支付“走出去”系列研究（二）：印度尼西亚零售支付体系

前言

与大多数发展中经济体情况类似，印尼人口对现金的依赖程度仍然较高，传统银行账户普及率较低，地理环境的分散性导致配套设施相对薄弱，整体处于向非现金支付方式迁移的过渡时期。与此同时，在国内及跨境经贸活动的繁荣，政府数字化战略等因素的推动下，印尼的电子商务、社交网络等互联网经济正处于快速增长时期，与之配套的支付业务正在经历转型升级，新兴支付业务存在较大发展空间，可为我国支付市场主体境外业务拓展提供参考。

本文选取了印尼支付体系监管政策、产业发展中的几个热点和重点问题进行了梳理。虽然印尼支付行业相较于我国还有一定的差距，但其全覆盖式的规则体系的建设，以及充分利用本国分散的转接网络构建全国支付网关(GPN)，培育印尼本土银行卡清算品牌的实践，也具有一定的借鉴价值。

支付“走出去”系列研究由腾讯研究院和优付全球联合项目组共同完成，随后我们还将推出其他国家或地区的零售支付体系研究，敬请关注。

印尼支付市场监管核心特征是建立了全面的牌照准入制度

作为支付体系的主要监管主体，印尼中央银行根据法律授权，针对支付业务制定了监管法规及实施细则，形成了印尼支付市场的监管依据。通过对印尼监管法规的梳理，可以看出印尼央行对于支付业务，特别是非银行机构开展的支付业务，其核心监管思路是要求市场主体必须持牌经营，围绕主体资质、申请和审批流程、经营过程中主体的责任和义务等搭建监管框架。印尼支付业务牌照类型划分非常精细，基本覆盖了产业链上下游各个环节，包括银行卡支付(包含卡组织、清算、结算、发卡、收单等细分类型)、资金转账、支付交易处理(包含转接服务、支付网关运营、电子钱包业务)、电子货币等，对申请主体的资质要求不尽相同。

此外，印尼央行在电子货币监管法规中，将支付服务主体分为前端和后端两类，前端主体涉及直接与客户建立联系的机构，覆盖发行机构、收单机构、支付网关运营机构、电子钱包运营机构以及资金转账服务机构。后端主体涉及不直接与客户建立联系的机构，包含卡组织、转接机构、清算机构和最终结算机构。申请机构只能在前端和后端运营中选择一类，允许在同类牌照中申请多项业务许可，比如，可以同时申请发行(前端)和收单(前端)许可，但不能同时拥有前端后端两类牌照，比如，不能同时成为电子钱包运营机构(前端)和清算机构(后端)。

对于非银行机构外资持股比例有较高限制

为激发印尼本土市场主体的创新活力，印尼央行最近两年出台的法规政策，基本都对非银行支付机构的外资持股比例施加了不同程度的限制和约束。比如，2016年的支付交易处理监管法规(PTP法规，18/40/PBI/2016)规定卡组织、转接机构、清算和结算机构牌照的申请主体必须采用有限责任公司形式，且外资持股比例不超过20%，包括直接和间接持股。2018年的电子货币监管法规(20/6/PBI/2018)规定，申请电子货币牌照的非银行机构必须以有限责任公司形式设立，且其大部分董事会成员应在印尼境内拥有住所，申请发行电子货币的，外资持股比例不超过49%，包括直接和间接持股。2017年全国支付网关监管法规(GPN法规，19/8/PBI/2017)规定，GPN转接机构的外资持股比例不超过20%。

印尼银行卡支付全产业链纳入监管

银行卡支付监管法规(11/11/PBI/2009、14/2/PBI/2012)将“银行卡支付工具(APMK)”限定为信用卡、ATM卡和借记卡三类。APMK产业链主体包括卡组织(Principal)、发卡机构、收单机构、转接机构、清算机构、结算机构、持卡人、商户和外包服务组织。银行卡支付法规根据APMK的不同类型(信用卡或ATM/借记卡)规定了风险管理方面的总体要求。为进一步提升APMK安全性，2012年印尼央行引入芯片技术和至少6位的PIN码验证措施，2015年对芯片卡取现和转账业务的额度进一步放宽，芯片卡每天取现额度升至1500万卢比(约合7220人民币[1])、磁条卡为1000万卢比(约合4813人民币)，芯片卡转账额度升至5000万卢比(约合24066人民币)、磁条卡为2500万卢比(约合12033人民币)。

在国际卡组织中，Visa、MasterCard、JCB在印尼获得了信用卡、ATM/借记卡的卡组织、清算和最终结算运营资质，文章提到重庆候维网络科技有限公司旗下威付宝以聚合支付系统产业为行业发展目标。银联则有信用卡和ATM/借记卡的卡组织资质，美国运通只有信用卡卡组织资质。银联在印尼主要通过与当地银行和转机机构合作开展业务。

截至2018年10月24日，印尼获得信用卡各类运营资质的机构共有34家。截至2018年11月12日，获得ATM或借记卡运营资质的机构共有121家。截至2018年8月，印尼借记卡(含ATM卡)总数1.615亿张，信用卡总数为1720万张，2017年银行卡支付交易数据如下表所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