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班牙与意大利

以21世纪初的观点来看，马戛尔尼的预测或许有许多值得一提之 处。甚至早在叶卡捷琳娜大帝开始向西、向南大举扩张之前，俄国的 “伟大和版图”对整个欧洲来说就是显而易见的了。那时，欧洲权力 的地理分布已经发生了世纪性的转移，这一点同样很明确。本书涉及 的时间段始于1648年，当时英格兰因内部动乱而丧失了大国资格，勃 兰登堡还是个三等列强，正挣扎着从“三十年战争”所造成的破坏中 恢复过来，而且正如我们所见，法国国王甚至都不知道俄国沙皇的名 字。等到马戛尔尼于18世纪60年代中期访问俄国时，英格兰（或者说 大不列颠，1707年英格兰与苏格兰合并后应当将该国称作大不列颠） 已成为主宰贸易、殖民和海洋的大国，普鲁士面对有史以来最强大的 同盟之一，成功地守住了它的西里西亚战果，以此确认了它所声称的 大国地位，俄国则主宰了欧洲东半部。两个横跨大陆中心纬度的大国 ——法兰西和哈布斯堡君主国——仍然是无可否认的一等列强，但已 开始显露出疲态。可在南方，两个曾经在16、17世纪主宰欧洲甚至世 界的大帝国陷入了急剧衰退，那便是西班牙帝国和土耳其帝国。近年 来，许多秉持修正观点的著作让传统上认为的“西班牙衰落”或“奥 斯曼衰落”显得没那么严重了。美洲的西班牙帝国诚然在18世纪达到 了它的最大版图，然而这种扩张在制图学上的成就要多于实际成就， 它所涉及的也不过是随手清理些微不足道的东西。 在权力自南向北转移的诸多原因中，政治绝非其中最不重要的一 个，而且，尽管看起来或许有些肤浅，但统治者的个人素质也至关重 要。西班牙便是个很有说服力的例子，它显示出既无能又长寿的国王 会犯下多少错误。费利佩四世（1621—1665年在位）在赞助艺术家 ——其中最著名的是委拉斯开兹（Velasquez）——上倾注了大量的智 慧与热情，要是在政治上的投入能够与在艺术上的投入等同，他或许 会对自己那江河日下的帝国做更多的调整。奥利瓦雷斯伯爵—公爵 （Count-Duke Olivares）于1643年倒台后，对他最具影响力的知己便 是阿格雷达（Ágreda）女修道院的神秘修女玛丽亚（Sor María），两 人之间的来往信件有600多封，这很能说明他的政治眼界。费利佩几乎 在每封信中都恳求玛丽亚为他、他的家族和他的王国（按照这个顺 序）祈求上帝。可他最后给国家留下了最具破坏力的打击，费利佩直 到死亡前4年才成功生出一位继承人——不过他在生育非婚生子方面并 未遭遇任何困难，有人认为他共有8个私生子。他的儿子于1665年以卡 洛斯二世（1665—1700年在位）之名继位，但卡洛斯是个可怜人，生 理和心理都不健全。按照约翰·埃利奥特（John Elliott）爵士富有 特色的阴郁断言，卡洛斯是“一个衰落王朝的最后苍白遗物，留给他 掌控的不过是一个破碎君主国毫无生机的尸体，那是往日伟大帝国的 黯淡遗迹”，他的统治则是“堕落的可悲景象”。 或许“退化”是个更适合用在这里的词。卡洛斯的父亲当然是哈 布斯堡家族成员，而他的母亲奥地利的玛丽安娜（Mariana）也是，玛 丽安娜的父母——斐迪南三世皇帝和玛丽亚·安娜公主——同样属于 哈布斯堡家族。起初和玛丽安娜订婚的是费利佩四世之子巴尔塔萨· 卡洛斯（Baltasar Carlos），此人是费利佩四世和第一任妻子所生， 可巴尔塔萨·卡洛斯于1646年去世，她不得不转而嫁给死者的父亲， 费利佩本该当上公公，此时却成了丈夫。他们的第一个孩子玛加丽塔 （Margareta）嫁给了另一个哈布斯堡家族成员，此人正是玛加丽塔的 舅舅利奥波德，斐迪南三世之子。类似情况还有不少。在这个不断沉 降的基因池里，哈布斯堡家族还能保持漂浮已经是个奇迹了。换言 之，卡洛斯二世成为呆小病患者兼家族分支的最后一位成员绝非偶 然。他的画像虽然比真人好看，却仍然相当怪异，这为因家族利益而 走火入魔会产生何种后果提供了视觉例证。［他的奥地利亲戚们似乎 对此有所领悟。利奥波德一世在娶了两位哈布斯堡亲戚也安葬了两位 哈布斯堡亲戚后，转而向维特尔斯巴赫家族求亲，娶了普法尔茨—诺 伊 堡 （ Pfalz-Neuburg ） 的 埃 莱 奥 诺 拉 · 玛 格 达 莱 娜 （ Eleonora Magdalena）。他们的两个儿子约瑟夫一世与卡尔六世在追求远交方面 走得更远，都娶了不伦瑞克的韦尔夫家族的公主。］ 卡洛斯二世在整个童年期间都像个婴儿一样需要被人抱在怀里， 即便在成年后，他也时常不能走路或无法说话。卡洛斯二世的无能创 造出了权力真空，他的母亲则乘虚而入，为太后提供顾问建议的先是 她的耶稣会告解神父德意志人尼塔尔（Nithard），后来则是声名狼藉 的安达卢西亚冒险家费尔南多·德·巴伦苏埃拉（Fernando de Valenzuela）。君主权威出现了内爆般的崩溃，尤为惊人的表现是 1677年奥地利的唐胡安·何塞（Don Juan José）的干政事件，他据说 是费利佩四世的私生子之一，不过这种父子关系还存在争议。此人在 加泰罗尼亚集结了一支军队之后便朝马德里进军，沿路呼吁摄政太后 驱逐巴伦苏埃拉并答应由他自己担任她的首相，是为“兵谏” （pronunciamento）。这样的干政事件在西班牙历史上还是头一回， 但远不是最后一回，1936年7月17日，佛朗哥（Franco）将军也发起过 “兵谏”（但愿这是最后一次）。在这个软弱无能的政权统治下，权 力出现了有利于地方精英的碎片化离心倾向： “这并非由信念产生的 联邦主义，而是失能导致的联邦主义。”（埃利奥特语） 而在中央，残存的王权已落入由大贵族主导的咨议会手中，实际 运作咨议会的是一个紧密联结的贵族精英集团，他们都在贵族化的寄 宿学院（colegios mayores）接受过教育。从纸面上看，它很像是一 个组织合理的官僚体系，事实上，有位研究费利佩四世统治时期的历 史学家将当时的西班牙描述为“世界上第一个真正的官僚国家”［R. A. 斯特拉德林（R. A. Stradling）语］。费利佩四世本人当然是竭 尽全力证明了这一赞许实至名归，他辛辛苦苦地长期独自在桌上堆积 成山的文牍中工作，还曾向他的修女知己吹嘘道： 玛丽亚修女，请相信不论工作有多少，我从不拒绝接受。就 像任何人都会告诉你的那样，我一直坐在这里，坐在这张椅子 上，手上拿着纸和笔，阅读、审阅咨议会给我传来的成堆的问 题，还有从外国发回的公函。我立刻就最紧急的问题做出决断， 总是尽力让我的决断符合理性的需求。至于那些更重大、更复 杂，因而需要更仔细分析的事务，我会交付给不同的大臣，这 样，在听取他们的建议后，我可以选择最好的政策。可是说到 底，只有我一个人才能做出决断，因为我承认这是只属于我的职 责，也理解这是只属于我的职责。 奥利瓦雷斯于1643年失宠后，费利佩四世（像后来的路易十四那 样）宣布他将亲自管理政府，可他未能持续付出亲政所需的努力。而 在他儿子治下，连国王掌权的幌子都不存在了。法国财政专家让·奥 里（Jean Orry）在卡洛斯二世死后评论道： “各个咨议会统治着这个 国家，也由它们分配王国的一切职位、一切恩宠和一切收入。”西班 牙在理论上仍然是一个绝对主义君主国，可在实践中，它就像中央和 地方的精英们联合经营的一家企业。关于这一点，约翰·林奇说得很 好： “到了17世纪末，马德里庞大且看似活跃的官僚机构已不是绝对 主义的工具，也不是中央集权的手段，而是君主和臣民间的中介，它 与贵族、教士、包税人、城市寡头和其他与王国政府合作而非服从于 它的地方利益集团打交道。” 卡洛斯二世于1700年去世，这引发了一场通常被称作“西班牙王 位继承战争”的欧洲大战，可在西班牙境内，它是一场内战，带来了 种种相应的恐怖。波旁家族的王位候选人费利佩五世取得了胜利，这 也是卡斯蒂利亚的胜利和加泰罗尼亚的失败。事实上，它是所有边缘 省份的失败。哈布斯堡王朝末期的宽仁手段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牢 固得多的掌控。巴塞罗那沦陷后，当地有一整个城区被毁，还建起了 一座庞大的要塞，这可以作为边缘地区命运的象征。新的统治者在 1707年的“新计划”（Nueva Planta）中宣布了他的意图，他要求彻 底扫除过去妨害马德里绝对主义统治的一切特权和制度： “阿拉贡王 国、巴伦西亚王国，以及它们的全体居民发起了叛乱，违背了承认我 为合法国王和领主时立下的效忠誓言，有鉴于此，他们丧失了曾享有 的一切权利、特权、豁免权和自由。”中央集权制是那个时代的风 尚，费利佩五世随后称： “我的愿望是令西班牙诸王国都服从同样的 法律、惯例、习俗和公断，每一个臣民都同样服从卡斯蒂利亚的法律 ——这些法律值得高度赞赏，为全世界广泛接受。” 取代咨议会的是按照法国模板以官僚化形式组织、由国务大臣负 责的政府部门。伴随着这一结构性重建进程，社会变革到来了。在哈 布斯堡家族治下，按照1683年威尼斯人科尔纳罗（Cornaro）的说法： “权力完全落在大贵族手中。他们以家族联系和私人利益为纽带绑在 一起，既不关心公众福祉，也不在乎王国利益。大贵族的权力增长极 多，国王的权力也衰退极多，在此情形下，就算国王打算以绝对主义 的专制方式统治，我也怀疑他能否成功。”费利佩五世取得的决定性 军事胜利令大贵族们身处困境，靠着自己的大庄园（latifundia）， 他们仍然富有，仍然拥有权势，却丧失了此前享有的“贵族共和 制”。法国大使博纳克（Bonnac）在1711年说： “总体而言，天主教 国王陛下对西班牙大贵族的看法是，这些人只要不在职，就无力造成 危害，因为他们遭到属民的憎恨和小贵族的厌恶。”从18世纪整体来 看，国务会议的成员中，将近1/3是新贵族，超过1/3是没有贵族头衔 的律师或军官，只有1/3是大贵族或其他拥有古老谱系的贵族。与其说 这代表了什么“资产阶级”夺权，倒不如说是“用官僚制度的贵族化 革新了贵族政治” ［I. A. A. 汤普森（I. A. A. Thompson）语］。 1711年后，西班牙还以监政官体系为模板，引入了一个由中央任命和 指导官员的网络，这同样让人想起法国的做法。 有人希望王朝的改革能够将西班牙带回16世纪的美好时光，那时 它主宰着欧洲，创建了日不落的帝国，可这样的希望很快就落空了。 一个世纪后，西班牙在国家体系中的地位要说还有什么变化，那也是 变得更弱了，而且连其殖民帝国也开始崩溃了。当然，这在很大程度 上要归因于西班牙人几乎无力控制的政治、经济权力结构的变迁。然 而，西班牙人在君主方面依然运气不佳。这个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可以 归因于持续的近亲结婚，因为哈布斯堡王室和波旁王室在上个世纪不 断通婚：路易十四的母亲来自哈布斯堡家族（费利佩三世之女），他 本人则娶了表妹玛丽亚·特雷莎（Maria Theresa/María Teresa，费 利佩四世之女）。不论原因如何，就算西班牙波旁王朝的第一代国王 相较于前任的确表现出了进步，这种进步就本质而言仍不算大。费利 佩五世受制于两种（有时相互抵触的）激情：性和宗教。费利佩五世 的异常勃起症状十分严重，可他又十分敬畏上帝，于是竟到了任由王 后摆布的地步。他的祖父路易十四曾给过他一个可靠的建议： “国王 们暴露在公众眼中，要是让他们的妻子占据主导地位，就会受到格外 的嘲笑。你眼前有前人的榜样。王后是你的第一臣民。鉴于她的这一 属性，作为你的妻子，她应当服从你……你从一开始就要强势。”然 而，他的第一任妻子萨伏依的玛丽·路易莎（María Luisa di Savoia）只需禁止他上床两个晚上，便足以制服费利佩，让他颤抖着 表 示 屈 服 。 他 的 第 二 任 妻 子 伊 莎 贝 尔 · 法 尔 内 西 奥 （ Isabel Farnesio）使用了同样的武器，收效则更为显著，此外，她还操持西 班牙外交政策为自己的两个儿子争取利益（鉴于费利佩五世和玛丽· 路易莎已经有了两个儿子，他们不大可能继承西班牙王位）。她最终 成功地让自己的孩子与欧洲的每一个重要天主教君主家庭缔结婚姻 ——从葡萄牙到萨克森，只有巴伐利亚例外。 费利佩五世癫狂般地从卧室冲进忏悔室，又从忏悔室赶回卧室， 如此制造出的紧张状况导致他出现周期性的崩溃症状，这种症状以极 度抑郁、偏执和害怕带着弥天大罪死去的形式表现出来。当费利佩五 世于1717年首次出现严重崩溃时，法国大使报告如下： “国王由于过 度使用王后，显然日趋衰弱。他已经彻底精疲力竭。”约翰·林奇简 练地补充说，大使觉得没有必要评论王后的状况。每当发作，费利佩 就卧床休息，拒绝起身、穿衣、洗澡，甚至不顾自己的生理机能，最 终一连几天乃至几周躺在自己的粪便上。当费利佩五世在1737年再度 发作时，他竟找到了不可思议的解脱方式，那便是这个时代的歌剧明 星——阉人歌手卡洛·布罗斯基（Carlo Broschi），此人更为人所知 的名字是“法里内利”（Farinelli）。法里内利在国王卧室隔壁吟唱 咏叹调，声音深深打动了国王，竟到了让他请求歌手再唱一次，并许 以任何形式报酬的地步。机敏的王后为此做了合适的预备工作，法里 内利此前正是应她的邀请来到马德里的，他恳求费利佩五世从床上起 身，重新承担作为国王的义务。事实证明，法里内利的治疗非常成 功，他成了国王夫妇的密友，也成了这个国家的文化霸主。可他还得 付出高昂的代价。到了这时，国王的状况纵然多少稳定下来，可他已 是日夜颠倒：中午起身，晚上处理公务，早上5点吃“晚饭”，上午8 点上床休息。法里内利不得不适应国王的节奏，一年后，他哀叹道： “我从来的那天起，就做着同样的例行事务，每天晚上为国王和王后 歌唱，而他们就像第一天听我唱歌一样。我向上帝祈祷，希望他能让 我在这种生活方式下保持健康，我每天晚上都要唱八九个咏叹调。我 从不休息。” 费利佩五世在位46年。事实证明，卢维尔侯爵（marquis de Louville）早年的预言“他是一位现在不统治也将永不统治的国王” 并不算太离谱。就算他的两位王后具有坚强的性格，她们也没有填补 权力真空所需的能力，要是考虑到她们的卧室/病房义务，甚至可能连 必要的时间都没有。真正填补权力真空的是一系列宠臣，其中第一个 便是乌辛斯亲王妃（princesse des Ursins），圣西门公爵认为她的 驱动力源自“像男子一样渴求名声与权力”，她也有许多施展的机 会。1714年，伊莎贝尔·法尔内西奥一到西班牙就粗暴地免去其职 务 ， 取 代 她 的 是 来 自 帕 尔 马 的 朱 利 奥 · 阿 尔 贝 罗 尼 （ Giulio Alberoni）枢机主教，之后是荷兰冒险家扬·威廉·里珀达（Jan Willem Ripperda）。里珀达过山车般的经历高度概括了西班牙政府在 第一代波旁国王治下的不稳定性质：王后的庇护让他成为一位公爵， 一位西班牙大贵族；王后取消庇护则让他沦为囚犯，继而成为逃犯。 里珀达体验了值得写成“流浪汉”冒险小说的多次历险，包括改宗伊 斯兰教（他此前已从加尔文宗改信天主教）和率领摩尔军队在北非对 付西班牙人，他最终于1737年在贫困中死去。1726—1736年，何塞· 德·帕蒂尼奥（José de Patiño）成了事实上的首相，他是一位虽然 保守却讲求实效的管理者，给西班牙带来了一定程度的稳定。 费利佩五世的统治时间差一点就大大缩短了，因为他在1724年不 切实际地将王位让给自己的儿子路易斯（Luis），“以便在我的余生 中集中精力应对死亡，并为我在另一个更为持久的王国里获得救赎而 祈祷”。这一年的晚些时候，新国王死于天花，费利佩五世勉强重新 承担起国王义务。至少，这场突然死亡让西班牙不会再有另一个怪 物，这说的与其是状况不明的路易斯国王，不如说是他当时年仅15岁 的王后路易莎·伊莎贝尔（Luisa Isabel），此人也是波旁家族的成 员，而且人们认为她的父亲奥尔良公爵把梅毒遗传给了女儿，她的古 怪行为包括粗言秽语和赤身裸体地在宫殿周围跑来跑去。当费利佩五 世最终于1746年逝世时，事实证明西班牙是“改变越多，就越是保持 原样”（plus ça change, plus c'est la même chose），因为他的 儿子费尔南多六世（Fernando VI）性格酷似父亲，同样在肉欲和灵魂 狂喜间做着痛苦的抉择，并完全受制于他的葡萄牙妻子玛丽亚·芭芭 拉（Maria Bárbara）——虽然王后以丑陋闻名，威廉·考克斯 （William Coxe）有些失礼地断言： “她相貌平平，体态中原有的优 雅已消失在肥胖当中。”费尔南多六世的精力不如其父充沛，他为人 懒散，对处理政务漠不关心，让王后管事。法国大使对新君主的统治 评论如下： “是芭芭拉继承了伊莎贝尔，而不是费尔南多继承了费利 佩。” 不过，不管是谁继承了谁，新的统治都标志着一定程度的进步。 费尔南多六世的精神状态虽然不够稳定，但他并没有其父那么狂躁， 症状也较易控制。王后也没有以所居的国家为代价去追求她个人的王 朝目标，她不像伊莎贝尔·法尔内西奥那么自私，还比她更有才干。 尤为值得一提的是，王后是有天分的音乐家，她会演奏也会作曲，还 是富有鉴赏力的艺术赞助人。多梅尼科·斯卡拉蒂（Domenico Scarlatti）自1719年起就是玛丽亚·芭芭拉的室内乐师，一直在这个 职位上干到1757年逝世为止。王后还继续赞助法里内利，让他不用忍 受前任国王治下的古怪工作条件。而在选择大臣方面，她也表现出了 比伊莎贝尔·法尔内西奥更好的判断力，最著名的两位大臣是恩塞纳 达（Ensenada）和卡瓦哈尔（Carvajal）。即便这两人之间存在诸多 削弱国力的派系斗争，西班牙还是取得了意义重大的进展，它实施了 税制改革和军队改革，在外国专家的帮助下加快了公共工程建设，缩 小了与欧洲北部的技术差距。玛丽亚·芭芭拉于1758年8月逝世后，她 的重要性更是显露无遗，她的死亡让原本挣扎在神志失常边缘、只能 勉强控制自己的费尔南多六世国王彻底陷入痴呆。国王悲痛得不能自 已，他把自己关在马德里附近堪称简陋的比利亚维西奥萨—德奥东 （Villaviciosa de Odón）城堡，漫无目的、不停地在城堡房间周围 踱步，拒绝别人给他洗澡、穿衣或喂饭。西班牙政府及其帝国陷入停 顿之中，一年之后，死亡给这位痛苦的鳏夫带来了慈悲的解脱，西班 牙政府与帝国才恢复运转。 费尔南多六世的异母弟卡洛斯三世自1735年起统治那不勒斯，他 抵达西班牙后，便展示了个人性格在决定某个18世纪国家命运时的重 要性。与此前94年的惨状相比，这个“波旁侏儒里的巨人”（约翰· 林奇语）带来了西班牙急需回归的常态。他身心健全，和蔼可亲，既 有男子气概又不会过度痴迷于性事（他在婚内生了13个子女），既虔 诚又非宗教狂热分子，作为统治者，他带着开明、果断的声望来到西 班牙。正如我们将在后面章节考察“开明的绝对主义”时所见，他虽 然在传统社会和政治限制下处事，却仍是一位活跃的改革者。就政府 结构而言，卡洛斯三世起初是纯粹的绝对主义者，亲自做出所有重要 决断。西班牙必定不存在什么约束他行使权力的宪政障碍，就像卡斯 蒂利亚议会（Cortes）谦卑地告知国王时所说的那样： “哦，陛下， 这个王国不仅准备好向您宣誓忠诚，以正当形式效忠，而且还要执行 陛下提出的任何主张。”1766年的骚乱（见下文第405—406页）促使 国王改变了导向，他疏远了像埃斯基拉切（Esquilache）那样具有那 不勒斯或西西里背景的顾问。卡洛斯三世统治的第二阶段有两位主要 人物，大贵族阿兰达伯爵（conde de Aranda）和小贵族何塞·莫尼诺 （José Moñino），后者更为人所知的名字是弗洛里达夫兰卡伯爵 （conde de Floridablanca）。两人间不可避免的个人对抗反映出了 西班牙贵族两端之间的社会斗争。尽管卡洛斯三世直到逝世之前都充 分控制着政权，但政府的个人化程度已经有所降低，部门化程度则有 所提高。国务大臣们越发频繁地在人称“政务会”（juntas）的临时 委员会中碰头讨论政策，甚至可能已经发展出了某种意义上的集体责 任感。 卡洛斯三世在法国革命爆发前一年去世，这场革命将迫使西班牙 面临种种难以应对的挑战。统治者和他们的精英以缓慢且不充分的方 式毫无规律地适应着时局。就算大贵族们已经从17世纪的显赫地位上 滑落下去，就算“拥有头衔的贵族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重视能力、尽心 公务”（I. A. A. 汤普森语），但他们显然还是缺乏在革命时代取得 成功乃至求得生存所需的爱国主义。而且，就算西班牙的社会政治组 织已经摆脱了1700年左右的垂死状态，但它还是相当僵硬的，只能断 断续续地回应中枢发出的神经冲动。一个不祥迹象是，随着将领人数 的快速增加，军队在公共事务中的影响越来越大：在1788年，西班牙 有47位中将，4年后，中将人数竟增加到132名。而在其他方面，路易 十四在1701年的评论仍然适用，这番话是他对新任驻西班牙大使马尔 桑伯爵（comte de Marsin）说的： “国王的权力一直是绝对的。人民 渴望得到拯救，却非常驯服。内部分裂的大贵族不受欢迎，他们没有 什么党徒，担心自己可能会被赶出马德里，为此感到惊慌，而且懒惰 到了不足以构成威胁的地步。” * 在拼合成意大利半岛的诸多邦国中，统治者与精英间的关系多种 多样。不过，这些国家有一个共同特征，那就是它们在整个世纪都变 化甚微，或者说至少在18世纪90年代法军入侵之前变化甚微。教皇诸 国（Papal States）或许是政治停滞的最极端例子，“诸国” （States）这个复数形式用在这里是极其恰当的，因为它是15个省份 的聚合物，还包括位于那不勒斯王国的两块飞地和位于法国的两块更 遥 远 的 飞 地 ［ 阿 维 尼 翁 （ Avignon ） 和 孔 塔 韦 奈 桑 （ Comtat Venaissin）］。从表面上看，教皇国是一个选举君主制政体，由选出 来的教皇统治，受到神圣枢机团的控制，而实际上，后者早已放弃了 任何正式控制职能。用法国历史学家路易·马德兰（Louis Madelin） 的话说，罗马已经沦为被无能专制统治的贵族共和国。教皇的言辞和 教皇的权力之间的确存在差异，正如本笃十四世的评论“教皇指挥， 枢机不服从，人们自行其是”所说。他的军队、警察和法院都成了被 人奚落的对象。孟德斯鸠1728年曾对罗马进行长时间的访问，他在那 里结识了几位枢机主教，其中就包括未来的克雷芒十二世，访问结束 后，孟德斯鸠写道： “基督的教皇很伟大，作为君主却很渺小。” 既然教皇国的圣部看上去像“一个门外汉几乎通不过的迷宫” ［（汉斯·格罗斯（Hanns Gross）语］，那似乎连概述一下它也没什 么意义了。高层的状况也不甚清晰，因为有三个强力大臣：教廷国务 卿，他既是外交大臣也是内政大臣；总管枢机，他的职责涵盖财政、 农业、商业和公共建筑部门；总财务官，他并不从属于总管枢机，而 是直接对教皇负责。同样值得一提的是，罗马这座城市十分依赖存在 于城墙之内的天主教会中央机构。据估计，100多名阁员的随从及家属 总数就大约有8万人之多，或者说是总人口的一半左右。为了获得教皇 的豁免，世界各地的忠实教友给罗马发来了无穷无尽的请愿书，而城 里的居民中就有许多是靠请愿书赚钱的律师。虽然似乎难以置信，但 有人曾估计每140名居民中就有一个律师。 对罗马城和教皇国的人民来说，至少他们的统治者的地位意味着 他们能够享有稳定的政治。而在其他地方，变幻莫测的国际关系导致 了动荡的局面。西西里就是个极端案例，哈布斯堡家族西班牙支系的 统治一直持续到该支系于1700年断绝为止，随后，波旁家族的费利佩 五世在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期间统治此地，接下来是皮埃蒙特的维托 里奥·阿梅代奥二世统治了近7年，奥地利的卡尔六世统治了近15年， 这里又在1735年重归波旁家族的西班牙支系，由卡洛斯三世统治，卡 洛斯三世在1759年登上西班牙王位后将西西里传给他的第三子费迪南 多（Ferdinando）。不管费迪南多有多少缺点，至少他带来了连续 性，其统治一直持续到1825年。在17世纪下半叶，西西里的精英们受 益于卡洛斯二世那“仁慈的分权主义”（约翰·林奇语）。然而，即 便是他那微弱的掌控也可能在紧急状况下出于某种目的而收紧，不过 收紧速度相当缓慢。17世纪70年代中期，官方花费4年时间才得以平定 墨西拿暴动，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当局经过为期一年的努力都未能 组建一个地方民兵团，只得动用西班牙团、德意志团甚至土匪来提供 镇压所需的强制手段。当秩序最终于1678年恢复时，重回墨西拿的副 王桑蒂斯特万（Santisteban）伯爵给战败的叛军施加了极为严厉的惩 罚，以至于墨西拿人口在10年之内减少了50%。桑蒂斯特万决定将市政 厅夷为平地，在旧址上犁地并撒上盐［“亚比米勒整天攻打城，将城 夺取，杀了其中的居民，将城拆毁，撒上了盐。”（《士师记》第9章 第45节）］，此举体现了镇压的文化基础。曾在1674年召唤市民暴动 的大钟被熔化，改铸成卡洛斯二世践踏叛乱的多头蛇的铜像。 西西里的另一个特别之处是有议会，这是18世纪意大利仅有的三 个议会之一，另两个位于教皇国的安科纳（Ancona）边区和威尼斯的 弗留利（Friuli）省。然而，议会的雄心与成就都相当有限。议会的 三个部门都由特权阶层主导，而他们可能是在变革中损失最重的人 群，因此，议会就像制动器，让已然沉睡的政治继续停滞。由于议员 们把大部分时间花在点心上，维托里奥·阿梅代奥二世将它贬称为 “冰激凌议会”。鉴于绝大部分选票都被控制在几个结有姻亲关系的 家族手中，表决程序只是个形式。一辆马车通常就能运送所有需要出 席的代表，只要两三次会议就能完成整个议程。维托里奥·阿梅代奥 二世至少还花了一年时间去了解他的新领地，而卡洛斯三世只在返回 那不勒斯之前在岛上待了一周，还留下了一座自己的雕像，出于经济 考虑，这座雕像是把他前任国王的雕像熔化后另铸的。 西西里也许代表了落后的最低点（可以说它现在仍是意大利最落 后的地区），在半岛的另一端，皮埃蒙特则展现出较多的活力，因 此，19世纪的民族主义历史学家们将它呈现为业已注定的意大利统一 者，视其为“南方的普鲁士”。这在一定程度上源于该公国在卡洛· 埃马努埃莱二世（Charles Emmanuel II，1638—1675年在位）公爵的 长期统治期间臣服于法国。常备军的建立与扩张、决策的集中和官僚 机构控制力的增强即便并非法国人一手导演，也是在效仿法国。到他 统治末期，督政官网络已然出现，这说明皮埃蒙特人走在了他们邻居 的前面。随后的两位长寿继承者维托里奥·阿梅代奥二世（1675— 1730年在位）、卡洛·埃马努埃莱三世（1730—1773年在位）继续贯 彻这一绝对主义政策。它既是公国持续致力于最大化利用资源、增强 国际地位的结果，也是其原因。18世纪中叶时，常备军已经扩大到4万 人，1796年增加到7万人，再加上有利的战略地位，维托里奥·阿梅代 奥二世根据1713年的《乌得勒支和约》成了西西里国王。1720年，维 托里奥·阿梅代奥二世被迫把这个王国让给卡尔六世，作为补偿，他 又成了撒丁国王。 只有在了解到皮埃蒙特—撒丁最终“统一”了意大利之后，人们 才能产生探究一个世纪之前发生过什么的兴趣。这一时期意大利最进 步、最具主动性的政府行动是由哈布斯堡家族奥地利分支的一位成员 发起的，这在某种程度上表现出了该地区的政治颓废。皇帝弗朗茨一 世在1765年逝世后，其遗孀玛丽亚·特蕾莎将他的托斯卡纳大公国交 给了小儿子利奥波德（后来的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利奥波德二世）作为 “次子领地”（secundogeniture）。事实证明，利奥波德是这个世纪 最聪慧、最开明、最有成效的改革者之一。他意在使国家中央集权 化、合理化和标准化的许多举措很常见。他的创新之处在于关注人民 在政府中的参与度，通过改革市政委员会，他让地产主和纳税人都能 参与其中。这一计划在1772年始于沃尔泰拉（Volterra），1786年时 已经扩展至整个公国。利奥波德还打算用民兵取代正规军，他的这一 尝试就没那么成功了，事实上还遭遇了彻底失败，可此举也表明他正 在努力寻求将一个自上而下的威权主义国家变为公民（而非臣民）为 自身事务承担责任的国家。 他为托斯卡纳设计一部宪法的计划就更有意思了。在私人书信 中，他一次又一次地清楚表明自己不同意兄长约瑟夫对待政治的粗暴 方式，斥之为“专制主义”。利奥波德曾于1779年在维也纳长期居 留，在返回托斯卡纳的路上，他给自己的大臣弗朗切斯科·马里亚· 詹尼（Francesco Maria Gianni）寄去了一份宪法草案，其目的在于 找到一个能够让统治者和人民为共同利益而共同工作、能够抵制专制 主义的权力架构。事实上，按照利奥波德最权威的传记作者亚当·万 德鲁什卡（Adam Wandruszka）所述，他执着于守护公国、对抗专制政 体。这在一定程度上源于他对奥属尼德兰乃至匈牙利传统政体的崇 拜，但也可以看出更多的现代影响。他深入阅读了英法两国的启蒙理 论书籍，其作者包括洛克、孟德斯鸠以及诸多重农主义者，他也对美 国革命进程表现出同情和浓厚兴趣。利奥波德与本杰明·富兰克林 （Benjamin Franklin）有过书信往来，还拥有一本宾夕法尼亚宪法的 法文译本。 利奥波德宪政理论的根基是对社会契约的信仰，他从中推导出所 有公民都享有平等的幸福、福利、安全、财产和自由权利，只有在需 要尊重他人自由时才应当受到约束。因此，统治者永远都只不过是人 民的仆人，人民有权监督立法与行政。每个国家都应当拥有一部基础 性宪法作为根基，它可以让公民代表和大众持续不断地监督行政部 门。这种安排有利于统治者，因为它可以防范腐败和宗派主义，而 且，人们感到统治者有合法性，就会生发出拥戴、信任、参与感、自 我牺牲等正面情感。它将协助统治者行善，防范其作恶。利奥波德还 想设立省级议会和全国议会，将选举权赋予25岁以上的全体有产男 性。议会还享有批准征税和年度预算的关键权力。利奥波德私下里手 写的备忘录给出了他推崇宪政的有力证据： 现有的政府制度已经不再可行……每个政府都必须拥有一部 宪法……让行政权执掌于一人之手、立法权掌握在全国代表手中 的有限君主制是最好的……国家不仅有权批准与税收相关的法 律，也有权批准其他所有法律，无一例外。 现在已经无法估计这一方案是否有可能取得成功了。事实上，约 瑟夫二世告知利奥波德要废除托斯卡纳原先享有的准自治地位，并将 此地重新纳入哈布斯堡君主国，就此令方案陷入停顿。当利奥波德本 人于1790年继承其兄帝位后，他光是处理破碎的遗产就已经手忙脚乱 了，更不用提还有法国大革命，可是，正如我们将在后文所见，利奥 波德的短暂统治表明他真诚地致力于托斯卡纳宪政事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