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兵器与兵书·铁马驰骋

六、铁马驰骋 

作者：杨泓、于炳文、李力等，由投笔从戎扫描 | 转贴自：理论研究 
 
(一)甲骑具装 
(二)马槊代戟 
(三)昭陵六骏 
(四)太白阴经 
 
 
(一)甲骑具装 
　　在佛教艺术宝库敦煌莫高窟，有一座壁画保存完好的西魏洞窟，现编为第二八五号窟，在其南壁上部以连环画的形式画出了“五百群贼成佛”故事，叙述群贼被官军捕获，受剜眼极刑，后皈依佛法，结果双目复明，在群贼拒捕和受刑的画面中，都画出骑马的官军。那些官军的装备极引人注意，军人都头戴兜鍪，身披带有披膊的两当铠，手执长柄的马矛——槊(又称矟)，所骑的战马也全身披着铠甲，头、颈和躯干都被铠甲遮护，只有耳朵、眼睛、口鼻和四肢、尾巴露在外面。在敦煌另一座洞窟保存的彩色壁画中，还有另一幅“五百群贼成佛”故事画，绘制于北周时期，画中的官军也都是人和战马都披有铠甲的重装骑兵。上述两幅壁画描绘的骑兵，真实而准确地反映出北朝的重装骑兵的真实面貌，它们是当时军队的主力部队，称为“甲骑具装”。“具装”就是战马所披的铠甲的名称，或称为“具装铠”。 
　　除了敦煌的壁画，在北朝时期的雕塑和绘画中大量出现描绘甲骑具装形貌的作品，特别是在随葬于墓葬的陶俑群中，在随葬有陶俑的北朝大墓中，几乎都可以看到甲骑具装的身影。从北魏，历经东魏——北齐、西魏——北周，直到隋代，将近两个世纪，这种以模拟重装骑兵——甲骑具装形貌的陶俑随葬的习俗经久不衰，反映出那一阶段在现实社会中，重装骑兵在军队中占有重要地位的历史事实。不仅在北朝如此，在江南的南朝也不例外，例如江苏丹阳发现的一些南朝大墓，据考证都是南朝王侯的陵墓，墓内壁面上嵌砌有大幅的拼镶砖画，其中也可以看到甲骑具装的身影，保存画面完整的有丹阳的胡桥鹤仙坳、吴家村和建山金家村三座大墓，经考证它们分别为南齐景帝萧道生，宣帝萧承之或者和帝萧宝融，以及东昏侯萧宝卷的陵墓，表明在南朝的军队中，甲骑具装同样据有重要地位。 
　　甲骑具装所以能在军队中占有重要地位，成为主力兵种，也是经历了将近两个世纪的漫长发展过程，前面在叙述三国时曹植铠表时，已经表明当时军中已开始装备马铠，但数量有限，重装骑兵在军中比例过小，对战争胜负不起什么作用。到了公元四世纪初，情况发生了很大变化，西晋政权由于最高统治集团内部的相互倾轧，诸王争权，酿成“八王之乱”的混战局面。为了增强军力，诸王常常利用一些少数民族贵族参加自己的军队，匈奴人刘渊乘机返回左国城组织军队，建立政权，到其子刘聪时终于攻占洛阳，俘虏晋怀帝，最后导致短命的西晋王朝的覆亡。从匈奴族进入中原开始，一些当时的少数民族，如羯、鲜卑、氐、羌等随之相继进入中原，并且先后建立政权，形成长期动乱和分裂的局面，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呈现出错综复杂的形势，这也促成了空前的民族大融合的进程。这些古代少数民族，原来多生活于北方或西北边陲地区，以游牧经济为主，拥有优良的骏马，军队都是剽悍的骑兵，以人马都装备铠甲的重装骑兵为军中主力。据《晋书》记载，当时在一次战斗结束后，胜利的一方常常能俘获铠马几千匹，甚至上万匹。《晋书·姚兴载记》记录姚兴击败乞伏乾归之后，“降其部众三万六千，收铠马六万匹”。由此可见当时军中装备的马铠即具装铠数量之多。在考古发现中，目前所知国内年代最早的甲骑具装壁画，也正是东晋十六国时期的，例如云南昭通后海子霍承嗣墓的墓室壁画，约绘于公元三八六至三九四年，就有甲骑具装的图像。在朝鲜安岳还发现过前燕司马冬寿的坟墓，他是在公元三三六年逃亡高句丽的，在他的墓室内的壁画中，绘有甲骑具装的图像，据墓壁题写的墨书铭记，那座坟墓的主人葬于东晋永和十三年，实为开平元年，即公元三五七年，略早于霍承嗣墓。南北朝时的重装骑兵，正是沿袭着东晋十六国时期的传统。 
　　东晋十六国时期马具装铠的大量装备军队，也和骑兵马具的完备联系在一起的，特别是马镫的发明和使用。目前所知中国出土的马镫实物，是安阳孝民屯晋墓出土的木芯鎏金铜马镫，当时还只是使用单镫，大约是为上马时蹬踏的。至于马镫的模型，最早的例子是湖南长沙西晋永宁二年(三〇二年)陶俑，在那些陶马上，只在鞍的左侧靠前鞍桥处垂有一个三角状的镫，看来它是为了骑士迅速上马时蹬踏用的，骑上后就不再使用了。这一例证，也被英国、日本等国学者认定为世界上最早的马镫，如英国著名科学技术史专家李约瑟博士，就据此认为马镫是中国古代对世界文明史做出贡献的伟大发明之一。马镫的使用对骑兵的发展至关重要，只有装备了马镫，骑兵才能很好地控制披有重甲的骑马，使骑士和战马很好地结合在一起，充分发挥兵器的效能。 
　　马具的完备和具装铠的使用，使重装骑兵从东晋十六国时期直到南北朝，甚至到隋代，一直纵横驰骋在战场上，成为决定战斗胜负的主力兵种。具装铠本身的结构也日益完善，到南北朝时期，具装铠由保护马头的“面帘”、保护马颈的“鸡颈”、保护前胸的“当胸”、保护躯干的“马身甲”、保护臀部的“搭后”以及竖于马尻的“寄生”等六部分组成。除面帘和寄生以外，都是用长方形的甲片编缀成形的。面帘有两种，一种是整套在马头上，只露出耳朵、双眼和口鼻，称“面帘”；另一种是半套在马头髅面部位，除耳目口鼻外，下颏也露在外面。具装铠的质料，主要有两种，或用钢铁制作，或用皮革制作，它们是与战士所披铠甲配套使用，人披铁铠，马也披铁具装；人披皮铠，马也披皮具装。以隋炀帝大业七年(六一一年)进攻高丽的骑兵为例，据《隋书·礼仪志》记载，骑兵四十队，每十队为一团，都是甲骑具装。“第一团，皆青丝连明光甲，铁具装，青缨拂，建狻猊旗。第二团，绛丝连朱犀甲，兽文具装，赤缨拂，建貔貅旗。第三团，白丝连明光甲，铁具装，素缨拂，建辟邪旗。第四团，乌丝连玄犀甲，兽文具装，建[乌]缨拂，建六驳旗。”可见人、马所装备的铠甲不但质料相同，而且颜色一致，极为雄伟壮观。 

 
(二)马槊代戟 
　　从公元四世纪初开始，为数越来越多的重装骑兵——甲骑具装出现在战场上，披有日益精良的具装铠的战马，驰骋在中华大地，从而改变了中国古代战争的面貌，也促使军队组织和战术等方面发生变化。为了适应重装骑兵战斗的特点，军中装备的主要格斗兵器和远射兵器随之发生新的变化。在格斗兵器方面，主要的变化是戟的衰落，而刀、矛等兵器有了新的发展，特别是装备骑兵的马戟逐渐为骑兵使用的长矛——槊所取代。 
　　以钢铁制造的戟，从战国末年出现以后，一直是军队最重要的格斗兵器，直到西晋时仍被名将周处誉为“五兵之雄”。但是它的外貌却与战国秦汉时期戟枝与戟刺垂直的“卜”字形戟有了很大不同，主要的变化是横出的戟枝又折而上扬，成为与戟刺平行的叉刺，全形作双叉形。东晋永和十三年(即升平元年，三五七年)冬寿墓壁画中，在冬寿出行时所乘牛车前面行进的步兵，装备着戟和盾，画面上的戟就是双叉形。值得注意的是同一画面中的重装骑兵——甲骑具装，手中所执的兵器全是长柄的槊。这幅壁画给人们带来这样的信息，即当时的重装骑兵已淘汰掉马戟，改用马槊，而步兵有的还维持着原来的传统兵器装备，仍持戟作战。其实从戟本身外貌的改变，已清楚地呈现出衰落的征兆。因为传统的卜字形戟，主要不是以戟刺前刺，而是横击和向回勾斫，仍保留着以戈为代表的中国古代勾兵的特征。晋朝时改为双叉形状，就只能向前叉刺，丧失了传统的勾杀的性能，也可以说是向以扎刺杀敌的矛类兵器靠近，这种丧失原来特色的改变，正表明戟这种兵器的衰落的命运已无可挽回了。导致戟的衰落的原因，还是因为它不适于对付铠甲日益坚精的重装骑兵的缘故。为了穿透或斫断骑兵的铠甲和战马的具装铠，戟虽改进成双叉状，但刺与枝都较窄，其穿透力不及长身阔体的两刃槊。而且在工艺制作方面，锻制在刺旁加伸小枝的戟，较锻制槊要复杂费工，特别是用于大量装备军队的格斗兵器，要求精工而量足，工艺简便易造的槊较之复杂费工的戟，自然更合于需要。除此以外，戟本是中原汉族的传统兵器，而甲骑具装的兴起，与西晋以后进入中原的少数民族分不开，而鲜卑等民族的传统兵器多以矛为主，特别是建立北魏王朝的鲜卑族更是以善用槊而著称于世，这也是十六国南北朝时期以槊代戟的原因之一。 
　　槊在汉代已是骑兵使用的格斗兵器之一，其重要性仅次于马戟，但到南北朝时期，这种兵器有了新的发展，一方面将柄部加长，据《释名》一书所记，汉代的槊长丈八尺，到梁时制作的新式马槊，长二丈四尺，增长到汉槊长度的一倍半。另一方面是刃部增长而且制成两刃，因而增强了效能。可引“折树槊”故事为例，那是发生于公元五三七年的事。梁少府新制成长二丈四尺的两刃槊，梁武帝萧衍让名将羊侃试槊，“侃执槊上马，左右击刺，特尽其妙。”当时观看羊侃使槊的人很多，有人竟登到树上去看，梁武帝看到说“此树必为侍中折矣”(时羊侃官衔为侍中)。果然因登树人多，以致树木折断，所以又称这种新式的槊为“折树槊”。当时槊上的装饰物是幡，北魏禁卫皇室步兵所用槊采用乌黑颜色，缀接黑虾蟆幡。 
　　除槊以外，南北朝时军中使用的另一种主要的格斗兵器是刀，骑兵和步兵都用刀。流传至今的歌谣《陇上歌》中所称颂的勇士陈安，就是同时使用长刀和槊两种兵器乘马战斗。歌谣中说陈安作战时“？（左马右聂）骢父马铁锻鞍，七尺大刀奋如湍，丈八蛇矛左右盘，十荡十决无当前。”当时除使用汉魏以来传统使用的手握柄环首长刀以外，刀的外貌也发生了新的变化，开始尝试着把刀锋端稍微加阔些而使刀尖微有上翘，把狭直的斜方刀头，改为前锐后斜的新式样，同时还尝试着把刀柄改成圆銎状，以插接较长的刀柄。例如在江苏镇江市附近发现的东晋时期墓葬中，就出土有上述形状的铁刀，带有圆銎柄的一件，还有护手，通长为四十六点五厘米。这种式样的刀到唐宋以后，成为军中用刀的主要类型，以后一直沿用到明清时期，而汉代出现的直身环首刀则逐渐被淘汰。 
　　骑兵装备的远射兵器，主要是弓箭，敦煌第二八五窟壁画所绘的重装骑兵，都佩带着弓囊和箭箙。十六国．南北朝时期的弓箭，箭镞已不再用青铜制作，普遍使用钢铁箭镞，其形状大致有两种，一种镞体三棱形，另一种镞体扁平，后一种是当时主要流行的样式。在辽宁北票发掘的北燕冯素弗墓中，出土的铁镞多达一百三十多件，都是扁平形状的，中间有脊，剖面呈菱形，镞后尾接有较长的铁铤，铤上有的缠绕一段银丝，然后装插入竹箭杆中。该墓还出土有八枚鸣镝，都是前端安有三翼状的铁镞，铤部插入竹箭杆内，然后在铁镞下面箭杆上贯串一枚橄榄形的骨哨，哨上斜钻五个小孔，发射后可产生鸣响，在北魏文明皇太后冯氏的陵墓中，也发现有少量铁镞，它们是公元五世纪末的产品。铁镞中有三枚镞体三棱形，另七枚则是镞体扁平而镞锋呈平头的铲形。类似的扁体铲形镞，在吉林集安高句丽族的积石墓中也有出土。这表明平头铲形铁镞是北方和东北地区各族流行的样式。 
　　与重装骑兵相比较，南北朝时期的步兵在军队中不受重视，兵器装备也不如骑兵精良。从当时的壁画和画像砖等图像材料看，步兵多是轻装，不披铠甲，装备的兵器主要是环首刀和盾，也常见长矛与盾配合使用。远射兵器也以弓箭为主。披铠甲的重装步兵的形象，在当时墓葬中出土的陶俑中可以寻到，所披铠甲多为明光甲，头戴额部有冲角的兜鍪，常常执有上饰狮子花纹图案的大盾，称为“金花师子盾”。此外，还使用威力巨大的强弩，关于强弩的情况在上一章中已有介绍，它们因为威力大，有着神弩、万钧弩等名号。 

 
(三)昭陵六骏 
　　在陕西省礼泉县东北九嵕山主峰，至今保存着唐太宗李世民的陵墓——昭陵，在陵园司马门内东西两庑，原来陈放有这位皇帝生前骑乘破敌的六匹战马的巨大石浮雕像，即著名的“昭陵六骏”。可惜这些精美的古代艺术品在本世纪初遭到破坏，其中二石被盗运出国，另外四石现藏于陕西省博物馆。它们原是在唐太宗生前在贞观年间下令雕刻的，并命令将它们立在为他修筑的陵墓阙前，每件石雕的高度都超过一点七米，组成了纪念唐太宗生前战功的纪念性群雕。唐朝著名诗人李贺所写的《马诗二十三首》中，有一首咏名马“拳毛”说：“唐剑斩隋公，拳毛属太宗。莫嫌金甲重，且去捉飘风。”这“拳毛”就是“拳毛騧”，它是唐太宗统军平刘黑闼时所骑的战马，“昭陵六骏”中就有它的浮雕侧面像。除它以外，其余五匹战马的名字是“飒露紫”、“白蹄乌”、“特勒(系“勤”字之误)骠”、“青骓”和“代伐赤”，这每一匹都可以述说一个动人的故事。六匹骏马浮雕都是写实的作品，生动地再现了初唐时战马的英姿。马身上的装饰和马具都刻画得细致而形貌准确，为研究当时战马的装饰和装备，提供了形象的资料。值得注意的是六匹唐军主帅的战马，无例外地都没有披保护战马的具装铠。特别是那匹“飒露紫”，是李世民与王世充会战邙山时的战马，在它面前还刻有人像，那是正为战马拔箭的将军邱行恭。他全装甲胄身佩箭菔？，充分说明当时骑士身披铠甲而战马不披铠甲。至于前面讲过的“拳毛騧”，同样没有披具装铠，它全身共中九箭，艺术家刻出的是它中箭受伤后的形貌。军中主帅在不同战场上，都骑乘没有铠甲防护的战马，这与北朝至隋朝时期大不相同，表明人马都披铠甲的重装骑兵已衰落，马不披铠甲仅人披铠甲的轻装骑兵，当时受到重视，成为军队骑兵的主力。 
　　观察昭陵六骏雕像，还可以看出唐初马具的改进，突出的一点是装备了新型的“后桥倾斜鞍”，在鞍的后侧还垂饰有蹀躞带。马鬃又剪成“三花”装饰，这原是流行于古突厥族的马饰，表明当时马具和马饰受西方影响强烈，主要是突厥的影响。六骏中的“特勤骠”，曾被一些文献误为“特勒”，实应为“特勤”，系突厥语中“可汗的子弟”的译音，可能那匹骠马系突厥某位特勤的赠品，本来是一匹突厥马。其余五匹骏马的体态特征和马具、马饰，雕刻都与特勤骠一致。这一现象正好与文献中所记唐初军中战马多为突厥马种的记载符合。据《大唐创业起居注》书中记载，李渊、李世民父子在晋阳起兵前，曾经按突厥习惯组训骑兵，并向突厥买马以充军用。同时，唐军中还有突厥骑兵参加，如名将史大奈，就是西突厥特勤，他率领的突厥骑兵屡建战功。因此，突厥马在唐代马种改良方面起很大作用。而突厥骑兵的装备及战术，对唐初骑兵的组建和训练也有深远影响。于是北朝时纵横驰骋在战场上的鲜卑重装骑兵，这时已为突厥影响下的轻装骑兵所排斥。 
　　除了突厥影响以外，促成唐初骑兵装备发生变革的还有隋末农民大起义的影响。揭竿而起的农民军，装备简陋，缺乏精良的铠甲和兵器，正如一首描绘山东长山县起义的知世郎王薄的歌谣所咏：“长白山前知世郎，纯著红罗锦背裆，长槊侵天半，轮刀耀日光……忽闻官军至，提刀向前荡。”在士气高昂的轻装的农民起义军打击下，以重装骑兵为主力的隋王朝军队一败涂地。农民义军摧垮了隋王朝统治的基石，也扫荡了南北朝以来世族门阀和与之关联的部曲私兵制，改变了军队的成分和军队的组成，促进了战术的发展，这也表现在轻装骑兵排除重装骑兵的垄断地位方面。作为骑兵部队的组成部分，人、马都披铠甲的重装骑兵仍然保留在封建军队之中，特别是王室贵族的仪卫卤簿的行列里，更是缺少不了金甲的甲骑具装的身影，模拟其形貌的陶俑在唐代诸王的墓中仍有出土。 
　　战马卸去沉重的具装铠，使骑兵部队更灵活机动，形成多变的战术，唐太宗李世民正是极善于运用骑兵的统帅。他在战前注意用精骑深入侦察敌人阵地，以寻找敌方弱点，捕捉战机。在战事相持阶段，运用精锐骑兵切断敌人的粮道。主力决战时刻，他又果断运用骑兵突入敌阵或迂回敌后的战术，给敌人以致命打击。当敌人溃退时，他还善于乘胜追击，用骑兵的高速度穷追猛打，不给失败之敌以喘息的机会，力求全歼。当时骑兵最主要的格斗兵器是槊，李世民手下的名将如程知节(即小说中的程咬金)、尉迟敬德等都善于使用马槊。由于马槊是重要的兵器，所以在唐代法律中被列为禁止私人持有的兵器之一。远射兵器是弓箭，还有每个士兵必备的横刀。在西安发掘的唐开元二十八年(七四〇年)杨思勖墓中，出土有两件石雕士兵像，刻工精美，艺术价值很高，而他们所持的兵器更值得注意。其中一个士兵除了自身佩带的一组兵器外，还抱着另一组可能是供主将使用的兵器。这两组兵器都包括有一把双环首柄的弯身长刀，一把长剑，一张放在？（左革右建）里的弓和一个装满箭的胡禄。另一个士兵除了刀、剑和弓矢以外，手里还握着一件长柄的兵器，可能是槊，可惜已残断。这两件石雕，已生动地表现出唐代成组兵器的真实面貌。 

 
(四)太白阴经 
　　唐朝时杜佑费时三十六年，于公元八〇一年撰成《通典》一书，是中国现存最早的一部系统记载历代制度的通史，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在《通典》中有关军制、军仪、城防制度、攻守城战具、军装器械、水战具等，主要转录自一部唐代流行的兵书，就是李筌所著《太白阴经》，该书全名为《神机制敌太白阴经》，全书共十卷，其目次分别是： 
　　卷一：人谋上； 
　　卷二：人谋下； 
　　卷三：杂仪； 
　　卷四：战具； 
　　卷五：预备； 
　　卷六：阵图； 
　　卷七：祭文、捷书、药方； 
　　卷八：杂占； 
　　卷九：遁甲； 
　　卷十；杂式。 
　　作者李筌，两唐书无传，里籍和其个人经历都不清楚，只是《集仙传》中说他“仕至荆南节度副使、仙洲刺史，著《太白阴经》。”但由于书中有许多风角杂占、奇门遁甲等不科学的内容，因此作者又被神化，以致《神仙感遇传》中说“筌有将略，作《太白阴符》十卷，入山访道，不知所终。”成为具有神话色彩的奇人，所谓《太白阴符》，或许就是《太白阴经》被误传一字之故。这部书除杜佑曾大量引用外，在《唐书·艺文志》和《宋史·艺文志》中都有著录。 
　　该书名《太白阴经》，本取自“太白主兵”和“阴主杀伐”，表明作者对用兵与占星阴阳之说深信不疑，因此书中用了超出二分之一的篇幅，讲述占日、占月、占五星(岁星、营惑、镇星、太白、辰星)、战流星、占客星、占妖星、占云气，以及风角、遁甲有关占卜迷信等内容。不过在论述战争时，还是将“人谋”列为首卷，并占有两卷即全书五分之一的篇幅。在卷一《人谋》(上)包括天无阴阳、地无险阻、人无勇怯、主有道德、国有富强、贤有遇时、将有智谋、术有阴谋、数有探心、政有诛强等十篇。卷二《人谋》(下)包括善师、贵和、庙胜、沉谋、子卒、选士、励士、刑赏、地势、兵形、作战、攻守、行人、鉴才等十四篇。在上述论述中，作者又能避开迷信等的束缚，强调胜败取决于人谋，并不是天道神鬼。他还指出：“凡天道鬼神，视之不见，听之不闻，索之不得，指虚无之状，不可以决胜负，不可以制生死。”战胜敌人的主要因素，有精神方面的和物质方面的，前者如君主的仁义，后者如国家的富强，而士兵无勇怯，关键在于刑赏得当。在这部书中出现的看来互相矛盾的内容，其实并不奇怪，因为作者所处历史条件的局限性所致，虽然相信占卜迷信，但真正落实到行军作战，并要争取胜利，就只有按照战争的规律办事，探索致胜之道，向前代兵书典籍学习。 
很重要的资料，现据该书列表如下： 
类别  器名  数量  装备的人数与总人数的百分比(％) 
远射兵器  弓(附弦3，箭30)  12500(附弦37500，箭375000)  100 
远射兵器  弩(附弦3，箭100)  2500(附弦7500，箭250000)  20 
格斗兵器  枪  12500  100 
格斗兵器  佩刀  10000  80 
格斗兵器  陌刀(马军以啄，锤，斧，钺代)  2500  20 
格斗兵器  涪（木旁）(棍棒)  2500  20 
防护装具  甲  7500  60 
防护装具  战袍  5000  40 
防护装具  牛皮牌  2500  20 
 
　　由上表可以看出唐朝军队的每个战士都要配备弓箭(弓一、箭三十)和枪。枪的用途除用于格斗，还用于扎缚渡河的木筏或支搭军帐等，故每人都装备有枪。刀也每人都装备，但其中佩刀占百分之八十，陌刀占百分之二十。以此与《新唐书·兵志》所记载的士兵装备正相一致。《兵志》记士兵每人装备“弓一，矢三十，胡禄，横刀……皆一。”横刀即表中的佩刀，也是唐代骑兵和步兵每人必备的兵器。 
　　除了一般的兵器装备外，《太白阴经》中记录的筑城术和攻守城器械更值得注意。书中所记度城之法“下阔与高倍，上阔与下倍。城高五丈，下阔二丈五尺、上阔一丈二尺五寸，高下阔狭，以此为准。”可见唐代防御性城堡上阔、城高和下阔的比例是一比四比二。此外，还记述了凿壕，修弩台和烽火台的标准。同时还详尽地列举了守城的器械，诸如木弩、燕尾炬、松明炬、脂油烛炬、行炉、游火铁筐等，还有连挺、叉竿、钩竿、水囊、地听、铁菱、拒马枪等，还有陷马坑、木栅以及防止地道的天井构筑。与城防加固相对应，攻城的器械也有进一步发展，在《太白阴经》中首次详细地记录了组合的攻城器械，这些都被杜佑收入《通典》之中。书中记明的器械包括登城的飞云梯，抵近攻城用以掩护战士的轒辒车和尖头驴，掩护地道的板屋，重型远射兵器有炮车和车弩。此外有用于火攻的火箭等。为了机动攻击，飞云梯、炮车等都装有车轮。车弩应是在南北朝时的神弩的基础上发展的强弩，一次可发七支箭，居中一支大箭，两侧各三支较小的箭，依次减小，最大的箭镞七寸、围五寸，箭笴长三尺，围五寸，以铁叶为箭羽，射程达七百步，威力很大，可摧垮城垒的墙壁。在兵书中用重要篇幅记述城制和攻守器械，表明对城堡的攻守在当时的战争中占有日益重要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