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100%存在的健康和年龄歧视,其他类型歧视也广泛存在,依次是政治面貌歧视,性别歧视也比较严重,再次是社会身份歧视,最后是身体特征歧视。报告称,社会身份歧视是历年公务员招考中的“重灾区”,其中,最为严重的又是户籍歧视和地域歧视。(11月21日《广州日报》) 在小悦悦事件所引发的全民讨论中,官德败坏被指为社会道德滑坡的推手。身居社会精英阶层,一些官员和执法机构,对社会基本道德诚信的践踏令人失望。而上升到公众权益维护者的角度来考量,政务诚信与司法公信之败坏,亦成为了“世风日下”的推手。无疑,这就是一种负面的“模板效应”。 回到公务员就业歧视问题上来看,道理亦同。一些本不构成工作障碍和生活影响的条件,却被贴上了不合格的标签。以最能成为说辞的健康问题为例,考生需要祈祷自己没有患上糖尿病、梅毒、艾滋病或者携带该病毒,哪怕疾病只是“过去时”。而即便是被认为在法律法规上业已取得全面胜利的反乙肝歧视领域,在各地执行中仍存在“难行”困局。可若细细追问其理由所在,恐怕不过只是某些把关者心存芥蒂、主观设限而已。 另一方面,“维权难”则与公务员就业歧视“狼狈为奸”,使得这种歧视现状的破除困难重重。2010年12月《法治周末》曾有《近8年公务员就业歧视维权少有胜诉》的报道――自2002年因“身高歧视”引发首例公务员就业歧视案开始,到2010年12月8日江苏青年郑伟因“先育后婚”在政审环节被拒录为公务员一案为止,8年间公务员就业歧视维权案绝大多数败诉,仅有1例胜诉,即2004年的安徽乙肝歧视第一案,但考生本人并未因此重获报考职位。 与之相呼应的是,在此次调查的对象中,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妇女联合会、残疾人联合会、工会,这些本该带头反歧视、维护就业公平的司法机构和维权组织,却没有在破除就业歧视上发挥良好的表率作用,反倒主动陷入泥沼――“100%存在健康和年龄歧视”。显然,即便是维权组织自身,依旧也存在如此普遍的就业歧视,这一方面印证了某些歧视观念的根深蒂固,更解释了公民维权为何如此之难。 如此,前有“权威”的政府部门作为“模板”,后有维权困境“撑腰”,一些社会企业、机构自然可以肆无忌惮地玩弄就业歧视。这对某些渴望在社会中找到一席之地的群体而言,无疑是二次伤害。而无论是政府机构,亦或社会企业,在私利的驱动下,这种歧视又为“暗箱操作”提供了可能,致使社会人才的上升渠道窄化,让这种不公平的侵略边界又扩大了一圈,破坏了整个社会的人才正常流动和价值创造。 作为公平正义的维护方,政府部门在公务员就业上的歧视不公,就像一个“模板”,也是第一张倒下的多米诺骨牌。在当前法制建设不完善的困境下,要拔除这种不公平现状,需要维权者的呐喊,更需要包括官员在内的每个公民从心底驱逐歧视的种子。当然,如果希冀于套用小悦悦事件之后的“官德培训”来搞个“反歧视”培训,恐怕只是扬汤止沸。最根本的,还是要从制度层面入手,让就业歧视维权有法可依,有法必依。如果我们总是被迫退而求其次,只能把希望一直寄托于某些掌权者,而非法律,那恐将是最大的悲哀。 [作者:钝刀] [
公务员就业歧视是一部 权威 的反面教材
最新推荐文章于 2024-09-03 15:57:06 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