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大学十年（四）

在上大学的前三个学期，学习如同表演，有趣而且轻松。自从第四学期学习了计算机课程，我就有了新的追求，我多么渴望拥有一台计算机，可以天天编程。如果挨一个巴掌能换取一分钟上机时间的话，我愿意每天挨1440个巴掌。如果非得加上一个期限不可，我希望是一万年。

　　我本科的专业是半导体物理，一二年级由系里负责教学，三四年级由微电子所负责教学。在第四学期末，我央求系里把我推荐到微电子所参加科研， 贾新章 教授“收留”了我。我踏进微电子所的那一脚，让我从纯粹学习转向了科研，从“高分低能”转向了“低分高能”。

　　我终于有了一台286电脑，那个暑假我就睡在实验室里，时时刻刻守着它，深夜里我一个人冲着它发笑，一会儿盖上布，一会儿掀开布，一会儿摸摸它的“脸”，一会儿理理它的“辨子”。我很快地完成了任务——设计一个“立方运算”的模拟电路，并且学会了C语言。

　　西电有个好传统，每年冬季举办一次全校性的“星火杯”学生科技作品竞赛。每届都有六七百件作品展示，低年级的学生看后无不热血沸腾，跃跃欲试。我很希望能独立开发一套软件，参加本届“星火杯”竞赛。 贾新章 老师是研究集成电路可靠性的，见我如此热切，就让我开发“集成电路可靠性分析软件”。

　　我开始一边研究数值算法，一边设计软件。从炎热的8月份到发冷的十一月，几乎天天通宵编程，程序很快增长到一万多行。在离竞赛还剩一个月左右的时候，出现了大量的问题。不仅程序老是出错误，而且发现原先的算法并不有效。此时已经没人能够“救”我。 贾 老师不会编程，不知道问题究竟出在程序上还是出在算法上（实质上两者都有问题）。而那些懂软件开发的年青教师，实在看不明白我的上万行程序是如何组织的。他们只能悲伤地看着我挣扎。由于我经常逃课，好学生变成了坏学生。系里意见极大， 贾 老师十分为难。不少老师和同学劝我赶紧“改邪归正”，放弃项目，不值得因小失大。

　　当时我有个无法动摇的心念：如果放弃一次，那么碰到下一个挫折时我就会继续放弃；如果坚持而成功，那么碰到下一个挑战时我会激励自己再取成功。

　　在压力面前，我依然坚挺。每当略有进展时，心里一阵狂喜，但很快又会碰到新的困难，有时一坐就是20个小时。每天在喜悦的颠峰与苦恼的深渊之间反复折腾。在竞赛前二天，我终于成功地完成了软件研发，结果获得软件与论文两个二等奖。这个荣誉本身不值得一提，并且我付出很重的代价——对物理专业失去兴趣而彻底抛弃了它。但那时我才19岁，在极限状态下，我磨练了意志，使我日后充满激情。在本科四年级，我认识了微电子所的 郝跃 老师。他是数学博士，是微电子所最有才华、最潇洒、最有领导风范的青年学者。我常去向他请教数学问题，他讲得意气风发，我听得如痴如醉。我俩一个月的“交流量”很多硕士化一年时间也得不到。有一天， 郝 老师说：“你做我的学生吧。”我就毫不迟疑地 从贾 老师门下“跳槽”到 郝 老师门下。 郝 老师后来是我的硕士生导师，他高兴时喜欢说：“好，很好，非常好！”我看着他升教授，升博导，升副校长，师生两人分别在各自的阶层中名声显赫。

　　在三四年级，我的专业课程没有一门及格过。但由于微电子所的老师们已经认可了我，就把我的卷面成绩作为及格线，我对同学们的帮助莫大于此！如果要我考研究生，我绝对考不上。系主任安毓英觉得我将来很有前途，于是不顾别人反对，一锤定音让我免试读硕士研究生。
　　读硕士研究生后，我的科研条件相当好。导师十分开明，任我自由发展。我最喜欢做的事是设计图形用户界面和开发数据可视化软件。图形程序的最大魅力是即便它毫无用处，你也可以自我欣赏。总有人担心“花很多精力、物力让界面那么漂亮，图形那么逼真是否值得？”这种问题不能强求别人与你一致。我当时赞美女孩子的最高境界就是把她和我的图形程序相提并论。

　　我喜欢设计用户界面是因为自己有相当好的美感。在读本科时我模仿过六七个流行软件的界面，常常向同学演示、卖弄。觉得还不过瘾，就写了一篇名为“用户界面设计美学”的短文。凡是路过我实验室的同学都被我逮住，被迫听完我得意之极的朗读，茫然者与痛苦者居多。不久我的朗读便所向披糜，闻声者逃之夭夭。

　　我的研究工作基本上以集成电路的数值计算为主，数值计算产生的一堆堆数据常把我搞得晕头转向。我发现用图形来表征、解释数据可以让自己不再迷糊下去，那感觉就象刚睡醒时冲凉水一样。我硕士学位论文中的软件就是用图形来仿真集成电路生产过程中“缺陷”对成品率的影响。我并不是在看了学术论文后才开始研究可视化技术的，我是在做了工作后才发现那些好玩的技术叫做“可视化”。由于我肚子里头的确有货，在硕士一年级，我没有使用“剪刀”与“浆糊”（这是很多人写书的法宝），只化了三个月时间就写完第一本著作《微机科学可视化系统设计》。

　　我在读硕士期间的工作强度与本科时的相当，但工作方式有很大不同。我有了明确的目标：（1）开发自主版权的软件产品；（2）培养做领导的才能。这个目标可以通过团队工作，参加全国性大学生科技竞赛而实现。

　　我在西电成立了“可视创意软件小组”，马佩军、戴玉宏、马晓宇是我的主要技术伙伴，帮手很多（有几个漂亮的女生负责宣传）。办公室里贴满了标语，如“创造性的事业要靠激情来推动”，“生于忧患，死于安乐”，“让春天消失”。还有大幅的“作战图”，倒计时牌。每个伙伴写了一张“军令状”放在机器上，我迄今还记录着那些纯真、活泼、充满激情的文字。那是多么艰苦而幸福的日子，夜里放震耳欲聋的音乐、咬尖辣椒提神，有伙伴累得蹲在厕所里睡着了。

　　在1994年和1995年的冬季，我们的软件作品分别获中国大学生应用科技发明大奖赛二等奖和全国大学生“挑战杯”学术科技作品竞赛二等奖，在西北地区，我们是“老大”。我成了西电学生的榜样，仰慕我的学生有一大批，我刚到浙大读博士学位时，收到一个西电计算机系学生的信，他说：“你走了，我呆在西电没有意思，我准备考浙大的硕士，你到哪里我就跟到哪里。”

　　在硕士毕业前，我在鉴定表上这样写道：“我热爱科技事业，如同热爱生命一样。近5年的科研工作带给我最充实的生活，也寄托着我美好的向往。可我同时也感到了痛苦，因为5年来我耳闻目睹科研中太多的弄虚作假。我发誓：做一名真实、正直、优秀的科技人员，以正身自勉。”

　　
　　我在西电度过了幸福的6年半，最让我牵肠挂肚的是“吃”、“友情”和“爱情”。
　　当我第一次吃红红的和青青的辣椒时，“感动”得满脸是泪，那滋味让我觉得前17年白活了。我在读硕士时已经能自力更生，我开发的软件不仅竞赛获奖挣了名气，而且还挣了钱（卖了二十多份软件，平均每份挣500元）。写书得稿费7000元，那时我简直就是富翁。这些钱的小部分用来给女孩子买礼物，大部分用于和与哥儿们吃香的喝辣的。

　　我相信自己已经尝遍了西安的小吃，并且发现了一个真理：最好吃的东西都在地摊上，最香的东西一定是辣的，最辣的东西一定是香的。曾经沧海难为水，我在浙大的三年里很少再吃辣椒，因为怕它玷污我心目中的辣椒。

　　在我小时候，我爸很讨厌土豆，他竟然因此不让我吃土豆。我哪敢跟他论理，于是忍啊忍，一直忍到我上大学“远走高飞”。如果说辣椒是我新交的女朋友，那么土豆就是我天生的命（迄今尚未发现能让我不要命的食物）。我在西电经常用电炉（从来都没被抓住过）做“以土豆为核心”的菜，天长日久，朋友们干脆叫我“土豆”。

　　我吃饱土豆和辣椒后不免深思而感叹，人要是认认真真地吃，真的花不了多少钱，那些贪官究竟是怎么吃掉巨款的？我将来怎么吃得掉自己挣来的钱？

　　我在读中学与本科时，满头白发，脑袋可以当白炽灯泡用。当我硕士毕业再照镜子时，吓了一跳，白头发不见了！我不知道究竟是哪种食物起的作用（估计是辣椒）。那些早生白发的小伙子们，你们就到西安上学吧。

　　
　　马佩军是我最早的朋友。刚入学时我们同住一个宿舍，他象国民党兵盘问良家妇女那样上下打量我，问：“喜欢干啥？”
　　我怯生生地回答：“打乒乓球。”
　　他再问：“什么风格。”
　　我答：“快球。”
　　他突然象阎锡山那样怪笑，拍拍我的肩膀说，“好！我喜欢，以后你就是我的朋友。我是陕西人，农民，会开拖拉机和卡车。这里是我的家，以后你有啥事，就对我吱一声。”

　　马佩军和我打乒乓球时口中念念有词：“哼！你对我狠，我对你更狠；你对我好，我对你更好。”他好几次说要把世上最好吃的板栗送给我一袋，这一袋板栗我到现在都没拿到。

　　马佩军夜里极能侃，吹他家乡的人跑得快，常把野兔追断气。有时他吹得太离谱，常令我们6人群起而攻之。为了把我们一举歼灭，他白天到图书馆查“资料”，夜里再挑起事端。双方就象印度与巴基斯坦，常干两个秃子争一把梳子的事。

　　马佩军上大学前也没见过计算机，但他对计算机技术有极强的领悟力。我们第一次上机时，他把我拉到打印机旁边说：“帮我防着管机房的，我要修理这台打印机”。还没等我反应过来，他就开始“肢解”打印机。我无比深刻地体会到：歹徒在作案时都不害怕，最提心吊胆的就是那个放风的。他在5分钟内修好了打印机，我佩服得五体投地，甘愿下次再跟他干“坏事”。我一直认为马佩军是西电编程第一高手，他编程的时候根本不是人，是指针。之所以我的名气大，一是因为他不好名利，二是我把他的程序写上了我的名字（并且卖了不少钱）。

　　马佩军的女朋友是我介绍的，我一眼就看出她将嫁给他。后来俩人果真结婚了，只是他嫁给了她。硕士毕业后，马佩军留在西电读博。前年我再见到他时，他说我害死他了，快乐得要宰了我。我喜欢陕西人源于马佩军。
　　
　　宋任儒是我们的班长，也是班里最早的党员，满口仁义之道，比唐僧还让人受不了。在二年级时，我迷上一个比我大一岁有了男朋友的女同学，多日沮丧。他看在眼里痛在心里，跑去把那女同学教育了一通。苏联解体的时候他十分沉痛，在思想教育课上，他向我们作了深刻的检讨，好象是他没有管教好戈尔巴乔夫那小子。最后他为我们点燃了希望：在不久的将来，“苏联”将重新成为苏联，共产主义旗帜将继续在全世界飘扬。

　　在本科三四年级，他对跳舞十分入迷，连上厕所都滑翔而去。我那时常把自己关在实验室里搞科研，极少有空与他玩乐，等到本科毕业时，猛地发现他已经风度翩翩。

　　宋任儒的学习既不好也不差，我们从来没有合作研究过什么。我喜欢他是因为他很有情趣，不落俗套。也许，我俩本来就是“敢爱而不恨”的同一类人。

　　本科毕业时，他分到威海工作，走之前我为他饯行。可在硕士开学时，我的房门被人一脚踢开，他对我喊了一声“林子啊，我又回来了”。我就象祥林嫂见到了被狼叼走的孩子。

　　宋任儒读硕士时被发配到临憧771所，他在那里过上了乐不思蜀的日子。有一天，他带来两个文静的女孩子（一个读硕士，一个读本科）来串门。就在我洗水果的几分钟里，三个人已玩得乐翻了天，两个女孩满屋子追他，一会儿把他按到桌子上打，一会按到床上打。我惊诧之极而又羡慕之极，恨不得挨打的人是我。想不到上学竟然会有这等欢乐，看来我读硕士的日子白过了。

　　后来，那个大一点的女孩子嫁给了他。当他带她去见公婆时，公公长叹一声：“把儿子交给你，我就放心了。”而婆婆已乐得合不拢嘴，竟然无法叹气。

　　现在，宋任儒已从复旦大学获得博士学位，比我更早地成家立业。他和她既是夫妻，又象兄妹，还象伙伴。他叫她“聪聪”，她叫他“笨笨”。
　　“聪聪”问“笨笨”：“老公啊，人活着为了什么？”
　　“笨笨”答：“就是让咱们每天快快乐乐。”
　　我迄今亲眼看到的幸福莫过于此。
　　
　　我在大二时曾为系里学习最差的十几名同学办了补习班，谢伟在这个补习班里名列倒数前茅。在他睡懒觉时，我象催命鬼那样喊他捅他。他无比吃力地抬起沉重的眼皮，就象软弱无力的举重运动员，还没有挺起来就趴下了。

　　他开始呻吟：“这一次就饶了我吧，下一次我一定一定会去的，求你了。”
　　我不肯。
　　“那么让我再睡5分钟，”他不死心。
　　我仍不同意。
　　“那么你就从1数到10，要慢一点，”他讨价还价。
　　当我数到9时，他就接着数9.1,9.2, 9.3 ……
　　一开始他觉得我很好玩，后来他就喜欢得离不开我了。并不是因为我学习好，而是那时侯我天真并且充满活力。在三四年级我忙于科研时，他照顾我的生活，叫我“少爷”，既做管家又做兄长。我们不仅共用饭菜票，并且共用仅有的一个碗，总是他买饭菜和洗碗。

　　我们那一级的学生大多崇拜巨人公司的创始人史玉柱，我问谢伟：“我是不是和史玉柱一样能吃苦？”
　　他说：“如果考虑年龄因素，你已经比他更能吃苦。你将来一定能做大事业，我就把希望寄托于你了。”
　　在我们都还不成熟的时候，我成了他心中的灯塔，只要灯不灭，希望就在。现在他为了娶一个日本姑娘，披荆斩棘追到日本，有了新的希望。
　　二十几年来，我就为一个男人哭过，那时他本科毕业。
　　
　　我读硕士研究生时，由于受我的影响，本系三四年级的学生蜂涌至微电子所参加科研。夜里看十二层高的科技大楼，灯火通明、热闹非凡的那一层就是微电子所。那时，我在微电子所学生中的地位仿佛伊拉克的萨达姆，手下兵将极多。

　　我写第一本书时，有几个人老向我伸着手等待输入稿子，就象火车站行乞的人那样阴魂不散，使我没时间慢腾腾地打草稿。我就象金庸写小说，有如神来之笔，想到那里就写到那里，写了一段他们马上输入一段，一气呵成。那本科技书写得很滑稽，同学们看得笑出眼泪，编辑看了拍案叫绝，只改了几个字就出版了。

　　那时侯我的心情是如此之好，为一男同学乱蓬蓬的头发写了一篇散文，并送他一把梳子。又把一女同学的实验报告写成评书。我的文笔大概就是这样练出来的。

　　这一群学生中，戴玉宏、史江一和马晓华是我最好的伙伴（我们都属于牛）。
　　戴玉宏其貌甚帅，眉中有一根白毛闪闪发光，因此号称“白眉鹰王”。“白眉鹰王”武功了得，是我软件产品的核心开发人员，我们合作最深最久。后来我开公司，他就从广州辞职到杭州为我助威，令我感动不已，可见读大学时期我们有多铁！戴玉宏有一次打饱嗝，整整打了两天两夜，我差点心疼死。

　　我尚未发迹之日曾与戴玉宏在校园里卖花，无人问津，就请电子工程系的鲁洁救助。鲁洁温柔貌美，她一言一笑尤如春风吹拂苏堤的杨柳，令人心里一荡再荡。顷刻间就有男生围观，有人看花，有人看“贵妃”，鲁洁一走，我和戴玉宏可怜得就象两根蜡烛。鲁洁读大学时调皮捣蛋，到四年级时还不太会编程。她的本科毕业设计是仿真“雷达跟踪飞行物”，程序基本上全是我编写的。我已记不起用了什么公式，只知道每次计算后都弹出一个对话框“报告长官，击中目标”。鲁洁毕业后到深圳的一家软件公司工作，几年一过，她成了行家。再与她交谈时，我只有听的份，象鸡啄米一样点头。

　　史江一和马晓华都是狭西人，和马佩军一样厚道热情。史江一性格稳重，属于“你办事我放心”的那类人。我对微电子专业一窍不通，全靠他帮我混过实验这一关。后来我开公司失败，陷入经济危机，就把希望工程的一个小孩托给了他。

　　马晓华是我最不放心的人。他常常为别人做事情，但热情过头就忘了自己的事情。有几个不道德的学生就利用他的这个缺点，经常使唤他，并且借他的钱不还。马晓华喜欢为那些人“卖命”并且挨训，他总是在受虐待够了的时候再跟我们嘀咕，我们实在气不过，只好对着他的屁股追加一顿拳脚，并给他一个绰号“受虐狂”。但愿他找个好老婆，我可以早日放心。我们这一群小伙子同时喜欢上一个女孩子，她叫姜姗，是她班里的四大美人之一。我们不仅没有争风吃醋，而且心甘情愿地让她坐遍每个人的脖子。 姜姗 小姐5岁时她爸姜晓鸿成了我的同事，我们经常一起去钓鱼，亲得象一家人。姜姗喜欢大喊大叫，声音高过帕瓦罗蒂，我们教唆她喊她爸“姜球球”。

　　我常带姜姗到小炒摊去吃女孩子不敢吃的东西，并哄她：“世上最好吃的东西是鸡屁股。”
　　她无师自通地加上一句：“世上最好听的屁是鸡放的屁。”
　　我常想着将来生个儿子并把他培养成天才，但如果能有姜姗这样的女儿，不要儿子也罢。
　　
　　在本科三年级我第一次参加“星火杯”竞赛并获得软件二等奖后，马上成为低年级学生眼中的明星。我义务当上了一年级学生的上机辅导员。一天晚上我巡视机房，一女生请求帮助。

　　我见屏幕上空白一片，根本没有一行程序，十分疑惑地问：“什么问题？”
　　“没有问题。”她把书往我手上一塞说：“这些作业你帮我做。”然后就自个子跟她的同学玩乐，把我撇在一边，似乎我辛辛苦苦地学习就是为了给她做作业。

　　我定神对她细看，发觉她简直就是《射雕英雄传》里的黄蓉再世，顿时心就“突突突”直跳。当天晚上我没睡着，接下几天的课不知所云。在选修课《操作系统》考试时，我给家里写了一封超短信：请快寄钱来，我谈恋爱了。我交了白卷直奔她去。

　　我的初恋只有两个月，却让我思念了8年。她离我而去时没有任何理由，而我却失魂落魄。在我本科毕业前的18个月里，白天我狂热工作强作笑容，夜深人静时心痛如刀割而无法抑制。没有人为我“疗伤”，我是硬挺过去的，这一段经历使我日后心理承受能力极强。后来我开公司的失败虽然对信心有所打击，但根本无痛可言。

　　我们分手后并未成为陌生人，就象两只刺猬，离得远了就有点留恋，离得近了，就刺着对方。认识她时我虽然已略显才气，但并不具备成熟男人的魅力，很多事情我并不知道怎么去把握。有时“喜欢”并不能成为“爱”，感情也许是永远研究不透的学问。

　　
　　我读硕士研究生时有了一群生机勃勃的朋友，感情的伤痛被淹没了。朋友堆里夹着一位女生，她文雅而富有气质。平日里无拘无束，大伙戏称她是我的秘书。我的言行举止和穿着都经过她的调教，俩人出双入对，十分亲近，不知不觉有了感情。别人已经把我们当成恋人，我和她牵着小姜姗散步时，简直就象一家人。

　　可是我当时着迷于事业，认为自己不久将干一番惊天动地的事。鉴于史玉柱在创业时就离过婚，所以我认为感情是事业的累赘，两者不可得兼。
　　更糟糕的是，我和第一个朋友藕断丝连，偏偏她俩是同班同学。我知道脚踩两只船没有好下场，可我的的确确同时喜欢着两个人，并梦想她俩能合二为一。我情愿被人指责，也不愿掩饰真实的感觉。有时她俩一同走过，我站在路上丢了魂似的看着俩人的背影，任凭看热闹的人指指点点。

　　我和第二个朋友已经有了很深的感情，她毕业后我曾坐火车千里送鲜花给她，让她感动过。而我固执的性格和对初恋的思念终于让她心碎。尽管我们已经几年没见，我依然看得见她留在我心里的那颗眼泪。

　　
　　我在西电六年半的学习和生活也许是一生中最珍贵的，叫我怎能不爱西电。
　　两年前我回西电，惊奇地发现校园里房前屋后长满了待收割的小麦！这所大学是从事电子科技的，种小麦干啥呀？
　　朱总理曾讲过：“目前国家粮食充足，再来三年自然灾害也不怕。”现在国泰民安，似乎用不着“深挖洞，广积粮”吧。我素知西电提倡勤俭节约、自力更生，但与其种小麦还不如种蔬菜呢。

　　老同学告诉我，种小麦是为了应付“211”工程（为21世纪选拔100所重点大学）的检查团，因为“211”工程有较高的绿化指标。偏偏检查赶在冬天，那时的西北极难长草。西电本来就人多地少，地上一长草马上就会被谈恋爱的学生给折磨死。一到冬天，整个校园就光秃秃一片。用小麦绿化校园可谓千古绝笔，检查团的那些权贵人士早已五谷不分，岂知所见的“草坪”乃是麦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