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不列颠

 通常认为，描述波旁王室流亡者的警句“什么都没有学会，什么 都没有忘记”是塔列朗说的。而在1660年，这句话也适用于回国的斯 图亚特王室。和他们的法国后继者一样，斯图亚特王朝跌跌撞撞地设 法让一任君主完成了统治，只是在更为愚蠢的王弟挥霍掉最后一丝残 留的善意后才再度踏上流亡之旅。在前后发生的两场相似的逃亡中， 詹姆士二世在1688年逃到法国避难，查理十世则在1830年逃到英国。 相似之处到此为止，因为英国从长期的政体危机中产生了一个政治解 决方案，它在被反复修正后沿用至今，法国则经历了又一个王朝、两 个帝国和五个共和国——迄今为止是五个。1688—1689年解决方案的 长寿与它本质上的保守特性关系密切，它与其说是一次妥协，倒不如 说是将过去曾经奏效、看起来也值得保留的东西汇聚到了一起。迈克 尔·奥克肖特（Michael Oakeshott）曾拿航海打过一个著名的比方， 用以解释政治上的成功，而英国的状况便为这个比方提供了强有力的 支持： 在政治活动中，人就像是在无边无际的无底大海上航行，没 有避风的港口也没有下锚的地方，没有出发地也没有指定的目的 地。航海事业就是要保持平稳漂浮。海既是朋友，也是敌人。航 海技术就在于利用传统行为方式资源，让每一个不友善的场合都 变得友善。 载着英格兰政治国家的船在1688年起航了，《国民权利与自由和 王位继承宣言》描述了它的构造，其更为人所知的名字是《权利法 案》。威廉三世和玛丽女王必须先行签字同意这份文件，然后才能获 准登上人们眼中詹姆士二世业已放弃的王位。制定这部法案的议会在 序言中明确阐述了他们的合法性来源： “上议院神职贵族与世俗贵族 和下议院集会于威斯敏斯特，合法、充分、自由地代表王国人民的所 有等级……”他们不是从一张白纸着手，而是在进行古老意义上的革 命——恢复在有野心的暴君开始“颠覆和消灭新教与王国法律、自 由”之前的正确秩序。这也巧妙地总结了革命者的目标：确保再也不 会有人试图把天主教和绝对主义强加给英格兰。在这两个恶魔当中， 前者的威胁更大，需要被明确驱逐出去，因此颁布了如下法令： 任何人若与罗马教廷或罗马教会和解或共融，或信仰教皇宗 教，或娶了教皇信徒，均不得且永远无资格继承、拥有或享有本 王国、爱尔兰、所有属地，或它们中任何一部分的王位和政府， 也不能在这些地方享有、使用或行使君主的任何权力、权威或管 辖权。 为了预防日后出现对国家法律和自由的侵犯，君主不得暂停法律 的执行，不得干涉司法或陪审团，不得挑选议员或蔑视议会，不得在 未经议会批准时维持常备军或征税。至关重要的是，议会此后要定期 召开、频繁召开，1694年的《三年法案》进一步巩固了这个要求，规 定议会每年举行一次年度会议，每三年举行一次大选。狡诈又坚定的 威廉三世设法让议会放松了围绕着他的一些限制，但对战争经费的庞 大需求还是迫使他基本上受到议会的掌控。这一解决方案以其持久性 证明了保守和自由只是看上去矛盾，其本质并不矛盾。在18个世纪以 及之后的世纪里，对它的赞美之辞堆积如山，大卫·休谟的下列文字 可以作为代表： “它令人民原则占据优势地位，让英格兰政体的性质 超越了一切争议……我们在这座岛屿上享有的政府制度即便不是最好 的，至少也是人类有史以来最完备的自由制度。” 虽然进行光荣革命的人们对天主教问题的立场一致，但在不信奉 国教的新教问题上，他们的意见就有颇多分歧了。新教问题最后以妥 协告终，在1689年的《宽容法案》中，当权的圣公会事实上承认它再 也不能指望根除清教了。一方面，英格兰仍然是一个设立国教的国 家，一切公职和大学都只对圣公会教徒开放；另一方面，不信奉国教 的新教徒（如浸信会、公理会和贵格会教徒）即便不参加圣公会宗教 仪式也不会受到惩罚，而且可以建立自己的教堂和学校。其后，有组 织的非国教徒数目迅速增加：截至1710年，官方已颁发了3 900份非国 教聚会场所的开放许可证，英格兰和威尔士当时有大约40万名非国教 新教徒。伦敦的非国教聚会所数目是圣公会教区教堂的两倍之多。尽 管非国教徒照样得忍受各种形式的歧视，其中最为繁重的是继续缴纳 教会经费，并向从未到访的教堂缴纳什一税，但不管圣公会的主导地 位有多么令人不快，它至少不是罗马天主教。 类似的想法也有助于让英格兰精英或多或少地保持团结。君权神 授、世袭继承、教会不可抗拒君主这些受到托利党珍视的原则已经破 裂，但毕竟威廉三世和玛丽不是詹姆士二世，这对大部分托利党人多 少算是安慰，让他们勉强接受现实。詹姆士二世在其短暂统治期间野 蛮践踏个人和团体财产权，这极大地限制了向“水上国王”献上颂词 的詹姆士党。尽管关于詹姆士党的威胁有许多巧妙的夸大之辞，但不 变的事实是，在苏格兰高地以外，社会各个阶层对詹姆士党的支持都 微不足道，即便在缺乏吸引力的乔治一世于1714年继承王位后也是如 此。乔治一世最大的资产就是他的新教信仰。“老僭位者”认定伦敦 并不值得他做弥撒后，也就把无价的优势交给了对手。由于英格兰天 主教社区规模很小，国家政治在本质上还是归国教徒掌握，斯图亚特 王室现在只能期望在西班牙或法国的帮助下夺取他们声称拥有的王位 了。所以，新教与爱国的联系日益紧密，天主教与叛国的联系也相应 紧密起来。到了这时，斯图亚特王朝复辟就意味着外来入侵。詹姆士 三世的次子亨利成为一名天主教神父，接着又成为枢机主教后，斯图 亚特王朝复辟的成本就太高了，只有一小部分人数日益稀少的詹姆士 党死硬分子还坚持此事。 光荣革命用宽容不从国教新教徒、压制天主教徒的手段解决了曾 在17世纪对英格兰造成严重破坏的宗教问题。同样的手段也在爱尔兰 实施，但那里的状况却与英格兰大相径庭，因为天主教徒占爱尔兰总 人口的3/4（而英格兰的天主教徒仅占大约2%）。可是，天主教徒于 1690年在博因河（Boyne）河畔遭遇决定性失败后，他们就身处绝望境 地了： “它再一次证明了斯图亚特王朝从爱尔兰夺回英格兰的努力既 给爱尔兰人带来了灾难，也给他们自己带来了灾难。”［基思·费林 （Keith Feiling）语］天主教徒被排除在爱尔兰议会之外，还要受到 一系列法律的限制。例如，他们在1695年被禁止持有武器，也不能拥 有价值5英镑以上的马匹；1697年，天主教主教和正规神职人员也被放 逐；同样是在1697年，天主教徒基本被禁止继承新教徒的土地，也不 可能将自己的土地完整地交给继承人；1703年，天主教徒丧失了购买 土地或长期租用土地的权利，还被迫将自己的土地平均分配给所有继 承人。正如上文这些措施所示，占据支配地位的新教徒深知控制局面 的关键在于土地所有权。17世纪90年代，沾染了叛国罪名的天主教地 主被大面积没收土地，这就创造出了崭新的盎格鲁—爱尔兰新教精英 群体。1640年，天主教徒占有爱尔兰59%的土地，1688年便下降到 22%，1703年更跌至14%。为免人们对爱尔兰的从属地位产生疑问，英 国议会在1719年通过了一部法案，它名为《为了更好地确保爱尔兰王 国从属于大不列颠君主的法案》，更为人所知的名字是《宣示法 案》，清楚地体现了英国议会的优势地位。 在苏格兰，情况就完全不同了，因为那里的长老会曾是威廉三世 的热忱支持者。詹姆士二世在苏格兰没法说自己是逊位的——他是被 废黜的，苏格兰“等级大会”既然废过一次国王，就很可能再废一 次。威廉三世不仅要承认这一事实，还必须放手让苏格兰议会重整这 个国家的教会。结果就是长老会成为苏格兰的官方教会，圣公会则丧 失了体制内地位。此后10多年里发生了剧变，这再度体现出苏格兰高 地与低地之间的分歧就像苏格兰与英格兰之间的分歧一样深。这种分 歧在国内戏剧化地表现为格伦科（Glencoe）屠杀，当时一群苏格兰人 ［坎贝尔家族（Campbells）］根据一个苏格兰人［约翰·达尔林普尔 （John Dalrymple）］的命令杀死了另一群苏格兰人［麦克唐纳家族 （Macdonalds）］。英格兰和苏格兰的政治精英都意识到——前者比 后者更早——只有两国联合才能终结一个多世纪以来导致两败俱伤的 周期性动荡。而且，苏格兰不愿在继承问题上跟随英格兰，这样一 来，就可能有一位支持詹姆士的国王出现在边界以北，带来可怕的战 争。1707年1月，《联合法案》得以通过，该法案第一条便显示出对国 家符号重要性的深刻把握： 苏格兰与英格兰这两个王国应当自下一个5月1日起永远合并 为一个名为大不列颠的王国，前述联合王国的旗帜图案应如女王 陛下所定，圣安德鲁十字与圣乔治十字应根据女王陛下认为合适 的方式交叉，用于海洋和陆地上的一切国旗、船旗与军旗。 为了给这个注定在苏格兰不受欢迎的药丸包上糖衣，英格兰谈判 人员提出了许多具有吸引力的让步条件，在经济方面的尤为突出。苏 格兰人放弃了独立的立法机构，作为交换，他们在威斯敏斯特获得了 45个席位（30名郡议员和15名城市议员），在上议院获得了16个席 位，占据这16个议席的人选由苏格兰贵族会议从自己内部选择。没过 几年，后者就成了“事实上的政府名单”（哈米什·斯科特语）。 “大不列颠联合王国”由此创立，这个王国比17世纪的任何时候 都更加联合。在1688年后为期20年的政治重建中，事实证明贵族寡头 才是大赢家。是他们控制了威斯敏斯特的议会，也是他们最早得到了 重要职务的任命权。贵族寡头的数量少得惊人：英格兰在1700年仅有 173位上议院世俗贵族议员，由于新设的席位弥补了绝嗣的席位，这一 数目此后一直保持大体稳定，直到小皮特大举设立新议席才让议席数 量在1800年增加到267个。此外，正如约翰·坎农所示，不列颠贵族向 新人和新富人敞开大门的名声一定程度上是个神话，甚至直到18世纪 末也依然如此。在1800年的上议院贵族中，有113人在1780年或更晚获 得贵族头衔，其中25人设法提高了自己的贵族等级，17人出自爱尔兰 贵族，7人出自苏格兰贵族，2人是继承其父爵位的非长子。剩下的人 员当中，只有7人和贵族不存在某种家庭联系，只有1人是真正自力更 生的：银行家罗伯特·史密斯（Robert Smith），第一代卡林顿勋爵 （Lord Carrington）。 史密斯跃入上议院得归功于受他操纵的两个“口袋选区”米德赫 斯特（Midhurst）和文多弗（Wendover），史密斯明智地将这两个选 区交给威廉·皮特处置。那也是许多有抱负的贵族在争取首相关注时 采取的手段。在皮特提出的第一批封爵人员中，就有选区贩子托马斯 · 皮 特 （ Thomas Pitt ） ， 他 成 了 卡 姆 尔 福 德 勋 爵 （ Lord Camelford ） ， 控 制 着 老 萨 勒 姆 （ Old Sarum ） 和 奥 克 汉 普 顿 （Okehampton），还有爱德华·埃利奥特（Edward Eliot），他握有 圣杰曼斯（St Germans）、格兰庞德（Grampound）、利斯卡德 （Liskeard），在其他几个康沃尔选区也拥有影响力，这批人中来头 最大的詹姆斯·劳瑟爵士（Sir James Lowther），由于对威斯特摩兰 （Westmorland）、坎伯兰和萨里这三个郡的选举影响极大，他直接晋 升为伯爵［朗斯代尔（Lonsdale）］。正是劳瑟用他在威斯特摩兰郡 的口袋选区阿普尔比（Appleby）把威廉·皮特在1781年送进了议会。 劳瑟的独特之处在于给予门客自行处事的全权，只要求门客在“与我 们的处事方针出现较大分歧”时辞职。一般而言，他认为“自己”的 人“不需要对除了我本人以外的任何人负责”。就连劳瑟的弟弟，在 投票厅选择了错误方向后也得辞职。 通过这种方式，上议院贵族对下议院施加了很大的影响，而且影 响力还在增加。就在上议院这个机构的重要性日益下降之际，贵族议 员的影响力却在日益上升，这颇为讽刺。有许多统计数据可以证实这 一点：例如在1780年，52位上议院贵族控制了113个席位，换言之， 1/4的上议院议员控制了1/5的下议院议员。此外还要考虑到下议院有 许多人是上议院贵族的亲戚。在1784年大选产生的议员中，有107人是 不列颠贵族或爱尔兰贵族的儿子，还有26人是他们的孙子，1人是曾 孙，12人是侄子或外甥，此外有84名准男爵（他们享有世袭的“爵 士”头衔，但不能在上议院落座），16名准男爵之子，11名准男爵之 婿。难怪约翰·坎农得出这样的结论： “18世纪的下议院很有凝聚 力，成员有共同的价值观与信心，也正是这种凝聚力让他们成为人类 历史上最为排外的统治精英之一。” 在不列颠高层的其他领域，贵族及其亲属也越来越多。我们将在 谈及高级教士的一章中看到，18世纪初，大贵族试图寻找返回圣公会 高层的途径。贵族从未远离武装力量，此时更是收紧了对武力的控 制。在1769年列出的102名团长当中，有43人是贵族或贵族之子，7人 是贵族之孙，4人是贵族之婿。皇家海军中则存在双向进程，一方面， 许多取得成功的海军将领被封为贵族［胡德（Hood）、布里德波特 （Bridport）、圣文森特（St Vincent）、纳尔逊（Nelson）、科林 伍德（Collingwood）、基思（Keith）、加德纳（Gardner）、甘比尔 （Gambier）和埃克斯茅斯（Exmouth）］，另一方面，现有贵族的许 多非长子加入了海军。圣文森特伯爵曾向乔治三世抱怨： 海军非常渴望获得贵族的点缀，因为它在某种程度上证明了 这个军种的重要性；可海军现在充斥着贵族幼支和议员之子，他 们吞噬了一切恩宠，阻塞了晋升渠道，事态已经发展到这样的地 步，不管一位老军官和他儿子这两个人的表现有多好，这个军官 之子都不会得到什么晋升机会。 在地方各郡，农业财富日渐增长，贵族在其中所占的份额也稳步 上升，个别状况下甚至出现了惊人的增长：贵族拥有的耕地份额从 1688年的15%～20%上升到1790年的20%～25%。最富有的大约20位贵族 拥有面积超过4万公顷的庄园。地租从18世纪的第二个25年起开始增 长，在18世纪90年代快速蹿升，1815年时可能翻了一番。那时，许多 大地主受益于日益增长的工业需求，工业发展要用到他们名下庄园地 下的资源，特别是煤。今天，我们依然可以看到建于这一时期的豪华 宅邸点缀在联合王国与爱尔兰各地，比如基尔代尔郡（Kildare）的卡 顿（Carton）宅邸［为莱因斯特（Leinster）公爵所建］、艾尔郡 （Ayrshire）的卡尔津（Culzean）城堡［为卡西利斯（Cassilis）伯 爵所建］，以及德比郡（Derbyshire）的查茨沃思［Chatsworth，为 德文郡（Devonshire）公爵所建］，随手举三个例子，由此可见当时 大地主的财富与自信。从保留至今的少数几座城市宅邸中，我们同样 可以看出这一点：皮卡迪利的伯林顿（Burlington）宅邸（为伯林顿 伯爵所建），铁圈球街和林荫路（the Mall）之间的马尔伯勒 （Marlborough）宅邸（为马尔伯勒公爵所建），以及汉普斯特德的肯 伍德（Kenwood）宅邸［为曼斯菲尔德（Mansfield）伯爵所建］。 得利最多的还是大贵族，但他们也带着乡绅们一起进入了1688年 之后开放的应许之地。英国约有1.5万户乡绅，他们把土地租给佃农， 依靠地租收入过上了越来越有教养的生活。正如我们将在后面章节所 见，他们将大量时间投入狩猎和赛马，不过也有些人偏爱图书馆，就 像简·奥斯汀于1813年出版的《傲慢与偏见》里的贝内特先生一样。 他 们 以 治 安 官 的 身 份 行 事 ， 成 了 国 家 治 理 的 基 石 ， 梅 特 兰 （Maitland）说他们“极具英格兰风格，可能是我国所有政府组织中 英格兰风格最显著的部分”。治安官在名义上由国王任命，但实际上 由郡长挑选，因此，治安官几乎都来自当地最大的土地贵族，他们负 责执行法律，还有少数行政任务，如养护道路和桥梁、准许公共场所 开放、监督监狱和贫民习艺所、负责总体治安和法律强制实施、设定 郡内税率（如果存在的话）等等。一位治安官坐堂时就足以处理大部 分轻微犯罪案件，两位治安官一起出席的“小型审判庭”（petty sessions）可以处理更严重的罪行，两位或两位以上治安官和一位法 官出席的“季度审判庭”（Quarter Sessions）则获得了处理几乎一 切犯罪案件的授权——仅有最严重的犯罪不在其内。治安官这个职位 既没有收入，也不配备任何文书助理，它不会带来物质回报。1693 年，萨福克都的治安官埃德蒙·博恩（Edmund Bohun）在名为《治安 官：他的职业与资格》（The Justice of the Peace: his Calling and Qualifications）的书中发出警告： “治安官正在成为让他损失 许多时间、耗掉若干经费、惹上诸多对头的行当，最后，这个带来上 述不便的职业还给不了他什么，只有无利可图的些许荣誉，还得伴着 诸多忌妒。”不少治安官似乎在多数时候是怠惰的，有的总是懒懒散 散，还有些人，尤其是都市里打算利用职位谋取收入的“贸易治安 官”，则是臭名昭著的贪腐分子。托拜厄斯·斯莫莱特（Tobias Smollett）在1762年出版了《兰斯洛特·格里夫斯爵士的生平与冒 险》（The Life and Adventures of Sir Launcelot Greaves），这 本书的第十一章名为“对一位当代地方法官的描述”。书中提到的地 方法官是戈布尔（Gobble）先生，一名出身低微的熟练织袜工，他 “通过和平庸的写手以及最低级的法律代理人交谈学会了一些法律术 语”，娶了他主人的遗孀，搬到那个郡，从一位欠他钱的贵族手中获 得了治安官的任命。从那时起，“对待那些给不了他称心款项的穷 人，他已犯下了一千桩残酷不公的罪行”，因此“人人都讨厌他”。 戈布尔这样的人常有，《汤姆·琼斯》（Tom Jones）中高尚的奥 尔沃西（All—worthy）乡绅那样的人也不少。治安官人数很多，所以 什么样的人都有。1680年时有2 560名治安官，1761年就增加到8 400 名。随着被招募进来的圣公会教士越来越多，治安官的素质在18世纪 可能有所提高，到了1800年，圣公会教士出身的治安官约占总人数的 1/4。治安官的主要作用在于充当乡绅和贵族间的制度纽带，这个职位 让 乡 绅 成 为 “ 寡 头 政 治 的 伙 伴 ” ［ 弗 兰 克 · 奥 戈 尔 曼 （ Frank O’Gorman）语］。因为大部分下议院议员都出自治安官之列，所以将 中央和地方联系在一起的正是治安官。正如屈勒味林（Trevelyan）所 述： “在18世纪，与其说治安官处在中央的控制之下，倒不如说他们 通过全国的议会季度审判庭控制了中央政府。” 贵族和乡绅主宰着议会和地方各郡，掌控行政的则是君主。1688 年的解决方案使他成为既在位又统治的国王，是他任命了大臣，也是 他告诉大臣要做什么，特别是在至关重要的外交领域。威廉三世利用 英格兰的资源维持他与路易十四的战争，前两位汉诺威王朝的国王则 利用英格兰的资源为他们看得最重的这个德意志选帝侯国谋取利益。 光荣革命梳理了困扰斯图亚特王朝的宗教、经济问题，甚至可以认为 它以这种方式为更强力的君主制铺平了道路。当然，议会现在已经得 定期召开了，还控制着钱袋子，然而议会是可以被操纵的。在上议 院，主教、苏格兰贵族、军人、海员和廷臣构成了国王可以依赖的坚 实根基，即便在最困难的时刻，这些人也一直支持他。例如，1783年 12月乔治三世认为让福克斯—诺思（Fox-North）政府倒台的时机业已 成熟时，他只需做一件事，就是让人们知道他会把任何投票赞成政府 《印度法案》的人视为敌人。罗斯伯里（Rosebery）勋爵用一段著名 的文字描述了其后出现的状况： 不安的耳语流传开来，勋爵们十分惊恐。渴望郡长[25]或团 长职位、星星或草莓叶[26]的贵族们，想有更广影响力、寻求更 大用场的高级教士们，卧室里的奴仆们和密室里的爪牙们，不分 僧俗，这些人的野心盖过了信念，在国王面前争宠。 在塑造下议院的过程中，王室的支持是非常重要的，选举阶段尤 其如此。18世纪中叶，王室主要通过海军部的消费能力控制了大约30 个议会选区。尽管有人一再尝试将拿王室薪水的人排除出下议院，以 削减王室影响力，但这些努力只取得了很有限的成效。在乔治三世统 治的前20年中，即便从王室领取薪水的议员的人数下降了大约20%， 1780年时下议院里依然有大约200名“被安插进来的家伙”准备去支持 国王选定的大臣。此外，在正常状况下，国王也可以依靠大多数独立 议员提供支持。1782年，还不满23岁的小威廉·皮特在长达一个半小 时的演讲中雄辩地攻击“王室的腐败影响” ： “这一影响在各个时期 都带来了许许多多苦难，它让智慧、活力、努力和成功无处容身，我 们越强大，王室的影响就越大，但不幸的是，当我们衰落时，它却没 有随之衰落。”不到两年，皮特成了首相，他充分利用王室的庇护待 在这个职位上。“经济改革”的诸多措施的确减少了王室的影响，但 这种影响仍然是相当重要的。 想要政治稳定，就得有一位同时获得君主和下议院信任的大臣， 前者任命他，后者支持他。君主和下议院的信任同样重要。就像福克 斯和诺思在1783年发现的那样（而且有许多政客在他们之前已经发现 了），国王的不赞成姿态是致命的，而一旦首相失去了下议院的多数 支持，任何国王都保不住他的职位。重要的是，在外交方面干不好的 政府，谁也救不了。乔治二世用解职、升职乃至设立贵族头衔的方式 让沃波尔度过了货物税危机，可沃波尔先是反对向西班牙开战，后来 又处理战事不当，就连乔治二世也保不住他了。面对英国在美国独立 战争中失败的前景，乔治三世再顽固，再说什么，也不能让诺思勋爵 继续担任首相了。较长的和谐阶段（1721—1742年罗伯特·沃波尔爵 士任期、1770—1782年诺思勋爵任期、1783—1801年小威廉·皮特任 期）和较短的崩溃频发阶段都表明王室、职业政客和立法机构之间存 在相互依存的关系。 上述三方都承认需要彼此，但有多需要就说法不一了。1780年4月 6日，下议院以233票对215票赞成约翰·邓宁（John Dunning）提出的 “王室的影响已经有所增长，目前还在增长，应当使其减少”的动 议，此时，平衡显然已陷入紊乱。矛盾的是，要是邓宁的动议失败 了，反而会对他所代表的事业更有好处。正如赫伯特·巴特菲尔德 （Herbert Butterfield）爵士所述： “最能体现腐败弊端的，恰恰是 执行谴责腐败权力的决议的过程。”乔治三世在两年后被迫解除诺思 勋爵的职务，随后又在18个月内接受了至少三届他讨厌的政府——罗 金厄姆（Rockingham）政府、谢尔本（Shelburne）政府和福克斯—诺 思联合政府，事实驳斥了邓宁的断言。一向有口才的诺思知道这一 点，他告诉下议院： 在我崛起时，我是议会的产物；在我衰落时，我是它的牺牲 品。我毫无关系地来到你们当中。我在这里第一次为人所知；你 们让我上升，你们把我拉倒。我曾是你们意志与权力的产物，我 的政治生涯本身就是证明，足以上千次推翻那种认为王室利用腐 败影响摧毁了本议院独立性的疯狂断言。我的生涯难道展现出王 室有过什么不正当影响吗？我的生涯岂不正是对于公众声音效力 的最强有力的证明吗？ 在向所谓过分强大的君主扔石头时，上下两院议员必须小心行 事，因为他们清楚地知道自己的地位就像水晶一般脆弱。到了18世纪 中叶，很难说议员还如1689年《权利法案》所称能够“合法、充分、 自由地代表王国人民的所有等级”。这个问题已经不大清楚了。特别 是在1716年的《七年法案》通过后，选举很少举行，间隔时间也变长 了，许多选区都不存在竞选，人们越发认为，政治已沦为寡头的竞 技。尽管地方各郡选区的名声要好于城镇选区，据称也会开放一些， 但那里的席位也时常被提前瓜分，以避免竞选带来的代价。1768年， 沃里克郡的一名不动产保有者抱怨说60多年来郡里才举办过一次竞 选，而且“在那时，两三个贵族、几个绅士就觉得自己足够……去替 你们提名、选择代表了”。竞选没有为参与者追求胜利设置任何限 制，参与者无论采取何种策略都不会被视为卑劣。用食物和饮料款待 选民、公然贿赂和恐吓都是惯常发生的事情，而且公开投票助长了这 种状况。威廉·贺加斯（William Hogarth，1697—1764）在创作于 1755年的《一场选举娱乐》（An Election Entertainment）这幅画中 给出了或许有些夸张但极为生动的描绘，这幅画根据前一年的牛津郡 选举所作。在两位辉格党候选人给他们的支持者提供一场喧嚣宴会之 际，他们的托利党对手正在外面开展游行，举着一尊标有“不要犹太 人”的模拟像。两党都将“自由”一词作为本党口号的一部分，辉格 党在后面加上了“和忠诚”，托利党则加上了“和财富”。在众多配 角中，贪吃的教士相当显眼。画面前景中，一份名为《反贿赂、反腐 败法案》（An Act against Bribery and Corruption）的文件掉在地 上无人过问。在画面右侧，一位卫理公会信徒拒绝了贿赂，这让他的 妻子大为气愤，她伸手指着孩子们的破烂衣服。 这些竞选事务可能花费很大。据说乔治·扬（George Yonge）爵 士继承了8万英镑，他的妻子带来了8万英镑的嫁妆，政府也给了他8万 英镑，可在霍尼顿（Honiton）的六次竞选就将他的财富吞噬殆尽。在 被发现的无数异常状况当中，将某一选区的在册“自由民”带回来投 票（即便他们已经迁居王国的其他地方）的现象值得一提。一名海军 军官得知许多水手得到了返回考文垂家乡给政府候选人投票的特别假 期后，他匆忙让这些人转乘一艘开往几内亚的船，帮了他的朋友波特 兰公爵一把。为现状辩护的人主张议会代表的是财产而非人民，但不 管他们怎么说，像老萨勒姆这样没有居民的选区却有两位议员，伯明 翰、曼彻斯特、利兹、谢菲尔德这四座快速发展的大城市却根本没有 议员，这样的反差都越来越刺眼。一批改革者在1780年指出，英格兰 和威尔士的选民总人数约为21.4万，但选举制度极不平等，仅仅6 000 人就是“129个选区占多数的投票者，他们选出了257名代表，这在英 格兰议会下议院占据多数，事实上代表了超过500万的人民”。 然而，改革并未在本书所述的这一时期到来，它要一直等到1832 年才到来。主张改革的人面临一个无法逾越的障碍：唯一能够以宪政 方式改革议会的机构就是议会本身，但上下两院的议员都是现有体制 的极大受益者。改革者最接近成功的时刻是1782年，当时，小皮特关 于调查委员会的动议以141票对161票遭遇失利。次年，当小皮特再度 尝试时，他遭到了149票对293票的惨败。小皮特本人指出了原因所 在：改革者内部存在分歧，全国范围内的支持也不够。法国大革命给 改革者带来了致命一击，大革命后，法国陷入无政府的暴力状态，用 反对派辉格党人威廉·温德姆（William Windham）的话说，绝大多数 人因此认为，最好别在飓风季考虑修房子的事。许多人为攻克巴士底 狱欢呼，但1792年的“九月屠杀”也让他们无法忍受。1792年5月，自 由派改革者塞缪尔·罗米利（Samuel Romilly）爵士说，不管怎么 说，法国大革命都是“有典有册以来发生过的最光荣、对人类最有益 的事件” ；而9月时，他在致一位法国记者的信中写道： “在这样的怪 物中维持一个自由政府，无异于在非洲森林里建个老虎共和国。”对 有些人来说，1793年1月处决路易十六是转折点，威廉·柯珀 （William Cowper）写道： “我告诉你法国人干了些什么。他们居然 能让我为一位法兰西国王哭泣。因为他们，我现在居然一想到‘自 由’这个词就恶心。”就本章关注的主要问题而言，法国革命的结果 是让英国贵族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紧密地团结在一起。查尔斯·詹姆 斯·福克斯（Charles James Fox）拒绝放弃他对法国新政权的支持 后，他党派里的要人们便在波特兰公爵的率领下选择脱党，加入了小 皮特的全国团结政府。 为了让这个国家的其余人员跟随政治家行动，有必要继续使用自 由之类的词。司法系统的介入让小皮特最糟糕的做法也不至于看上去 像是暴政，这帮了政治家一把。很少有贵族——实际上是很少有英格 兰人——会比第三代斯坦诺普（Stanhope）伯爵更激进，他被凯瑟琳 ·麦考利（Catherine Macaulay）称赞为“爱国者、哲学家，人类普 遍权利的坚定朋友”。然而，就算对法国大革命的支持毫不动摇，他 还是在1792年年初告诉法国友人： “我们已经是自由的了……英格兰 现在是欧洲最富裕、最繁荣的国家，而且是最快乐的国家——只有气 候除外。”大约与此同时，福克斯致信菲茨威廉（Fitzwilliam）伯 爵，指出他俩有三点意见分歧：宗教自由，他们关于这一问题的分歧 微不足道；废除奴隶制，这一点福克斯不打算妥协； “第三点就是议 会改革，关于这一点，真相与其说是我持有支持改革的什么有力论 点，倒不如说是我受到此前的宣言和连贯性的束缚。除了以现有选举 模式产生议会，还能有更好的方案吗？我对此并不怀有什么希望。” 正如此语所示，法国大革命成了英国精英武器库里最强有力的兵器。 国内对革命的支持足以促进团结，可又不到威胁到现有制度的程度。 用本节开始时所引迈克尔·奥克肖特的航海比喻来讲，不列颠的国家 之舟在法国大革命创造的湍流中扬帆航行，就算遭遇了一些麻烦，也 不过是要偶尔鞭笞几个反叛者或是调整几下风帆罢了。最大的动乱是 由1798年的爱尔兰暴动导致的，它带来了1800年的《联合法案》。 “大不列颠及爱尔兰联合王国”的创立至少在短期和中期内让两国关 系稳定了下来。它也表明宗主国精英有能力利用一群当地人对付另一 群当地人。早在1792年，爱尔兰总督威斯特摩兰伯爵就对小皮特评论 道： “新教徒时常宣称他们宁愿合并也不愿把选举权交给天主教徒。 天主教徒则呼吁宁愿合并也不愿忍受现有的屈服状态，值得你思考的 是，在这一场合下，怎样才可能让双方的暴力都有利于英格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