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抄一篇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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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词句生涩，欢迎指点一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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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序

－－－一个中国古典知识大众化的构想
许多讨论或研究中国文化的学者，大概都承认一桩事实：中国文化的基调，是倾向于人间的；是关心人生，参与人生，反映人生的。我们的对贤才智，历代著述，大多围绕着一个主题，治乱兴废与世道人心。无论是春秋战国的诸子哲学，汉魏各家的传经事业，韩柳欧苏的道德文章。程朱陆王的心性义理；无论是贵族屈原的优患独叹，樵夫惠能的顿悟众生；无论是先民传唱的诗歌、戏曲，村里讲谈的平话、小说……等等种种，随时都洋溢着那样强烈的平民性格、乡士芬芳，以及它那无所不备的人伦大爱；一种对平凡事物的尊敬、对社会家国的情怀、对苍生万有的期待，激荡交融，相互辉耀，缤纷灿烂地造成了中国——平易近人、博大久远的中国。
可是，生为这一个文化传承者的现代中国人，对于这样一个历史悠人、胸怀天下的文明，这样一个塑适了我们、呵护了我们几千年的文化母体，可有多少认识？多少理解？又有多少接触的机会，把握的可能呢?
一般社会大众暂且不提，就是我们的莘莘学子、读书人，受了十几年的现代教育以后，究竟读过几部历代的经典古籍？了解几许先人的经验智慧？当年林话堂先生就曾感叹过，现在的大学毕业生，连“中国几种重要丛书部未曾见过”，遑论 其他？
特别是近年以来，电视、电影和一般大众媒体的普遍流通，更造成了一个的畸形文化当道、社会价值浮动的生活形态。西方的一位著名学者雷文孙所说的当代世界是一个“没有围墙的博物馆”，固然说明了这一现象，但真正的问题，却在于我们的根性尚未扎稳，就已目迷五色地跌入传播学者所批评的“优势文化”的幅射圈内，失去了自我特质与创造的能力。
何况，近代的中国还面对了内外双重的文化焦虑，自内在而言，白活文学运动固然开发了俚语俗言的活力，提升了大众文学的地位，觉悟到社会群体的知识参与力，却相对地减损了我门对中国古典知识的传承力；以往属于孩童启蒙的“小学”教育，属于读书人必备的“经学”常识，都在新式教育的推动下，变得无比艰涩与隔阂了.自外在而言，五四以来的西化怒潮，不断开展了对西方经验的学习，对传统意识的批判，意兴风发地营造了我们的时代感觉与世界精神，为我们的现代化打下了一定程度的基础，它也同时疾风迅雨般地冲刷着中国备受误解的文明，削弱了我们的文化认问与历史根源，使我们在现代化的整体架构上模糊了着力的点，漫漶了精神的面。
几十年前，国际联合会教育考察团在一份报告书中曾一针见血地指：欧洲力量的来源，经常是透过古代文明的再发现与新认识而达至；中国的教音也理当如此，才能真实发挥它的民族性与创造性。
事实上，现代的学术研究，也纷肯定了相的论点。文化人类学所剖示的，每一个文化都有它的殊异性与持续性；知识社会学所探讨的，一个文化的强大背景与典范人物，常常是新一代创造者的“支援意识”的能源；而李约瑟更直截了当地说，除了科技以外，其他文化的成果是没有普遍性的。在这里，当我们回溯了现代中国的种种内在、外在与现实的条件之余，中国文化风格的深透再造，中国古典知识的普遍传承，更成了炎黄子孙无可推卸的天职了。
《中国历代经典宝库》的编辑印行，就是这样一份反省与辨认的开展。
在中国传延千古的史实里，我们也都看到，每当一次改朝换代或重大的社会变迁之余，都有许多沉潜会通的有心人站出来，颠沛造次，心志不移地汲汲于兴灭继绝的文化整理；传道解惑的知识普及—孔子的汇编古籍、有教无类；期间的校理众书、编目提要；郑玄的博古知今、遍注群经，乃至于孔颖达的《五经正义》，朱熹的《四书集注》，王心斋的深入民众、乐学教育….他门或以个人的力量，或由政府的推动，分别为中国文化做了修旧起度、变通传承的伟大事业。
辛家革命以来，也有过整理国故的呼吁、读经运动的倡行；商务印书馆更曾经编照印行了相当数量、不同种类的古书今释语译。遗感的是，时代的变动太大，现实的条件也差，少数提倡者的陈义过高，拙于宣导，以及若干出版物的确于学术界或知识分子的需要；这一切，都使得历代经典的再生，和它的大众化，离了题，触了礁。
当我们着手于这项工作的时候，我们一方面感动于前人的努力，一方面也考虑了当前的需求，从过去疏漏了的若干问题开始，提出了我们这个中国古典知识大众化的构想与做法。
我们的基本态度是：中国的古典知识，应该而且必须由全民所其享。它们不是知识分子的专利，也不是少数学人的独况，我们希望它能进入到大众的生活里去，也希望大众都能参与到这一文化传承的事业中来；何况，这些历代相传的经典，又有那么多的平民色彩，那么大的生活意义——说得更彻底些，这类经典，大部分还是平民大众自身的创造与表现。大家怎么能眼睁睁地放弃了这一古典宝藏的主权呢?
为此，我们邀请的每一位编撰人，除了文笔的生动流畅外，同时希望他能拥有古典的与现代的知识的专家、学者，对当前现实有一适当的理解与同情。在这个基础上，历代经典的重新编撰，方始具备了活泼明白、深入浅出、趣味化、生活化的蕴义。
也是为此，我们出版这套书，除了面向多层次的读者外，还考虑到青少年读者。毕竟，这是一种文化扎根的事业，扎根当然是愈早愈好，在最有吸收力、阅读力的年岁，在最能培养人生情趣和理想的时候，我们的青少年朋友就能与这些清澈的智慧、广博的经验为友，接触到千古不朽的思考和创造，而我们所谓的“中国古典知识大众化”，才不会是一句囗号。
这也意味了我们对编撰人写作态度的恳盼，以及我们对社会群体的邀请。但愿透过这样的方式，让中国的知识、中国的创作，能够回流反哺，回到每一个中国家庭里，使每一位具有中学文化程度以上的中华子民，都能喜爱它、阅读它。
我们深深明白中国文化的丰美，它的包容与广大。每一时代，每一情境，都有不同的创作与反省；它们或惊或叹、或悲或喜，或温柔敦厚、或鹏飞万里、虽然形式多端、诉求有异，却丝毫无损于它们的完美与贡献。这也就确定了我们的选书原则：尽可能的多样化与典范化。像《四库全书》对佛典道藏的排斥、像历代经籍对戏曲小说的贬抑，甚至多数人都忽略了的中国的科技知识、经济探讨、敦煌遗墨，都是我们所不愿也不宜偏漏的。
就这样，我们在时代意义的需求、历史价值的肯定、多样内容的考量下，从二十五万三千余册的古籍旧藏里，归纳综合，选择了目前呈现在诸位面前的五十八部经典。这是我们开发中国古典知识能源的第一步，希望不久的将来，我国能继续跨出第二步、第三步…
我们所以采用“经典”二字为这六十部书的结集定名，一方面是——《说文解字》所释的，“经”是一种有条不紊的编织排列：《广韵》所说的，“典”是一种法，一种规则。它们的交织运作，正可以系统地演绎了中国文化的风格面貌，给出我们日常行为的规范、生活的秩序，情感的条理。另一方面——也是采用了章太炎先生的说法它们是“当代记述较多而常要翻阅的”一些书。我们相信，中国文化的恢宏壮丽，必须在这样的襟怀中才能有所把握。
与这个信念相表里，我们在这六十部经典的编印上，不作分类也不予编号。这套经典对我们是一体同尊的，改写以后也大都同样亲切可读，我们企冀于提供的，是一套比较完备的古典知识。无论古代中国七略四部的编目，或现代西方科技分类的正名，都易扭曲了它们的形象，阻碍了可能的欣赏，这就大大违反我们出版这套书的谛旨了。
但在另一种意义上，我们却分别为旧典赋予了新的书名，用现代的语言烘托原书的精神，增进读者对它的亲和力，当然，这也意味了它是一种新的解释，是我们以现代的编撰形式和生活现实来再认的古典。
也是在这种种实质的、阅读的要求下，我们不得不对原书有所去取，有所融汇与变通。墨如，原典最大的《资治通鉴》，将近三百卷的皇皇巨署，本身就是一个雄伟的书中帝国，一般大众买难轻易地一窥堂奥。新版的《帝王的镜子》做了提玄勾要的梳理，形式也类同袁枢《通鉴纪事本末》的体裁，把它作了故事性的改写，虽然字数浓缩了，却在不失原典题旨的照顾下，提供了一份非专业的认知，其他的部分经典，也有类似的写法。这方面，欧美出版界到有不少可供我们借鉴的例子，远的不谈，就以汤恩比的《历史研究》实说，前六册出版了未及十年，桑马威尔就为它作了浓缩至六分之一的大众节本，畅销一时，并曾获得汤氏本人的大大赞赏。我们的作法虽不必尽同，但精神却是一致的。
再如，原书最少的老子《道德经》，这部被美国学者蒲克明肯定为未来大同世界家喻户晓的一部书，短短五千言，我们却相对地扩充、阐释，完成了十来万字的《生命的大智慧》。又如《左传》、《史记》、《战国策》等书，原有若干重叠的记述，经过编撰入的相互研讨，各有删节，避免了雷同繁复。………由于历代经典的缤纷多彩，体裁富丽，笔路万殊，各编撰人曾有过集体的讨论，也有过个别的协调，分别作成了若干不同的体例原则，交互运用，以便既能充分发挥原典精神，又能照顾现实需要，为广大读者打出一把把迈入经典大门的钥匙。
无论如何，重新编写后的这套书，毕竟仍是每一位编撰者的心血结晶、知识成果。我们明白，经典的解释原有各种不同的学说流派，在重新编写的过程里，每一位编撰者的参酌采用，个人发挥，我们都奇寓了最高的尊重。
这套书，分别附上了原典或原典精华，不只是强调原典的不可或废更在于牵引有心的读者，循序渐进,自浅而深，但愿我们的读者，在举一反三、触类旁通之余，更能一层层走向原典，去作更高深的研究，缔造更丰富的成果，上下古今，纵横万里，为中国文化传香火于天下。
是的，我们衷心希望，这套《中国历代经典宝库》的编印、将是一扇现代人开向古典的窗；是一声历史投给现代的呼唤；是一种关功与拥抱中国的开始；它也将是一盏盏文化的灯火，在漫漫书海中，照出一条知识的、远航的路——
也许，若干年后，今天这套书的读者里，也有人走入这一伟大的文化殿堂，与先圣先贤井肩论道，弦歌不辍，永世长青地开启着、建构着未来无数个世代的中国心灵。
历史在期待。