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谓思想？

人人都在使用“思想”一词。我们常说某人“有思想”或“无思想”。学者和作家，如同每天都要吃饭喝水一般，动不动就冒出“思想”一词来。譬如邓晓芒曾批评中国思想现状，说“无思想是这个时代的绝症”。史铁生指出，当今中国文学的根本弊病，就在于无思想。我们也常听说，20世纪中国作家中惟有鲁迅和王小波“有思想”。我的网友闵良臣的杂文理念是：“在说真话的前提下，讲点艺术性，讲点可读性，讲点思想性。”可见在日常生活中、在一般阅读经验中，以及在作家的创作理念中，我们对于“思想”的含义，似乎早已心知肚明。可是，我们浸淫在语言之中，常常凭感觉去理解和使用某些词语，尽管理解和使用起来貌似并无大误，对于该词语的确切含义，其实未必了然于心。“思想”究竟意味着什么？学者们和作家们凭什么下“有思想”或“无思想”的判断呢？一旦试图就这个问题而写作，才发现这个问题实在太大、太难，简直没法说、没法写。不幸如我，竟突然心血来潮，想到这个问题，被纠缠不休，只好炮制一篇小文把自己打发了事。

话题之大，有如城堡，不妨从外围慢慢逼进中心，绕城而攻之，也就是说，可以先尝试在“思想”概念的外围划出一个大致的边界，再向内进军。

思想不是知识。这是不言而喻的。我那6岁的儿子，酷爱恐龙，反复读过三本大部头的恐龙的书，自称“恐龙专家”，他的恐龙知识显然数十倍于我，可我非常清楚，一个6岁孩童根本没什么思想。我们从小接受教育，从初入小学到大学毕业，甚至到硕士、博士，已然积累了许多知识。在这个信息时代，一位中学生所拥有的知识，可能大大超过古代学者毕生所得。譬如关于地质学和地理学方面的知识，如今的中学生显然比宋代思想家朱熹要高明得多。学者、教授、作家“读书破万卷”，一生都在学习，可既然连他们也可以被指责为“无思想”，说明思想之有无与知识之多寡并无直接联系。一位学者或思想家，理应尽可能地掌握大量的知识，从经验中提炼出思想，但知识，可能只是单纯的信息，只是思想的材料，材料的搜罗和信息的堆砌，可以使人成为考古学家和在某一领域如数家珍的专家，却不能直接造就思想者。知识必须被运用、被转化、被解释、被提升，才能成为思想，这个过程就像我们采集木材来建构房屋一般。鲁迅有一常为人引用的警句：“我吃的是草，挤出来的是牛奶和血。”草与牛奶或血的关系，正可以挪来说明知识与思想的关系。

知识关乎记忆力，思想则关乎判断力；知识只是事实，而思想涉及价值。精神分析的高材生把医学教材熟读成诵，不难取得较好的考试成绩，但只有在他学成出师后开业，获得大量的临床经验，慢慢地培养自己的判断力，才能真正运用、理解和消化储存在记忆中的书本知识，才会准确地诊断分析病情，才会“看病”。但是，纵然是被运用、理解和消化的知识，也可能仍然只是知识，因此有人说，一位教师只有在教的时候才真正学会了某种东西。除非我们对所掌握的知识进行综合、分析和判断，形成某种“见解”。见解与一般信息性知识的不同，在于其中隐含着某种价值判断。每一个判断都要使用某种判断标准和价值尺度。朱光潜回忆当年的英国留学经历，印象最深的是辛博森老师的一句话：“大学教育在使人有正确的价值意识，知道权衡轻重。”所谓“有正确的价值意识，知道权衡轻重”，也就是有了自己的判断，形成自己的见解。但思想也不可以直接等于见解。譬如学者钱锺书在文艺方面富有见解，有些见解还颇为新奇，能发前人所未发，但钱锺书常被评为“无思想”。

见解确实与思想有关，一无所见的思想不是思想。但见解有两种。一种是局部的、细节的、经验式、片断式的见解。经验不断扩大，见解不断累积，聚沙成塔，集腋成裘，最后可以“上知天文，下知地理”，学问渊博。钱锺书在文艺学方面的许多文字，余光中关于诗歌、散文、翻译的一些散文或论文，即为经验性见解的佳例。此种见解不乏启发性，但缺陷有二：第一，总是关涉某一特殊领域，具有偶然性，假如我恰好研究了数十年商周青铜器或哥特式教堂，那么我在这方面的见解当然比门外汉要有意义；第二，往往纠缠于细节，沉溺于现象，等而下之者，可能沦为纯粹掉书袋卖弄学问之举，如孔乙己向小孩卖弄“茴”字的几种写法、声称“窃书不算偷”。这种见解，与“见识”几乎同义，还可以一般性地称为“学问”。学问不等于思想，学问家不是思想家。孔子说：“学而不思则惘，思而不学则殆。”已经把学问和思想区别开来了。

还有一种见解，它是关于整体和本质的普遍性观点，类似于现象学家胡塞尔的所谓“本质直观”，可称之为“洞见”。如鲁迅关于中国历史和中国“国民性”的一些看法，“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吃人的社会”、“无爱的人间”……，这些就是洞见。洞见与思想直接相关，水融，甚至可视为思想的精髓。我们常说鲁迅深刻、犀利、有思想，那并不是说鲁迅是一个理论家，而是由于鲁迅的目光能够穿透事物的无关紧要的偶然性外表，直逼核心，洞察共性，多有关于中国历史、社会和现实的洞见。所以在20世纪中国思想史上，鲁迅必然拥有他的一席之地。

经验性见解正因为其为经验性，所以针对经验性领域而发，表现于文学创作，自然特别关注社会问题。假如写“杂文”，那么作者必定特别关心时政、媒体现象和社会动态。上引闵良臣杂文要“讲点思想性”的观念，其所意指的“思想”大概正是我刚才所说的经验性见解。本质性洞见则能穿透浮表的和偶然的现象，抽丝剥茧，抵达更深的层次，表现于文学创作，则特别关注人生问题、人性问题、灵魂问题。如果写小说、写诗歌，那么作者必定特别关注人的基本处境、生存的意义，流连于人心的无底深渊。经验性见解拘于一域一时，时过境迁，物是人非，或许便价值不再，如速朽的野草。最近大量涌现的关于电影《色戒》、华南虎、艳照门事件的网络文章，均属速朽野草之列。但也正如“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这类文章总是一茬又一茬地冒将出来，蓬勃发展。自然，有些“经验之谈”也会代代传递，但只有延续性，不会带来根本性的创造。不同于经验性见解的社会关怀，本质性洞见源于终极关怀，因而具有超时间性，或曰“永恒性”。本质性洞见还是创造性、始发性的，影响深远不说，其辐射范围也相当广泛。在人类价值的等级体系中，本质性洞见比经验性洞见位置更高，在人的生活中更加重要。事实上，原创性洞见是文化的基础，人类依据这一类原创性洞见而生活。举例言之，佛陀“缘起性空”的洞见，开创了佛教和佛教文化；一部《荷马史诗》支撑了古代希腊数百年的生活，直至今天仍深刻地影响着欧洲的语言、文学和文化。

以此，经验性见解容易，本质性洞见难得。这大概正是学者如树叶般触目皆是，而思想却如珠穆朗玛峰上的氧气般稀缺的一个原因。原创性的洞见显然不是凭苦学可得，需要仰仗几分天才性，光有“读书破万卷”远远不够，还得“下笔如有神”——“神”就是灵感，就是天才。同时，洞见是那些有创造性的人的洞见，圣徒、哲人、作家、诗人，都可以有洞见，亦即，都可以有思想。其实，没有思想的作家，只能是一名低劣的作家，充其量靠写写走红卖俏的通俗小说之类而成名。许多人都反对用“思想”或“思想性”衡量文学作品艺术成就之高下，以为张冠李戴，或越俎代庖，其原因无非是，他们所理解的“文学”和“思想”都比较狭义。我们通常所理解的“思想”，往往舍弃了“洞见”的含义，并在无意中把思想和“理论”相等同，此举导致的后果，就是把文学和思想对立起来。文学固然不是思想的一种形象化形式，但思想乃是文学之根，文学之花生存的土壤，语言的创新、语言表现力的扩展，归根到底源于思想的开拓。完全抛弃了思想或思想性，文学要么沦为装腔作势的煽情表演，要么沦为纯粹的文字游戏，舍此还能是什么呢？

洞见是思想的源头活水。没有洞见，河流干涸了，思想便干瘪了；脱离了或遗失了活生生的原始洞见，思想便丧失了生命力，化为抽象空洞的老生常谈，甚至禁锢人的教条，于是文化腐朽、没落，一如明清时代的中国文化。但洞见在它产生之日起，就有着对待它的不同方式：或者如实描述这一洞见，成就艺术与文学，或者对它加以某种改造。洞见也会发展，会变形，会凝固，会被建构为“理论”。理论就是一种在洞见的引领下，由概念建构而成的系统性的思想，在这一系统中，所有的经验、知识和见解都被纳入一个有机整体之中，不再是一盘散沙，不再是只言片语，不再是残肢断臂，不再是无主孤魂。因此我们可以给思想一个简单的说法：思想是积极运用、解释、综合所掌握的材料和信息而产生的创造性成果，这一成果往往形成某种理论，或得出某种解释模式（如结构、公式），且多半与“价值”相关。比方说，孔子关于古代的“礼”有着极为丰富的知识，若仅此而已，孔子也不过是一个“礼学专家”、“考古学家”罢了，当孔子把作为外在行为规范的礼内化为“仁”，并释仁为“爱人”，这时他就是形成了一种理论，提供了一种价值观，从而成为中国文化的塑造者。

然而作为理论，孔子学说未免有所不足。孔子确实是一位思想家，但未必就是一位合格的理论家。理论是思想的强化形式，一般说来，它是西方文化的创造物。但凡科学，都是理论。中国传统文化中只产生了作为技术的科学，如“四大发明”，而作为理论的科学则一向付诸阙如。理论的极致和巅峰是哲学。如果说在人类知识的所有学科中离思想最远的可能是考古学，那么，最靠近思想的就是哲学了。哲学是思想的集中体现，也是理论的典型形式。按照哲学的经典示范，一种理论系统必须由一些要素组成，如问题，如概念，如判断，当然还有逻辑。概念、判断、经验、见解等在一种合乎逻辑的必然联系中凝聚为体系。孔子学说的体系性明显不强，逻辑性则显然太弱。逻辑是理性在言说中的表现方式，常常出之以推理、论证的形式，而孔子从不推理，从不论证。邓晓芒《孔子与苏格拉底言说方式比较》一文令人信服地指出，孔子几乎从未感到为自己的言论论证的必要性，他总是以高高在上的权威的口气发表看法，抛出结论，让弟子老老实实地听着，记住，自己回家去领悟；如果绞尽脑汁还是领悟不了，说明这家伙悟性太差，“朽木不可雕”，挨几句训斥，势所必然。既是权威，则只可信仰，只可膜拜，不容质疑。《论语》并非源于理性思考和逻辑推理的科学性著作，而是一部语录。一旦孔子被后世帝王誉为“大成至圣先师”，中国人对这部语录便只有怀着无比崇敬的心理使劲背诵的份儿了。

思想与权威毫不相容，可谓誓不两立，不共戴天。在思想界，当然也有思想大师，也有学术权威，但所谓思想大师和学术权威，仅指他们在思想领域的造诣而言，而非他们的为学态度和表达方式。任何思想大师和学术权威，若是名实相符，货真价实，都必须以平等的身份与人对话，随时打算回应他人的质疑，时刻准备着说服他人和被他人说服。逻辑和理性高于思想大师和学术权威。那些发表观点斩钉截铁，自信满满，居高临下，却从未对之加以充分论证甚至哪怕只是稍做论证的学者，其实可能只是以思想深刻见解高超自欺，倘若深究起来，他的内心恐怕不免有些惶恐，有些不安，有些忐忑，因为他甚至不敢对自己的思想观点加以逻辑的分析和检验。不可否认，孔子是一位天才，他并非“述而不作”，多少有点创造性和本质性的洞见。有些自明性真理确实不必论证，不靠论证而得以成立。再者，孔子是至圣先师、无上权威，以后自有信奉者和膜拜者为他的言论提供各种论证。且看孔子之后的历代儒生，多为应声虫、传声筒，画地为牢，故步自封，毫无创发性洞见。

但众所周知，世上受供的权威或自命的权威固然多如恒河沙数，真正的天才却犹如凤毛麟角般稀罕，假如一位学者并不自视为天才，并不以权威自居，他就必须主动为自己的观点做论证。论证的实质，就是人与人以平等的身份对话，惟理性是从，共同探索真理。论证意识的有无，是思想的一个极为显赫的标志。思想，就是自由地、充满激情地提出自己的观点，然后或同时，充分地、合乎逻辑地为自己的观点做论证。

思想探索与权威意识毫不相容，对作者如此，对读者也是如此。去权威意识，对于读者或接受者进入思想领域甚至是更为重要的前提。因为权威意识是怀疑精神的死对头，而思想始于怀疑。其实，不必说声名显赫的权威，哪怕只要面对一个有些水平的小名人，我们都会不由自主地肃然起敬，低首下心，仔细阅读倾听他的每一句话，俨然每一句话中都隐含着难以索解的微言大义，信奉取代了怀疑。服从权威几乎是一种不可抗拒的人性本能。我们纵然不受强势媒体的牵制，勇于藐视当前的许多所谓名家，但我们有足够的胆量和学识去藐视柏拉图、康德和胡塞尔吗？尊重权威、崇拜大师的情结，尽管人所固有，但有轻重之分。而在中国，权威意识早已根深蒂固，乃至到了不可救药的地步。权威意识与奴性意识，同出而异名，是一枚硬币的两面。数千年来的中国人对孔子奉若神明，视之为智慧的化身、思想的极境，口口声声“中国文化博大精深”，“中国语言是世上最美的语言”，这种观念本身就是权威意识或奴性意识的典型症状。权威意识是如此的深入人心，结果，偶尔有几个人审查一下传统文化、批判一下传统文化的弊端，便被斥责为“数典忘祖”、“不孝子孙”、“崇洋媚外”、“破坏大于建设”云云，譬如画家吴冠中最近不过说了齐白石绘画没什么创造性，就被画家和批评家群起而攻之，讥为“不懂中国传统文化”。难道会舞弄几下笔墨，对齐白石顶礼膜拜才是“懂传统文化”？五四诸子的批判精神、怀疑精神和理性精神，在当前中国似乎早成明日黄花。这是思想的悲哀、思想的末日。

权威意识不去，怀疑精神不来。怀疑，有对权威言论的怀疑，有对貌似天经地义的常识的怀疑，也有对自己不自觉地接受的信念的怀疑。怀疑不至，问题也便无从产生。怀疑总是个人的怀疑，应怀疑之邀而至的问题也是个人的问题。没有仅属于个人的问题，谈何独立思考？更遑论思想的探索和创造性建构了。怀疑是个人意识形成的标志，是人的自由本性在思想领域的现身。笛卡儿的“我思故我在”，正是对怀疑、对思想、对自由的至高肯定。帕斯卡尔说“人是能思想的苇草”，人的生命脆弱如草，但自由的思想使这根苇草坚挺劲拔。世上惟一不可被外在力量所剥夺的自由，就是思想自由。斯多葛主义者爱比克泰德曾经以否定的方式肯定了这种思想自由：“我必须死。那么我也必须呻吟着死么？我必须被锁禁，那么我也必须是悲哀着的么？我一定要被放逐，但是我可以微笑着，愉快地、宁静地而去，有什么阻挡我这样做的呢？”在任何情况下，我们总是可以自由地思想，自由地怀疑。

不过，假如一个人的怀疑意识过于发达，也可能成为一种“心理强迫症”。对一切思想尚未深入探究，尚未获得理解，便要加以怀疑，这同样是思想的敌人。动辄怀疑，始终无所信奉，怀疑便确实是一种纯粹破坏性的力量，正如自由意志也会导致犯罪行为一样，一味怀疑，最终将令人陷入思想的迷茫和虚无。由此看来，怀疑有真怀疑和假怀疑，真怀疑的特点是：从中可以形成真问题，这个或这类问题可以展开我们的探索，并在探索过程中有所收获；同时，真怀疑不排斥吸收借鉴他人和前人的思想。古希腊毕达哥拉斯学派有一句箴言：“先倾听，后理解”。奠基于理解之上的怀疑才是真怀疑。

事实上，倾听他人和前人的思想，努力学习、理解、掌握思想史，乃是形成自己思想的一个必要预备阶段。思想尽管是个人的自由思想，但个人从来离不开人类，而思想从来离不开历史。惟有熟悉人类最高智慧汇聚而成的思想史，善于转化他人的问题为自己的问题，进入他人的思路，借助、调动和运转他人的思考成果，方能学会真正的思考，也才可能最终形成我们自己的思想。而在这“始而怀疑，继而探索，终于有得”的漫长过程中，始终伴随我们的是理性精神和自由精神。 （2008-4-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