产品或新发现，但改进社会效率的社会技术只要有创意和不被老的传统习惯所束缚，就会有成果。因此，要让经济在21世纪经济持续发展，依靠企业和劳动者的创新意识使社会更高效化，这种“社会技术”的进步必然是我们所要追求的目标。

当代科学技术的发展趋势、世界各主要国家在这一趋势下的战略选择以及我国的基本国情，决定了我国必须走创新型国家发展道路。

　　首先，当代科学技术发展日新月异，不断创造出新的经济增长点，在解决人类可持续发展的一系列重大问题上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已经成为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主导力量。

 

　　面对这一态势，世界各主要国家都做出了基本相同的战略选择。一是把科技创新作为国家战略，二是把科技投资作为战略性投资，三是超前部署和发展战略技术及产业。

 

　　半个多世纪以来，世界上众多国家都在不同的起点上努力寻求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的道路。一些国家主要依靠自身丰富的自然资源增加国民财富，一些国家主要依附于发达国家的资本，还有一些国家把科技创新作为基本战略，大幅度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形成日益强大的竞争优势。而我国特定的国情和需求，决定了我国不可能选择资源型和依附型的发展模式，必须走创新型国家的发展道路。

 

走创新型国家发展道路，就是推动经济增长方式从要素驱动型向创新驱动型的根本转变，使得科技创新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内在动力和全社会的普通行为，最终依靠制度创新和科技创新实现经济社会持续协调发展。

 

　　我国已经具备建设创新型国家的一定基础和能力。研究表明，我国虽然处在人均GDP1000美元的时期，但科技创新综合指标已相当于人均GDP5000—6000美元国家的水平。比如，我国科技人力资源总量已达3200万人，研发人员总数达105万人/年，分别居世界第一和第二，这是走创新型国家发展道路的最大优势；经过几代人的努力，我国已经建立了大多数国家不具备的比较完整的学科布局，这是走创新型国家发展道路的重要基础；我国已经具备了一定的自主创新能力，生物、纳米、航天等重要领域研究开发能力已跻身世界先进行列；我国具有独特的传统文化优势，中华民族重视教育、辩证思维、集体主义精神和丰厚的传统文化积累，为我国未来科学技术发展提供了多样化的路径选择。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科技事业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科学技术总体水平与主要发达国家和新兴工业化国家相比，还存在较大差距。主要表现为，一是关键技术自给率低，二是发明专利少，三是科学研究质量不高，四是尖子人才匮乏，五是科技投入不足。在综合国力竞争日趋激烈的形势下，我国创新能力不足将对经济社会发展和国家安全构成严重制约。

 

　　为此，我们的科技发展思路要有大的转变。在人才选拔上，建立开放型的人才选拔机制在发展路径上，从跟踪模仿为主向加强自主创新转变；在创新方式上，从注重单项技术的研究开发向加强以重大产品和新兴产业为中心的集成创新转变；在创新体制上，从以科研院所改革为突破口向整体推进国家创新体系建设转变；在发展部署上，从以研究开发为主向科技创新与科学普及并重转变；在国际合作上，从一般性科技交流向全方位、主动利用全球科技资源转变。

4、发展经济学关于技术进步对产业结构影响的分析，对我国经济有何启示

一、产业结构与技术创新的含义

　　产业结构是指产业之间、产业内部的构成及其相互之间的联系或制约的关系。具体而言，产业结构是指农业、工业、商业、交通运输、邮电通信、文教卫生、科技体育之间的联系及各自内部的比例关系。产业结构的发展是受社会发展、技术进步、市场需求及产业政策的影响的。而技术进步是在超越了生产领域各生产要素质量的提高及工艺流程、操作技巧的提升，上升到管理技术等软科学层面的概念。它是科技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实现商品化，从技术成果走向市场的过程，包括：基础研究、应用研究、技术开发、开发成果商品化和新技术扩散五个阶段。在重新组织生产条件和要素的基础上，建立更加高效的生产经营系统．从而推出新产品，新生产工艺，开辟新市场的企业系统性行为。技术进步与产业结构调整在本质上具有相关性，决定了技术进步在产业结构调整中的巨大作用。

　　二、对产业结构调整本质的再认识

　　1、产业结构调整实质上是资源在各产业部门之间的调整。由于自然资源、经济资源、社会资源的地区分布在质和量上有所不同，导致各地产业结构的差异，以及产业发展方向、发展速度以及发展状况不同，最终造成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因此，产业结构的优化从根本上说是资源优化配置的结果，即在一定的技术层面上，将矿产资源、生物资源、经济基础、管理水平、技术水平等通过合理的配置，良好整合，最终实现生产和管理技术的突破，创造更高层次的消费机会，最终实现价值增值。

　　2、产业结构调整主要受到技术创新水平的影响。社会发展、技术进步、市场需求的变化等是产业结构调整的因素，而技术创新对其的影响最大。通过国际间的综合比较，丹尼森等人研究发现，产业结构变化的因素中，技术创新要占50％，甚至更多。而在技术进步与产业结构之间所表现出的同步性，则体现在技术进步促进产业结构变动的激励水平，这种机理的实质主要是通过生产要素的移动来实现的。
　　3、产业结构在动态的发展上有其规律性。产业结构总是处于一定的技术水平上的，其变化也根源于技术水平的进步，而一定的技术水平决定了一定的商品结构。据世界发达国家和新兴工业化国家产业结构的演变过程，可以看出产业结构是随商品化经济发展而逐步趋于合理化，向高级化演进的，与工业化进程具有一致性，即工业化初期、中期和后期。因此，产业结构的调整应根据产业结构的规律，分阶段进行，在不同阶段，采取不同的调整手段，以实现不同的调整目的。

　　三、技术进步对产业结构调整的作用机理

　　1、技术进步引导需求变动，而需求结构拉动产业结构调整。某一产业之所以能够存在，是因为该产业仍然代表一定需求。需求对产业结构的影响是直接的，需求分为四个层次：①以生理性需求为主导的需求；②追求便利和技能的需求；③追求时尚和个性的需求；④因环境问题引起的生态需求。由于技术进步的不断推进，商品结构不断变化，价值收入水平的提高，人们的消费重点从温饱型向舒适型转变。在当今社会，环境的恶化导致人们对良好的生态环境的渴望，绿色健康食品的需求，使绿色产业蓬勃发展。环境友好型产品的生产逐渐使非环境友好型产品逐渐退出市场，而绿色食品更是“极高的附加值给生产企业带来了丰厚的利润。可见，人们的需求结构因技术创新而发生改变，而产业结构因需求结构的变动而变动。大量研究表明，产业结构的成长阶段与需求结构的变化是相对应的。

　　2、技术进步促进了资源在各产业间的流动。技术进步本身就是市场经济主体进行资源重组的过程。人力资源、物质资源、资本资源在重组后创造出新的价值，新产品、新工艺、新材料、新技术不断被发明，并得到利用，创造了新的生产活动的领域，拓宽了社会分工的范围，①使新的可替代的资源科到了利用，节约了现有的生产资源；②提高了资源的使用效率，使资源流向发生了改变；③技术创新使劳动生产率提高，减少了对劳动力的需求，部分劳动力会从技术创新的领域分离出来，向需求上升的产业转移，实现资源的产业间流动。

　　3、技术进步促进经济增长。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的创立者索洛认为，长期的经济增长仅仅取决于技术进步，而技术进步促进经济增长的作用过程，实际上是指技术进步促进产业结构本身功能的不断优化而带来的经济增长的扩大过程，国内外经济发展历史表明，先进的技术水平，合理的产业结构和较高的经济增长水平三者之间在一个较长时期内，往往表现出同步性的特征。70年代中期，发达国家投资结构由资源一劳动密集型向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倾斜。70年代后期，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投资增长率为21％，占整个投资比重的39％，90年代已达到40％以上，对资本一技术密集型产业的大量投资，促进了技术创新，加快了产业结构的调整，使产业结构得到了优化。因此，资源的良性配置能够促进产业结构的优化。

　　4、技术进步能够带来产业升级。新技术的出现是对原有技术的突破，在市场机制的作用下，社会需求结构变化使新技术得到广泛应用，各个生产部门之间由于技术创新水平的差异而不平衡，实现技术创新的产业部门成长更加迅速，旧的产业部门因为没有技术突破，而在生产效率和增长速度落后被逐渐降级甚至淘汰。因此，产业部门发展过程中市场选择的优胜劣汰实际上就是一个产业升级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微观上一项或几项技术创新得到积累必然导致宏观上产业结构的不断优化和调整。四、提高我国企业技术的整体水平，加快产业结构优化的战略对策

　　1、建立和完善技术创新体系。产业结构的演进归根到底是企业行为不断作用的结果，而技术创新是企业发展的源动力，动力不足企业就难以生存和发展，产业结构的优化也就难以实现。从微观角度，企业应建立以市场为驱动的技术创新管理机制，将技术累积的重点从仅操作层次向涵盖操作层面而以研究开发层次和技术转化层为重点转移。在组织层面上进行技术创新活动，加强企业间协作，以降低成本，实现资源共享。

　　科技成果转化的关键在于资金与技术实现对接，资金缺乏一直是阻碍我国技术创薪话动的主要障碍。风险投资曾一度成为国外经济发展的重要贡献力量，对知识密集、高技术、高附加值的新产业作用的大幅度投入大大促进和加速产业结构的调整和优化，对经济发展的拉动是不可替代的。在我国，风险投资方兴未艾，发展势头迅猛。但风险投资事业的发展要求国家宏观政策，从法律、法规、制度等各方面给予配套的保障和支持，这样才能使风险投资健康发展。而我国目前的情况并不乐观，在很大程度上制约风险投资事业的发展。同时，大量社会游离民间资本并没有有效的投资工具加以运作。因此，从宏观角度，我们建议建立符合市场规范的技术创新体系，国家直接投入和间接调控两方面入手辅助企业的技术创新活动。在最快的时间内健全法律、完善法规、规范市场运作，使风险投资事业能够按照市场机制的方式运作，以适应我国风险投资事业的发展趋势。其次，运用适当的财政政策杠杆正确引导居民储蓄的流向，允许民间资本进入金融市场，根据市场要求配置资源和拓宽民间投资领域。

　　2、实现产业政策从适应性向战略性的转变。产业政策是政府采取措施干预资源在产业间的配置，使资源流向优势产业，改变目前产业严重失衡的状况，实现产业结构的合理化、高效化。产业政策体现的是政策主体中长期的发展意图，是联系经济政策、科技政策、社会政策的核心政策，是一个综合的政策体系。迄今为止我国所进行的产业结构调整基本上属于适应性的调整，是着眼于产业自成体系的、封闭的、静态的调整，不能够适应不断变化的产业结构关系。因此，我国要实施产业政策的战略调整，发挥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在对科技、经济、需求准确预测的基础上，以市场需求为导向，按照市场经济原则规划产业发展方向。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深化，产业政策应进一步发挥其宏观调控的作用，充分发挥产业组织和大企业的作用，保护提供公共产品的基础产业，大力支持以高新技术产业为代表的支柱产业，与区域经济结合起来，为企业发展营造良好的环境，创造发展空间。

　　3、产业结构升级教育为本。劳动力是产业发展的基本条件之一。产业机构演进的一般规律是劳动密集型向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转变，要求劳动者配备相应的劳动技能和素质，产业升级的过程伴随着劳动者素质的提高，即体力劳动向脑力劳动转变。新兴产业只有在获得了充足的、具备相应素质的劳动力之后，新技术才能最广泛的得到有效应用，进而实现产业升级。我国劳动力整体水平低下、高素质人才严重短缺是我国技术创新水平低的根本原因，严重阻碍了我国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尤其是科技人员的比例远远落后于发达国家，企业普遍缺少经验丰富、具有较强创新能力的技术人才。因此，为有效的推进产业结构调整，必须增加人力资本的投资，使人力资源结构向以脑力劳动者为主的战略结构转变，实现技术创新活动的可持续发展。具体而言，要重视素质教育，发展基础和各种职业技术教育，培养创新精神，提高劳动者的综合能力；大力推行终身教育，建立相应的社会组织，搭建重新就业的平台，通过完善就业培训——在职培训和离职培训，使衰退产业的劳动者及时掌握新的技能，顺利过渡到新兴产业中；要解决教育与科技体制改革，科研与人才流动机制，教育与生产相脱节的矛盾，鼓励科技人员向产业界转移。

　　4、突破体制障碍，使产业组织体系合理化。建立合理的产业“进入”、“退出”机制是实现产业结构优化必然解决的问题之一，也是解决产业结构调整的途径之一。从根本上说，就是要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使正确的价格信号和市场需求信号引导资源在产业间及企业间的流动，突破各地区、部门和所有制的界限，促进产业重组和资产调整，形成优胜劣汰的退出机制，实现产业组织的合理化。第一，要约束过度进入，逐步建立和健全个投、融资市场规则，强化对投资公司和经理人的制度监督，保护债权人的合法权益，约束不负责的投资行为发生。第二，突破某些垄断性较强的产业的进人壁垒，如基础产业、金融等领域，存在着对非国有企业、行政性“条块”之外企业的进入障碍；第三，采取以市场机制为主的资源配置方式实现良性退出

5、运用农业现代的三个阶段理论，分析我国农业饿的发展现状和未来发展的着力点

 一、农业现代化的概念，随着时代的发展和经济特征的变化，具有不同的基本内涵。建国以来的近50年间，有三次发展第一次是在50年代中国开始现代化建设的初期，处在学习苏联模式的时期，农业现代化的基本内涵是指农业实现“四化”：农业机械化、农业化学化、农业水利化、农业电气化。这也就是包含4类技术指标。
   
   第二次是在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处在改革开放的初期，总结了过去的历史经验，思想得到了一定程度的解放，农业现代化的基本内涵有了发展，实现三化：农业基本建设现代化，农业生产技术现代化，农业经营管理现代化。内涵扩大了，延伸到了经营管理，指标也有所增加。
   
   第三次是在90年代中后期，是在中国全面推进改革开放，建立市场经济新体制，农业和农村经济以及整个国民经济出现持续高速增长的背累下，广泛吸收了国内外的发展经验，在大量调查研究和指标评价分析的基础上，农业现代化的基本内涵有了明显的新发展，要实现六个方面的现代化：农民生活消费现代化，农业经济结构现代化，农业基础设施现代化，农业科学技术现代化，农业经营管理现代化，农业资源环境现代化。其基本内涵已经扩大到农民生活消费和农业资源环境，注意了吸收发达国家农业现代化的经验教训，体现了可持续发展的思想。并且经过大量指标分析，提出7类22项评价指标，可以比较全面科学地判断农业现代化的水平和所处的发展阶段。为跟踪、判断、评价农业现代化的状态，农业现代化阶段的划分，提供了科学依据。

二、中国 农业发展的现状

1、   农业生产持续稳定增长，目前，中国人均粮食、棉花、油料蔬菜、肉类、禽蛋、水产品产量，已达到或超过世界平均水平。

2、   乡镇企业异军突起，目前，中国国内生产总值的1／3、财政收入的1／4、创汇的I／3、工业增加值的1／2、农村社会增加值的2/3、农民收入的1／3来自乡镇企业。

3、   农民生活水平显著改善，1978－1999年，农民人均纯收入由134元提高到2210元，扣除物价因素增长374％；贫困人口由2．5亿下降到3400万：贫困发生率26％下降到不足3％；农村恩格尔系数由1978年的0．68下降到0．55。与此同时，精神文明和民主法制建设也取得明显进步。农民的思想观念发生了深刻变化，农村劳动力文盲半文盲率由50年代的80%下降到1999年的12%左右。截止到1999年，已有2／3的村初步确立了村民自治制度，80％多的村建立了村民代表会议制度和村务、财务公开制度，村委会选举已形成比较系统的规范，村民代表会议制度正在逐步普及。全国农村从总体上进入了由温饱向小康迈进的阶段。

4、   农业国际合作与交往发展迅速，改革开放20多年来，中国农业利用外资共达100多亿美元，还引进了大量农作物和畜禽良种、种苗以及大批农业科技成果。中国农业科技的国际交往也发展迅速，中国已与80多个国家有了农业交往，与40多个国家建立了密切的联系。同时中国还同13个国际农业研究中心有密切的关系；并积极开展了双边合作。

5、   农村经济体制改革成效显著，经过20多年的发展，中国农村经济体制发生了五个方面的深刻变化。一是突破了高度集中的人民公社体制，实行家庭承包经营。二是突破了以粮为纲的单一结构，发展多种经营和乡镇企业，全面活跃农村经济。三是突破了统购统销制度，市场调节农产品供求、配置资源的作用显著增强。四是突破了单一集体经济的所有制结构，形成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格局。五是突破了农业生产上的指令性计划，实行指导性计划。改变了政府调控农业的方式，初步形成了经济、法律和行政等手段综合运用的农村经济宏观调控体系。

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中国农业离现代化的标准还有很大一段距离。农民生活消费还比较低，农业经济结构还比较单一，乡镇企业发展在科学技术运用，高效管理方面还有待提高。农业基础设施还很落后科技含量很低，农业科学技术应用并不广泛，农业经营管理还处于小农经济时代，农业资源环境利用还存在很大程度上的浪费和使用不合理。

（附表）中国农业现代化评价指标体系
   在农业现代化系统的发展过程中是有阶段性的，为了评价农业现代化水平，跟踪、监测、评价和准确地判断农业现代化的进程，必须选择一整套系统的评价指标。选择评价指标体系，必须符合4个原则：一是有利于科学地评价农业现代化的性质和特征：二是有利于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有机结合地测定农业现代化水平：三是有利于及时准确地监控农业现代化进程；四是有利于不同农业现代化模式的比较。
  农业现代化的发展阶段可以使用以下两个层次7类22项主体指标进行判断和评价： 
   1、收入和消费水平   
    农民人均纯收入；农民人均生活费支出； 
    农民人均食物消费支出或恩格尔系数(食物支出占占消费支出的比重)。
    2、农村经济发展水平
    农村人均社会总产值；农村人均农业总产值； 
    农业劳动力占农村总劳动力比重。   
   3、农业生产发展水平 
    农业净产值占农业总产值比重；农业商品率：   
    单位耕地面积粮食产量；人均肉类产量：   
    林牧副渔业产值占农业总产值比重。
   4、农业基础设施与投入 
    单位土地面积农机总动力；有效灌溉面积比重；
   　单位土地面积化肥使用量。   
   5、农业生产技术与教育  
   　农技人员占农业劳动力比重；初中以上劳动力占农村劳动力比重； 
   6、农业组织与经营管理  
   　乡(镇)一级农技服务三站的普及率：   
   　乡(镇)村两级农业服务组织人数占农业劳动力比重。   
   7、农业资源与环境条件  
   　森林覆盖率；自然灾害成灾率；水土流大面积比重；  
   　耕地污染面积比重。    
   三、中国农业现代化的战略和政策   
   为了实现中国农业现代化的未来发展目标，我们必须审慎地选择适合中国不同发展阶段的现代化战略和政策  。 
   1．农民生活消费现代化——实施引导消费的政策。
   未来中国农业现代化的不同发展阶段，人民的食物与营养将会达到相应的水平。到2000年食物消费和营养结构将达到小康水平，2020—2030年，食物消费和营养结构模式将基本形成，此后主要是结构调整和质量改善。   
   从中华民族的传统饮食文化习俗和发达地区现代食物消费结构来看，中国的食物结构模式具有鲜明的中华民族和东方膳食模式特征和优点：从整体上看，我国人民长期以来形成了以粮食为主，搭配适量蔬菜和一定肉食的膳食结构。这种基本的食物结构将在今后较长时期存在下去。与此相应，营养结构的平衡是重点解决优质蛋白质和一部分微量营养缺乏问题。   
   要按照合理的膳食结构原则，确定各地的具体食物消费和营养结构目标，作为各地农业现代化的目标之一。按照食物消费结构目标，实施相应的引导食物消费的系列化政策，一是普及膳食与营养科学知识，实施正确的舆论导向：二是采取相应的消费经济政策和行政干预手段，有效地引导人民的食物消费，实现预期的膳食营养目标，增强人民体质，保障人民健康。   
   2．农业经济结构现代化——稳步推进农业产业化   
   实现农业现代化的一个重要标志是国民经济产业结构的升级换代。在中国的特定条件下，要实现双重二元经济结构的转变，第一个层次是国民经济产业结构的调整，即一、二、三产业的发展速度和比例结构。基本实现农业现代化阶段的农业和非农产业的比例一般为10∶90，完全实现农业现代化阶段的比例一般为3∶97。在这个阶段的农业产值虽然下降到3％左右，但农业的产前、产中和产后的累加产值却达到20％左右，仍然占有相当重要的份额和地位。  
   农业产业化经营的实质是产业结构的调整。种养加、产供销、贸工农一体化的经营，以加快二、三产业的发展。在农业产业化经营中，人们通常强调了“龙头企业”是关键，十分重视加工业的作用。但是，第三产业，即销售和各种服务业同样起着带动或制约的作用。产业化经营可以加快产业结构的升级换代，加快产业的现代化进程。  
   3．农业基础设施现代化——加强基础设施的建设
     实现农业现代化的物质基础是农业基础设施。这是农业现代化建设和农业综合生产能力的物质基础。它包含了农田水利鱼塘基本建设，养殖棚舍基础设施，仓储基础设施，农产品加工设备，农业机械设备等。到2010年，农田有效灌溉面积将由目前的55％先后上升到61％和80％；农业机械化综合水平由目前的接近30%先后上升到50％和80％。同时要建设一批吨粮田和高产稳产田，分期分批实现中低产田改造的升级，到2030年，中国的大部分农田基本上达到目前的高产稳产农田水平。
   　　中国的农业现代化建设主要依靠提高单位资源的生产力，-特别是单位土地资源的生产力，这就需要实现高投入、高产出、高效益，实行可持续集约经营，也就必须相应增加农业基础设施的投入，特别是应在立法上保证农业基本建设投资的可靠性，不能因为领导人或管理者的变动而任意变动，以确保农业综合生产力的提高适应农产品生产供给的需求。   
   4．农业科学技术现代化——加快科学技术产业化   
   农业现代化的关键，是必须加快把农业现代化建设转移到主要依靠科技进步的轨道上来。今后中国农业增长方式的转变，农业生产效益和农产品质量的提高，农业生产成本的降低，主要依靠科学技术的进步。到2010年和2030年，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将先后达到55％和70％以上。关键是相应增加农业科技投资，到2010年农业科拉投资占农业总产值的比重达到1％以上。
   要按照党的十五届三中全会的要求，进行一次新的农业科技革命，坚持实施科教兴农战略，依靠农业生物工程技术和农业信息技术等高新技术，使农业生产和农业科技发生质的飞跃。21世纪前期农业科学技术发展可以选择以下7个优先领域：1．研究和开发现代农业生物技术：2．探索和利用现代农业信息技术；3．改善和提高土壤肥力和生产力；4．发展和推广现代节水灌溉技术：5．开发和普及农业综合管理技术；6．改进和加强食物和农产品加工技术；7．开拓和发展农业管理科学技术。在各地农业现代化试点县、试验区、高新技术园区，都要把农业科学技术的产业化作为关键领域和重点项目安排，成为高新技术产业化的基地   
   5．农业经营管理现代化——促进经营管理的创新   
   未来中国农村的经营模式可能的选择，是“家庭经营和合作服务”。农业经营管理是我国农业现代化的一个薄弱环节。到2010年和2030年，乡(镇)一级农业技术服务三站普及利完善率达到80％和98％以上：乡(镇)村两级农业技术服务组织人数分别达到3％和8%以上。与此同时，要加快建设农业供销、运输、加工、金融等合作服务组织，逐步形成完善高效的服务体系。 
   要采取有效措施促进管理体制和经营机制的创新。中国正在实施村级合作经济组织的改革，使农民有更多的自我管理和监督的权力，既能充分发挥管理者的管理作用，又能充分调动广大农民群众的积极性。在延长土地承包期30年和完善家庭承包责任制的基础上，要加快合作服务体制的建设，逐步建立和完善多种形式的供销、生产、加工、金融、市场合作服务织织，并采取有效政策支持各种合作服务组织活动。  
   6．农业资源环境现代化——坚持可持续发展战略   
   中国农业现代化要实现双重目标。要在注重合理利用自然资源和保护生态环境的同时，加快农业经济的高速发展。要在进入21世纪的时候，基本扭转水土流失面积的增长大于治理的危险状况，争取每年平均减少水土流失面积1330万公顷。逐步提高森林覆盖率到2010年和2030年，争取先后由目前的13．8提高到18％和25％以上。到2010年，超载过牧的草原基本得到改造，工业废水处理比率达到90％以上，地表水水质达标率超过90％。 
   实现可持续发展必须制定和实施-整套可持续的政策和措施。在实施耕地保护地政策的同时，对于渔业捕捞和草原放牧都应当制定定量目标管理责任的制度和法规。实施自然资源的定价政策和有偿使用政策。把生态环境内被动保护逐步变为积极的生态经济环工程。在治理和保护环境的同时，与环境工程的经济效益密切结合起来，增强生态环境工程的自我发展能力。以确保自然资源的合理利用和生态环境保护与农业经济高速增长的平衡发展。   
   我们现在正在探索的中国农业现代化的道路和模式是一条跨世纪的道路和模式。应当吸收国内外前人走过的经验教训，在明确农民生活现代化目标和生态环境目标的同时，坚定不移地探索可持续发展的现代化道路和模式，以实现中国农业的长期发展战略。

6、发展极理论对我过区域经济发展有何借鉴意义。

“发展极”理论是法国经济学家佩鲁于1955年提出的。这一理论的主要内容是，在经济增长过程中，由于某些主导部门或有创新能力的企业在一些地区或大城市聚集，形成一种资本与技术高度集中、具有规模经济效益、自身增长迅速并能对邻近地区产生强大辐射作用的“发展极”（辐射极），通过具有“发展极”优势的地区的优先增长，可以带动相邻地区共同发展。

中国区域经济的总体发展战略就是动态的均衡-非均衡-协调发展的区域经济发展战略。从动态的角度来考虑，随着时间的迁移，社会经济、政治因素和社会发展目标的变化，或者选择均衡区域发展战略，或者非均衡区域发展战略，或者协调的区域发展战略，例如东北（20世纪50年代）、西部三线（60年代）、东部（90年代）、西部（21世纪初）乃至深圳、上海浦东都扮演过非均衡推进角色。这三大区域发展战略在不同历史阶段轮流突出。

　　任何一种区域发展战略的选择都具有历史的合理性和局限性。区域发展战略选择总是在历史合理性和局限性相互作用下不断发展变化的。但是，无论怎样变化发展，非均衡是手段，均衡、协调发展和东中西互动是目标，这是贯穿于每个历史阶段区域发展战略的中心环节。也是我国对50多年来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中实施区域发展战略宝贵经验的总结。其特征是：总体均衡（大均衡）和局部非均衡（小非均衡）相结合；效率和公平相结合；非均衡推进（强化扩散效应）与协调发展（克服回波效应）相结合；市场自发调节机制和政府宏观调控功能相结合；外在牵引力、内在驱动力和区域联动力相结合；重点寻觅和培育新型的区域协调型增长极。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历了六次区域政策调整。第一次调整（1980—1992年）和始于1990年的第二次调整，使珠江三角洲和浦东成为最有活力的优势区域。第三次调整始于1999年底的西部大开发。第四次调整是振兴东北政策。第五次调整是促使华南成为优先突破的区域，而“泛珠三洲”或9+2模式是“区域协调型增长极”的典范，为解决南部中国东中西部互动、互补和协调发展和带动两岸四地的经济一体化找到一个很好的制度，并为在国家宏观层面与省市区中观层面之间增设了一个新的调控平台或调节机制。第六次调整的特征是中部崛起政策的出台。

　　抉择和培育非均衡区域发展战略或协调的区域发展战略，尤其是“区域协调型增长极”具有重大意义。当前正处在“黄金发展期”和“矛盾凸显期”并存的历史关键时期。只有以科学发展观和和谐社会理论为指针，十分注意区域发展中的统筹和协调问题，才能保证经济的持续增长和社会的和谐发展，

重点寻觅和培育新型的区域协调型增长极

　　其中包括：

　　一是把市场机制和计划机制融于一体的新型经济增长极。这种新型增长极具有经济自由主义占上风的“自发的发展极”（先天自发生成的增长极）的优点，又具有国家干预主义占上风的“诱导的发展极”（后天自上而下构筑的增长极）的优点，还能克服各自的弊端。一国在区域性开发中，应在市场机制和计划机制的结合点上选择较为发达的城镇、较为先进的地区，具有关联度的推进型产业作为增长极，实行重点推进并带动其他落后地区的区域经济发展战略。谨防一哄而起的“开发区热”、“光谷热”、和“特区热”等等。

　　二是兼顾竞争优势和比较优势的新型经济增长极，但在现阶段偏重比较优势、区位优势、市场优势、资源优势乃至政策优势，而在生产力发展的更高阶段应偏重竞争优势。

　　三是重点寻觅和培育新型的区域协调型增长极。其特征是兼顾经济空间和地理空间、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兼顾“经济区域经济”与“行政区域经济”的关系，以及兼顾同质性和异质性、核心地带和边缘地区的新型经济增长极。

　　　　

　　基于三个兼顾的新视角，并从区域经济和全球经济结合点上，以及从东中西互动和协调发展的角度来选择和培养区域协调型经济增长极，符合上述特征的区域协调型经济增长极至少有三个。

　　1.泛环渤海圈。它被东北老工业基地，内蒙古自治区和发达的京、津、冀所环绕。京津是其龙头和核心。

　　2.泛长江三角洲。上海是龙头和核心。它可以带动长三角广阔的腹地共同发展。

　　3.泛珠江三角洲或9+2模式。深圳、香港、澳门（以后还要加上台湾）是龙头和核心，可以带动南部中国的东中西三部分共同发展。因这一“协调增长极”其产生的集合效应、互融相补和协调发展的功能，它足可堪称为中国新的超大型区域经济发展极。

　　这三大区域协调型经济增长极的设立和发展，其积极意义是有助于熨平东中西部差距，有助于形成更高层次的同质化一体化的大中国经济区域，必将大大提升中国整体对外开放的水准，因而也必将成为21世纪中国经济崛起的脊梁。这是中国区域经济发展这篇大文章的第三“华章”。第一“华章”是开发深圳特区的政策。第二“华章”是浦东新区开发政策。

　　反思和对策

　　因此，需对单一的东中西部经济区域划分模式进行反思。例如包括河南、安徽、山西、湖南、湖北和江西在内的中部六省，经济发展速度明显偏低于东部地区，其共同特点都是农业大省，具有区位优势、地理优势、成本优势，市场优势和综合资源优势。但由于同构性比较强而互补性比较弱，中部各省份出现离心倾向。如河南凸出“没有中原的崛起就没有中部的崛起”，中原城市群是促进中部崛起的重要增长极和中西部综合竞争力较强的开放型经济区。湖南要融入泛珠三角区域协作，长株潭地区是湘鄂赣三省区域内最具有发展爆发力的城市群，在接受粤港产业的梯度转移方面，具有无可比拟的优势。还有省份确定了更为具体的定位：“对接长珠闽、融入全球化”，提出“三个基地一个后花园”（沿海发达地区产业、资金、技术梯度转移的承接基地、优良农产品的供应基地、劳动力输出基地，以及沿海休闲度假的后花园）的发展战略。江西和湖南已经扮演双重角色，既是中部也是泛珠三角成员。

　　鉴于行政区划、经济区域双轨制度要存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因此要正确处理和理顺它们之间的关系，其中包括区际差异和协调问题。应该协调和正确处理五个方面的关系。一是平衡增长和非平衡增长的关系；二是完全市场型区域协调模式和政府干预型区域协调模式的关系；三是宏观区域政策（涉及中央政府制定的用以协调区际关系及避免产业趋同的关于各区域产业重点和发展方向的规划）和区域发展政策（涉及地方政府制定的区域经济发展政策）的关系；四是公平型区域发展目标和效率型区域发展目标的关系；五是行政导向（内含“区域倾斜”政策和“产业倾斜”政策的关系）和市场导向的关系，既要谨防“政府缺陷”，例如屡禁不止的地方保护主义和愈演愈烈的产业趋同现象；还要谨防“市场缺陷”，例如区际差异悬殊化。总之，要找到上述各种关系的最佳结合点，这是区域经济发展政策理论体系的精髓。

　　所以，为了做好中国区域经济发展这篇大文章，当务之急是统筹规划，法律护航，加强在宏观发展框架下的区域规划工作，正确处理和理顺省区行政区划、东中西部三大经济区域和三大区域协调型经济区的关系，尽快形成由全国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审查通过的有可操作性的适合跨行政区经济协同的法定文件，并建立权威的跨行政区组织协调机构和有效的监督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