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生从未打过败仗的“杀神”白起是怎么死的？

公元前262年，白起带领秦军，占领了韩国的野王，也就是今天的河南沁阳。这样以来，韩国的上党郡与国都，就中断了联系。因为韩国的都城在新郑附近，从上党郡到新郑，必须从野王渡黄河。韩国打算献出上党郡，请求秦国退兵，但是上党郡的太守冯亭，却另有打算。他说：“不如投降赵国。如果赵国接受上党，秦军肯定会派兵攻赵。赵国受到攻击，自然而然地会跟韩国结盟。韩赵联手，击败秦国才有希望。”说干就干，他立即派人到赵国，请求派人接收上党。这是天上掉下来馅饼，还是烫手的山芋？赵王拿不定主意，就把平阳君和平原君叫来商议。平阳君说：“强秦在后，怎么能要呢？贸然接受上党，祸患肯定要大于收获！”平原君赵胜，也就是公孙龙的主人，意见正好相反。他说：“要占领一个城池，得费多少军马钱粮？现在人家白白送上门来，我们再不要，不是傻瓜吗？”

赵王也是个贪心的家伙，竟然同意火中取栗。他封冯亭为华阳君，让他继续坐镇上党。这一下，可是摸了老虎的屁股。公元前260年，左庶长王龁统率秦军进攻上党，上党居民为了躲避战火，纷纷逃向赵国，赵国立即派出军队赶到长平一带，安抚接应逃难的百姓。

秦军和赵军，就此对峙于长平，也就是今天山西高平西北一带。赵军的指挥官是名将廉颇。有一天，秦军的侦察兵跟赵军不期相遇。既然是侦察兵，兵力肯定不多。赵军希望占点便宜，于是主动发起攻击。结果呢？秦军虽然人少，但战斗力并不弱；一战下来，赵军大败，还损失了一员偏将。后来两军又打了几仗，赵军接连吃亏，丢失了两座营垒，和几名都尉。廉颇见秦军势大，就下令采取守势，不准部队出战。

秦军远来，利在急战。赵军这样老拖着，秦国可不愿意。但是赵军有四十多人万，秦军的力量也超过六十万。六十万人马就那么耗着，后勤补给线那么长，每天要消耗多少粮草？你当然可以源源不断地朝前线运，可是那些粮草，只怕有一大半，要被役夫和骡马在半路上吃掉。而且时间越久，各个诸侯国合纵攻秦的可能性就越大。

一句话，夜长梦多。

怎么办呢？范雎两条腿走路，一手抓和谈，一手抓战争。和谈当然是假的，当时赵国派了使者过来，范雎下令，大张旗鼓地厚待赵国的使者，三天一大宴，五日一小宴，对他恭恭敬敬，无比殷勤。范雎这么做，是想给其他国家传递一个假信号：秦国和赵国正在和议，双方谈得很融洽，用不了多久就会罢兵，咱可不能蹚这道浑水，免得落个里外不是人。至于作战，范雎的主意更馊：离间计。他派人带着许多金钱作为活动经费，到赵国的国都邯郸大造舆论，说：“秦国不怕廉颇，他早晚会投降的。我们只怕马服子赵括。要是他出来带兵，秦军就麻烦了。”

这些流言蜚语，很快就传到了赵王的耳朵里。赵王对廉颇，早就有一肚子意见。为什么？因为赵军连吃败仗，廉颇却老是坚守不出，这个态度，赵王不喜欢，因为形势也不允许赵军拖延。赵国的军粮一直供应紧张，派人到齐国借粮，齐国又改变了外交政策，不掺和西方的战事，希望埋头发展，积蓄力量。

士兵们没有吃的，必然会引起骚乱。因此赵王万分着急。他多次派人到前线申斥廉颇，可廉颇呢？你有你的千条计，我有我的老主意，油盐不进。

赵王的耳朵根子没那么软。这些流言蜚语，只是推动了他一下，坚定了他走马换将的决心而已。他随即下令，启用赵括前往长平，代替廉颇。

消息传出，秦王大喜。敌变我也变。他马上给白起一道兵符，命令他火速赶到前线接替王龁。为保密起见，他同时设置了一条高压线：“谁敢泄露这个机密，斩！”

却说赵括，对这一切全都蒙在鼓里。他当然明白赵王为什么要启用自己，因此一到前线，立即不折不扣地按照上级的意图部署。对原先赞同廉颇做法的将军，不换思路就换人，大批撤换，积极部署进攻。

白起深知，四十多万赵军并不是软柿子，可以由着他捏。要是他们还躲在坚固的营垒后面，不出来接战，那他就是老虎吃天，无从下口。

如何抵消赵军营垒坚固的优势？白起决定引蛇出洞。他派一支弱旅，担任诱敌任务，到赵军营门前挑战。等赵军出来，他们略微抵抗一阵，转身就逃；派两万五千精兵，切断赵军的后路；另外骑兵五千埋伏在半路，以最快的速度楔入追击的赵军中间，将他们切为两段，以便各个击破。

就战术而言，这是份近乎完美的作战方案，非常专业。能否成功的关键，在于赵军是否出来追击，而是骑兵能否坚守住阵地，真正切断赵军的联系。要知道，真正打起来，他们将两面受敌。这五千骑兵，也许会成为赵军的夹心饼干。

一切部署停当，当年八月的一天，秦军开到赵军大营前挑战。这正对赵括的胃口。他披挂整齐，点齐人马，出去接战。结果没打多久，秦兵就败退而去。机不可失，赵括哪肯放弃，他一挥佩剑，赵军随即呐喊着追了过去。

秦军且战且走，一直退入大营。赵括见秦兵如此不堪一击，越发来了情绪，挥动令旗，三军随即摆好阵势，攻击秦军的营垒。

白起早已做好准备。数十万秦军严阵以待，赵军仓促之间，哪里攻得下来？正在这时，一个哨探匆匆跑来：“报！启禀大将军，我们背后出现了一支秦军，已经截断我们跟大营的联系！”

赵括并不是传说中的书呆子。他自幼熟读兵书，虽是第一次指挥作战，但面对如此险情，并不惊慌。他立即传令停止攻击，前军监视大营的秦军主力，后军转身，猛攻楔进来的秦军骑兵。同时派人赶回大营，命令他们，从背后策应。

赵括冲锋在前，两军血流成海。赵军士兵知道局势不利，在主帅的激励下，作战非常勇敢，但奈何那支秦军，死战不退，怎么着也冲不开道路。

赵括当机立断，再度改变部署。命令外围的士兵掩护，里面的士兵放下武器，拿起工具，修筑营垒，坚守待援。就这样，局势暂时得以稳定，但四十多万赵军被分成三截，首尾不能兼顾，情势万分危急。

到九月，赵括被包围已经整整四十六天。赵军本来就粮草不济，这是赵王着急决战的重要原因；现在大军被围，粮草运不进去，士卒们更是没有一粒粮食吃。在这四十六天里，赵括并没有坐以待毙，一直在组织突围。他将士兵分为几队，轮流出击，但到底也没能突出秦军的包围。

没有粮食，第一步杀马，第二步就是吃人。战死的士兵尸体，马上就会被抢着吃光；吃到最后，受了伤不能动弹的士兵，也成了战友们的盘中餐。赵括坚持的这四十六天，白起同样如坐针毡：将士连日征战，疲惫不堪；补给一直紧张，要不断催粮派款。作为经验丰富的统帅，他深知要对赵军实施最后的毁灭性打击，他手下的人马，显然不够，因此使者络绎不绝，求援文书不断地朝咸阳飞去。

这个局势，显然秦王也是头一次碰到。秦赵两国，都是举全国之力，苦苦坚持。这是两国之间的决战。秦王不敢怠慢，亲自赶往河内，就是刚刚从韩国手中夺过来的黄河以北地区，将当地十五岁以上的男子，全部赐民爵一级，然后编组成军开赴长平，负责截断赵军与国内的联系，彻底切断他们的粮道。

秦军得到了生力军的支援，赵国呢？根本派不出一兵一卒，除非不要针对匈奴的边防，将李牧的大军也调来前线。这当然是不可能。那种拆东墙补西墙的做法，好有一比：医得眼前疮，剜却心头肉。

最后的时刻到了。赵括强打精神，撑起虚弱疲惫的身体，披挂整齐，亲自带领临时挑选出来的，还能勉强支撑的士兵，突然冲出营门，朝秦军扑去。成与不成，反正这是最后的一战。

秦军的连弩非常有名，大家想必都在电影《英雄》中见识过。将军们一声令下，矢如雨飞，赵括身中数箭，大叫一声，倒地身亡，壮烈殉国。看到这里，谁还能指责他是个书呆子呢？他绝对不缺乏军人的能力，素养，以及血性。

主帅阵亡，又断粮多日，包围圈中的赵军，迅速土崩瓦解。按照《史记》的记载，四十万赵军被俘。他们的命运会如何呢？华阳之战中那两万赵军俘虏的结局，已经做了极其强烈的暗示。白起说：“上党的百姓，宁愿归附赵国，也不跟随秦国，赵国人肯定更加仇视秦国。他们向来反复无常，留下是个祸害。”于是下令，全部活埋，只放掉二百四十个年轻的士兵，其实就是一群半大小子，回邯郸报信。

经过多次激战，俘虏四十万这个数字，可能偏高。也许二十多万，比较合适。因为根据《史记》的说法，这一仗，赵国共损失四十五万人，而白起自称秦军阵亡过半，也就是说，有三十万人战死。在战场上击毙五万赵军，无论如何，也不会造成秦军这么高的阵亡率，否则战争的最终结局，必然会改写。考虑到秦军处于攻势，伤亡率高，二十万对三十万，基本靠谱。

四十万也好，二十万也罢，这两个数字同样惊人。无论如何，白起应当对这几十万人的生命负责。毫无疑问，这是他身上一个抹不去的污点，所以当时就有人称他为“人屠”。但是，我不赞成拿现在的价值观，去套历史人物。任何历史人物，无论他多么英明，也无法脱离当时的时代，正如你不可能揪住自己的头发离开地球。作为秦国将军，白起要考虑的是如何削弱敌国的战斗力。这几十万人一旦回去，不久就会再跟秦军刀兵相见，别说白起，就是白痴，也能想到。不仅如此，秦国一直用法家思想治理国家，提倡严刑峻法。如果不杀也不放，先扣留着，这几十万张嘴都要吃饭，也够白起受的。所以白起的决定虽然经不起时间的检验，但也有他自己的道理，符合他作为百战名将的一贯逻辑。借用王羲之在《兰亭集序》中的一句话：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如果我们一味苛责他，谁能保证这样理直气壮、预设道德正确的责难，将来不会沦为笑柄？

白起活埋赵军俘虏四十万，若干年后，项羽也在新安，也就是今天的河南渑池，活埋秦军降兵二十多万，所持的逻辑如出一辙。唯一不同的是，秦兵内部确实不甚安定。因为东方各国人服徭役进入关中时，经常受到秦国官民的欺侮凌辱，现在有了机会，诸侯联军自然要趁机报复，时不时地要羞辱他们一顿。那些降兵心怀疑惧，私下里议论纷纷，埋怨带领他们投降的主将章邯。项羽的脾气，大家都知道，想让他采取妥善的办法消除摩擦，做“耐心细致的思想政治工作”，那可比登月还难。他一拍脑袋，下令发动夜袭，把那些秦兵全部活埋。

有组织有策划的大规模屠杀，白起和项羽，并非特例。在中国，还有唐朝末年，黄巢荼毒陈州，明朝的张献忠血洗四川，以及清初多铎制造的“扬州十日”、“嘉定三屠”；在国外，斯大林在卡廷森林杀害两万多名波兰军官，日本人制造过南京大屠杀，希特勒有灭绝犹太人的计划。这些方式比起白起和项羽的活埋，更不节能更不环保，也更加凶残无道。

巧合的是，秦朝和项羽的政权，几乎同样短命；白起和项羽本人，在那之后，也都没活几年。白起第二年即被逼自杀，项羽到底年轻，时间稍长，又活了五年。结局大家都知道，自刎于乌江，也是自杀。

这其中，是否有些一脉相承的道理呢？

经过一年休整，第二年十月，白起平定了上党郡。赵军刚刚遭遇灭顶之灾，是一鼓作气、灭掉赵国的良机。白起命令王龁攻占皮牢，就是今天的山西河津；司马梗攻占太原；他自己准备亲率大军，直捣邯郸。

消息传出，韩赵两家举国震动。他们立即派出说客苏代，带着大量的金银财宝，去贿赂范雎。这一下有好看的了，苏代是舌辩之士，范雎也靠这个起家。两条伶俐的舌头相遇，到底哪条鼓动得更快？

苏代说：“赵国一旦灭亡，秦王就可以称帝，武安君一定会封为三公。他为秦国夺取了七十多座城邑，南边平定了楚国的鄢、郢及汉中地区，北边俘获了赵括的四十万大军，即使历史上赫赫有名的周公、召公和吕望，功劳也无非如此吧。如果赵国灭亡，秦王称帝，那么武安君位居三公是确定无疑的，您能屈居他之下吗？即使不甘心，也没有办法。秦军围困上党，上党的百姓都转而归附赵国。天下百姓谁都不愿意做秦国的子民。如果灭掉赵国，它北边土地将落入燕国，东边土地将并入齐国，南边土地会归入韩魏，您所得到的百姓也没多少。照我看来，不如趁着韩国、赵国惊恐万状，让它们割点土地，免得再让武安君建立功勋。”

这话打动了范雎。他立即向秦王建议，秦军疲惫不堪，不宜继续作战。秦王对范雎早已言听计从，立即同意接受韩国和赵国割让的城池，罢兵言和。

单纯从技术的角度出发，白起指挥进兵时机正好，功在国家；范雎建议退兵私心甚重，误国误民。白起听说后，极度不满，从此就对范雎有了看法；范雎呢，对功勋卓著的白起，也起了戒心。在这一点上，白起近乎廉颇，而范雎则大不如蔺相如。将相不和，伤国本，害自身。

却说赵国，本来答应割让六座城池，后来又突然毁约。秦王大怒，于公元前258年二月再度兴兵，进攻邯郸。这时正值白起生病行动不便，没法出战，秦王就派五大夫王陵作为主将。王陵打了一阵子，没取得什么进展，秦王派兵过去增援，还是不见效果。这时白起身体痊愈，秦王想起用他，但白起不愿意。他说：“打邯郸没那么容易。各个诸侯国对秦国积怨很深，每天都有援兵到达。秦国虽然在长平消灭了赵军主力，但秦军也损失过半，国内兵力空虚。远行千里越过河山去攻打别人的国都，赵军在城里抵抗，诸侯军在城外攻击，里应外合，内外夹击，必定要击败秦军。这个仗不能打！”

从早先的打，到现在的不打，白起是不是意气用事，要挟君主？可能稍微有点这样的成分，但更主要的，还是基于对政治军事形势的正确分析。彼时的赵国，喘息未定狼藉一片，秦军正好乘胜追击；现在呢，已经过去了差不多一年，赵国有足够的时间舔舐伤口，编练新军组织防御。否则，他们恐怕也不敢贸然毁约。

白起这话，秦王当然听不进去。他先来硬的，命令白起挂帅，白起拒不执行；又来软的，派范雎亲自来请，白起还是不肯答应。他说：“我身体不好，实在没法出战。”

可以想象，范雎当时看到的，不会是什么好脸色。白起心存旧怨，范雎肯定也不会痛快。将相之间矛盾的裂缝，进一步扩大。

少你白起这粒芝麻，难道我堂堂大秦，就榨不出油来？秦昭王不再跟白起较劲，改派长平之战中白起的副手王龁，前去邯郸，啃硬骨头。

这次邯郸之战的主角，是战国四公子之一，魏国公子信陵君魏无忌。秦军的结局是完败。消息传来，白起是什么态度呢？《史记》中白起的原话是：“秦不听臣计，今如何兮。”意思就是说，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我开始要打，你们不打；后来不打，你们又要打，结果怎么样？漂亮了吧？

同样的话，可以有两种语气，一是悲伤感慨，一是自鸣得意。揣测白起当时的心情，估计两种都有，但前者居多，他毕竟为国家立了那么多功劳，不至于非要拿国家的失败，来印证自己的伟大。但是在听者的耳朵里，第一种意思，他们恐怕很难听出来。即便有，他们也会主动过滤掉。这在经济学上，叫奥卡姆剃刀规则。它最简单的表述是，如果两个处于竞争地位的理论，都能推导出相同的结论，那么简单的那个理论更好。因此，人们应该使用最简单的手段获得他们的结论，并排除一切不能被认识到的事物。那时的秦王和范雎，刚挨了一记耳光，恼羞成怒还来不及，哪里还会仔细揣摩白起的忠心？类似的情节，《三国演义》中也有。谋士田丰，反对袁绍进攻曹操，被投进监狱。后来袁绍在官渡大败，狱吏就去祝贺田丰，说：“主公打了败仗，证明您是对的，您的苦日子，马上就到头了！”田丰长叹一气，对狱吏说：“你哪里知道主公的为人！他要是打了胜仗，心里高兴，没准儿会放掉我；现在吃了败仗，窝了一肚子火，哪里还有脸面见我？你看着吧，我没什么好下场。”没过多久，果然有使者捧着袁绍的宝剑前来，勒令田丰自刎。

虽然一为谋士，一为战将，但白起的结局，跟田丰有着惊人的相似。秦王大怒，强令白起必须出征，白起还是不肯就范；再派范雎来请，白起也没给他面子。秦王终于到了忍耐的极限。他下令，革除白起的武安君爵位，贬为士兵，立即迁往阴密居住。这个阴密，大致在今天的泾川县。白起因为有病，行动不便，没有立即动身。又过了三个月，秦军的形势越来越危急，求援的使者接连不断地奔向咸阳。想起白起，秦王又羞又恼，再也不想见到他，于是强令白起，马上动身离开咸阳。

没办法，白起只好带着家小，满怀怨气，出城而去。他走后没多久，秦王和范雎商议，说：“这家伙现在还不服气，还在发牢骚。”于是，白起就给四百年后的田丰，作了命运的预言：秦王派出使者，带着宝剑，追上白起，命令他自裁。

白起确实还不服气。他接到宝剑，对天叹道：“我何罪于天而至此哉？”意思就是，我犯了什么罪过，非要落到今天的下场？

司马迁在这里，用了一个词，叫“良久”。就是白起想了很长时间。后来他终于想通了，说：“我固当死。长平之战，赵卒降者数十万人，吾诈而尽坑之，是足以死。”就是说，我确实该死，长平之战赵军几十万人投降，我采取欺骗的手段，把他们全部活埋，仅这一条，就该死。

鲁迅称赞《史记》，是“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我读《史记》，经常把它当做散文甚至小说来读。白起最后的这番话，与其说是他自己的心声，不如说是另外一种形式的“太史公言”。很难相信，白起能想通。所谓的想通，也不过是给自己一个台阶下。但是就民间的感情，尤其是赵国的民众，肯定会支持这个“太史公言”。

白起自杀的地方，在杜邮，就是今天的咸阳市东郊，渭河北岸的任家嘴。对于白起，多数秦国人自然是同情的态度。秦始皇即位之后，念他劳苦功高，把他的儿子白仲分封于太阳，千年之后，繁育出了白居易。白居易在《太原白氏家状二道》中追忆先祖白起，这样写道：“后非其罪，赐死于杜邮。秦人怜之，立祠庙于咸阳，至今存焉。”唐宋时期的白起墓和白起祠庙，没能保存到现在。1970年，解放军三五零三厂施工时，发现了白起墓的墓道，出土了数件兵器、佩剑等文物，如今都保存在咸阳市博物馆。

夷陵火焰灭，长平生气低。将军临老病，赐剑咸阳西。这是唐朝诗人曹邺的《过白起墓》。其中的感慨同情，溢于言表。曹邺生活在晚唐，当时朝政腐败，藩镇割据，中央政府无力控制，他当然期望能从天而降一个白起，挽狂澜于既倒。但是如果他去高平市西北的谷口村，又会作何感想呢？谷口，又名杀谷、哭头、伸冤谷，村中有白起台，和骷髅王庙。这庙始建于唐代，据说唐玄宗还是潞王时，巡幸至此，看见此地白骨露野、头颅遍地，大为震惊，遂命人收拾尸骨，好生葬埋，然后修了骷髅王庙，里面供奉赵括夫妇。白起确实算是无罪冤死，但赵括会同情他么？

外有名将，内有名相，如果彼此精诚团结，齐心协力，则外国不敢侵犯，这是加法，1+1=2；如果彼此互不服气，你争我斗，那就是减法，1-1=0。正如那句俗话：彼此补台，好戏连台；互相拆台，一齐垮台。廉颇、蔺相如和白起、范雎，可以算作加法和减法的模式。

翻检典籍，悉心揣摩，白起大约是死于那句感慨或者牢骚：“秦不听臣计，今如何矣。”如果没有这句风凉话，结局也许不会那么极端。这话给白起带去了杀身之祸，也增加了我对他的好感。没有这话，白起就是个杀神，冷酷的职业军人，有了这话，他就成了男子汉，是爷们儿：这话可能是错的，但我一定要说出来。因为咱爷们儿就是这脾气，绝不藏着掖着。

这脾气，我喜欢。人生一世，不过俯仰之间。老那么战战兢兢如履薄冰地看脸色讲政治，百年之后泉下相见，彼此当作何感想？

从作战思想上，也能看出白起性格的一些端倪。他这个人，喜欢打歼灭战，伊阙之战、华阳之战、长平之战，无不如此；他还善于长途追击，追求胜利果实的最大化。这一点，在当时算是先进思想。因为《孙子兵法》主张“穷寇勿追”，《商君书·战法篇》也要求，“大战胜逐北无过十里”，就是说，打了胜仗，追击不能超过十里。白起从来不管这一套。这种痛快淋漓的性格，也许可以算作“不讲政治”，不通权变，可若非如此，白起又怎么能成其为白起？这是一枚硬币的正反两面。

真正能让白起死的，当然只有秦王。这人的性格，另外一位名将王翦，看得很清楚，总结得很全面，只有五个字：“怚而不信人”。这个“怚”，也有的版本是“粗”，意思和读音都一样，指性情粗暴。一个性情粗暴而且多疑的君王，面对功高震主的大将，一定会有本能的戒心；他不听命令，还说风凉话，这样的人，能为我用是人才，不为我用就是威胁，还留着干吗。

但是白起之死，范雎还是负有很大的责任。《史记》里用了四个字，说是范雎“言而杀之”。意思很明确，就是煽风点火，添油加醋，直到秦王的情绪失控。到底是首长身边的人，手眼通天，关键时刻能成事，更能坏事。

范雎这么做，也完全符合他的性格。就是司马迁总结的，“一饭之德必偿，睚眦之怨必报”。你管我一顿饭，我就报答你；你敢瞪我一眼，我就报复你。通俗地说，就是爱憎分明，情绪强烈，但不讲原则。

范雎在秦国拜相之后，依然使用化名张禄，魏国人毫不知情。有一天，须贾出使魏国，范雎就换了一身破衣裳，到驿馆去找他。须贾很吃惊，说：“范叔你还活着啊？你来秦国，也是游说的吗？”范雎说：“嗨，别提了。以前我有过错，犯到魏国丞相手里，哪里还敢游说。现在就是给人当个佣人，混口饭吃罢了。”须贾感慨道：“你现在还这么贫寒？”于是就留他吃饭，并且叫人拿来自己的一件粗丝袍，送给范雎。幸亏有了这身衣服作为礼物，否则须贾必然难以善终。尽管如此，后面的场面，还是够他喝一壶的。

两人边吃边聊。须贾随口问道：“秦国的相国张君，你知道吗？我听说秦王很信任他，天下大事都由他决定。这次我办的事情，成败也都取决于他。年轻人，你有没有跟他熟悉的朋友？”范睢当然早已不再年轻，不过既然没有高官厚禄，在须贾眼里，年龄再大也等于零。范雎说：“巧得很，我主人跟他很熟，就是我也能求见他，我帮您引见吧。”须贾这家伙，到这个时候还不忘耍大牌。听了范雎这话，很不以为然地说：“我的马病了，车轴也断了。没有四匹马拉的大车，我是决不出门的。”范雎说：“没事，我去把主人的大车给您借来。”

范雎回去弄来四匹马拉的大车，亲自驾辕，载着须贾进了相府。认识的下人看到范雎亲自驾车，都识趣地自动回避，须贾感觉很是奇怪。到了丞相的办公室门前，范雎说：“您请等会儿，我去通报一声。”可怜的须贾，拽着马缰绳，在门口等得花儿都谢了，也不见人出来，就问把门的：“范叔进去那么长时间，还不出来，搞的什么鬼呀”。把门的说：“范叔是谁？这里没这个人！”须贾说：“就是刚才跟我一起乘车进来的那个人呀。”把门的瞥了须贾一眼，说：“什么范叔，他就是我们的相国！”

须贾顿时五雷轰顶，赶紧脱掉上衣光着膀子双膝跪地，让把门的代向范雎认罪。范雎叫人挂上华丽的帐幕，召来许多侍从，威仪森严，然后吩咐一声：“传须贾！”须贾跪着进来，连连叩头，口称死罪，说：“没想到您靠自己的能力达到这么尊贵的地位，我再也不敢读天下的书、参与天下大事了。我犯了应该煮死的大罪，把我抛到荒凉野蛮的胡虏地区，我也没话说。我的死活，都在您一句话！”范雎冷笑一声，说：“你有多少罪？”须贾抢一般答道：“拔下头发来数我的罪过，也不够数！”范雎说：“你有三条罪。从前楚昭王时，申包胥帮助楚国打退吴军，楚王封他五千户作为食邑，申包胥坚辞不受，因为他的祖坟在楚国，他帮助楚国，不是为了获得封赏。我的祖坟在魏国，可是你却怀疑我有外心，暗通齐国，在魏齐面前说我的坏话，这是你的第一条罪状。魏齐把我扔到厕所里肆意侮辱，你不加制止，这是第二条罪状。更有甚者，你喝醉之后也朝我身上撒尿，于心何忍？这是第三条罪状。你之所以能捡条性命，是因为你还有点老朋友的交情，赠我一件粗丝袍。”

范雎说完这些，就喝退须贾，然后进宫报告秦王，建议接受魏国的和议请求，但拒绝须贾这个使者，责令他立即回国。须贾离开之前，来向范雎辞行。范雎大摆筵席，把各个诸侯国的使者全部请到大堂之上，摆满丰盛的菜肴，却让须贾坐在堂下，面前摆着铡碎的草和豆子，左右分别坐一个受过黥刑，就是脸上刺了字的犯人，拿马料喂他。范雎还数落他说：“回去告诉魏王，马上把魏齐的头送来，要不，我一定要血洗大梁！”消息传回魏国，魏齐相国也不当了，抛下相印，悄悄逃离魏国，跑到赵国的平原君赵胜那里，寻求庇护。

范雎在秦昭王跟前确实得宠。秦王决心替范雎报私仇，就给平原君写封信，说：“久闻大名，听说你有情有义，我很想跟你交个朋友。请你来看我，咱们俩痛痛快快喝他十天半月的。”普天之下，谁不畏惧暴秦？再加上秦王送来的高帽子，平原君也深以为然，于是就兴冲冲地一路西行，来到秦国。

秦王没有食言，跟平原君喝了好几顿酒，然后才摊牌。他说：“过去周文王得到吕尚，尊他为太公；齐桓公得到管仲，尊他为仲父。现在范雎就像我的叔父一样。他的仇人藏在你家，请你交出来，要不然别想出函谷关。”平原君说：“魏齐是我的朋友，就是在我家，我也不能交给你，何况还不在呢？”秦王不跟平原君啰唆，直接找到赵王。这时赵国国王是赵孝成王，名叫赵丹。秦王告诉赵丹：“大王的弟弟在我这里，范雎的仇人在你弟弟家。如果你不快点把魏齐的头送来，我马上派兵进攻赵国，你弟弟也别想出函谷关！”赵王闻听，立即派兵包围了平原君的家。魏齐抢先一步逃出去，找到赵国的丞相虞卿。虞卿这人，也不知道犯了哪门子邪，也丢下相位，带着魏齐，又跑回魏国，向信陵君求援，打算逃往楚国。在这事上，秦国固然过分，但魏齐也不是什么好东西，为他背井离乡，实在不值。

正因为如此，信陵君虽然名声在外，心里还是犯嘀咕。他说：“虞卿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呢？”正好候赢在旁边，他说：“虞卿从前没发达的时候，赵王见了第一面，就赐他白璧一双，黄金百镒；见第二面，拜他为上卿；见第三面，拜他为相国。那个时候，天下人谁不知道虞卿？现在魏齐有困难，虞卿毫不犹豫，抛弃高官厚禄，跟他一齐逃亡，您还问他是什么样的人。人确实很难了解，了解别人也不容易啊。”这话绵里藏针，信陵君听了非常惭愧，赶紧驾车，出城迎接。魏齐这家伙总算识趣了一回，知道信陵君态度犹豫，就自己抹了脖子。

这是睚眦之怨必报。一饭之德必偿，须贾能保住性命，也算例子，但还不止于此。郑安平救过范雎的命，王稽带他来的秦国。这两个人对他后来的发达，都起了很关键的作用。范雎登上相位之后，王稽就过来求官。这事不难，秦王很给面子，封王稽为河东太守，特许他三年不必汇报工作；提拔郑安平当将军，让他带兵增援王龁，继续围攻邯郸。

荐举贤能，充当重任，本来是相国的分内职责。范雎举荐的这两个人，到底有多贤能呢？按照他的聪明劲，再差也差不到哪里去吧。可是实际结果让人大跌眼镜：郑安平带兵攻赵，战败投降；王稽与别国私通，最后被砍头示众。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郑安平阵前投敌，发生在白起两次抗命之后。范雎之所以如此积极排挤白起，恐怕不能说跟这事毫无关系。

看到这里，我觉得可以得出一个结论：白起的名将名副其实，范雎名相徒有其名。说起来，范雎对白起“言而杀之”，其实也是“睚眦之怨必报”的表现。白起不是闪过他的面子嘛。事后还说了点风凉话。一饭之德必偿，可算美德；睚眦之怨必报，确是恶习。这样的行为，说白一点，就是哥们儿义气。在街面上混世界，游走于黑白两道之间，也许能混成个大哥；再宽一点，当个县官儿也行，主宰一州的军民事务，就可能捅娄子，宰相确实不能胜任。

关于举荐人才，流传最广的美德人物，当属祁奚。祁奚字黄羊，春秋时期在晋国任中军尉，后来上了岁数，要求告老还乡，晋悼公问他：“谁接替你的职位比较合适呢？”祁奚说：“解狐可以。”晋悼公笑着说：“解狐可是你的仇人啊。”祁奚说：“主公您问的是谁可以接替中军尉，而没有问谁是我的仇人！”后来解狐死了，晋悼公再度向祁奚征求人选，祁奚说：“祁午可以。”晋悼公很惊奇，说：“祁午不是你儿子吗？”祁奚淡淡地说：“主公问的是中军尉人选，并没有问谁是我儿子。”

这就是“外举不避仇、内举不避亲”的故事。其中的解狐，确实是个耿直之士，也曾举荐过自己的仇人邢伯柳，出任上党郡守。邢伯柳过来感谢，解狐说：“举荐你，是为了公事；怨恨你，是个人私情。你走吧，我对你的怨恨，并没有改变！”这人就是耿介如此，可见祁奚没有做错。当然，祈午的表现，也非常令人满意。

祁奚的表现，近乎圣人。心向往之，实不能至，有借鉴意义，但缺乏可操作性。我们不妨看看另外一位宰相，唐朝的裴度，面对故旧求官时的反应。请注意，那个求官者，道德上并无瑕疵，还是个忠厚君子。

这事记录在《唐语林》中。说的是裴度当宰相以后，对以前没当官时的朋友，以及有恩于己的人家子弟，积极举荐报答，从来不曾忘记。大臣中有个品德无可指责、平常没什么话的人，突然说：“我和谁谁谁，跟裴晋公都是老交情。从前没当官时，我们有过约定，不论谁发达了，都要互相扶持。我从政多年经验丰富，裴晋公却一直不肯重用。”这话传到裴度耳朵里，裴度对传话的人笑笑，说：“我确实负了约。你见过灵芝、珊瑚吧。”那人说：“灵芝、珊瑚，都是稀世珍宝。”裴度又说：“你游玩过山水吧？”那人说：“名山大川游了很多，只有庐山瀑布像银河，举世无双！”裴度说：“灵芝、珊瑚都是珍宝，但要盖房子，还是得用樟木、楠木、桤木；瀑布可以入画，但对百姓生活没有帮助，要灌溉良田，还是得河水。那个人的德行文章、气度举止，可以作为大臣的表率，谁看了都会尊敬，但是长厚有余、机灵不足，而且懦弱多疑。从前人民质朴，地不过千里，官不过百员，内无权臣作乱，外无奸诈祸害。画地为牢，人不敢逃；只用穿赭衣作为惩罚，人们就不敢犯罪。虽然叫列郡建国，分封侯爵伯爵，可即便是大国，也不过相当于今天的一个县，很容易治理。现在天子设置一万八千个官职，三百五十个郡，四十六位将帅，八十万大军，礼乐文物、官员士子，都远远超过古代。如果没有王佐之材，我怎么敢随便举荐他呢？”

《唐语林》不是正史，此时不能完全坐实，但其中的道理，大抵不错。一句话，要量材使用。可是，范雎举荐郑安平和王稽，做到这一点了么？郑安平败仗可以理解，投降不能原谅；至于王稽，里通外国，更是让人无法接受。按照秦国的法律，荐举失察，要负同样的罪责，范雎应该被夷灭三族。但是秦王的宠幸还没过保质期，所以丝毫没有追究。

范雎推举私人、谗杀大将，毫无疑问，都是将个人好恶置于国家利益之上。说白点，他并没有为秦国效力的真心。他为秦王分析天下形势，制定“远交近攻”、“固干削枝”的策略，根本目的，都是为了个人地位，而非为秦国统一天下。当然，我们这么要求他，可能也有点超出时代。战国时期，人才流动非常频繁，一不高兴，抬起屁股就可以走人。“楚才晋用”这个成语，就是那种局面的产物。所以说，当时的人们，很难有祖国的观念。祖国观念都没有，你还要求他为别的国家效忠，这怎么可能。

如果我是范雎，也许不会滥用私人、谗杀大将，但也很难真心为秦国效力。秦国是什么？秦王，还是那一套官僚机构？反正国家是大片的泥土，不会说话；人民是遍地的农人、贩夫走卒，会说话但没人听。效力最大的，就是那一套独裁统治。它像一架巨大的机器，每个人都是一颗螺丝钉。总体而言，没有人能独立改变机器的运转，每个人都制人，也制于人。其实，王稽向范雎跑官时说的那番话，还是蛮有水平的。他说：“有三件事无法预知，三件事无可奈何。秦王某天晏驾，是第一个无法预知；您突然归西，是第二个无法预知；我暴病死于沟壑，是第三个无法预知。一旦秦王晏驾，您再恨我，也无可奈何；如果您突然归西，您再恨我，也是无可奈何；假如我暴死沟壑，您再恨我，还是无可奈何。”意思很明白：有权不用，过期作废。趁现在秦王还宠信你、我还年轻有精力能折腾，赶紧给我个官儿当当吧。

说这话水平高，是因为他看清了问题的实质：上有独裁之君，下有专权之臣。算是相辅相成，类似磁铁的南北二极。这就是他们生活的时代。

风筝飞得再高，总有一只手，在地上牵着。战争是政治的延续，大将再勇猛，将士再顽强，最后还是要输在案牍文书手中。这就是白起们的命运。然而，在这一整套以独裁为基础的官僚机制里，每个人都是受害者。他们的斗争，基本上是零和游戏：秦王拖延了灭赵的时间，增加了战争成本；白起丢掉了性命；范雎丧失了名誉。尽管他最后在蔡泽的劝说下，急流勇退，落了善终，但谗杀大将的恶名，却永世难消。只要《史记》不失传。人们就会一代代地铭记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