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务员就业歧视是一部 权威 的反面教材

除了100%存在的健康和年龄歧视，其他类型歧视也广泛存在，依次是政治面貌歧视，性别歧视也比较严重，再次是社会身份歧视，最后是身体特征歧视。报告称，社会身份歧视是历年公务员招考中的“重灾区”，其中，最为严重的又是户籍歧视和地域歧视。（11月21日《广州日报》） 在小悦悦事件所引发的全民讨论中，官德败坏被指为社会道德滑坡的推手。身居社会精英阶层，一些官员和执法机构，对社会基本道德诚信的践踏令人失望。而上升到公众权益维护者的角度来考量，政务诚信与司法公信之败坏，亦成为了“世风日下”的推手。无疑，这就是一种负面的“模板效应”。 回到公务员就业歧视问题上来看，道理亦同。一些本不构成工作障碍和生活影响的条件，却被贴上了不合格的标签。以最能成为说辞的健康问题为例，考生需要祈祷自己没有患上糖尿病、梅毒、艾滋病或者携带该病毒，哪怕疾病只是“过去时”。而即便是被认为在法律法规上业已取得全面胜利的反乙肝歧视领域，在各地执行中仍存在“难行”困局。可若细细追问其理由所在，恐怕不过只是某些把关者心存芥蒂、主观设限而已。 另一方面，“维权难”则与公务员就业歧视“狼狈为奸”，使得这种歧视现状的破除困难重重。2010年12月《法治周末》曾有《近8年公务员就业歧视维权少有胜诉》的报道――自2002年因“身高歧视”引发首例公务员就业歧视案开始，到2010年12月8日江苏青年郑伟因“先育后婚”在政审环节被拒录为公务员一案为止，8年间公务员就业歧视维权案绝大多数败诉，仅有1例胜诉，即2004年的安徽乙肝歧视第一案，但考生本人并未因此重获报考职位。 与之相呼应的是，在此次调查的对象中，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妇女联合会、残疾人联合会、工会，这些本该带头反歧视、维护就业公平的司法机构和维权组织，却没有在破除就业歧视上发挥良好的表率作用，反倒主动陷入泥沼――“100%存在健康和年龄歧视”。显然，即便是维权组织自身，依旧也存在如此普遍的就业歧视，这一方面印证了某些歧视观念的根深蒂固，更解释了公民维权为何如此之难。 如此，前有“权威”的政府部门作为“模板”，后有维权困境“撑腰”，一些社会企业、机构自然可以肆无忌惮地玩弄就业歧视。这对某些渴望在社会中找到一席之地的群体而言，无疑是二次伤害。而无论是政府机构，亦或社会企业，在私利的驱动下，这种歧视又为“暗箱操作”提供了可能，致使社会人才的上升渠道窄化，让这种不公平的侵略边界又扩大了一圈，破坏了整个社会的人才正常流动和价值创造。 作为公平正义的维护方，政府部门在公务员就业上的歧视不公，就像一个“模板”，也是第一张倒下的多米诺骨牌。在当前法制建设不完善的困境下，要拔除这种不公平现状，需要维权者的呐喊，更需要包括官员在内的每个公民从心底驱逐歧视的种子。当然，如果希冀于套用小悦悦事件之后的“官德培训”来搞个“反歧视”培训，恐怕只是扬汤止沸。最根本的，还是要从制度层面入手，让就业歧视维权有法可依，有法必依。如果我们总是被迫退而求其次，只能把希望一直寄托于某些掌权者，而非法律，那恐将是最大的悲哀。 [作者：钝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