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史-蒋廷黻-笔记-第一章-剿夷与抚夷-第六节-剿夷派又抬头

鸦片战争后的形式

广州人的仇外心理

五口通商以后，广州与外国人的冲突最多，感情最坏。其原因有1、英国人在广州受气多年，鸦片战争让英国人“腰杆子硬起来”，对中国人带几分仇视；2、《南京条约》协定了关税，广州的地方官商再无法发大财。被禁了财源的地方官吏，无论大小，都恨外国人。《南京条约》加开了通商港口，广州十三行的生意被其他港口分流，上海日甚一日，广州每况愈下：商人也恨外国人。

仇外心理的直接表现是杀外国人。

入城问题

鸦片战争以前，外商都在广州十三行做买卖，广州十三行位于广州城外，外人不许入城。如今，外人争意气，偏要入城，不许入城就是看不起他们。然而广州人似乎把城内当成了“圣地”，坚决不允许外人进入。双方愈演愈烈，以至于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英国人兵临城下，要求入城。当时的两广总督耆英以两年为期作为缓兵之计。1849年，两年期限到，英国人再次要求入城，然而此时的士大夫和民众一致反对，明面上不与英人剿夷，私下里组织民众随时准备战斗。英人不愿为意气之争与中国决裂，事态并未进一步扩大。

与广州相比，上海就不存在入城问题。外人初入上海，在上海城内租借民房，后感觉街道狭小，卫生差，主动请求在城外划地作为外人的居留地。上海道台考虑到华洋杂处，不好管理，也同意划洋人住宅区。上海租界就此诞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