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圣罗马帝国

在与梅菲斯特（Mephistopheles）签订契约之后，歌德笔下的浮 士德的第一站就是莱比锡的奥尔巴赫（Auerbach）酒馆，他到的时 候，一群学生正在那里狂饮。其中一个名叫弗罗施（Frosch）的唱 道： 亲爱的神圣罗马帝国， 怎么才不会分崩离析？ 他的朋友布兰德（Brander）回应说： 呸！陈腔滥调！政治歌曲 不堪入耳！你们得每天早上感谢上帝， 使你们不必为罗马帝国操劳心思！ 我不是宰相，也不是皇帝， 至少我认为这是很大的恩赐。[27] 这一场景是歌德一首诗歌初稿的一部分，在成年后的大部分时间 里，歌德不时修改这首诗，所以他写出这个场景可能是在18世纪70年 代早期或更早。经常有人提出弗罗施的问题，但是很少有人能够回 答。人们往往倾向于嘲笑而非分析，照搬伏尔泰的话： “这个聚合物 曾被称作神圣罗马帝国，它仍然如此自称，可它既不神圣，也不罗 马，更不是帝国。”直到20世纪末，各类历史学家还在重复负面评 价。杰弗里·巴勒克拉夫（Geoffrey Barraclough）初版于1946年的 《现代德国的起源》（The Origins of Modern Germany）一个很好的 例证。在讨论帝国最后一个半世纪的章节中，他谴责帝国文化是“法 兰西和意大利文化的奴性模仿者”，只体现了“德意志精神的枯 竭”，它的政治是“石化的”，至于德意志，它“幸存下来，但没有 生机”，它的“狭隘的绝对主义的唯一目标就是自我颂扬”。巴勒克 拉夫总结称： “历史学家对这个僵化帝国的唯一兴趣是探究它的终结 过程。” 然而，只要想想帝国的长寿，我们就该知道没那么简单。任何延 续上千年的机构都会有值得称道的地方。荒谬外表之下有一个稳定的 核心，特赖奇克（Treitschke）这样的民族主义历史学家带着嘲弄注 意到了。以希尔德斯海姆（Hildesheim）侯爵主教的老年士兵为例， 他们帽子上的胆怯题词读作“主啊！在我们有生之年赐予和平 吧 ！ ” ； 或 以 霍 恩 洛 厄 亲 王 为 例 ， 他 在 改 建 后 的 魏 克 斯 海 姆 （Weikersheim）住宅之外立起了4位伟大世界征服者的塑像——尼努 斯[28]、居鲁士、亚历山大和恺撒——打算以此展示自己的荣耀。帝 国最持久的要素是把德语世界的精英们纳入其政治进程。这一点是通 过各邦代表出席帝国议会（Reichstag）实现的，1683年以后，帝国议 会不再不定期地在各地巡回召开，而是在雷根斯堡固定召开。它分成3 个议院。第一议院由9个选帝侯组成（美因茨、特里尔、科隆、波希米 亚、萨克森、普法尔茨、勃兰登堡、巴伐利亚的选帝侯和1692年之后 的汉诺威选帝侯）。第二议院也是最大的议院，由诸侯组成，包括34 个教会诸侯以及两张由大约40座修道院共享的集体票，还有60个世俗 诸侯和4张由100多个帝国伯爵共享的集体票。第三议院由51个“帝国 自由市”组成，它们是只服从于皇帝权威的自治共和体。 帝国议会的确很不寻常。自其制度结构在14、15世纪确立以来， 世界变了很多。就帝国等级而言，美因茨大主教选帝侯比勃兰登堡选 帝侯重要，虽然前者在18世纪末统治的臣民仅仅略多于35万人，军队 也只有2 800人，而后者作为普鲁士国王，统治的臣民数量是前者的20 倍，军队规模更是百倍于前者。虽然帝国自由市中包括像美因河畔法 兰克福和汉堡这样的大型商业中心，但也有许多不过是村庄而已。奇 怪的例子再多，也不能改变这个事实：帝国议会的确容许遍布帝国的 地主和城市精英参与政治。在过去大约一代人的时间里，像卡尔·奥 特马尔·冯·阿雷廷（Karl Otmar Freiherr von Aretin）男爵、卡 尔·黑特（Karl Härter）、格奥尔格·施密特（Georg Schmidt）这 样的德国历史学家以非常仔细的研究说明了帝国议会的事务对皇帝和 诸侯来说有多么重要，对欧洲各个主要国家来说也是如此，它们都在 那里妥善安排了代表。此外，雷根斯堡还是活跃的政治公共领域中 心，是中欧地区最重要的信息交流场所，小册子、印发的法令和报纸 从那里传到帝国各地。 帝国议会是最重要的机构，但它绝对不是唯一的帝国机构。在它 之外还有两个帝国法院——帝国高等法院（Reichskammergericht）和 帝国最高法院（Reichshofrat），还有将地区内部各个诸侯国聚集起 来的“管区”（Kreise），以及一支帝国军队。按照现代国家的标 准，这远远不够。克劳斯·爱泼斯坦（Klaus Epstein）甚至讽刺说 “描述神圣罗马帝国的体制就等于是在批评它”。资金匮乏意味着帝 国高等法院虽然按照设想应当有50名助理法官，实际上助理法官却从 未超过18名，有时还更少，结果到1772年累积了61 233个案件。约瑟 夫二世一向很有冲劲，但他随后的改革尝试还是在既得利益集团那里 碰了壁。另一方面，组成帝国的各个部件都是被帝国法律捆绑在一起 的。而正如几位有抱负的僭主以自身为代价发现的那样，帝国法律也 是会得到执行的。以符腾堡为例，专制的摄政者弗里德里希·卡尔 （Friedrich Karl）就在帝国介入后于1693年被解职，这给公国等级 会议带来了“不小的安慰”。1770年，帝国最高法院解决了同卡尔· 欧根（Karl Eugen）公爵相关的久拖不决的争端，判决结果对公爵的 对手非常有利。正如研究这一事件的历史学家詹姆斯·范恩（James Vann）所述，帝国“显示了它惩戒君主、保护其臣民的自由的能 力”。这标志着一连几任公爵企图摆脱宪政约束的努力遭到了决定性 失败，也让查尔斯·詹姆斯·福克斯评论说欧洲只存在两个宪政，即 大不列颠的宪政和符腾堡的宪政。 福克斯又错了。若是将宪政理解为存在普遍公认的让政府完成任 务并解决矛盾的框架结构，那么神圣罗马帝国的每一个组成部分都有 某种形式的宪政。人们通常认为旧制度下的德意志人是非政治性的动 物，他们满足于在软弱诸侯的手下过毫无雄心的生活。事实恰恰相 反。得益于权力的分散，大部分德意志人比其他任何地方的欧洲人 ——包括英国人在内——都更接近权力，也都更为活跃地参与行使权 力。不论参与途径是大部分诸侯国里依然存在的等级会议、管理帝国 自由市的市议会、教会邦国的主教座堂教士团、较大邦国中的官僚机 构，还是乡村议事会（Kreisräte），德意志人都是活跃而爱争吵的参 与者。这里的政治形式从来都不是民主的，也总是受到限制，时常是 寡头政治或贵族政治，可权力的确分散到了社会底部。可以肯定地 说，其他任何欧洲国家都不能让一个农民在一代人时间里成为诸侯。 在南德的帝国修道院里，这却是可以发生的，在那里，农民的儿子被 选为修道院院长是很常见的。在世俗方面，还应该提一下构成“帝国 骑士”的350多个家族，这些贵族地主在帝国议会中并无代表，只是皇 帝的臣民。在他们的庄园里——总共有大约1 500座庄园，占地面积约 1.3万平方千米，人口约35万——他们行使政府和行政的大部分职能， 这又一次说明，在帝国各地，国家与公民社会的界限并不清晰。这里 我们可以借用弗兰克·奥戈尔曼对英国乡绅的评论，说帝国骑士是 “寡头政治的合作伙伴”。正如其中一些最大的帝国骑士家族——舍 恩 博 恩 、 施 塔 迪 翁 （ Stadion ） 、 梅 特 涅 、 格 赖 芬 克 劳 （Greiffenklau）、冯·德·莱恩——的名字所示，许多家族成员或 是寻求为帝国效劳，或是打算在教会邦国谋得有俸圣职，以此为来自 庄园的收入提供补充。 权力的碎化与扩散令整个帝国越来越保守，甚至趋于停滞。最根 本的问题是，主权、中央集权、权力最大化这样的现代概念与帝国的 权力结构格格不入。有人在1756年告诉年轻的约瑟夫二世： 尽管帝国内部邦国的性质迥然不同，但德意志帝国并没有瓦 解成一群国家的集合［普芬多夫（Pufendorf）曾将它描述为国家 体系（systema civitatum）］，而是一个单一的国家，它唯一的 领袖是皇帝，它的成员是帝国等级会议（Reichsstände，也就是 一切出席帝国议会的人）、封臣和全体臣民，它的主权部分由皇 帝独自行使，部分在选帝侯的赞成下行使，但在大多数场合都需 要预先告知帝国等级会议全体并获得其一致批准，在帝国，每一 位诸侯都以完全的自由和权威统治其邦国，但也要遵循帝国的法 律与习俗。 这不太明确，但也没法说得更明确了。正如宪政专家约翰·雅各 布·莫泽（Johann Jakob Moser）在1766年所论，“德意志是以德意 志的方式统治的”，是由基本法律、条约、特权乃至口头传承的传统 组合起来进行统治的。 这个特权集团博物馆受到了诸多威胁。自从哈布斯堡王朝在15世 纪末16世纪初组建起一个世界帝国后，神圣罗马帝国就被定期卷入哈 布斯堡君主国的内部冲突。就在其他欧洲国家，特别是英格兰和法兰 西创建民族国家时，最重要的德意志王朝却突然背道而驰。这和新教 改革一起带来了旷日持久的内部痛楚，这种痛楚与其他许多事物一道 摧毁了帝国自由市的公民文化，促进了诸侯们的呈现型文化。正如我 们将在后面章节所见，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签订后，路易十 四及其瑞典仆从反复大举入侵的道路就敞开了。外国君主取得帝国领 土，或是帝国诸侯取得外国领土，这样的事情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 多：瑞典—波美拉尼亚，荷尔斯泰因—丹麦，萨克森—波兰，茨韦布 吕肯—瑞典，汉诺威—大不列颠，更不用提各类组合中最大的那个奥 地利—匈牙利了，哈布斯堡王朝直至17世纪末才彻底控制了匈牙利的 所有属地。 在这些帝国之外的关系中，最具决定性的是勃兰登堡选帝侯逐步 取得了普鲁士公国。此举始于1525年，当时最后一任条顿骑士团大团 长霍亨索伦的阿尔布雷希特（Albrecht von Hohenzollern）把他的国 家世俗化了；在1660年，“大选帝侯”腓特烈·威廉完全拥有了公国 主权。腓特烈·威廉的儿子于1701年取得了“在普鲁士的国王腓特烈 一世”的头衔，他的曾孙腓特烈二世则清楚展现了此举的隐含意义。 腓特烈二世于1740年夺取西里西亚，在随后23年里挫败了一切对手， 保住了西里西亚，从而开启了德意志人相互争夺帝国内部主导权的斗 争。法国的衰落极大地帮助了他。在过去，那些对抗哈布斯堡霸权的 德意志诸侯都自然地转向凡尔赛寻求支援。可随着法国与英国的殖民 地争夺越发激烈，法国的资源更加分散，帝国内部的真空开始扩大。 即便腓特烈大帝——在他那三场西里西亚战争中的第一场结束后，同 时代人给了他“大帝”这个绰号——没有进去填补真空，其他诸侯也 会这么做的。 腓特烈大帝沉重打击了神圣罗马帝国。他早年从启蒙运动中汲取 了清晰（但微薄）的养分，加上他的成长过程很不愉快，于是，他反 对自己的父亲和父亲所代表的一切，其中就包括帝国那“过时、空想 的体制”。他将帝国议会蔑称为“幽灵……君主派到那里的代表就像 是对着月亮狂吠的护院狗”。一出可以追溯到第三次西里西亚战争 ——它更广为人知的名字是“七年战争”——的小插曲戏剧化地展现 了普鲁士人对待神圣罗马帝国的粗暴新方法。1757年10月14日，一位 名叫阿普里尔（April）的帝国议会公证人在雷根斯堡向勃兰登堡代表 冯·普洛托男爵（Baron von Plotho）递交了正式命令，宣布因去年 入侵萨克森的行为，男爵的主人已被帝国剥夺公权。[29]这样的措辞 很是严厉，甚至带有侮辱性。冯·普洛托男爵不为所动地接过了命 令，把它塞进阿普里尔的衬衣里，然后让自己的仆从把这位不幸的公 证人扔下楼梯。不用说，这一插曲很快就传遍了整个帝国，越传越夸 张。仅仅3个星期后，腓特烈大帝就在罗斯巴赫（Rossbach）会战中消 灭了敌军，敌军主要由法军组成，但其中也包括相当数量的帝国军 队。此战胜利，既是德意志人击败其世仇的胜利，又是帝国的失败。 法军指挥官苏比斯（Soubise）亲王抱怨说，他所谓的盟友对交战没什 么兴趣，其中尤以新教徒为甚，他们的认同感“完全在普鲁士一 方”，这可不是好兆头。 腓特烈大帝已经强大到足以将普鲁士确立为一个主权国家，但是 他还没有强到能够让其他诸侯追随他的地步。帝国的组成部分可以分 成五类：1、具备地区以外影响力的主要世俗诸侯（普鲁士、巴伐利 亚、普法尔茨、萨克森、汉诺威、符腾堡、巴登、黑森—卡塞尔、黑 森—达姆施塔特以及其他若干诸侯），2、较小的世俗诸侯，3、教会 邦国，4、帝国自由市，5、帝国骑士。只有第一类里的邦国才可能立 志成为帝国以外的独立国家，这一类中还有些邦国对普鲁士充满敌 意，特别是汉诺威和萨克森，它们是普鲁士在争取北德意志主导权时 面临的两个主要对手。从第二类到第五类都意识到它们很容易被第一 类中的掠食者吞并，所以，它们要生存，就必须维持帝国。因此在正 常状况下，它们会在帝国议会里用金钱、人员和投票支持哈布斯堡皇 帝。 因此，即便面对着像腓特烈大帝这样野心勃勃又冷酷无情的君 主，皇帝也能够维持帝国的完整。然而，当约瑟夫二世开始他那不得 安宁的皇帝生涯时，状况发生了急剧变化。很有必要解释一下哈布斯 堡君主国与神圣罗马帝国之间的区别。哈布斯堡君主国的统治者是约 瑟夫二世的母亲玛丽亚·特蕾莎，她在父亲卡尔六世皇帝于1740年逝 世后继承了君主国。她的遗产包括属于哈布斯堡王朝的所有世袭领 地，西起奥属尼德兰，东抵特兰西瓦尼亚，北起波希米亚，南抵米 兰，其中一些领地位于神圣罗马帝国内部，但并非所有领地都是如 此。在帝国之外的领地里，最重要的是匈牙利王国及特兰西瓦尼亚公 国。因为玛丽亚·特蕾莎是女人，所以她不能像父亲一样当选神圣罗 马帝国皇帝。腓特烈大帝入侵西里西亚让长久的空位阶段变得大为混 乱，此后，选帝侯们于1742年选择了一位出身维特尔斯巴赫家族的巴 伐利亚选帝侯继承帝位，称卡尔七世，这是3个世纪以来选出的第一位 非哈布斯堡家族皇帝。仅仅3年后，卡尔七世就去世了，此后常态某种 程度上得以恢复，玛丽亚·特蕾莎的丈夫洛林的弗朗茨·斯特凡 （Francis Stephen）被选为皇帝弗朗茨一世。他们的儿子约瑟夫二世 于1764年被选为“罗马人的国王”，这给了他在父亲死后自动继承帝 位的权利，而弗朗茨的确在第二年去世了。换句话说，约瑟夫二世从 1765年起就是当选的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但在哈布斯堡君主国里只是 他母亲的共治者。玛丽亚·特蕾莎于1780年逝世后，他才完全控制了 神圣罗马帝国和哈布斯堡君主国。 约瑟夫起初认真履行皇帝职责，可他改革帝国最高法院和帝国高 等法院的努力失败后，他就认输了，事实上放弃了帝国。这很难说是 一个晴天霹雳。在他祖父卡尔六世统治时期（1711—1740），帝国首 相府（Reichskanzlei）和奥地利宫廷总理署（Hofkanzlei）就发生过 争夺主导权的斗争，前者处理他作为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时的利益，后 者处理他作为哈布斯堡君主国统治者时的利益。关键问题在于卡尔六 世应当把何种利益放在首位。他应当首先将自己视为有义务以公平态 度对待帝国所有成员的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吗？还是说，他应当优先考 虑自己作为哈布斯堡君主国——其利益经常与帝国利益相悖——世袭 君主统治的土地？在一个国家构建越发迅速的世界，不得不说，第二 个选择看起来更有说服力。但约瑟夫二世的改变幅度太大了。1778年 时，他甚至开始考虑，放弃皇帝头衔从而彻底切断与神圣罗马帝国的 联系，是不是有好处。 约瑟夫二世并不是一个喜欢折中的人。他放弃让神圣罗马帝国运 转的努力后，马上以激烈的态度反对帝国，毫不掩饰自己对帝国机构 和成员的蔑视。帝国部门是“尊贵权力的鬼魂”，它的业务是“可恶 的”，帝国政体是“恶毒的”，诸侯是毫无骨气的无知之徒，任由他 们那些卖弄学问、贪赃枉法的大臣摆布。至于神圣罗马帝国的显贵人 物美因茨大主教选帝侯，约瑟夫二世在写给自己派驻美因茨的使节特 劳特曼斯多夫（Trauttmansdorff）伯爵的信中说： “鉴于我刚刚做了 耶稣受难节的复活节告解，业已宽恕了所有侵犯过我的人，我就不能 动什么复仇念头了，只能蔑视一个傲慢的十足蠢蛋。” 18世纪70年代，特别是1780年左右他的母亲去世后，约瑟夫二世 致力于为自己的奥地利谋求利益，而且采取了似乎有意疏远尽可能多 的德意志诸侯的方式。细说他复杂的帝国政治手段就太乏味了，举两 个例子足以说明问题。第一，约瑟夫二世在1782年取消了开给神圣罗 马帝国各地大臣和其他公职人员的所有支出。尽管这些“补助金”是 几乎不加掩饰的贿赂，但它们是在各个德意志宫廷给哈布斯堡影响力 的齿轮上油的重要润滑剂。结果，约瑟夫二世一下子就把帝国里那些 最具影响力的政治人物从朋友变为敌人，还切断了重要的信息来源， 而这么做只是省了一些钱而已。第二，他于次年单方面废除了主教诸 侯在哈布斯堡君主国境内的所有教区权利，还没收了教区里的所有教 产。 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如此肆无忌惮地违犯帝国法律，就连那些因历 史和自身利益与帝国部门绑定在一起的帝国成员也感到脚下的地开始 摇动。这时，帝国的自我调节机制又一次开始运作，而帮助居然来自 腓特烈大帝。此时，原本是猎场看守的奥地利已变为偷猎者，而普鲁 士偷猎者可以——事实上是不得不——变为看守。腓特烈大帝意识到 自己可以通过帝国的古老结构实现诸多目的，可这只有在现状得到接 受、各宗教派别之间也维持公平的状况下才能实现。随着诸侯同盟 （Fürstenbund）的组建，腓特烈大帝在1785年获得了奖赏。这是一个 旨在正面对抗约瑟夫二世帝国政策的联盟，尤为反对他尝试用奥属尼 德兰交换巴伐利亚。腓特烈大帝能够招揽到两位最为重要的诸侯（汉 诺威选帝侯和萨克森选帝侯）和数量更多的二等诸侯，这反映出奥地 利在帝国内部的影响力陷于崩溃。腓特烈大帝的最大收获或许是那个 “十足蠢蛋”美因茨大主教选帝侯，德意志教会资历最高的教士，神 圣罗马帝国的宰相。他的变节极具象征意义，同时代的人都看到了这 一点。不过约瑟夫二世并没有被吓到，他继续以同样的方式行事，一 直持续到他1790年去世为止。考尼茨侯爵是在约瑟夫二世手下长年受 害的外交大臣，他的帝国政策被皇帝像公牛闯进瓷器店一样弄得一团 糟，难怪当有人通报约瑟夫二世的死讯时，考尼茨侯爵的评论竟是 “太谢谢他了”。 在一个“国家”变为政治话语的“主导名词”的世纪，神圣罗马 帝国是过时落伍的，与时代格格不入。它不是一个国家，也永远不可 能成为一个国家，倒更像是一个维持法律与和平的组织（eine Rechts-und Friedensordnung）。因此，神圣罗马帝国是不能用现代 国家的标准来衡量的。它并不打算进行中央集权，也不打算最大限度 地利用资源、尽可能建立庞大的军队或征服其他国家的领土。帝国面 对上述问题时的失败让它在19世纪的大国政治世界里蒙受了羞辱，自 然也饱受蔑视，可这也确保它在1945年之后得到了远多于此前的理 解。至于同时代的人物，少数人和约瑟夫二世一样对帝国怀有敌意， 有些人倾向于本节开头歌德笔下弗罗施所表达的那种深情嘲弄，也有 数目惊人的人意识到纵然神圣罗马帝国弊端众多，它还是有许多值得 称道之处。在对帝国为数众多的夸奖中，以下文字因其作者克里斯托 夫·马丁·威兰（Christoph Martin Wieland，1733—1813）的智 慧、客观与经验而受到人们的喜爱： 从选举产生的领袖（皇帝）到帝国自由市滨湖哈默斯巴赫 （Zell am Hammersbach，黑森林里的一个小社区）的市长与市政 当局，每一位德意志统治者或大或小的权力都在各方面受到法 律、传统以及其他诸多方式的制约。统治者若参与任何形式的侵 犯财产、荣誉或个人自由的非法活动，帝国体制都会为受害方提 供保护，对弊端加以补救。 重要的是，德意志与帝国在威兰笔下就像是同义词一样。从15世 纪末期起，帝国的全称就是“德意志民族神圣罗马帝国”。神圣罗马 帝国的多中心结构与1871年创立的德意志帝国的中央集权形成了鲜明 反差，以至于前者塑造民族认同的能力被忽视了太久。弗里德里希· 卡尔·冯·莫泽在1765年发表专著，论述德意志民族精神源于帝国体 制。他所说的能代表许多人的想法： “我们是同一个民族，拥有同一 个名字，在同一位领袖治下生活，通过我们的体制、权利、义务和法 律团结在一起，而这又是为了共同追求自由。”他接着感叹，可惜这 样的爱国主义不像在法国、英国或荷兰共和国那样盛行，但他坚持认 为德意志人是自由的，而这种自由可以起到恢复民族感情的作用。 讽刺的是，1792年法国革命战争爆发，开启了帝国历史的最后一 个阶段，而此时，帝国制度的运作状况却是有史以来最好的。在18世 纪90年代，诸侯和人民都表现出了让旧制度得以运作的能力。尽管人 们很关注一小群与法国入侵者合作的德意志人，即所谓“德意志雅各 宾派”，但帝国并没有从内部崩塌的危险。更需要提防的是，奥地利 与普鲁士或许会结为同盟，像此前瓜分波兰一样分割德意志。两国在 1790年差点开战，此后在1791年达成和解，并在1792年一同向革命的 法国开战。埃德蒙·伯克（Edmund Burke）在他的《关于法国事务的 思考》（Thoughts on French Affairs）中预言： 只要这两个诸侯保持冲突，德意志的自由就是有保障的。但 是，如果它们一直保持相互谅解，确信在同步等比例扩张中获得 的利益比在相互斗争中获得的更直接、更确定，也就是说，要是 它们认识到，与其靠不让对方掠取其他邦国的旧方针保障安全， 不如分赃得利，那么从那一刻起，德意志的自由就不复存在了。 伯克既是对的，又是错的。他认为要是奥地利和普鲁士赢得了 1792年的战争，它们就要获取“补偿”，前者用奥属尼德兰来交换巴 伐利亚，后者攫取更多的波兰土地，从这个意义上讲，伯克是对的。 但伯克没有料到，它们并未取得胜利，而且两国间的关系很快就被激 烈的相互指责伤害了。普鲁士在1795年退出了战争，与法国单独媾 和。真正终结了帝国的举动是革命者决心将法国的边界外推到莱茵 河，用让教会邦国世俗化的方式补偿扩张中受到影响的世俗诸侯。这 一切花了很长时间，主要原因在于奥地利人实际上相当坚韧。直到 1806年，最后一位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弗朗茨二世才退位，变成了奥地 利皇帝弗朗茨一世，这个头衔是他在1804年为自己创造的。约瑟夫二 世若看到这一幕，该有多么欣慰。根据前文确定的分类，法国革命者 和后来的拿破仑所做的事情实际上就是让帝国各部分中的第一类吞并 第二类至第五类。拿破仑对他的动机直言不讳。1807年，曾担任帝国 最后一任宰相的卡尔·特奥多尔·冯·达尔贝格（Karl Theodor von Dalberg）前往圣克卢（Saint Cloud）觐见拿破仑，建议他恢复帝国 制度。达尔贝格的话被打断了。拿破仑轻蔑地说： “我告诉你一个秘 密。德意志的小诸侯希望获得保护以对抗大诸侯，可大诸侯喜欢按照 自己的意愿统治，但是，我希望从德意志获得的不过是人员与金钱， 而大诸侯能给我这些，我就应当不去触动大诸侯，而让无足轻重的小 诸侯随遇而安。”在这个大国政治的美丽新世界，像神圣罗马帝国这 样的软性政体是没有存在空间的。至于拿破仑摧毁它是否明智就是另 一回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