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聚氰胺，究竟是谁的错？

 

三聚氰胺，究竟是谁的错？

文/张西振

（2009年1月16日）

 

2009年伊始，网上流传一篇不知道是为牛根生辩护还是骂牛根生的文章：《三聚氰胺，不是牛根生的错》。仔细看下去，的确说的不无道理，并且感觉骂一个牛根生乃至审判一个田文华都没有太大的实质意义。

 

作者刘洪宇把过错归咎于“公司”制度，认为“只要是股份制企业，追求利润最大化就是公司最高的战略目标，所以才会出现蒙牛、伊利等一线食品企业也发现三聚氰胺的情况。各种法规的监管就像围追堵截，如果本质的东西不变，再坚固的壁垒也会被击破”。

 

作者还举出1993年圣诞节，美国通用公司的雪弗兰汽车被追尾发生爆炸事件。说通用公司完全可以把油箱做的更安全一些，但每辆车大概需要增加8.59美元的成本。而通用每年因油箱引燃而支付的赔偿金额分摊到每辆车上则只有2.4美元，三倍以上的成本差距让通用公司宁愿支付这种赔偿，而无视惨祸的发生。

 

作者说：“汽车行业、食品行业是这样，其他行业也是如此。所以三聚氰胺不是某个人或者某个企业的错，而是制度本身就有问题。只要公司股份制结构还存在，疯狂追求利益的脚步就不会停止，人命依然如草芥。”

 

既然“公司”这个资本主义的基础制度的确存在问题，我们就不要把关注点过多的用在骂牛根生或者审判田文华上，而应该对这个基础制度作出适当的改变。

 

公司制度的确极大的发挥了资本的力量，让资本在疯狂的追逐利润的同时，也在短时间内魔术般的创造了似乎是无穷的财富，但也等于把魔鬼释放到了人间，有把人类社会推向万劫不复的深渊之可能。身处这个制度下的人们，如同澳大利亚一处草原上的羊群，为了抢吃前面的草，不断的往前奔跑。当跑到草原的尽头悬崖也不能收住脚步，于是整群羊都跌落悬崖。在这个制度中的牛根生、田文华们就是这个羊群中的羊，是身不由己的，毕竟力场决定立场。我们看三鹿审判的相关报道，能够看到田文华们在发现三聚氰胺之后，想到了企业的品牌、利润，甚至想到了政府的税收，唯独就没有一个人关心消费者的生命。我不相信这些人就是最没有道德水准的人，其中许多人在日常生活中也许堪为道德楷模也说不定，因为进入了这样一个力场结构，也就只能这样“奔跑”。在以大规模生产方式为支撑的公司体制中，生产是中心、效率是手段、利润是目标，消费者永远是这个体系的“必要的组成部分”，消费者存在的意义就是维持这个体系的运转，为了确保大规模生产体系的运行，也必须有大规模消费，这是从福特开始就清醒的意识到了的，老福特主动为工人增加工资，绝对不是出于他的仁慈，而是他明白必须培育出大规模消费的群体，大规模生产方式才可以持续。福特也从来没有关心过消费者的真正需求，“消费者可以要任何颜色的福特汽车，只要它是黑色的”，他恨不得把消费者也放在流水线上进行标准化生产。

 

要想不再出现“三聚氰胺”乃至“四聚氰胺”、“五聚氰胺”、“N聚氰胺”，我们就需要在公司制度这个资本主义细胞上动点脑筋。彻底抛弃公司制度，而去搞计划经济的试验已经证明不太成功，因为在一个全球一起奔跑的“羊群”中企图悠哉游哉的“吃草”很可能没有草吃。那么我们是否能够借助资本的“疯狂”力量，去改变这个“力场结构”呢？

 

笔者和王甲佳先生等人近年来一直在探索的从产销和谐到供需和谐的“和谐生产方式”似乎可以作为其中的一个救治药方（参看张西振、王甲佳、杨芳《追求和谐生产方式》，“企业管理”2008年12期）。

 

“和谐生产方式”对现有的公司“力场结构”进行了如下改良：

 

其一，和谐生产方式通过一个网络联结平台把生产能力单元与为解决顾客问题而存在的专家型解决方案提供商做了适度分离，这就为整个企业系统真正关注消费者的利益内置了必要的“力场结构”。因为作为解决方案供应商，存在的使命就是要解决顾客的问题，如果不能很好的解决顾客的问题，就难以生存。这就迫使他们为了确保自身解决方案的有效性，而不得不对生产系统的质量进行监督。而这种内置的监督力量是政府部门的外在监督和消费者的分散监督所不可比拟的。而一个分布式生产结构要比一体化公司更少串通一起坑害消费者的可能性。

 

其二，和谐生产方式的网络联结平台运营商作为一个网络生产体系的代表，承担着维护整个生产体系的质量、交期、信誉的职责，如果不能做好这方面的工作，作为平台运营商的生存就会面临巨大的挑战。因此不得不但当其网络生产体系的内部“警察”的职责。

 

其三，和谐生产方式的分布式生产为了确保从产销和谐到供需和谐，把具有某种共同生活方式的消费者引入系统之中，成为这个系统的龙头，把解决方案提供商和生产能力单元都作为这种共同生活方式的支持系统，把消费者从大规模生产体系的外围变成和谐生产体系的核心，从而确保了按需下单、按单生产，实现产销和谐、供需和谐，可以消解资本为追逐利润而不顾消费者的真正需求的疯狂性。

 

说到这里，可能有人要问，和谐生产方式如果消解了资本的疯狂性，资本是否还会有动力进入这样的生产系统？答案是肯定的，因为和谐生产方式仍然可以带来丰厚的汇报，那就是和谐生产方式通过共享能力单元极大的提高了生产能力利用率，降低了生产成本（电网的出现已经为这种降低成本的机制提供了模型）；和谐生产方式通过网络内部总协定极大的降低了交易成本；和谐生产方式通过产销和供需和谐极大的减少了因为需求的不确定性所带来的库存浪费，解决了自商品生产产生以来就一直没能解决的生产者“为别人挠痒”而挠不到痒处的困局。这样的生产方式以其更低的成本必然会取代大规模生产方式，这是资本的逐利特征所决定了的。这就是和谐生产方式的开创者们以资本的力量改造资本主义的“庙算”。 刘洪宇先生“敲碎这结构，掀翻这令人作呕的人肉宴席，让子孙后代再也无惧三聚氰胺”的理想或许可以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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