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机关系:基于中国文化的机体哲学分析

摘 要: 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人与机器之间出现了相互依赖、相互渗透、相互嵌入的复杂关系，从传统的“二分法”模式出发难以探究这些关系发生的根源。因而有必要从基于中国文化的机体哲学出发，分析人机关系演 变的深层次原因，即“人”与“机器”的“同构性”特征。正是由于这种“同构性”，人机关系才日趋复杂，机器对人的 机能的取代也会逐步增强。这种取代不应该是无限制的，需要从“天人合一”的价值观、伦理观和健康人格等因素出发确定其合理的约束条件。这不仅有助于防范由于机器零件老化、机器功能异化和机器使用的不确定性带来的 事故，也有助于减轻智能机器一旦失控对生理机体、社会机体和精神机体可能带来的危害。

关键词:人机关系;机;同构性;机体哲学;天人合一

    受西方传统的“二分法”思维模式的影响，“人” 和“机器”一般被视为彼此对立的范畴。人是有生命的机体，具有生物结构和特征;而机器是无生命的物质，只具有物理、化学结构和性能。由于将“人” 与“机器”对立起来，就很难深入理解二者之间相互 依赖、相互渗透、相互嵌入的关系。然而，随着现代 智能技术的发展和人类探寻欲望的不断增强，人机 关系出现了一些新变化。一方面，人们不断研发新 的智能机器以模拟人的知觉、行为、表现，试图仿照 人类特有的知觉来实现机器与环境的互动; 另一方 面，人们在利用现代技术的过程中，不断内化技术的 尺度，对自身的生物结构进行补偿或改良，接受机器 作为生存的一种手段，或者成为精神上必不可少的 物件，或者植入体内成为身体的一部分。无论是将 人的机体特性赋予机器，还是将机器的特征赋予人 体，都预示着人与机器的智能结合将是未来技术社 会的大趋势。虽然西方哲学在认识当代人机关系方 面有着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但“二分法”模式的局 限性不容忽视。在这种情况下，以基于中国文化的 机体哲学来认识人机关系的演变，揭示其基本特征， 对于正确把握人类的存在方式和机器发展的内在规律具有重要意义。

一 人机关系的三个层次

    人机关系问题一直是技术哲学关注的核心问 题。在宏观意义上，人机关系历经了两次“机器革 命”的洗礼。 如果说，以蒸汽机技术为标志的第一 次工业革命和以电力技术为标志的第二次工业革命 开启了突破人类和动物肌肉极限的“第一次机器革 命”，实现了生产力的极大飞跃，那么发端于 20 世 纪中期的以数字技术和普适计算为代表的新一轮科 技进步和产业变革，则意味着“第二次机器革命”时 代的到来。从“第一次机器革命”到“第二次机器革 命”，实现了由“金属力量”向“智慧力量”的转变，人 机关系发生了质的飞跃，即从人机对立到人机紧密 结合。在以计算技术为支撑的智能机器时代，人和 机器之间呈现出“依赖”“渗透”和“嵌入”三个递进 的层次关系。

     “依赖”是现代人机关系的第一个阶段，指的是 人和机器作为相对独立的领域彼此依赖，既包括物 质层面的依赖，也包括精神层面的依赖。机器对人 的依赖体现为机器需要人的操作、控制和设计。而人对机器的依赖从物质层面看来，指的是人们越来 越多地依赖现代智能机器解决生产和生活问题。人 对机器在精神层面的依赖主要体现为很多人高度依 赖手机的某些功能，如刷“微博”、看电子书、打游 戏、听音乐等等，这种强烈依赖在青年人中尤为突 出。人们对智能机器的高度依赖引发了对于“人的 技术化生存”问题的反思。人们正在用技术武装自 己、改良自己，将自己塑造为一种“技术化”的存在 物。马尔库塞曾尖锐指出 : “现代科学只关心那些 可以衡量的东西及其在技术上的应用，而不再追问 技术的人文意义，只关心如何运用手段去工作，而不 去关心技术本身的目的，从而出现了被扭曲的科 学。……在这种状况下形成的发达工业社会不可能 是一个正常的社会，而只能是一种与人性不相容的 ‘病态社会’。” 现代技术的千姿百态使得人们自 觉或不自觉地被纳入海德格尔所说的“座架”。“座 架”摆置人，促逼着人把一切存在物当作技术的持 存物来定制。通过人与机器的相互依赖，人类使 身体和情感在享受机器功能时越来越受到机器的摆 布。

     “渗透”是现代人机关系的第二个阶段，指的是 人和机器作为独立的个体在彼此运行过程中相互渗 透，甚至在某些方面产生了交融，模糊了人和机器的 传统界限。传统手工工具与人的相互渗透体现为人 需要直接操作工具，工具成为人的基本生存手段，因 此手工工具与人之间的相互渗透只是一种生存性渗 透。以蒸汽机、电动机为代表的近代机器对人类社 会的影响更多地以生产为目的，追求快速化、标准 化、流程化。人与近代机器的相互渗透体现为人通 过操纵机器改变社会生产格局，而机器根据市场经 济的需要控制人的劳动方式，甚至出现伤害人的生 理和心理健康的劳动异化现象。现代信息技术和生 物技术的发展，使得人与机器的相互渗透变得更复 杂、更深入，智能机器广泛地渗透到人类生活各个层 面，并力图用智能机器的优势来取代人的部分智能 活动。经济学家弗兰克·列维( Frank Levy) 和理查 德·莫尼恩( Ｒichard Murnane) 曾经明确地区分了 人类和数字劳动力( 即计算机) 之间的劳动分工。 他们认为，按照传统的观点，模式识别能力和复杂沟 通能力是人类较之于计算机的优势。虽然计算机的 信息处理能力非常突出，但它必须借助人类的模式 识别能力得以运行。但是，现代技术的发展使得 模式识别能力不再为人类所独有。感知来自外界的 信息，对信息进行检索用以识别，最后对识别的信息进行判断，这一过程目前已经可以由计算机系统来 完成。比如 Google 研发的无人驾驶汽车，利用传感 技术将路况信息实时反馈，并且由程序自身完成驾 驶判断。不仅如此，人类的复杂沟通能力也在逐 渐被智能机器模拟。如苹果公司研发的 Siri( 语音 个人助理服务) ，其语音控制功能已经能够和使用 者进行有效对话。使用者只要对着 iPhone 说话，手机听到后就会辨别出使用者想要做什么，然后采取行 动，并以一种模拟的声音把结果反馈给使用者。IBM 公司研发的机器人“沃森”也已经同人类参赛者一起 参与了知识竞答类游戏—《危险边缘》，并且脱颖 而出。还有很多与此类似的先进技术渗透到社会 生活的各个角落，使得人机关系呈现出一种普遍而持 久、共时性与历时性相统一的生活性渗透。

     “嵌入”是现代人机关系的第三个阶段，指的是 人和机器不再是独立的个体，而是彼此嵌入，成为一 种既不是人也不是机器的新的存在物，即哈拉维所 说的“赛博格”。在哈拉维看来，“赛博格是一个控 制论有机体，一种机器和有机体的杂糅，一种社会现 实同时也是虚构的创造物” 。机器介入身体可以 通过芯片构建微机电系统( MEMS) ，整合机械元素、 传感器、促动器等设备，实现机器与人体器官的联 通，特别是机器与人体神经网络的联结，甚至改变人 类的思维。机器对于身体的介入是逐步加深的，体 现为穿戴式结合( Worn) 、附加式结合( Attached) 、穿 透式结合( Penetrating) 、嵌入式结合( Embedded) 以 及超嵌入式结合( Transembodied) 。纳米机器可以 为人机结合提供新的端口。智能机器在人体某些部 位的“嵌入”不仅改良和优化了人体的生物功能，而 且增强和延展了人类的思维认知功能。人类最引以 为傲的知觉、感受、思维等等主体性活动已经可以被 机器“感知”。正如美国未来学家雷·库兹韦尔所 预期的那样，我们将进入一个崭新的世界，那里人类 与机器将融合，生物智能和人工智能将融合，我们大 脑的知识与我们创造的容量更大、速度更快、知识分 享能力更强的智能将融合。

二 人机关系的词源释义

    现代人机关系为什么能够呈现渗透、依赖和嵌 入的特征? 为什么智能机器能够不仅改变人类的生 活方式，而且影响人类的认知模式? 这里的根本原因在于，人与机器有着某种共同的本质特征，这就是 都作为不同类型的机体而存在。机器实际上是一种 “人工机体”，它们是人类将自身的机体特征赋予人工物的产物。笛卡尔曾主张“动物是机器”，拉美特 利曾主张“人是机器”，一度想用机器的特性说明生 命有机体的本质特征。而现代人机关系的发展预示 着可能存在一种相反的思路，即把“机器”理解为 “特定类型的机体”。这种思路的基础源自基于中 国文化的机体哲学。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机器”和“机体”的共同特 征在于都与“机”相关，而中国文化对“机”的含义有 着独特的理解。汉字中“机”的繁体字是“機”，源自 “幾”，其本意是预示危险的征兆，引申为各种事物变化的萌芽。而“機”的最初含义是弩箭上的机关， 即“弩牙” ( 《尚书孔传》中解释说 : “機，弩牙也” ) 。 一扣扳机，弩箭就会发射出去。“機”意味着对器械 运动过程和结果的控制，而且是以很微小的代价取 得很显著的后果，这里体现了“幾”的价值，即抓住 事物的苗头就能控制事物的发展。机械装置中转轴 而动的部件被称为“旋機”。《尚书大传》解释“旋 機”为“旋者还也，機者幾也，微也，而所动者大，谓 之旋機”。“机”是中国哲学特有的范畴，表示通过适当调控可以由较小投入获得较大收益的可能性。 生物学意义上的“机”表现为生机和活力，生物的生长和繁殖就是“机”的展开和传承。“生机”存在于 生物机体各部分以及机体与外部环境的各种有机联系之中。人类能够将机体的“机”的特性赋予特定 的人造物，使之同样具有通过适当调控由较小投入 获得较大收益的可能性，这就是“机器”。机器的价 值也在于通过适当调控可以由较小投入获得较大收 益，机器的结构和功能之间同样存在种种隐蔽的有 机联系，所以可以将其视为“人工机体”。从机体哲学角度看，人的有机性中的“机”和机器的“机”本质 上是相通的。人们通常从生物学意义上理解机体， 强调其新陈代谢、自主调适、遗传变异、目的性等特征，而这些特征其实在机器上也有类似的体现，如机器零件和型号的新陈代谢、机器结构和功能的进化、 机器的自动化，以及控制论所揭示的机器的目的性 等等。正因为“人”与“机器”具有这种“同构性”， 才可能发生相互依赖、相互渗透、相互嵌入的种种复 杂关系。

     西方文化对“机器”的词源学理解，与基于中国 文化的机体哲学理解也有某些共同之处。“机器” 的英文词“machine”的词根是 magh，原意表示“有能 力、能够”。Māgh添加了后缀“－os”，形成了古希腊语中的“mēkhos”或“mākhos”。“Mākhos”一词随后演化为拉丁文中的“māchina”，表示某种发明。后经由古法语，最终演化为“machine”。 “machine” 一词最初是为了和手工工具相区分。它蕴含了两种特征。一种特征表现为机器是被人为建构的，它蕴 含着被给予的外在目的。人类为了达成某些特定的 目标，设计不同机器以实现不同的目的。机器的另 一种特征表现为它具有运行机理，需要初始力量的 启动，通过将输入与输出相链接的方式，按照其内在 的固定结构完成其全部运行过程。马克思谈到，机 器的运行特征使之可以用于连续化生产，而工具只 适用于非连续性的制作方式。现代“机器”的概念 强调机械运动对能量、材料和信息的转化作用，从而 代替或者减轻人的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从“机 器”概念的演变看，它蕴含了人的能力、目的和人赋 予的运行结构、程序、动力等要素。虽然没有明确提 出“机”的观念，但是“机”的由较小投入获得较大收 益的可能性的特征是蕴含其中的。

    需要指出，从机体哲学角度理解“人”与“机器” 共同的本质特征，似乎与西方技术哲学对人的器官 与工具关系的理解颇为相似，其实二者有很大区别。 德国技术哲学家卡普曾提出了“器官投影说”，不仅 将人体的器官看作是人造工具或仪器的原型，而且 将人体的循环系统看作是社会技术的原型。马克思 也提出过“器官延长说”，认为工具和机器延长了人 的“自 然 的 肢 体。”  德国机械师廖波尔特 ( Leopold) 认为机器被用来“产生有利的运动”，“在 不能用其他方法节省时间和力量的地方，它能做到 节省”。 盖伦将省力化看作是技术的本质特征，用 来实现减轻并代替人体器官功能，由此提出了“器 官强化”和“器官代替”原则。 兰德曼认为，每个物种的必要性都被特定化了，人却缺乏这种特定化， 人的器官并不具有片面的被特定化了的自然功能， 因此人在本能上是匮乏的。 斯蒂格勒认为人缺乏 存在的本能，唯一可做的事情就是用“代具”或器具 来补救这个原始的缺陷，因而“代具性”就成了人的 本质特性。器官投影、器官延长、器官强化等理论 都主张用工具或机器弥补人的本能的匮乏。这些观 点的前提还是将工具或机器视为同人的器官功能相 对立的东西，强调“人”与“机器”的“互补性”而非 “同构性”。

三 人机关系的机体哲学根源

    从基于中国文化的机体哲学角度看，正是由于 “人”与“机器”在机体特征上具有“同构性”，人类才可能将“属人”的部分功能、意向和责任赋予机器来体现，并且这种趋势还会进一步发展。自工业革 命以来，各种机器先是在代替人的体力和操作技能 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继而在代替人的信息感知、逻 辑认知和数学计算能力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目前 又在代替人的智能控制能力方面显露广阔应用前 景。人类的许多有机特性已经融入机器的“机理” 之中，能够通过改善机器的结构和功能实现人类社 会的“机”的良性发展。

     首先，人类将自身的各种功能赋予机器，以实现 自身能力的拓展，这一过程是由浅入深、由表及里， 从部分到整体、从身体到思维的。人类最初将手、 臂、牙齿的功能赋予各种工具，“弯曲的手指变成了 一只钩子，手的凹陷成为一只碗; 人们从刀、矛、桨、 铲、耙、犁和锹等，看到了臂、手和手指的各种各样的 姿势”。人类继而将自身的生长、繁殖、应激、新陈 代谢、自组织、自适应、自我调节、自我修复等功能赋 予各种机器，比如恒温器就可以通过内部回路反馈 实现温度的自我调节。到了现在，人类试图将知觉、 情感、思维、意识等功能赋予智能机器，机器伦理 ( machine ethics) 设计就试图将人类的道德判断能 力植入机器人，从而使其能够在面临道德困境时做 出决策。

    其次是将人类所独有的意向性赋予机器，使其 能“体现”人类自身的主体性、认知意图和价值取 向。现象学技术哲学家伊德提出了人与技术人工物 ( 包括机器) 之间意向关系的四种形式，分别是“具 身关系”“诠释关系”“异化关系”和“背景关系”。荷兰学者维贝克( Verbeek) 对这四种关系的意向性 进行了研究，并指出人类将自身的意向性赋予技术 人工物，使其“调节” ( mediate) 了人类本身的意向 性。因而人类可以不直接经验这个世界，而是通过 作为中介的技术人工物来建构与世界的关系。维贝 克将这四种关系中的意向性统称为“中介意向性”， 这种意向性是“通过”技术人工物发生的。维贝克 还提出两类针对当代人机关系的意向性———“混合 意向性” ( hybrid intentionality) 与“复合意向性” ( composite intentionality ) 。“混合意向性”指的是人 和机器的融合使其成为一个崭新的存在形式而产生 的意向性，“复合意向性”则强调技术( 主要指具有 相对独立性的智能机器) 自身具有意向性，与人类 意向性复合叠加共同指向世界。 ［19］换言之，人类通 过不断将自身的意向性赋予机器，已经使得机器在 意向性活动中与人类“混合”或者“复合”，共同面向 经验世界。
    高度智能化的机器人的出现，还提出了人类能 否将自身的责任赋予机器的问题。比如，人类是否 能够将具有责任意义的“agent” ( 能动者) 属性赋予 智能机器，使其在某种意义上具有行为能力，并且对 自己的行为“负责”。在此基础上，作为道德哲学 的一个范畴，“moral agent” ( 道德能动者) 强调自主 体的行为与道德准则或道德动机有关，也即强调道 德行为体的行为应当受到道德准则的约束。 关于 机器是否可以成为道德自主体的讨论，是当前技术 伦理的一个关注热点。有些人认为随着机器的智能 化程度增强，通过内在地植入伦理准则和道德规范， 能够使智能机器具有行为能力，从而判定其可以作 为道德自主体。而另一些人则认为，从康德哲学出 发，只有具有理性和自由意志的“存在”才可以成为 道德自主体。即使智能机器能够进行价值判断，但 其仍旧缺乏理性和自由意志而不能被称为道德自主 体。如果人类试图将自身的责任赋予机器，使机 器成为责任伦理中的一个环节，使其能受道德准则 的约束，并且有意识地做出选择和判断，这当然有助 于更好地发挥机器的功能，但同时也会带来一旦滥 用责任就难以控制的风险。

四 结论

     人类不断将功能、意向和责任赋予各种机器的 趋势，是否可以无限制地发展? 如果说机器取代人 的机能不是无限制的，其合理边界在哪里? 机器取 代人的机能的技术发展，还需要哪些约束条件?

    人类独特的生物———心理结构和社会———文化 特征，决定了其独一无二的存在价值。如果人类将 自身的功能过度赋予机器，可能会带来一系列严重 问题。从当代智能技术角度看，将人类的功能与行 为以计算的方式呈现于机器的运行之中，这其实是 拉美特利的“人是机器”观念的当代计算主义的解 读，即将人类的智能和心灵看作是一台巨大的计算 机。计算主义将人类智能与机器智能等价，将生命 过程与计算过程等价，将宇宙系统与计算系统等价。 计算主义的重要代表人物阿兰·图灵( A． Turing) 就 曾指出，人的大脑应当被看作是一台离散机器。尽 管大脑的物质组成和计算机的物质组成完全不同， 但它们的本质是相同的。如果默认大脑的思维活 动可以由计算的方式呈现出来，也即默认了人类的 心智最终可以由计算机“读”出来。这样一来，有可 能会动摇人类存在的本体论意义和认识论意义。

    不仅如此，人机之间的渗透和嵌入也会对社会的价值观与伦理观造成影响。从社会的可接纳性出 发，如果人与机器之间的渗透和嵌入产生了各种半 人半机器的“赛博格”，人类应该如何认识或者对待 这些“赛博格”呢? 它们是否享有与人类同样的地 位与尊严呢? 由“赛博格”引起的公平正义问题该 如何处理呢? 从伦理道德的角度出发，还有其他一些疑问。比如，由机器参与的人类行为如果出现失 误，应该如何分配责任? 或者植入了人类道德能力的无人机器一旦出现不道德行为，又应该追究谁的 责任呢?

    仅仅局限于“人”与“机器”的“二分法”模式， 难以回答上述问题。从机体哲学视角解读当前人机 关系中的这些棘手问题，可以展现出一种新的思路。 根据基于中国文化的机体哲学，除了生物机体和机 器之外，人类还将自身的生物学意义上的机体特征 赋予各种社会组织和观念体系，使之成为社会机体 和精神机体。如果机器取代人的各部分机能的技 术发展可能导致危害人类的生理机体、社会机体和 精神机体的健康发展，这样的技术发展就应该受到 约束。比如，一旦机器取代人的某些机能之后，就有 可能伤害人的正常生理机能，或者损害社会公平正 义原则，或者消解人的精神自主性和思维能力，这种 取代就需要被禁止。换言之，确定机器取代人的机 能的约束条件要从价值、伦理、人格等人文因素出 发，这种思路的文化根基在于中国传统哲学倡导的 “天人合一”的世界观。“人”与“机器”并非是严格 对立的，机器的设计与使用应当以人为目的，而非将 人作为手段。中国传统的“天人合一”强调人与外 部世界的整体和谐，强调“天道”与“人道”的有机统 一。李约瑟在探讨儒家、道家、董仲舒以及朱熹等人 的思想观时，十分重视其中的天人和谐的观念，并将 其概括为“有机自然主义”。 他在说到中国人对自 然界的态度时说 :“关键的字眼始终是‘和谐’。古代 中国人在整个自然界寻求秩序与和谐，并将此作为一 切人类关系的理想。” 机器的发展既要合乎天道， 也要合乎人道，使机器成为人类社会良性发展的助力 而非阻力。机器对人的机能的取代最终不能违背人 的天性，技术上能做的事情并不都是该做的事情。

    基于中国文化的机体哲学，还能够提供一些处理人机关系的方法论启示。机器各部分以及机器与 外部环境的各种有机联系，需要在机器运行过程中 加以把握，这些有机联系有助于人类对机器的设计、 使用和控制。机器的新陈代谢取决于使用寿命、社会需求和时尚选择。对机器的这种机体特征的关注，有助于防范由于机器零件的老化、机器功能的异 化和机器使用的不确定性带来的事故。机器的自主 调适、遗传变异、目的性等机体特征已经在智能机器 发展中有了越来越明显的体现。危险在于当智能因 素一旦脱离了法律和伦理的约束而成为不当的牟利 手段时，智能机器可能给人类的生理机体、社会机体 和精神机体健康带来更难以管控的消极影响。在智 能技术迅速发展的今天，这一点值得引起人们格外 的关注。

原文摘自：《科学技术哲学研究》2017.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