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顿的自我约束

最新推荐文章于 2023-02-10 11:12:38 发布

cuifei13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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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65年夏，英国伦敦，一场突如其来的瘟疫迫使当局采取疏散居民的对策，剑桥大学也不得不暂时停课关门。时年23岁，正在剑桥大学求学的牛顿回到他的家乡——伍尔兹索普。伍尔兹索普山青水秀、空气新鲜，山坡上长满了苹果树，这激发了牛顿无穷的想象力和灵感，他在这里一呆就是差不多整整二年。就在这两年里，年轻的牛顿在科学上作出了三大发现：微积分、光的色散和万有引力。要是拿到今天来，凭这三大发现，估计牛顿连获二次诺贝尔物理奖不会有问题。（注：因为微积分属于数学领域，不在诺贝尔奖金的范围内。）[@more@]

　　

　　牛顿的这些发现成为科学思想史上的一个非凡的时代，延续了几乎250年，其间物理学领域中毫无重大的突破，直到20世纪初冒出来一个爱因斯坦，才打破物理学领域万马齐喑的沉默局面。

　　牛顿的创造潜力锋头不减，三大发现似乎还满足不了他的探索欲。1684年12月底，42岁的牛顿又跃跃欲试，单枪匹马地发起了数学思想史上的一次重大战役，通过严密的逻辑推理和论证，他一个接一个地攻克了193个数学堡垒（数学命题）。这场长达17个月的战役，最后以牛顿大获全胜而鸣金收兵。牛顿不仅完成了他本人一生中，也是整个科学史上最伟大的智力成就——他完成了三卷本的数学巨著——《原理》。

　　牛顿并没有因为创造了如此丰盛的业绩而身心疲惫不堪，更没有因此而付出生命的代价，英年早逝，他一直活到85岁的高寿。这即使在今天，也是一个令人眼红的数字。

　　牛顿的一生不仅活得有意义，而且也活得很潇洒，他所创造的绩效之高，实在令后人瞠目结舌，诀窍何在？

　　钱德拉塞卡研究过牛顿的创造模式，他认为牛顿并不是以一种呕心沥血、掸精竭虑、在智力和体力上勉为其难的行为去从事这些科学工作的；他也不是出自某种狭隘的崇高动机、背负着沉重的精神十字架去从事这些科学工作的。他完全是以愉悦的心态去从事他的科学工作的，“我似乎只是像一个在海岸上玩耍的孩子，以时常找到一个比普通更光滑的卵石或更美丽的贝壳而自娱，而广大的真理海洋在我面前还仍然没有发现。”

　　对此，牛顿自己说：“我不杜撰假说。”

　　也就是说，牛顿研究课题的出发点均来自可以验证的客观事物本质，“并通过实验确定事物的性质，然后通过相当慢的过程提出假说去解释它们。” 而“假说只是帮助解释事物的性质而不是确定它们，除非可以用实验去证明。”可见，牛顿对于选题的路标是判断得非常准确的，所以他总是在做正确的事。

　　令人深思的是，牛顿其实并不十分看重，或甚至可以说很不看重自己的发现。只有一次是例外，那是他在剑桥大学完成了令他满意的色散实验后，他以热情的口吻提到了他的发现，声称“如果不是最重要的发现，也是最有趣的发现。”但出人意料的是，他被人迎头大泼冷水，不仅得不到支持、理解，反而招致莫名其妙的激烈批评。刚开始牛顿还试图通过阐明他的实验方法来说服这些反对者们，但后来他敏锐地意识到，这是毫无意义的，这些无聊的学术之争就像深不见底的旋涡一样，正把他的宝贵精力和时间卷进去。从今天的经济学的观点来说，也就是他将要为此而付出巨大的成本。牛顿决定把他宝贵的个人资源用在他所钟爱的科学工作方面，从此对出版个人的著作、卷入科学的争论、或甚至是对不同观点的讨论，一概采取放弃的态度，甚至心生厌恶之意。对此，他曾于1676年11月18日明确表示：“一个人必须在两者之间作出抉择，要么决心什么新思想都不提出，要么成为一个捍卫新思想的奴隶。”

　　这里，牛顿提到了一个常识性的问题：不论对于什么事物，在大多数情况下，捍卫它们的难度和成本总是要大于创造他们的难度和成本的。比如，听说一个敌对份子要进城来搞破坏，那么四面城门都要派人警卫，而且24小时严防死守，同时城里面还要加紧全场紧逼人盯人，加紧清洗整顿，避免内奸里应外合。你说这样的成本会有多惊人。难怪所有著名的战略战术家都要研究运动战，而不是保卫战。

过去因为不重视经济建设，搞实业难以有所造就，治学成了唯一的出路。所以就有人把学术看作是学者的生命，不断地有人要为抢先发表学术、捍卫学术争得面红耳赤，不惜撕破脸面制造对立，甚至以学术的分野划分派别，相互斗争。总而言之一句话，砍头不要紧，只要学术真。

　　牛顿很实在，他不把学术看成是生命，只把世俗的肉体生命看成是生命，对于他来说，正可谓是：学术虽可贵，面子价也高，若为实在故，两者皆可抛。这在当年，实在是难能可贵。

　　牛顿下定决心不做捍卫新思想的奴隶，他解放思想、丢掉包袱、轻装上阵，甩开手大踏步地前进。同时，为了不刺激那些在学术界的新思想捍卫者们，以免惹祸上身，“领先三步成先烈”，牛顿甚至故意把他的科学著作（比如数学《原理》）写得平淡刻板、甚至干涩深奥，不仅使外行敬而远之，也使学界精英们读起来如同嚼蜡。结果是想捧场的无从出口，想批判的也无从下手，反到是一片风平浪静。其实只有牛顿心理明白，这些看似平淡干涩的东西才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

　　更有甚者，有时牛顿干脆把他的研究成果锁在抽屉里，束之高阁，根本就不与示人。1684年8月，科学家哈雷（哈雷慧星的发现者即是此人）对于行星轨道在平方反比引力作用下的形状百思不得其解，于是前往剑桥请教牛顿。牛顿听哈雷提出问题后，立即干净利落地告诉哈雷，行星的轨道当然是一个椭圆！而且这是一个他早在1677年——7年以前就解决了的问题。哈雷听了，眼睛瞪得比鸡蛋还要圆，“这样伟大的发现，牛顿居然…！”

　　牛顿在学术和生活上的成功，表明他真正地掌握了灰度，他是当之无愧的导师。

　　牛顿为何对于争先恐后地发表科学著作，或是卷入无休止的科学争论等等诸如此类的行径，采取避而远之的态度，他在1682年9月12日所说的两段话最能揭示其根本原因：

　　“能得到公众广泛的好评和承认，我并不认为这有什么值得我羡慕的。这也许会使与我相识的人增多，但我正努力设法减少相识的人。

　　拿起笔写那些可能会引起争议的文章是最可羞的事，这种想法与日俱增。”

　　这不由得使我们想起杜甫的那句诗：“名岂文章著。”

　　

　　“轰轰烈烈地做事，收敛低调地做人”。牛顿在做事和做人之间把握了很好的均衡。用今天的话来说，当初牛顿从事科学探索的动机既不是为了晋升评职称，也不是为了名垂青史，所以他才能把握实事求是这一关，始终去做正确的事。尽管管理作为一门新生的学科在牛顿以后两百三十年才呱呱落地，可是，今天无论怎样看，牛顿都是一个自我激励、自我约束的好典范。他的自我管理艺术建立在实事求是的基础之上，所以他才能心无旁骛地发挥出专心致志的能力。

　　今天仍有人对牛顿求全责备，认为他对很多别的事件不敏感和迟钝。对此，我们要反思，如果牛顿对很多别的事件都敏感和通达，那么是今天否还有牛顿？是否还有三大发现和《原理》？

　　（注：此文根据钱德拉塞卡的《莎士比亚、牛顿和贝多芬》中的素材发挥和改写。）

作者:陈培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