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路丨逻辑的“是”与形而上学的“是”

哲学园 2023-05-07 00:00 发表于加拿大

选自王路著《逻辑与哲学》

清华大学出版社，2019年3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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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园鸣谢

一、哲学“系词”

近年来，国内学界有关“是”与“存在”的讨论比较热烈，文献也比较多。我从1998年发表论文《“是”、“是者”、“此是”与“真”——理解海徳格尔》，到2003年出版专著《“是”与“真”——形而上学的基石》，可以说是这一讨论的积极参加者。人们谈到一种“从古到今，一‘是’到底”的观点，这即使不是完全指我，大概也与我的观点有很大关系。我主张用“是”来翻译和理解西方哲学的核心概念“being”，批评把它翻译为“存在”或“有”。特别是，我强调西方哲学中在being这个问题上一脉相承的思想与联系，反对从中文字面上阉割对它及其思想传承的理解。

而且，即使是在主张应该把它翻译为“是”的人中，我的观点与许多人也还是有区别的。其中一个比较主要的区别是，我不太注重中文“是”这个词是不是有“存在”的含义，也从不论证它的这种含义，尽管我说过它有这种含义；另一个比较主要的区别是，我没有以“是”为核心和思路来探讨一种“是”本身的哲学。我所努力做的主要是围绕着如何理解西方哲学。因此，对我来说，最重要的是理解，其他则不那么重要。正因为这样，我才在西方文献上花费了大量的精力，因为理解乃是以文本为基础的。这一点大概也是我与其他人的另一个区别。

我主张用“是”来翻译being，因为它体现的乃是“S是P”中的那个是。在“S是P”这样一个句式中，“是”无疑是系词。因此，“是”的理解首先就与系词相关。

在理解being的过程中，我曾介绍并强调卡恩对古希腊语中“einai”的研究成果，即在其系词、存在和断真这三种用法中，最主要的是系词用法，这一用法的比例占他统计该词用法的80%或85%以上。我认为这一成果很重要，对于我们理解being很有帮助。根据这一点，我们应该把einai翻译为“是”，并根据“是”来理解它。

对于我的这种看法，一些人提出了不同看法或批评。比如，有人认为我对卡恩的成果介绍得有问题，而卡恩的结论并不是我所介绍的那样的系词、存在和断真用法；有人认为，我对卡恩的介绍不全面，因为卡恩的研究主要是为了“阐明希腊文动词be的日常用法和意义，为解读希腊文动词be的哲学用法奠定语言基础，所以对西方哲学的ontology的历史性考察不属于他的研究范围”。有人则干脆置疑这种统计结果，质问：“哪怕我们统计出在古希腊文中，这个词的系词用法超过95%乃至更高，能够排除这个词在使用中实际存在的多义性吗？”

以上三种批评各有不同，但是有一点是共同的，即它们都不太重视我特别强调的卡恩所得出的einai这个词的系词用法。恰恰是这一点，在我看来是最重要的。在西方语言中，being这个词无疑有多种含义，卡恩所说的系词、存在和断真用法不就是指出了它的三种不同含义吗？问题是，在它那众多含义中，有没有一种最主要的或比较主要的含义？如果有，那么当我们理解这个词的时候，或者说理解由这个词所表达的概念的时候，我们是首先应该理解它那种最主要的或比较主要的含义，还是应该理解它那些次要的或比较次要的含义？即使说卡恩所分析的那些是自然语言的含义而不是哲学领域中的含义，难道当自然语言中的一个概念成为哲学探讨的概念时，它那些自然语言中的含义就消失了吗？

即使说哲学讨论有特殊性，因而会使自然语言中的一些含义消失，但是难道会使一个概念最主要的含义消失，而保留它的一些次要的含义吗？特别是，难道哲学讨论的方式是像有的批评者描述的那样，即可以完全不顾日常语言的最基本（哪怕是95%以上的）含义，而把非常小的一部分（甚至是不足5%的）含义当作最主要的含义来考虑吗？正是在对这些不同的含义的思考上，存在着理解的问题。

我认为卡恩的研究成果非常重要，乃是因为它不仅为西方哲学家，而且为我们中国哲学家理解being的含义提供了一个基础，这就是系词用法。西方哲学家一般认为，“是”乃是哲学的核心问题；“是”主要有两种含义，一种是存在含义，另一种是系词含义。有一些哲学家则认为，在这两种含义中，存在含义先于系词含义。中国哲学家则一般认为，“存在”一直是西方哲学的核心概念和问题。因此，同样是谈论存在，我们与西方哲学家的理解也是有很大差异的：他们认为核心问题乃是“是”，“存在”乃是“是”的一种含义，尽管有一些人认为这种含义是优先的和主要的，而我们则一般认为“存在”本身就是西方哲学的核心问题。

卡恩的研究则表明，“是什么”是古希腊语日常表达最基本的用法，这种最基本的用法说明，being的最主要含义是系词，而不是“存在”，而且“存在”用法是从系词用法演变而来的，因此没有理由说它优先于系词用法。卡恩研究的是动词to be在古希腊语中的表现形式，他的结果是这个词的最主要的用法是系词。他以自己的研究结果反驳了to be这个词的存在－系词两分的看法，也反驳了存在含义优先的看法。在我看来，他的成果也为我们中国哲学家理解西方哲学中这个核心概念提供了重要的依据。

我们学习西方哲学多年，都知道“是什么”是古希腊人探讨世界的本源和与人自身相关的问题的最基本的表达方式，它既是提问的方式，也是回答的方式。卡恩的结果使我们可以看到，这种最基本的表达方式并不是哲学家独有的，而且也是古希腊日常表达中最普遍的方式，因而也是日常表达的最基本的方式。因此，哲学家与常人一样，他们探讨问题的表达方式与日常表达方式是一致和相通的。不同的只是哲学家从反映了日常认识的日常表达中一些看似平凡的东西提出了问题，并且通过自己的讨论而得出各种各样并不简单的结果。因此，哲学的一些主要概念和核心问题，如“是”“存在”“真”“必然”“可能”等等，恰恰也是日常表达中最基本最常用的一些概念。

正是由于哲学与日常认识有着这样的一致与不一致，它才会对日常认识有意义，因而它才会有自身的意义。大概没有什么人会以为，哲学概念是哲学家凭空造出来的，哲学是哲学家自己关在屋子里瞎想出来的。因此我认为，卡恩为我们提供的古希腊语的分析结果，不仅可以是我们理解古希腊语日常表达中“是”的含义的根据，而且也可以是我们理解古希腊哲学中这个概念的含义的根据。比如对于亚里士多德所说的哲学研究的“是本身”，即使我们不认为它就是日常表达中的这种“是”，至少也不能说它与日常表达中的这种“是”没有任何关系。

一个词在日常表达中有多种含义乃是正常的，在哲学讨论中有多种含义也是正常的。问题是，在一个词的众多含义中，哪一种是最主要的？因为这将直接导致对这个词所表达的概念的理解。西方哲学家中关于“being”的系词含义和存在含义的讨论乃是对being这个概念的讨论，是为了更好地理解这个概念。中国哲学家今天讨论应该把它理解为“是”还是应该理解为“存在”，也是为了更好地理解这个概念。正是在这种意义上，我认为卡恩的结果为我们的理解提供了很好的依据。因为它说明，系词用法是这个词最主要的用法。我们无法相信，理解这个词的含义可以不考虑它的这种最主要的用法。而一旦考虑系词用法，我们就一定会想到“S是P”这种句式。这样，我们所讨论的这个概念就一定要能够反映出这样的句式，即它应该使我们可以看到或者至少可以想到这样的句式。

我强调对“是”的系词含义的理解，在很大程度上来自对卡恩研究结果的学习，但也不是仅仅局限于这里。认真阅读哲学文献，其实不难发现，对系词含义的探讨，实际上在许多哲学家的著作中都是存在的。比如在亚里士多德、康德、黑格尔、海徳格尔等人的著作中，虽然看不到他们像卡恩那样系统地分析论述日常语言中的系词含义，但是我们确实可以看到他们在探讨being的时候非常明确地论述系词含义。这至少说明，他们对系词含义是清楚的，而且也是重视的。因此非常保守地说，我们至少不能认为他们对于being的讨论排除了对系词的考虑，而卡恩的研究结果则可以使我们非常肯定地把系词的考虑放在理解这个概念的首位。

Being的系词含义主要来自它的句法作用，即“S是P”中它联系主语和谓语的作用。换句话说，“是”的含义是通过它在句子中的作用体现的。也可以说，这样一种句法作用本身其实没有任何具体的意义。因此，理解西方哲学，对于我们具有不同语言文化背景的中国人来说，确实存在一些问题。但是我认为，我们可以直观上不明白为什么西方人要讨论这个“是”，也可以不明白他们讨论的这个“是”乃是什么意思？但是我们不能首先从字面上阉割这种理解的可能性，也不能以阉割这种理解的可能性为代价而自以为理解了西方哲学。因此，保留系词含义的字面特征，乃是理解的前提。

二、逻辑的“是”与形而上学的“是”

人们一般认为逻辑学家和哲学家是不一样的，他们讨论的东西以及他们讨论的方式也是不一样的。基于这种认识，有人认为，用“是”这个译名会有一个严重的后果，“易于把形而上学的思辨理解为纯逻辑的分析”；“是”可以表达命题中主词和谓词之间的关系，但是“是”的解释“有过于浓重的逻辑学倾向，而我们显然不能把哲学仅仅归结为逻辑学或语言学”。有人甚至认为，“是”的这种译法隐藏着一种倾向，这就是把“existence”（存在）从“being”（是）彻底割裂出去，从而完全从知识论甚或逻辑学的角度去理解哲学。根据这样的认识，似乎逻辑讨论的乃是“是”，哲学讨论的则是“存在”，二者不同，因而“是”不仅无助于理解“存在”，而且会消除有关“存在”的理解。对于这样的看法，我是无法赞同的。

毫无疑问，逻辑与哲学不同，它们讨论的东西不同，它们讨论东西的方式也不同。尤其是现代逻辑产生之后，人们清楚地认识到，逻辑是与哲学完全独立的学科。但是，由于逻辑一直是哲学的一种方法，而且是哲学一种比较主要的方法，因此逻辑与哲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探讨以上看法，无疑涉及逻辑与哲学的关系这一非常复杂的问题。限于篇幅，下面我的讨论仅限于如何理解西方哲学。

西方哲学家大致可以分为三类。有一类哲学家同时也是逻辑学家，比如亚里士多德、奥卡姆、莱布尼茨等等。他们不仅有逻辑著作，而且对逻辑的发展做出重要贡献。另一类哲学家虽然有逻辑著作，但是并不为逻辑学家所重视，甚至不予承认。比如康德有专门的逻辑著作，但是他在逻辑史上的地位不高。又比如黑格尔也有逻辑著作，因为他以“逻辑”命名他自己的著作，但是几乎没有人认为他是逻辑学家。

还有一类哲学家不是逻辑学家，也没有逻辑著作。我的问题是，按照以上观点，对于这些不同的哲学家的著作，我们该如何理解？我们能说第一类哲学家在逻辑著作中讨论“是”，而在哲学著作中讨论“存在”吗？我们能说第三类哲学家讨论的都是“存在”吗？即使这两个问题不存在，即根据以上观点我们可以得到肯定的回答，那么对第二类哲学家的著作又该如何理解呢？比如对于黑格尔的《逻辑学》。如果认为他讨论的是哲学，似乎就应该认为他里面说的乃是“存在”，但是他自己就命名他的著作为“逻辑”。如果认为他讨论的是逻辑，似乎就应该认为他里面说的乃是“是”，但是人们又不认为他是哲学家。因此，似乎无论怎样考虑都是有问题的。

实际上，问题绝不是这样简单。我们知道，逻辑自产生之日起，就一直是哲学的工具。亚里士多德就认为，逻辑是从事哲学研究必须具备的修养。问题是，一个集逻辑和哲学于一身的思想家能够研究逻辑就是研究逻辑，研究哲学就是研究哲学，而他的逻辑与他的哲学没有任何关系，他的逻辑思想对他的哲学思想没有任何影响，不起任何作用吗？我们还知道，逻辑自形成一门学科以来，就一直是从事哲学研究的人的必修课。

一般来说，西方哲学家都学过逻辑。因此，即使一个哲学家不是逻辑学家，他也学过逻辑。问题是，他学的逻辑对他的哲学研究就没有任何影响吗？他学的逻辑在他的哲学研究中就不起任何作用吗？对于这样的问题，人们大概很难给予否定的回答。然而，只要是承认逻辑与哲学有关系，逻辑在哲学中起作用，对哲学有影响，我们就会面临着一个困难，我们如何能够认为这些哲学家所讨论的不是“是”，而是“存在”呢？即便可以认为他们讨论的是“存在”，我们又如何区别其中那起作用和发生影响的“是”呢？也就是说，哪些语境中是“是”，哪些语境中又是“存在”呢？

以上问题虽然存在，但是毕竟比较思辨。其实，有了前两节讨论的基础，我们在这个问题上可以讨论得更具体一些。

根据卡恩的研究，einai最主要的含义是系词用法。正如前面所说，有人认为这只是一种日常表达和语言学的研究结果。我的问题是，当哲学家把这样一个概念当作研究的对象，是不是会背离它原初的含义？对于逻辑学家我们也可以问同样的问题：即当他把这样一个概念作为研究的对象，是不是会背离它原初的含义？换句话说，哲学家和逻辑学家的问题是从日常思维活动来的，还是自己凭空想出来的？我们前面已经指出，哲学家的问题绝不是自己凭空想出来的，而是来自日常思维活动。这里则还需要指出，逻辑学家也是同样。因此逻辑学家和哲学家所谈论的“是”就是日常所说的“是”。

正因为这样，我们才会在他们的著作中看到我们非常熟悉的日常表达。比如亚里士多德说的“人是白净的”，“人是理性动物”和海徳格尔说的“天空是蓝色的”，“我是高兴的”，等等。而且我们还会发现，西方哲学中所讨论的概念非常抽象，例子则是具体的，作者使用这些具体的例子，目的是为了有助于我们理解那些抽象的讨论。这样的讨论可以使我们非常清楚地看到，哲学和逻辑所讨论的“是”与日常表达的“是”乃是一回事。由此也就可以说明，逻辑学家所讨论的“是”与哲学家所讨论的“是”乃是同一个东西。

虽然逻辑学家和哲学家所讨论的是同一个东西，即都是日常表达的那个“是”，但是由于逻辑学家和哲学家的不同，因此他们所讨论出来的结果是不同的。比如，逻辑学家把日常表达中的这个“是”看作是语言中恒定的要素，试图围绕它揭示出句子的逻辑结构，即“S是P”，并在这样一种基本句式的基础上建立起逻辑体系。而哲学家把日常表达中的这个“是”看作是最普遍的东西，试图围绕它探讨最具普遍性的东西，即不是属于某一学科、某一领域的东西及其性质，而是超越一切学科和领域的东西。

无论这样的研究得出什么样的结果，是不是有道理，它们确实是不同的，而且是向着不同的方向发展的。但是正由于“是”既是传统逻辑研究的出发点，也是传统哲学的核心概念，因此使我们在这样两种完全不同的学科和范围可以看到一些共同的东西。而且鉴于哲学家本身逻辑水平和修养的差异，这种共同性的体现也会有所不同。以亚里士多德为例子。由于他既是逻辑的创始人，也是形而上学的开拓者，因此这种共同性在他的身上体现得最为明显。他的逻辑是一种以“是”为核心的主谓逻辑，他的形而上学则是以“是本身”为核心对象。这样，逻辑和哲学似乎在“是”这个问题上得到了完美的统一。因为逻辑是最抽象的，形而上学则是最高层次的。以逻辑和形而上学这样两种不同的方式相结合来研究一个最普遍的问题，恰恰体现了第一哲学的本性。

亚里士多德逻辑中的“是”乃是显然的，他的形而上学中的“是”也是显然的。在这种情况下，即使字面上二者的结合不是显然的，大概我们理解亚里士多德哲学也不能不考虑他的逻辑。而只要联系他的逻辑，“是”就会立即凸现出来，更不用说在古希腊还没有一个表示“存在”的词。因此，假如“是”有“存在”的含义，那么“是”的考虑为什么会无助于我们理解“存在”呢？

传统逻辑是在亚里士多德逻辑基础上形成的，其中“是”的核心地位也是显然的。传统哲学，尤其是形而上学，是在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的基础上发展的，因而不仅其核心概念“是”承袭亚里士多德，而且其讨论的许多问题以及使用的术语，如本质、偶性、形式、质料等等，也基本来自亚里士多德。理解这样的哲学著作，即使不是逻辑学家的哲学著作，不考虑逻辑大概也是不应该的。但是，一旦我们联系起他们所使用的逻辑或在他们文字背后所起作用的逻辑，也会看到逻辑的“是”和形而上学的“是”的重合。我不明白，看到这种重合，从而认识到逻辑和哲学的联系并认识到逻辑在哲学中所起的作用，怎么会消除“存在”的含义，而使哲学研究仅仅成为逻辑学和语言学的考虑呢？

当“存在”作为一个正式的哲学术语出现之后，人们可以用它表示“是”的含义，而且有时候也可能会用“是”来表示它。因此哲学中有了“是”与“存在”之间关系的讨论，黑格尔和海徳格尔可以说是这方面比较典型的代表人物。但是由于在亚里士多德逻辑中，以及在基于亚里士多德逻辑的传统逻辑中，没有“存在”这样一个逻辑常项，因而没有关于“存在”的探讨，因此我们也就可以理解，为什么人们在讨论中主要围绕和突出的依然是“是”，而不是“存在”，尽管人们必须在这样的探讨中涵盖存在的含义，无论这个概念出现还是不出现。

比如黑格尔在论述他的哲学体系的时候，阐述了其初始概念“是”：“是首先乃是针对别的东西而被规定的；其次它是在自己内部起规定作用的”，然后他从“是”的这两种具体的含义过渡到它的纯粹抽象的含义，由此得到了他的体系的第一个初始概念“是”。前一种含义显然是“是”的系词含义，而后一种含义则相当于“存在”。这里，“是”的理解难道不恰恰是有助于我们更加深入细致地理解黑格尔的哲学思想吗？

对照分析哲学，也许可以更好地理解关于“是”和“存在”的探讨。分析哲学与传统哲学有许多区别，其中最重大的区别之一也许可以说在于“是”不再是讨论的核心问题。表面上说，分析哲学家们反对传统形而上学那种讨论方式，反对把“是”和“不”这样的东西当作讨论的对象，因为这样的讨论导致形而上学的命题都是没有意义的。不论这种观点有没有道理，产生这种观点的原因与分析哲学家使用的逻辑却有十分密切的联系。因为他们使用现代逻辑，而在现代逻辑中，“是”不再是一个逻辑常项，甚至根本就不出现了。

因此当使用这样一种逻辑为根据来进行哲学研究的时候，突出的依然是逻辑分析，突出的依然是与逻辑相关的东西，对句子中的“是”依然可以进行分析，比如“亚里士多德是哲学家”中的“是”表达的是个体与类的关系，而“晨星是昏星”中的“是”表达的是个体与个体的关系，但是无论如何再也无法把“是”作为哲学的核心概念加以突出了。相比之下，分析哲学对“存在”的讨论却非常多，以致“存在”反而成为哲学讨论中的一个重要概念。这是因为，人们认为现代逻辑中的存在量词刻画了“存在”这一概念的性质，依据这一理论来探讨存在，可以比较深刻地揭示它的哲学含义。在这种意义上，“是”的理解可以有助于我们理解传统逻辑和现代逻辑的区别，因而有助于我们理解不同的逻辑对形成不同的哲学所起的不同作用，从而有助于我们更加深刻地理解西方哲学。

一般人们知道，运用逻辑方法来从事哲学研究是西方哲学的一个主要特征。因此综上所述，认识到逻辑的“是”与“形而上学”的“是”乃是相同的东西，并由此出发来理解西方哲学，则可以比较好地看到逻辑与哲学的联系，认识逻辑与哲学关系，从而可以依循逻辑分析这一西方哲学的主要特征来理解西方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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