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关村，钱袋和脑袋交流

中关村，钱袋和脑袋交流

5月13日，中关村的CEO们聚集在国家图书馆，开始反思资本运作，反思中关村的定位，因此，有了一场高新技术企业与资本市场的对话。      中关村缺什么？缺钱。      因为缺钱，中关村许多颇具生命力的中小企业挣扎在死亡线上；因为缺钱，不能像硅谷那样搞基础设施建设;因为缺钱，20年前涌现出的大批高科技企业，至今仍没有形成产业优势与核心竞争力……      然而，中关村似乎又不缺钱。发展20年了，许多企业仍停留在资金运作上，至今没有涉足资本运作；至今没有把投资银行家、风险投资者请到“村”里来；至今也没有形成科技与资本两个轮子互动。      风险投资者说：“钱有的是”，同时捂着钱袋子。站在中关村犹疑观望的他们，对中关村的感情是复杂的。首都创业集团CEO刘晓光的一句话道破了他们的心声：爱你恨你中关村。      朱希铎：      谁不愿牵资本的手？      毕业于清华大学的朱希铎，1987年进入四通，1999年10月当上四通总裁。他如今最大的感触是，当CEO要比当厂长难，技术知识要懂，管理知识要懂，资本运作的知识也要懂，他总结了一句话：“每天都要处在一种学习状态才行。”      朱希铎滤了一遍四通的发展史，觉得在中关村颇具代表性。17年“工龄”的四通经历了创业、扩展、自我改造与提升三阶段，目前仍在提升阶段。      创业阶段的经营模式是贸易型，衡量企业的指标是利润率、费用率和资金周转速度等，这一阶段主要是不断扩大流动资金，是“倒而成爷”。      扩展阶段追求规模，我们的口号是“不怕名大，不怕规模大”，因此讲得是市场占有率的产业模型，公司基本上是流动资金＋固定资金。      现在面临新经济、全球一体化的挑战，企业寻求的是如何与国际接轨，经营模式转为技术服务型，在资本结构上变成了流动资金＋固定资金＋技术积累＋人才投入，现在的资本构成已需要多元化。      朱希铎说：“高科技企业如今特别需要资本市场。”按四通的发展，现阶段有四大矛盾，冲破这四大矛盾才可以与资本市场牵手：      一是新与旧的的矛盾。过去熟习了几十年认为很成功的旧体系和已有的资源，如今变成了再创业的障碍，新创业要重组资源，要进行资本再积累、再创业。而且，这次创业几乎全靠资本手段来运作，而不是像过去那样向别人借两万元就可以起家。      二是长与短的矛盾。现在越来越短的市场变化周期与技术领域长的投入产出的矛盾突出，高科技的开发与产业化需要3－5年，比如我们搞的系统集成，投入3000多万元，5年了才刚有赢利。      三是轻与重的矛盾。过去高技术企业都是很轻型的成本结构，过去习惯于用很低的技术投入成本，用很低的市场成本，很低的人力资源成本，赢得一点点毛利润。现在强调人力成本和研发中心的建立，这是重型模式。      四是单一与多重的矛盾，业务链的单一性和资源组织的多重性矛盾。过去习惯在自己圈里转，立足本企业，这样成本最高，效率最低；现在要做的资源配置，则是整合所有的资源，这个整合是跨所有制的，跨企业的，跨行业的，甚至是跨国际的。      朱希铎现在有一大苦恼：“谁不愿牵资本的手？可实践证明，投资者和企业家面对面洽谈，多难成功，现在急需有一个中介服务机构，中关村能不能成为硅谷，不是有没有几百亿堆在这里，而是需要规范的中介机构，否则堆几百亿在这里也要出问题。”      朱希铎的苦恼是中关村老总们的共同苦恼，他们大多觉得中关村的中介、咨询公司未发挥应有的作用。“一些协会收了会员费，却官气十足，活动多是传达精神、规定之类的虚话。”中关村那么多好项目太需要规范的中介推荐、搭桥了。      熊焰：      硅谷是用钱堆出来的      中关村百校信息园有限公司总裁熊焰说，硅谷成功原因多方面的，但最重要的有两条：一条是人才，另一条是资金，硅谷是用钱堆出来的。据统计，硅谷1993－1998年，每年投入高科技企业的达300亿美金，1999年达500亿美元，2000年到1000万亿，今年有所回落。再比比中关村，哪有那么多钱？光有热情是不够的，得有钱。因此，“我请各位支支招，中关村发展如何利用资本市场？”      刘晓光：      想说爱你不容易      说起高科技企业与资本市场，首创CEO刘晓光的身份有点尴尬，他既是首创的老总同时又是投资银行家，不知他要站在哪个角度说话，但正因为这个双重身份，使他更清楚两者间该有怎样的磨合与互动。      缺钱的企业苦恼，谁知道有钱的人也苦恼。刘晓光就是这样一个苦恼的有钱人。      他认为，再好的技术，如果没有资金的催化，很难成功。我是中关村最大的投资者，投了中关村软件园、中关村生命园等，光中关村科技园就投了3个亿。我们作为投资商出现，我有很多苦恼，不是我们不愿投，关键你有没有好东西。      我们的苦恼在哪儿，大家知道整个的投资市场变化非常快。我们从1992年开始在香港折腾资本市场，上市呵、发债呵、变化非常快，1992年我们想投消费品，电器、食品市场广阔；到1994年变了，想投电厂，电厂不是稳吗；到1996年电厂不行了，追高速路；到1998年又变了，追中药港；到了1999年又变了，追网络；现在又变了，投向污水、垃圾，吃永远的长线，投资者逐利，更愿意投高科技，搞个微软那样的，一下吃到底。我们的苦恼是：      其一中国没有一个公平的公司能评价技术的可靠性，如果有这样一个公司，告诉我是真的，我愿花钱，中关村应该出现这么一个公司，它是一帮技术专家和经济学家，任何一个科技项目，它能做一个公正评价，不是骗人的。      第二个苦恼是在寻找一个项目过程中，实际是买这个团队的，有时项目挺好，团队不行，弄个武大郎出来，你怎么办？      第三个苦恼是我们有的项目可能很好，但工艺等却不行，一推到市场就容易被人抄袭。      第四大苦恼是管理问题，作为投资人，有没有一批真正的高科技的职业经理人，代我收钱？没有这个，我投完资麻烦也就来了。      作为投资人，钱有的是，只要你有10％的回报，你有30亿的利润，我敢追300亿进去，关键是能“套”的东西在哪里？真正让我买完以后能卖的东西在哪里？      陈宏：      投了拿不走，谁投？      美国GRIC公司CEO的陈宏，是作为一个局外人来反思中关村的。他在硅谷工作，了解硅谷，同时作为美国一家华人高科技协会会长，他也了解中关村。      陈宏说，去年，许多风险投资已开始关注中国，正当这个趋势走向辉煌之际，NSDKEQ一路下跌，中国概念股在国外表现极差，再加上中美关系紧张，导致国外风险投资对中国热情稍减；另外，二板市场的推出一拖再拖，国外风险投资信心动摇，更关键的是，钱投进来，怎么拿出去？在中国，风险投资基本没有退出通道，没有顺畅的可实现变现赢利的出口。      据了解，在美国的风险投资有许多出口：股票上市、参与并购、破产清算、股份回购。每个出口都有不同的收益。      陈宏相信，国外风险投资迟早会来。许多风险投资都看好中国市场，都有在中国设立分部的意愿，这点还有待中国政策的转变，目前中国不允许国外独资设立风险投资，但这点会慢慢改善。      中关村      环境急需改善      CEO们认为，改变中关村的大环境是当务之急。中关村的国际环境，真正的企业法则，商业规则以及信用制度应很快建立。这是外围的软件，同时，有赖于中关村的各企业，因为，要想介入资本市场，一定要有一个基础，一定的商业模式，一定的收入模式。      中关村现在到了资本市场与高科技两个轮子互动的时候了。这边输送血液，科技企业又不断输送牛奶（利润），这样资本市场就会偏爱中关村。      对中关村来说，重要的不是搞钱，而是需要风险投资的包装、指导、策划和辅导上市。      中关村就是中关村，陈宏说，世界上许多国家和地区都想建硅谷，日本、新加坡、台湾、印度，硅谷之所以是硅谷，有它的特殊地方，它聚集着来自世界的技术人才，聚集着高科技管理人才。同时，硅谷也很有钱，这些是别的地方无法相比的。      中关村如果将目标定为中国最大的高科技中心，风险投资聚集地，投资银行家中心，这些是可以做到的。也是现实的。一步一步来，将来有一天也许会超过硅谷，是可能的。然而，许多人认为，中关村已超越了地域概念，它已成为一个高科技的品牌。它是中国教育、信息、科技、智力的密集地。      玩转资本魔方      中关村和资本结合大约有几条路选择：首先是风险投资。中国的风险投资不是市场经济下的风险投资，大多是靠政府出资创办投资公司或设立基金，这样的风险投资风险极大。因此CEO们呼吁：尽快建立市场化的风险资本融资体系；设立产权明晰，科学管理的风险投资运作主体；建立风险投资金融服务体系。      其次，买壳上市。刘晓光提醒大家：“买壳上市千万不能瞎买，买不好就死！即便买壳，也一定要有未来相应的科技净资产。许多高科技的中小企业可能也没有买壳的能力，买一个壳，一开始就要投入1个亿，还要不断地往里砸钱。”买壳上市走不通。      发债也许不大合适中小企业，发债只适合于企业净资产已有部分，可发净资产的40％，另外，必有3年业绩，谁的净资产大，谁的利润大，谁的债就好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