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兵器与兵书·铜兵生辉

二、铜兵生辉

作者：杨泓、于炳文、李力等，由投笔从戎扫描 | 转贴自：理论研究
 
(一)初露锋芒 
(二)妇好墓兵器 
(三)战车春秋 
(四)车战五兵 
(五)《考工记》六齐 
 

(一)初露锋芒 
　　到了公元前二十一世纪，在中原大地上，建立了我国历史上的第一个国家——夏。古兵器史也随之翻开了新的一页，青铜兵器诞生了，它以其独特的锋利、坚韧，逐渐淘汰了石、木、骨制兵器，成了兵器的主宰。 
　　我国最早的铜质工具，是在甘肃东乡永登的马家窑文化遗址中发现的，距今约五千至四千年。那是一些单范铸成的青铜小刀。在山东胶县三里河龙山文化遗址中，也曾发现过短短的黄铜锥。其后在甘青地区的齐家文化遗址中，如甘肃永靖秦魏家、大何村，武威皇娘娘台，都发现过刀、锥、凿、匕等小型生产工具。长度不到十三厘米。材质有红铜的，含铜量达百分之九十九点五以上，还有黄铜、青铜的。青海贵南尕马台还出土过一件直径八点九厘米的青铜镜，镜背铸七角星纹。这些小型铜质器具，多为锻造而成，个别是将铜料熔化后铸造的。它们小而稚拙，显露着早期金属工具的原始形态。根本不能作兵器使用。 
　　古人较多的使用小型铜质工具，是距今四千年前后的事情。最早人们是怎样认识铜这种金属的呢?据推测，人们在寻找制造石器的石料时，偶然地发现了一种赤红的“石料”，在阳光下熠熠闪光。这，就是自然界中天然存在的红铜。他们把它带回去，一敲打，发现它有很好的延展性。再敲打，一把红铜小刀制成了。虽然它很小，但与旁边一堆笨重的石器相比，却闪烁着耀眼的光辉。 
　　这种用特殊的闪光的“石料”制作的红铜小刀，引起了极大的震动，也引导人们去探寻其中的奥秘。不知付出多少代的努力，人们经过了用原始的铜合金锻铸工具的阶段，终于掌握了用铜、锡、铅按不同配比冶铸青铜器的技术。随着青铜冶铸炉中点燃的熊熊烈火，我国青铜时代揭开了序幕。 
　　目前，我们尚无翔实的资料，论证青铜冶铸起源的确切年代。但在距今三干二百年前的二里头文化时期，已经有了最早的铸造技术较成熟的青铜器。 
　　这些青铜器出土于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中，除了以前见到的刀、锥、凿等小型青铜工具之外，还有饮酒用的青铜容器——爵杯、奏乐用的小铜铃，还有本书我们将要详细论述的青铜兵器。 
　　这些青铜兵器有远射兵器青铜镞，格斗兵器戈、戚，形状迥异，各有用途。青铜镞分两种形式，一种为尖圆头扁铲形，后部有尖细的铤；一种形状相当规范，镞脊突起，前锋锐利，两翼扁平而后展，形成倒刺，圆铤细长。可以牢固插入箭杆。这种铜铤有较强的杀伤力，是较先进的形式。青铜戈也有两种，一种直援无阑，方内一孔，外形很象一把镰刀，但上下都有刃。这种戈因无阑一穿，很难牢固地缚在戈柄上，形制较原始。另一种虽然也无阑，但内比戈援略窄，尾端向下弯曲。内上一穿，并铸卷云纹。相对而言，这件戈比较进步，与柄的结合较牢。出土时穿和援之间有缚柄的痕迹，并可推知原来戈柄大概粗约四厘米。戈是我国古代独有的兵器，也就是在这一时期，具备了它的基本形态。二里头遗址出土的那件青铜戚很像一把条形斧，戚身窄长，前端有弧形刃。戚身后有突出的双阑，后接方形内，内上有一方穿。是一种砍斫兵器。 
　　二里头文化时期的青铜戈、戚和镞，是目前发现最早的青铜兵器实物了。但若认定它就是我国最早的青铜兵器，恐怕为时过早。由器形比较规范、铸造水平较高等现象分析，它已走过了滥觞阶段。二里头遗址中，还曾发掘出一些化铜炉的残块、铜渣和铸造青铜器的陶范，这说明当时已有了一定规模的铸造作坊了。在二里头遗址中，出土青铜兵器的地层属二里头文化第三期，相当于早商时期。为此我们可以大胆推测，在更早的夏代，就有青铜兵器了。古史所记载的夏代“以铜为兵”很有可能，随着考古研究的不断发展，相信这个千古之谜是会解开的。 

(二)妇好墓兵器 
　　说起妇好，恐怕现在没有多少人知道她的名字了，她是殷墟前期商王武丁的嫔妃，这并无奇特之处，令人赞叹的是，妇好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位叱吒风云、能征善战的女将。据甲骨卜辞记载，她多次率兵“征夷”、“伐羌”、“征土方”，曾为武丁出征去征集兵员，又曾担任武丁大军先头部队的首领。最多时统兵一万三千人。由于战功卓著，威望甚高，多次主持祭祀。这在当时“国之大事，在于祀与戌”的时代，既能带兵打仗，又主持祭祀，实在是了不起的。 
　　一九七六年，在河南安阳小屯，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发掘了这位历史上女强人的墓葬。出土各种文物一千六百多件。 
　　不要说那雄浑凝重的鸮尊、偶方彝等青铜重器，也不要说那雍容华贵的绿松石镶嵌的象牙杯和精巧俏丽的人、虎、鳖、鸟等玉石雕饰，就那数百件青铜兵器也足以显示了妇好的尊贵地位和赫赫军威。 
　　众多兵器中，首推两件形体巨大的铸有“妇好”铭文的青铜钺。这两件钺形制近似，钺身略成风字形，近本部有二方穿，后接方形短内。一件形体略大，长三十九点五厘米、宽三十七点三厘米，重达九公斤。钺身两面近肩处铸双虎扑人纹饰。二虎分居两侧，巨口暴睛，做随时扑咬之状，中间是一颗圆圆的人头，纹饰特征与司母戊大鼎耳上的纹饰近似。“妇好”二字铭文铸在纹饰之下。另一件长三十九点三厘米、钺刃宽三十八点五厘米，重八点五公斤。钺身两边铸双身龙纹。除这两件大钺外，妇好墓还有两件小青铜钺出土。钺长二十多厘米，重一公斤多。 
　　《释名》书中说，“钺，豁也。所用莫敢当前，豁然破散也。”可见，钺和前面讲到的戚一样，是一种威力很大的斫杀武器。这当然是指份量趁手重约一公斤左右的青铜钺。《诗经·商颂》中有一首追述先祖业绩的诗，“……武王载旆，有虔秉钺，如火烈烈，则莫我敢曷……”用现在的语言译为：“汤王出兵伐夏后，锋利大斧拿在手，好比烈火熊熊燃，谁敢阻挡和我斗?”钺还是一种刑具，多用于军旅行刑和作战胜利后斩杀俘虏，献祭祖先鬼神。至于那两件重达九公斤的大钺，又铸有狰狞可怖的花纹图案，当是作仪仗用的，象征了妇好的权势、威仪。 
　　在妇好墓中，还出土了九十一件青铜矛，六件青铜弓柲和三十七件又两束青铜镞。铜弓柲长三十至四十厘米，中部是一个弧形扁宽带状铜片，两端各出一个细而弯曲的臂，臂端铸成蛇头或马头形。当弓不用的时候，常把弓弦卸下来，称弛弓。弛弓后弓干反转过来，为了保护弓干，就在弓中部缚上弓柲。这种青铜弓柲在商代广泛流行，到了西周前期还在使用，以后逐渐被其他质地的弓柲取代。青铜镞主要是二里头出现过的那种凸脊扁平双翼式，但增大了两翼的夹角，翼上铸出血槽，翼后倒刺更加尖锐，故杀伤力也就更大。 
　　妇好墓只是殷墟王陵中的一座，在其他陵墓中，出土的青铜兵器也是非常惊人的。比如侯家庄一〇〇四号大墓，光在墓道内，就出土青铜戈七十二件，矛七百三十件，青铜胄(头盔)一百四十一件。综合这些资料，可以知道，到了商代后期，军队的武器装备已相当进步了。远射武器有弓箭；近战格斗武器有戈、矛，和少量的戚、钺，以及一种长达八十厘米的青铜大刀；防护的装具有青铜盔、皮制的盾甲和卫体武器青铜短剑、刀等。青铜戈与二里头的相比，前锋更尖锐，上下刃有一定弧度，杀伤力增强；为了与柲结合更牢固，在援和内间铸出突起的侧栏；为了加大戈与栅的接触面，在戈阑处向下伸入垂胡，胡上开口设穿。青铜大刀有的长达八十厘米，刀刃内凹锋利，刀尖上翘，厚背透雕花纹扉棱，后接短柄，看来是装在木柄上使用的。青铜胄高约二十厘米，重约二公斤。胄的中间有一条脊棱纵贯前后，顶部竖立圆管，以安缨饰，前部铸出威猛的兽面纹饰，左右后三面向下伸出，用来保护颈部和两颊。胄内原来可能衬有丝麻织物，或戴在头巾外面。 
　　综上所述，妇好之墓简直可以称得上是古兵器博物馆了。由此我们可以想象出，妇好——一位英姿飒爽的女统帅正指挥着千军万马，顶盔贯甲，手执青铜戈、矛、大刀的勇士冲锋陷阵，骏马似风，战车如雷，兵器的辉光映照日月，武士的喊杀声震耳欲聋，敌军闻风丧胆…… 

(三)战车春秋 
　　 “操吴戈兮被犀甲，车错毂兮短兵接。旌蔽日兮敌若云，矢交坠兮士争先。凌余阵兮躐余行，左骖殪兮右刃伤。霾两轮兮絷四马，援玉？（左木右包）兮击鸣鼓。天时怼兮威灵怒，严杀尽兮弃原野。出不入兮往不返，平原忽兮路超远。带长剑兮挟秦弓，首身离兮心不惩……” 
　　这是战国时期楚国的爱国诗人屈原祭奠战死将士的挽歌——《国殇》。郭沫若先生把它译成白话诗，“盾牌手里拿，身披犀牛甲，敌我车轮两交错，刀剑相砍杀。战旗一片遮了天，敌兵仿佛云连绵。你箭来，我箭往，恐后争先，谁也不相让。阵势冲乱了行，车上四马，一死一受伤。埋了两车轮，不解马头缰，擂得战鼓冬冬响。天昏地暗，鬼哭神号，片甲不留，死在疆场上。有出无入，有去无还，战场渺渺路遥远，身首虽异地，敌忾永不变：依然拿着弯弓和宝剑……”(见《卷耳集·屈原赋今译》)。 
　　《国殇》描绘了一场相当惨烈的车战，车毂交错，矛戈并举，马死车毁，勇士阵亡，但仍手持刀剑，死不瞑目。战车上三名武士各司其职，浴血奋战，可歌可泣。 
　　用兵车作战，一直是先秦时期战争的主要形式。这似可追溯到商代晚期。在河南殷墟曾发现了十六座车马坑，出土了十八辆马车。这些车原为木制，早已腐朽，但仍可看出其形制规模，都是单辕双轮车。车舆(车箱)呈方形，后面开门，车舆下设车轴，两旁装两轮。轮上有十八至二十六根辐条，轮高一百二十二至一百四十七厘米，单辕前端绑缚衡，衡上设轭，轭下驾马。这十八辆车，除一辆是四马车外，其余都以两马驾挽。在这些车马坑中，有的还随葬了数量不等的兵器，但车的形制与无兵器随葬的车没有差别。或可以认为，这时的战车和乘坐代步、郊野田猎之车尚没有明确的划分。 
　　从安阳小屯二十号墓车马坑来看，除了殉葬了车马外，还殉葬了战车上的三名武士以及他们各自的一套兵器。第一套兵器有弓箭，弓已朽坏，剩下了青铜弓柲和玉质玉弭。箭杆和装箭的箭箙也已朽坏，只留下了青铜镞和石镞各一组，每组十枚。还有青铜戈、石戈各一件，戈柲已朽，戈上遗留盾的朽痕，另有卫体的马首青铜短刀一件。这组兵器以格斗兵器为主。第二套也有已经朽毁的弓和铜弓柲，以及两组共二十枚青铜镞，还有一柄供格斗用的青铜戈和一柄青铜短刀。这套兵器以远射武器为主，是为战车上的弓箭手准备的。第三套兵器只有一柄石戈和一柄供防身卫体用的青铜牛头短刀，还有一枚马策。看来这套兵器的主人的主要任务是驱马驾车，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不直接挥舞兵器进行作战。 
　　这三套不同兵器的配置，反映了商代战车的乘员和武器的组合情况。一辆战车上，一般各配一名弓箭手，一名格斗武士和一名驭手。由于车战的需要，促进了商代兵器的改进。戈的柄比商代前期步兵用的戈明显加长了，并配备了更多的远射武器——弓箭。但与周以后的专门战车和为战车配备的兵器相比，还处于较原始的阶段。 
　　商代晚期，在陕西黄土高原兴起了一支农业部族——周族。到了武王十一年，趁着商王朝内部混乱，东征夷人之际，起兵伐商。二月甲子这一天清晨，到了商郊牧野(今河南汲县)，会齐庸、蜀、羌、?（上髟下矛）、微、彭、濮诸侯之兵，要他们举起戈、矛，列起干盾，进行誓师，讨伐商纣，“替天行道，以张挞伐。”要他们齐心合力，英勇作战，遵守纪律，战斗中，六步七步，前后看齐；六击七击，左右联系。否则，严惩不贷。这就是《尚书》上的名篇《牧誓》。 
　　纣王闻周兵到来，临时拼凑兵员，连同战俘、奴隶共七十万人迎敌。武王率领的周军虽然人数较少，但训练有素，准备充分。先派师尚父率领百夫攻打商军的前锋，接着采用中央突破，擒贼擒王的战术，以三百五十辆战车、二万六千徒兵组成的精锐部队，直冲商纣王的中军。商纣王的军队未经统一训练，又无斗志，加上许多士兵倒戈投降，为武王开路。鏖战从早到傍晚，商纣王彻底溃败，逃回朝歌，登鹿台自焚。在中国历史上统治了六百年之久的商王朝就这样灭亡了。 
　　牧野一战，除了政治、经济实力而外，武王的战车部队，是决定战斗胜利的重要因素。一辆战车，就是一座活动的战斗堡垒，车上的武士可以自上而下挥舞戈矛斧钺，劈砍勾刺。这每一辆战车，又是一个很好的防护屏障，车上的武士可以凭借车厢保护自己，杀伤敌人。若数百辆战车列成军阵向前冲锋，那如决堤洪水般的威势是商纣王缺少战车的徒兵部队难以抵挡的。所以战车是当时作战的主力，一个国家兵力的强弱也是以战车的数量来衡量的。从西周到春秋，乃至战国，基本如此。随着战争规模的增大，所用战车的数量越来越多，战车的形制、车上武器装备也有了改进和增加。 
　　春秋僖公二十八年(前六三二年)，晋楚两国在城濮会战，晋国出动战车七百乘，是武王伐纣战车数量的两倍多，成公二年(前五八九年)，晋国又与齐国打了一仗，晋国出动了八百乘战车。又过了六十年，到了公元前五二九年，晋国为了炫耀自己的武力，在邾国检阅部队，竟列出战车四千乘，数量比西周初武王伐纣战车超出十倍。 
　　西周时期战车的资料见于河南、陕西、山东的车马坑。这一时期的车与商代车的结构基本相似，仍是单辕方舆双轮车，但两轮间轨宽缩小，车辕减短，所以更加灵便；车轮的辐条加多，使车更加坚固。车由四匹马牵挽，中间的两匹称“服马”，两侧的两匹称“骖马”。马匹的数量增加，使车的速度和冲击力明显增强。战车上使用的兵器仍是远射的弓箭，格斗的戈、矛、钺等。西周的青铜镞，两翼上磨出了血槽，两翼的倒刺更加锋利。青铜戈多见短胡一穿戈，为了更好地固定戈柲，阑的上方两侧铸出向后斜出的翼，这是西周铜戈的独有特征。稍后时期，还出现了长胡二穿、三穿、四穿戈。同时还出现了一种将矛和戈结合在一起的新型兵器——戟。解放前，河南浚县辛村西周墓出土了一件青铜戟，整体呈十字形，戈上端伸出一个勾尖刀形的锋刺，阑侧四穿，援后部铸饰牛头纹，这是一件以戈为主体的戟。还有一种是以矛为主体的戟，是在矛的一侧加铸戈援，以銎受柲。戟不但像戈那样可以勾砍，还可以像矛那样前刺，两者的功用兼而有之。卫体兵器中，商代的青铜短刀被更实用的青铜剑所代替，这时的青铜剑远不能与战国时期用于劈砍作战的剑相比。剑身较短较细，呈柳叶形，没有剑格。茎略窄细。长度不过三十厘米。甘肃灵台白草坡西周墓出土了一件插在青铜剑鞘里的短剑，剑身呈锐长三角形，锋尖若锥，剑茎残断，剑鞘透雕蛇、牛图案，非常漂亮，散发着北方游牧民族的气息。西周的盾比商代也有改进，特别是青铜构件——盾泡明显增大、增多。陕西贺家村出土的盾饰高三十五厘米，宽三十七厘米，像一个双睛暴睁、张着血盆大口的兽面，足以威吓敌胆，先声夺人。 
　　春秋时期，驷马战车主宰着战场，诸侯间每次战斗都少不了它。前面提到的，发生在公元前五八九年的晋齐之战，可以帮助我们了解车战的情况，不妨简单介绍一下。 
　　两军列开阵势后，晋军以却克为主帅，郑丘缓为车右，解张御车。齐军齐侯为主帅，逢丑父作军右，邴夏为齐侯御车。战斗开始，齐侯盛气凌人，马不披甲，驱车进军。晋国主帅却克被利箭射伤，鲜血流到了鞋上。车右郑丘缓除了挥戈拚杀，一遇危险，立刻跳下车来推车。御手解张也被箭射伤了手和臂肘，鲜血染红了车轮，但毫不气馁，用左手挽马控缰，右手击鼓，指挥晋军冲杀。大败齐军，一直追赶齐军绕华不注山三周方才停止。从这段记载中，可见战车上的三名武士，既各司其职，又必须相互配合，协同作战。 
　　这时期的战车是什么样子的呢?地下考古发掘资料最为直观。河南三门峡上村岭虢国墓地的三座车马坑中出土了二十五辆车。但形制更清楚的战车是河南淮阳马鞍冢二号车马坑的四号车。这辆车也是驷马车，车舆为横长方形，门开于舆后，车舆的前后左右都用青铜片包钉加固，车毂很长，毂端各用四道铜箍加固。车舆后部两角有铜柱头，两侧有供插旗幡的铜插旗筒，右侧还有一个供插兵器用的椭圆形筒状器。这辆战车是战国晚期楚国的战车。由于是木车，已经腐朽，细部结构很难看清。一九八〇年陕西临潼秦始皇陵出土了两乘铜车马，其中一号车是一辆导车，具备战车的特征，有助于我们了解古代战车的形貌。 
　　这乘车是驷马车，四匹骏马雄纠纠地站在车前。车独？（左车右舟），横长方形车舆，后面辟门，栏板上满绘卷云纹。御官俑站立在车中，头戴着高高的鹖冠，身穿双层长襦，腰间的绦带上斜插一柄长剑。他神情专注，双臂前伸，两手紧紧握住辔绳，恪尽职守地为秦始皇侍卫了二千多年。御官俑的身旁立一柄撑开的车伞。这辆铜车马从马头至车尾通长二点二五米，从轮底到车伞顶高一点五二米，若按一比二的比例推算，原来的战车总长四点五米，高三点零四米。 
　　同所有的战车一样，一号铜车上也配备了各种兵器。在车舆前阑左侧斜置一架铜弩，铜弩架在两个焊在舆下部的银质“承弓器”上。一个筒形盛箭器焊在车舆左侧前部，与铜弩距离甚近。为了贮存更多的箭，在车舆前阑内还有一个更大的矢匣。六十六支箭就分装在这两个盛箭器内。车舆右侧栏板前端有一块山字形铜板，栏板与铜板间插着一面双弧亚腰形铜盾。这几种兵器，弩、箭是为车左的射手准备的，盾是为车右的格斗武士准备的，所欠缺就是一柄戈(矛)。 
　　这辆铜车马通体彩绘，四马白色，车厢以乳白色为地，绘红、绿、黑、紫彩几何纹、卷云纹，御官俑外襦为绿色，内层襦粉红色，冠带、领口为白色。整体以冷色为主，显肃杀之气。《诗经·秦风·小戎》是一首赞美秦国战车的诗歌，这首诗是秦襄公征伐西戎之后不久作的，比秦始皇早了五百多年，可见秦兵强马壮，源远流长。 
　　战车到了春秋以后，由于在战争中担负的任务不同，出现了形制有别、名称不同战车，有灵活轻便、适合驰骋攻击的“轻车”；有马披甲，车？（左车右舟）用铜箍加固，衡端加矛，车轴装刃状车？（上车下口）的“冲车”，用于陷阵攻坚；还有车上建“旄”设鼓的指挥车——戎路：用以观测敌人虚实的“巢车”；以及用于防守的“苹车”、“轭？（左车右屯）车”，装载辎重的“大车”、“柏车”、“广车”。 
　　战车作战时，必须有步兵配合。据杨英杰同志研究，西周到春秋前期，一乘战车配备甲士七人，徒兵十五人。春秋中期以后，往往一乘战车以七十二名步卒配合作战。一次大的战斗，需要许多战车参战。这种大规模集团作战，统帅要具有很高的指挥才能，很讲究编队和组阵。编队根据战斗需要，或双队，或三队，或多队。这每一队都称为“偏”，偏有五乘、九乘、十五乘、二十五乘的不同编法。组阵更要根据天时地利，要知己知彼，以己之长，克敌之短，强调多兵种协调配合，互相支援。阵的名目有方阵、雁行阵、鱼丽阵、五阵、八阵等。 
　　战车的轮毂碾过了数百年的岁月烽烟，辙迹遍及中原大地，造就了武王、姜尚、春秋五霸等明君、霸主，也碾碎了许多弱小诸侯国的版图。战国中期以后，由于铁兵器的出现，战争形式的变化，战车逐渐退出了战争的大舞台。 

(四)车战五兵 
　　有了坚固实用的战车，还必须配备质地精良的武器。《周礼·司兵》中说，“军事，建车之五兵”。所谓的“车之五兵”，也就是车战必备的五种武器，具体有哪几种呢?古来其说不一。《考工记》记载为“戈、殳、戟、酋矛、夷矛”。但这几种都是长兵器，显得太单调了，尚缺远射兵器弓矢，与考古资料也不相合。屈原的《国殇》在歌颂勇武将士的同时，所记叙当时车战所用的武器有犀甲、吴科(一种盾)、秦弓、长剑、旌旗、鸣鼓等。《五经正义》讲五兵为“矛、戟、剑、盾、弓”，这几种兵器长短相济，恐怕更切实际。 
　　合理的车战五兵，应该包括前面所说的远射、格斗、卫体三类兵器，特别是到了春秋之后，这三类兵器更趋完善。地下发掘的考古资料也证实了这一点。湖南长沙浏城桥一号春秋墓与象征战车的车马器同出一组青铜兵器，远射武器有弓箭。浏城桥出土的是三张竹弓，各长一点三米左右，八支全长七十五厘米的箭插在一个竹盛箭器中。格斗的兵器是戈、矛和戟，这些戈矛的柲也完好的保存了下来。长零点九至一点四米的，是徒兵使用的，还有一种长二点八至三点四米，应是车兵使用的。卫体的武器是青铜剑，长五十厘米。湖北随县曾侯乙墓出土的车战兵器，格斗兵器还有殳，防护器械有成套的髹漆皮甲、皮胄，湖北襄樊包山楚墓出土了马甲。 
　　战车作战，要求弓力强，射得远，箭镞更加锐利，这样才能在较远的距离有效的杀伤敌人。对格斗兵器，一是要求锋刃锋利，二是要求柲有一定长度，又坚韧不易折断。根据考古资料，一般战车全宽大约三米，驾上马，从马头到车尾长度也在三米以上。秦始皇陵一号铜车，全长达四点五米，当两辆战车对驰时，车舆与车舆之间至少也会有四米的距离，武士手中最长的格斗武器也难以伤及对方身体，只有靠弓箭毙敌。两车错毂，这时两车舆侧距一点六米左右，车右才开始挥舞戈矛互相攻杀，从而要求格斗兵器的柄柲要长。据考古资料表明，长三米左右的矛、戈正适合车战的需要。《考工记·庐人》云：“凡兵无过三其身，过三其身，弗能用也。”也就是说格斗兵器的长度，要在人身高的三倍以内，否则，不堪应用。 
　　远射武器弓箭早在原始社会就产生了，不过那时的弓是单体弓，作狩猎工具。到了春秋，已使用复合弓了。弓的各部位都有了专用名称，弓的中间手执握处叫“弣”，两端叫“箫”，箫上套箍的玉、铜、角质附件称为“弭”，“弭”上的为了挂弦刻的沟槽叫“驱？（左弓右区）”，从弣到箫之间的弓体称“渊”。春秋战国各诸侯国都极力发展弓箭，以备战争之需。至今，弓箭保存下来最好最多的首推楚国。湖南长沙五里牌春秋楚墓出土的弓是四枚竹片叠合的复合弓，外用胶质片缠裹，再用丝线密密缠紧，反复髹漆制成，弓两端箫上还装有角制的弓弭，弭上刻驱？（左弓右区），弓弦是用黄色丝绳制作的。张弓时长一点六米。湖北江陵藤店一号墓出土过一张单体木弓，长一点六九米，弓径二厘米。外髹漆并彩绘花纹。这两张弓都是战车上使用的。春秋中期以后，新出现了一种以青铜构件为发射机括的远射兵器——弩。它的威力更大，射程更远。这时的箭镞大部分是一种截面呈三棱形的箭镞，穿透力极强，比西周时期的双翼式镞又进了一步。 
　　格斗兵器中，戈、矛还是最常用的武器，但改进了很多。戈的胡加长，阑侧一般有二穿，可以牢固的固定在柲上，戈援中间起脊棱，前锋作三角形。战国初期，戈援逐渐变窄而上昂，锋端微向下弧。矛的筒部加长，有钉孔可以销钉与柲固定。在曾侯乙墓中，还出现了一种在戟体下再安装一两个无内戈的多果戟和带尖锋和刺球的铜殳。它们的柲都很长。春秋以后格斗武器的柲一般采用“积竹”法制作，中间是一根木芯，外面用十几、二十几根竹篾作一层或两层围裹，再用丝织品或丝线缠紧，外面髹漆。“积竹”柲柔韧而富弹性，在战斗中不易折断。 
　　这时期剑的变化也很大，形制大多是柱脊剑，剑身起凸脊，剑颈呈圆柱形，后接饼形剑首。剑身明显加长，可达六十厘米。这样的剑不但可以前刺，还可以劈砍，实战功能加强了。有些剑铸造精良，特别是那柄越王勾践剑，蜚声海内外。 
　　除了一般战车外，还有一种指挥战车，车后斜插旌旗，车中置供主将指挥作战的金鼓，作战的将士根据鼓声或进或退。《左传·哀公二年》记载了一个颇为有趣的故事，“铁之战”后，晋赵简子击败了郑军，战后赵简子曾自夸说：“我受伤伏在弓韬上吐了血，但仍鼓声不断，今天我的功劳最大。”他的车御邮无恤和戌右卫国太子也不示弱，各自诉说了自己的功劳。晋、齐之战，晋主将却克被利箭射伤。仍击鼓不止，御手解张一手控辔，一手佐却克击鼓，保证了战斗胜利。可见指挥战车和旗鼓的作用是不容忽视的。 

(五)《考工记》六齐 
　　春秋战国，是青铜兵器发展的高峰时期。铜剑，有“水试断鹄雁，陆试断牛马”之誉；弓分六制；箭更是锋利。《左传·昭公二十六年》记载鲁齐炊鼻之战，齐国主将子渊与鲁国大夫泄声子对敌，子渊拈弓搭箭，泄声子急用盾遮挡，这支箭从战车驾马的驹？（左车右句）上穿过，又射入盾脊三寸。泄声子也回射一箭，射断了子渊的马鞅，马被射死。可见齐鲁两国的弓箭的威力。 
　　一九六五年，湖北江陵藤店一号墓出土的“越王勾践剑”，光亮如新，剑锋略略弧曲，刃口薄而锋利，剑身满饰黑色菱形暗纹，近格处金错两行鸟虫篆书铭文，“越王鸠浅(勾践)，自乍(作)用鐱(剑)。”剑格铸云纹，并嵌绿松石和蓝色玻璃圆茎，圆剑首，全长五十五点七厘米。这柄剑铜锡配对合理，故尔锋利无比，剑身的菱形花纹质料是硫化铜，并错金镶嵌，当是当时各种先进工艺的综合结晶。到后来，秦始皇兵马俑坑出土的剑，为了提高剑的劈砍性能，剑脊、剑锋是按铜锡不同比例分两次铸造的。先按铜百分之九十、锡百分之十的比例铸好剑脊，然后再按另一比例铸剑锋。剑铸好后，再用铬盐处理。故剑身柔韧不易折，剑刃锋利又不易卷，长年光洁无锈，寒光逼人。 
　　武器的精良，说明当时冶铸水平的先进。春秋时期，采矿、冶炼、铸造已有了明确的分工。湖北黄石铜绿山古铜矿遗址，有古矿井遗迹、采矿工具，还发现了约有四十吨的炼铜废弃的炉渣，据此推算当时提炼的红铜可达四万吨。山西侯马晋国铸铜遗址面积可达二十万平方米，发现当时铸范三万多块。根据出土的陶范可知这里是一处铸造礼乐器、兵器、工具、车马器及货币的综合铸造作坊。这规模庞大的青铜冶铸业正是青铜兵器大量使用和不断改进的前提。 
　　不同种类的兵器，因为用途不同，在铸造时用的原料配比也不相同，春秋的冶铸匠师已熟练的掌握了这门技术。记载见于《考工记》一书。书中讲铸造青铜器有“六齐”’“六分其金而锡居一，谓之钟鼎之齐；五分其金而锡居一，谓之斧斤之齐；四分其金而锡居一，谓之戈戟之齐；三分其金而锡居一，谓之大刃之齐；五分其金而锡居二，谓之削杀矢之齐；金、锡半，谓之鉴燧之齐。”上述“六齐”中，除前后二齐外，其余四齐都讲的是兵器。制造斧斤，铜锡的配比为五比一至四比一，也就是锡的含量要占百分之十六点七至百分之十四；戈戟的配比为三比一至四比一，锡含量占百分之二十至百分之十七；大刃的配比为二比一至三比一，锡含量占百分之三十三点三至百分之二十五；削杀、矢配比为三比二至五比二，锡含量百分之四十至百分之二十九。根据测定，锡的含量越高，硬度越大，也更脆，而以含锡量百分之十七至百分之二十最为坚利，所以从削、杀、矢到大刃，戟、戈，斧斤，含锡量等次有差。《考工记》中的“六齐”保证了青铜兵器的质量，对铸造其他青铜器也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 
　　《考工记·弓人》中对弓的选材、制作工艺和定制都有详细的规定。制造一张弓，需要干、角、筋、胶、丝、漆六种材料。“干也者，以为远也；角也者，以为疾也；筋也者，以为深也；胶也者，以为合也；丝也者，以为固也；漆也者，以为受霜露也。”对于这六种材料，有严格的品评标准。比如干(弓体)，以柘木为上，是最好的制弓材料，以后次第为檍木、檿桑、桔木、木瓜、荆，最次为竹。牛角是做弓弭的材料，要选根部白、中段青、角尖丰长的为上等。六材的伐取，要按不同季节进行，“冬析干而春液角，夏治筋，秋合三材，寒奠体，冰析爵”。第二年春方能配弦。几易寒暑，良弓始成。 
　　根据《考工记》，弓、箭、戈、矛、盾、剑等武器都是匠人在专门的作坊中制作的，所以能规格统一，批量生产，这对于春秋时期的武器装备起到了数量保证和质量提高的双重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