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动物——爱、性格和成就的潜在根源》读后感及摘录（3）

《社会动物——爱、性格和成就的潜在根源》读后感

进入了本书的第三个100面，我也读了很久，有许多的段落我不停地理解，反思以求能够有所收益。但是不改将这些富有寓意和哲理的段落摘抄与大家分享的初衷。

哈罗德和埃丽卡几乎可以说是一见倾心，哈罗德为埃丽卡的个性着迷，渐渐由工作伙伴成为了亲密爱人。两人过的幸福与和谐，以事业为两人的生活核心和纽带。埃丽卡的事业几经波折，两人一起同甘共苦。也因一些矛盾而渐行渐远。直到埃丽卡出轨以及自我救赎为止。两人的爱……编不下去了。读的稍微久一点，当时阅读时候的感觉就再也不复存在了，这种感觉好像患了老年痴呆一样恐怖。不能再在两人的感情上面做更多的解读了，毕竟他们两人的感情只是本书的主线而不是本书的全部内容，本书的重要内容在于对婚姻、爱情、政策方针的分析和见解。

很多当时想到的没有记录下来，现在回忆简直是要了我的小命了。不再回忆了。这部分的文章深度和几乎远超前面，有点像是餐桌上的硬菜，需要慢慢消化。下面请大家看一看我为大家摘录的大菜吧，如果能够对你的学习和生活有一点点的帮助，我觉得我的不停地敲打键盘就有了一定的意义。

《社会动物——爱、性格和成就的潜在根源》摘录

       “我所谓的‘结晶化’，”司汤达写道，“是一种精神过程，能够从发生的一切事情中提取心爱的人一切完美的新证据。”这就是潜意识的侦察兵们所执行的任务：它们赋予人、场所和物体一层情感意义，它们赋予我们所爱之物闪烁的、不可抗拒的光芒。 （P203）

       当某种恰到好处落实到实处时，我们都会感受到愉悦与兴奋。我们都喜欢跟周围的环境相处融洽的感觉。正如布鲁斯·韦克斯勒（Bruce Wexler）在《大脑与文化》（Brain and Culture）一书中描述的那样，我们耗费前半生努力构造与世界相符的内在模型，然后花后半生的大部分时间调整世界，使之符合我们的内在模型。很多酒把的深夜纠纷都是因为某人试图让别人用跟他相同的眼光来看待世界。国家之间的冲突并不仅仅是因为领土、财富和利益问题，许多时候都是为了迫使对方用本国的眼光来看待世界。有些国家之间的冲突之所以根深蒂固，就是因为双方都想让对方接受自己的历史观。（P206）

       “当你的朋友成为你的好朋友时，原本与友谊无关的所有关于他的事情都变得熟悉和可爱起来。”路易斯这样写道。他继续阐述说，朋友之间的爱“除了爱所慷慨赋予的责任之外，无需成袋其他责任，几乎彻底拜托了嫉妒，并且无须考虑爱与被爱的双方是否具备资格，它超越了一切，是精神与心灵上的爱，它是我们人类所能想象到的天使之间的爱”。（P208）

       1941年历史学家威廉·麦克尼尔（William McNeil）参加了美国陆军。很快，与战友一起行军的动作便开始改变了他的自我意识：“语言不足以确切表达这种训练中长时间步调一致的运动所引发的”情感。这让我感受到了无处不在的幸福：一种奇怪的自我提升的感觉，向外膨胀的感觉，超脱生活的感觉——全都是因为参与了集体活动。

       数百万的士兵在战争中因为他们所感受到的鱼同伴之间的情感联系而舍生忘死，甚至献出了他们的生命。这种感觉往往让家庭在无论面临何样的艰难险阻都能保持完整无缺。社会生活也是被这种感觉的低一级版本紧密地联系起来的，也就是我们所说的“信任”。对于我们多数人来说，对迷恋最强烈的渴望就是我们跟某个特别的人合二为一的强烈愿望——爱。

       这种动力，这种队融合的渴望——是个永无止境的过程——建模、调整、建模、调整——引领着我们不断前进。（P209）

       如今我们听到“爱欲”这个词的时候，我们想到的清清楚楚的、与他物完全不相干的一件事情——性爱。在书店里，色情书籍跟其他书籍分开来摆放。但这种对爱欲的理解是狭隘的，是我们从异以性为中心的文化中继承来的。在古希腊人看来，爱欲并不仅仅是对性高潮、性行为甚至传宗接代的渴望。希腊人认为爱欲是一种广泛的、对与美和卓越的事物融合的渴望。

       被性欲所驱使的人想要跟对方做爱直到高潮，但被爱欲驱使的人想要的更多的是融合。他们想要分享相同的情感，去同样的地方，感受同样的愉悦，在他们的大脑里复制同样的模式。阿兰·布鲁姆（Allan Bloom）在《爱与友谊》（Love & Friendship）一书中写道：“动物有性欲而人类有爱欲，如果没有这种区别，任何精确的科学都不能出现。”（P209）

       对迷恋的渴望并不能自动产生完美的浪漫或是全世界的和谐。我们耗费生命中的大部分时间试图使别人接受我们的模式，同时尝试避免别人让我们接受他们的模式。在更广泛的尺度上，人们不只是彼此相连，还互相竞争。我们彼此相争以赢得能帮助我们跟他人建立联系的声望、尊重和关注。我们努力超越彼此以赢得对方的肯定。这就是我们复杂游戏的逻辑。

     “在人类的一切渴望和需求中，没有什么能够比对锻炼和受雇的渴望更加持久，更加无法让人满足，”哲学家大卫·休谟（David Hume）写道，“而且这种渴望好像是我们所有情感和梦想的基础。”（P213）

       在为《大西洋月刊》撰写的一篇论文中，唐·佩克总结了关于失业心理成本的研究结果。长期失业的人远比一般人更容易抑郁，这种影响甚至会持续到多年以后。在接下来的岁月里，这些人会更加依赖工作，并且更加害怕承担风险。他们更容易酗酒并殴打配偶。他们身体的健康状况会逐渐恶化。在30岁失业的人，平均寿命要比从来没有遭遇失业的人少一半。部分研究人员还发现，长期失业造成的心理影响等同于丧偶。（P214）

        这种历史叙事观通常从古希腊开始讲起。柏拉图相信灵魂可以分成三个部分：理智、激情和荣耀。理智追求真理和对于整个人类来说最好的东西，激情追求认可和荣耀，而欲望则追求基本的快感。对于柏拉图来说，理智如同一名车夫，需要驾驭两匹水火不容的野马。“如果大脑中能够带来秩序和哲学的元素占了上风，”柏拉图写道，“那么我们就能过上幸福和谐的生活，成为我们自己的主宰。”

       按照这种叙事观，在古希腊和古罗马，理智派取得了大跨度的进步，但在罗马衰落后，激情派又重返江湖。欧洲跌进了黑暗时代，教育遭受重创，科学止步不前，邪教异端横行。直到文艺复兴时期，随着科学和会计学的发展，才出现转机。到了17世纪，科学家课工程技术专家们创造了新形式的机器，同时也烦了思考社会的新方法。伟大的研究者们开始尝试剖析和理解他们的世界。“世界 是一台机器 ”的比喻开始取代“世界是一个活着的有机体”的比喻。社会常常被看做一个钟，它的内部有数百万的零件运转着，而上帝则是神圣的钟表匠，是这个精巧的理性宇宙的创造者。（P220）

到考古协会上班后不久，有一天哈罗德独自来到密室，戴上白手套，小心翼翼地把裙子从盒子里拉出来。他温柔地把它横放在膝盖上。虔诚的感觉蔓延全身，那种感觉实在难以言表。或许可以借用历史学家约翰·赫伊津哈（John Huizinga）的话来描述它：“这是一种与过去直接相通的感觉，与对艺术最纯净的享受同样深刻；这是一种基金欣喜若狂的感受，我感到自己似乎不再是自己，而是像空气一样在周围的世界弥漫开来；我感到自己触摸到了事物的本质，感到自己通过历史感到了真实。”（P230）

       

一天晚上，哈罗德给埃丽卡讲述了法国启蒙运动和英国启蒙运动的差异，因为他认为这可能对她的工作有帮助。

法国的启蒙运动是由笛卡尔、卢梭、伏尔泰、孔多赛等思想家所领导的。他们是用于与迷信和封建斗争的哲学家，力求将世界展现在理性的光辉之下。受科技革命的启发，他们对个人理性可以检测错误并通过逻辑获得普遍真理的能力深信不疑。塔格尔特和他的团队便是法国启蒙运动通俗化的产物。

但是，哈罗德告诉她，几乎同时还有另一种启蒙运动在进行。英国启蒙运动的领袖们承认理性的重要性。他们不是反理性人士，但他们认为纯粹的理性有其局限性，是次要的。大卫·休谟写道：“ 理性是且只能是感情的奴隶，除服务并顺从与感情之外，永远不可能有别的功能。”“一般来说我们都是缺乏教养的人，”埃蒙德·伯克写过一本关于美学的书——《崇高与美的哲学追问》（Philosophical Inquiry into Our Ideas of the Subline and Beautiful）。他发现人类能从中发现美的事物之间具有大量的共性。人类并不是空白的黑板，等着被教育填满。他们生来就带有某种偏见、性情和反感，也是被如此培养成人的。“早在认识还没来得及加入或是反对它们时，感觉和想象 就迷住了灵魂。 ”他写道。

在法国启蒙运动者们看来，自主的个体们因共同利益形成社会契约，而英国启蒙运动者们强调，人生来便具有社会意识，一种在意识水平之下起作用的意识。人生来就有“同胞之谊”的观念，一种对他人痛苦和喜悦感同身受的本能。他们受被赞美和变得值得被赞美的渴望所阴道。这些作者们声称，道德感源自这些有一定意识的感情，而不是抽象律法衍生出的逻辑产物。

法国启蒙运动的继承者们倾向于将社会及其组织看作是等待拆解重组的机器，而英国启蒙运动的继承者们则倾向于将它们看做有机体，是活着的无穷复杂的关系网络。在他们看来，将问题分解成零散的部分往往是错误的，因为从你所研究的事物之间的关系属性中才能发现真理。事物的背景很关键。抽象的普遍原则往往不值得信任。比起普遍性原则，历史先例往往更能起到指导作用。

英国启蒙运动者们对改变和改革进行了严格的区分。改变是一种工程过程，它会替换组织的基本性 质。改革是一种医学过程，它通过修复创伤和重申本质对本质进行保护。（P232）

值得注意的是，在解剖学中，人类的大脑似乎是某种发散的系统，其中多种过程得以安然进行。在这方面，它不同于低等动物的神经系统。我们的假设可以引出一种激进的提议，那就是人类思维与低等动物思维最关键的区别并不在于是否拥有意识，而在于容纳意识之外的复杂过程的能力。

认识论的谦逊（Epistemological Modesty）。认识论的研究内容是我们究竟是如何知道我们所知道的东西的。认识论的谦逊则意味着知道我们究竟知道多少、能够知道的有多少。

认识论的谦虚是一种生活态度，这种态度建立在清楚我们并不了解自己的基础之上。我们思考、相信大部分内容都无法有意识地加以省查。对我们来说，我们自己就是最深邃的奥秘。 （P242）

哈罗德与埃丽卡的关系是完全不合逻辑的。他们都想要修复自己的婚姻，然而他们都陷在恶性循环中那，其中包括孤独。些感到孤独的人倾向于更有批判性地对待周围的人，所以他们会严苛地看待其他人，而这样就会变得越发孤独。除此外，他们都感到悲伤。两个人都感到情感上的脆弱，都觉得与对方在一起没有任何乐趣，于是出于某种生存的情绪本能，两个人都退缩到更远的地方。还有宿命论，那些认为没什么可做的人会变得越发消极沮丧。（P264）

大多数时候，哈罗德会喝下一瓶威士忌的1/3.他在早晨醒来的时候慧法师改变生活，但酒瘾影响了他的学习能力。酒鬼和其它成瘾者知道他们在做什么，但似乎无法将知识内化为永久的生活经验。一些研究者认为，他们之所以缺乏这种能力，是因为他们前额皮质层的神经可塑性遭到了破坏。他们已经无法从错误中习得经验了了。（P268）

这种民间智慧认为，道德抉择的核心内容是影响力的斗争。斗争的一方是自私和本能的激情，另一方是理性的影响力。理性用逻辑来评估情形，运用相关的道德原则解决道德困惑，找出适当的行动方针。然后，理性会利用意志力试图控制激情。当我们表现的让人钦佩时，理性会征服激情，控制意志。用南希·里根的话来说，理性只是“说不”。当我们表现出自私和短视的行为时，我们要么没有利用理性，要么任凭激情压倒了它。

在这种观念里，作为二级认知的意识是英雄，而作为一级认知的本能则是坏蛋。前者站在理智和道德一遍，后者站在激情、罪恶和自私一边。（P277）

亚当·斯密在《道德情操论》（The Theory of Moral Sentiments）中涉及镜像神经元的一段话里很好地阐述了我们面对他人的移情作用：“当我们看到一个人的腿或胳膊将要被打的时候，我们会自然地缩回我们的腿或胳膊；而当它们确实挨了打后，我们在某种程度上感觉到自己挨了打，像被打的人一样受到了伤害。”斯密补充说，我们也有一种想要被我们的同胞尊重的愿望，“当大自然塑造人类来适应社会时，她就赋予了人类使同胞高兴的原始欲望，以及对冒犯同胞的本能厌恶。她教会他们未通报喜欢的事情感到高兴，为同胞不喜的事情感到痛苦。”（P282）

按照直觉主义的观点潜意识时各种冲动争夺支配地位的竞技场。这里有深层的利己直觉，也有深层的社交与道德直觉。社交冲动与反社交冲动发生竞争，社交冲动也常常会跟其他冲动发生矛盾。同情与怜悯可能会压倒刚毅、坚韧与强劲的意志。勇气与英雄主义的美德可能与谦逊和认可的美德相冲突。合作的美德可能与竞争的美德相冲突。我们的各种美德并不能彼此融洽地归入同一个互补的、逻辑的系统。我们可以用许多不同的方式对同一种情境进行观察与思考，而它们根本并不能彼此兼容。

这意味着，生活的困境并没有任何一个单独的正确答案。在启蒙运动的鼎盛时期，哲学家们试图打造道德的逻辑规则基础，让他们能够像逻辑拼图一样拼凑到一起。然而那是不可能的，因为人类生活本身就具有复杂且不兼容的特性。大脑适应的是堕落的世界，不是和谐完美的世界。每个人都包含多个道德自我，由不同的情境所激活。我们都拥有许多种人格。

但我们确实有强烈的冲动，想要尽可能表现的更有道德感，在我们被人质疑是否有道德感的时为自己辩解。具有普遍的道德感并不意味这人们总是以良好高尚的方式行动，这更关系到我们对扇形的钦佩而不是我们自己的善行，更加关系到我们的判断而不是我们自己一兆这些判断生活的能力，然而我们确实具有深层次的动机，想要成为和被看成是有道德的人。

理性主义的观点建议告诉我们，为了变得更有道德感，我们应该进行哲学思考，而直觉主义的观点则建议我们彼此互动。我们很难甚至不可能在独自一人的状态下变得更有道德，但在过去的几个世纪里，我们的祖先设计出了各种各样的习惯和实践方式，可以帮助我们强化我们的直觉，引导我们形成道德习惯。（P286）

组织是在我们出生之前就存在的概念，在我们离开后仍然会继续存在下去。任性可能会保持不变，即使经过久远的年代；但组织会发展进步，因为它们是来之不易的智慧宝库。种族之所以进步是因为组织的进步。

组织成员非常崇敬那些在他们之前来到这里并建立了他们目前遵守的那些规则的人。“在接受规则时，”政治理论家休·赫克洛写道，“组织成员将自己看作欠了某些东西的债务人，而非被欠了东西的债权人。”

当精神损耗超过精神获益时，老师与教育行业之间的关系、运动与与所从事的运动之间的关系、农夫与田地之间的关系都不是可以轻易逆转的选择。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你往组织投入的东西都比你从组织中收获的东西要多。组织之所以如此有价值，就是因为它们不可避免地会与我们融为一体。

2005年，瑞尼·桑德伯格被推举进入了棒球名人堂。他当时的演讲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可以让我们体会那些由于对某个组织的热爱所定义的人是怎样说话的：“每当我踏上球场时，我都心存敬畏，那是尊重。有人教导我，永远不要对你的对手、你的队友、你的团队或你的经纪人失礼，永远不要不尊重你的队服。打一场好垒，就像你以前曾经做过的那样。打出一个好球，寻找三垒手，准备好 跑垒。 ”（P287）

“你生活在厚厚的茧里。我曾经读过一篇很棒的文章，写的是一只虱子的生活。这只虱子只能对三中刺激物做出反应：皮肤、温度和毛发。这三样东西构成了虱子的整个‘ 客观环境 ’。对任何单个的生物而言，‘客观环境’就是指跟他有关的周围环境。当你身处竞选活动中时，你的客观环境就开始逐渐收缩，而且变得疯狂。你会被要求疯狂地关注一些突然出现的毫无头绪的事情。到了第二天，你又要彻底忘掉这些事情。你会发现自己上网观察22岁年轻人的博客动态，观看他们录制分享的竞选活动视频——这帮年轻人之前从未关注过竞选，不具备历史常识，也不具备敏锐而持续的注意力。因为他们在场，你永远也不能随口说出任何未经充分准备的看法。你永远不能当众表达突如 其来的年头。”

“所有这些都威胁着你坦诚面对自己、清晰看待世界、遵循为人真诚的底线。然而我们忍受着这出荒诞剧，因为别的任何生活方式都没法带来如此重要的影响。当你跟我进入白宫的时候，你会比过去任何时候更忙，每个决定都会是至关重要的。一旦我们入主白宫，我们就再也不用如此过分地迎合公众的喜好了。我们将能够领导和教育公众。到时候，你绝对不会想要抽出时间去做别的事情，而且你也肯定抽不出时间。”（P299）

参考：

[1]David Brooks [American].《The Social Animal:The Hidden Hource of Love ,Character and Achievement》[M].北京:中信出版社.2013.7（佘引·译，严冬冬·校译）

PS:书名   社会动物：爱、兴哥和成就的潜在根源

     作者   戴维·布鲁克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