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三个女人不得不说的故事
一次家庭小吵后,多多娘笑嘻嘻地对我说:“你不是文章写得好吗,我给你出个题目:四人行,行不行?你看这个题目有水平吧?”然后用挑衅的眼光看着我。我忙招架道:“这个题目不好,没有吸引力,不如‘我和三个女人不得不说的故事’能吸引眼球。”
三个女人者,三老也:老娘、老婆、老女儿;老女儿者,即小女儿,托计划生育的福,也就是大女儿,唯一的女儿。三老者,均是我所得罪不起的人也。
曾经的三老是老丈母娘替代老娘,还有一段时间是四老:老丈母娘加老娘,那段时间热闹极了。老娘真正列入到三老之中,是在03年的九月中旬。当时,我突然查出结肠癌,正要住进肿瘤医院开刀。老娘来时不知是什么原因,是我老丈人直接带她来的,到了以后才知道我得了重病。中秋节之夜,我住进了医院,各种检查后,定在了九一八开刀。
进入手术室前,我对老婆说:“如果我没事,出来时我就竖着大拇哥。”医生麻醉后,我就人事不知,不知过了多长时间。隐约间听见了声音,隐约间感觉到老婆附在我耳边和我说话,我只来得及挣扎着说了句:“告诉我娘,我没事。”就又昏睡了过去。
当晚,老娘和小舅子守夜。老婆看我清醒一点后就得陪医生在附近的黎昌海鲜吃晚饭(要不然,也许我就不能得到尽心的救治,这就是现在中国的医德现状。据她事后痛苦地回忆,她牵挂着我,却只能陪着笑脸请人吃饭!),吃完饭后看了我一眼就赶紧回家照顾女儿。当时,女儿多多才八个半月大,还喝着母乳,那天后才断了奶。当晚我在不停的喊疼,现在回想起来,颇少男儿汉本色。不过老婆说我真坚强,那天出手术室时,一直竖着右手的大拇指。我不好意思地说,我都一直喊疼呢。老婆充分体谅地说,那个时候你就算撒娇也是应该的吗。我心中顿时涌起厚厚地暖意,为有这么善解人意的老婆而高兴。突然间,她揪住我的耳朵:“你出来时说的第一句话是什么?”我嗫嚅着说:“告诉我娘,我没事。”“你就知道你娘担心,我就不担心吗?”我马上爽然地笑道:“我知道是你来和我说话,我当然这么说了。如果是我老娘凑过来,我肯定说:告诉我媳妇,我没事。”这个答案比较标准,老婆显然也比较满意,从此没有再计较过此事。
剩下的十天,老娘天天晚上陪着我,不肯让我老丈人、小舅子等人接替。当时,曲姓病友及家属形容我母亲是这样的:就像一只老母鸡在孵蛋,把自己的蛋看护得紧着呢。头几天,为我端屎端尿、擦身子,老婆来时也抢着干。这些活,还真是只有老娘和老婆伺候时,我才自在。
当时,我冥顽不化,并没有觉得自己的病有多了不起。只有老婆一人承担着巨大的压力,初始检查的医院是中日友好医院,大夫支开我后告诉她我是癌症晚期,甚至告诉我老婆“他爱吃什么就吃什么,爱干啥就干啥。”她只有在我手术切片报告出来后才真正放下心,才把这段典故告诉我。老娘是个文盲,普通话也不会说。她知道癌症的可怕,可是只要看着我一天天好起来,她的心情也就会好起来。甚至我只要多吃几口饭,她也能高兴一会。她所能做的就是给我念经,祈祷佛祖保佑我的健康。我本人感到后怕,那是以后的事。
我和老娘之间的一件快事就是聊天。我刚上大学、刚工作那时回家,我经常会自觉不自觉地坐倒老娘身边,有时她在织篾席,我就会躺到她的席子上,胡乱聊天。我经常试着把我做的事,用一些她懂的典故和东阳土话说给她听。唯有软件该怎样解释才让她明白,我一直做不到;她也只是在我家里看到了电脑,看到了我们在电脑上工作游戏后,才大体知道我做的事和计算机有关。而一些工作上的人事关系,往往要和杨家将、薛家将、忠臣、奸臣等掺和到一起,她才能理清对错,然后才能给我一些为人处事原则性的指导。老婆对此总是酸溜溜加不屑,但只有她明白(我真的感谢上苍,真正理解我的人确实是我老婆),在我父亲去世后,这个世界上真正能管住我的人也就只是这个老太太了。当然,老婆有个期待,女儿能接她奶奶的班,把我管住。
那段时间,确实是我和老娘少有的可以全面沟通交互的时间,有时甚至给我一个错觉,好像又回到了孩提时光。好像我和妹妹以及村里的小伙伴们又在一起听她讲杨家将、薛家将的故事。我老娘虽不识字,却大体记得许多评书故事,在电视流行前,村里直至比我妹妹还小几岁的人都听过她的故事。我已不记得当时都和老娘都谈了些什么,只是经常谈起女儿多多。
多多是我当时最大的精神支柱,因为大家对SARS还记忆尤深,所以让女儿来医院看我是绝不可行的。我只能带着她的几本相册,和老娘、和病友不停的翻看,不停地吹嘘。这个女儿带给我的实在太多了,让我在无奈困苦的时候,可以从容面对。
谈起多多,老娘也总是高兴。只是,她是在多多出生十来天后就离开了,这次来时,在家里没呆几天就在医院陪我。近九个月的时间,都是我老丈母娘带的,多多会不会和她亲、会不会让她抱就成了她最担心的事。每谈及此,我也无语,只能顺便宽慰几句。老娘说:如果多多不让她抱,等我病好了,她就回去。我心里更是珍惜和老娘这样的聚会了。
国庆节前出院后,见了女儿那是喜出望外,尤其高兴的是还在咦呀学语的女儿竟然还记得老爸,更难得的是没几天,多多就和奶奶亲密无间了。就这样为了照顾我的病情,为了我孝顺老娘的心,也为了照顾多多,老婆就让我老娘留了下来,至今已三年。
出院之时,外科医生觉得我无需化疗,一个多月后复查时,内科大夫建议我还是做化疗,原因有三:其一是我还很年轻,不能光考虑五年存活率,需要考虑更长久的时间;其二是我的情况介于需要化疗和不需要的两可之间,建议化疗;其三是可以采用高级的化疗药物,副作用比较少。真正打动我的是第一条,咱好歹有个女儿了,不能光考虑五年的时光,咱不是赌咒发誓要等多多35岁后才考虑归西吗?就算是为了多多,那也得化疗阿。
真正考验我的是第三次化疗,前两次恶心、呕吐等各种反应都经历了。第三次化疗时,恰好手术满三月,要进行全面的检查。在做腹部彩超时,突然发现肝部有两个可疑肿块,疑似血管瘤,但需要做CT来确认。我问主治大夫,会不会是癌症转移?化疗期间有没有癌症转移病例?大夫说不清楚,只能做CT才能确认。当天晚上,我就有了心理负担,没有睡好觉。第二天,做了CT,结果出来了,却是仍不能确认是血管瘤,大夫说需要做增强CT才能最终判断;而增强CT需要预约,照顾我也得第二天早上才能做。第二天早上,护士带我到CT室。
大夫问:“你家属怎么没来阿?”
我说:“我不知道还需要家属陪。”
“等一会谁来签字?”
“我自己签不行吗?”
“可以,但护士也要签字,证明你自己签字时是清醒的。”一旁的护士点头示意表示愿意。
“什么事那么严重呢?”我非常疑惑的问。
“做增强CT需要在你大腿动脉处注射显影液,有过敏的可能性。过敏时,可能会心跳停止。对了,你有过敏史吗?”
“我青霉素过敏,磺胺药过敏。”
“哦,那你过敏的概率比一般人高八十倍。不过你放心,我们各种急救设备都已准备好了,包括心电复苏仪都准备好了。”
我住的是解放军总装备部总医院(三零六医院),我当时真是疑惑,解放军们都不怕死,可是他们不知道我只是一个普通老百姓吗?他们不知道我会怕死吗?我当时就退缩了,我问:
“除了增强CT,还有没有别的方法来复查吗?”
“那倒是有,核磁共振更清晰,只是价钱贵,不能报销。”
“那核磁共振需要注射吗?”
“不需要。”
我转身就走了,我不能仅仅为了核实是否是血管瘤就冒着生命的威胁去查阿。我命贵着呢,虽然我不知道我的肝部有什么。回到病床,预约核磁共振却只能约到四天后的下周一。我的情绪一下子跌到谷底。老爸就是在这个医院去世的,老爸是肝硬化,在来京的路上肝昏迷后几乎就不给我们抢救的机会。我突然间想起我上次化疗的病友老王,他五十刚出头,总是肝部疼痛,疼得经常得用手挤压肝部。医生曾当着我的面劝他做肝移植,他在犹豫。我不知那根筋上来了,就问大夫那个老王怎么样了,大夫说,老王已去世了!才十几天阿,肝病发作就走了。我有了兔死狐悲的感觉。
老婆知道后,也只有干劝我。几个已比较熟悉的小护士也来给我鼓气,她们觉得我一直很开朗坚强,对化疗的各种反应都能从容面对,不至于就这样悲观。可是,我能不悲观吗,我不只一遍的问过几个大夫,他们都说不好说,都说可能是血管瘤,也有可能是肝转移。他们不知道肝转移,就意味着死刑吗?当天晚上,我打车去附近的咖啡厅吃牛排,我居然全吃下了。然后去洗头,看看时间还早,就去做了足底按摩,可是还早,就又让小姐做了个全身按摩。她看着我羽绒服里边的病服,颇为同情。当时,我真希望全世界都来同情我。
那几天我不知道怎样去面对三老,只有老婆知道我的困境,好在老娘和多多一样懵然无知。周六回家歇着,我那副颓丧的样子倒不需要掩饰,因为化疗本身就会把人摧残的毫无生气。周一核磁共振后又得周三才能出结果。而周三下午正是公司的年终总结和春节联欢会,我是在做完报告,表演完我的单口相声多多系列之二《母爱》后才接到多多娘的电话:我的肝部只是两个小的血管瘤而已!当时我相声的包袱得到了满堂彩,只是没人知道我还在直接担忧自己的生存问题!
等我化疗完毕,身体静静复原后,两个原本担忧着我的安危的神经一松懈下来,就有了充分思考问题的机会。现在想来女人提倡妇女解放,首先并不是要革男人的命,也不是主要要抢男人的权。像撒切尔任首相,阿罗约任总统、吴仪任副总理均不是妇女大众的追求。广大妇女要解放的诉求,首先是和妇女同志自己争权夺利,比如说婆婆或者媳妇。思考的问题多了,想的事情也复杂了,原本简单的事情也就不再简单。两三年里,各种事情也就少不了。
那天,我和多多娘抱着多多回家忘了带钥匙,在外面按了好多次门铃,没有反应,使劲地敲门也没有反应,打电话也无人接听,急得我赶忙跑到一楼按楼宇门禁才把正念经的老娘惊醒。老娘一边开门,一边不好意思地傻笑,忙着进厨房去洗草莓,我跟进去洗手。妈心有余悸地说:“幸好这次把你也锁门外了,要不又和上次那样要说我故意把她锁门外,不让进来了。”我笑笑就把洗好地草莓先给老婆端出去,谁知老婆听见了老娘地话,冲着我说:“你们娘俩嘀咕啥呢!”我赶忙吐个舌头再回到厨房,妈还要说什么,我赶忙压低声音对老娘说:“嘘,刚才你说的她都听见了,声音小点。”谁知这话还是被老婆听见了,她大为不满:“好你个胡才,你又在搬弄是非,你娘自己错了,你还不说她,就知道说我!”说完,气吁吁地抱着多多上楼去了。我看着老娘担惊受怕的神色,自己心疼,看看老婆已上楼了,刻意压低了声音先安慰老娘:“她就是那个急脾气,不用理她,就会没事的。”然后就赶紧上楼。天知道那天老婆的听觉会那么灵,见了我冷冷地说道:“你不是让你娘不用理我吗?你来干吗?”
也就是这次事情后,老婆阴阳怪气地问:“怎么样,‘四人行,行不行’的题目很有水平吧?”其实问者有心,答者回避。多多的大名是胡可茗,也既“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佛家有云:“不可说,不可说。”
我要凭良心说话,在老娘和老婆PK时,我内心都会自然地认为老娘是个弱者,自觉不自觉地都会倾向于老娘,这也是老婆经常会提醒我到底是在和谁过日子的原因。想想也是,我的几次生死困境直接面对的都是她,自己心中也颇有愧疚,只是婆媳相互之间的天敌关系与生俱来,天地间的夹板气也不只是我一个人在承受。
在我们家里也非常朴素的验证了谁付出真诚的爱,谁就会得到真诚的爱的道理。四人行里,唯有我和多多毫不保留地爱着三个人,也都各自得到了三个人地爱。唯有和多多在一起时,好像不需要陷入“战争”的威胁中。
多多和爸爸手牵着手,在小区里散步。爸爸说:“我的女儿真好啊!”多多说:“我的爸爸真好啊!”爸爸说:“我的女儿真乖啊!”多多说:“我的爸爸真好啊!”爸爸说:“太棒了,我的女儿!”多多说:“太棒了,我的爸爸!”幸福大抵如此而已。
写于2007年3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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